后现代主义与人文精神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15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0）03—0319—05
当意大利艺术家瓦隆里（1511—1574）在400 多年前第一次提出“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时，他也许根本没有想到，文艺复兴虽然拿出了公元前2世纪的诗人特伦斯的诗“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 我无不具有”为主要口号，但这决不是古希腊思想的简单回归，而是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方向。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1]（第354页）。瓦隆里更想不到的是，文艺复兴运动用人性将神性打下了擂台、动摇了宗教拜物教后，却带来了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拜物教和科学主义的科技拜物教。而所有这些，又不同程度反过来制约了人文精神的张扬。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人文精神的重建就和文艺复兴运动类似，它决不能被看做是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的回归和重建，而是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方向。
一
后现代主义是人文精神重建的当代基础。
在当代，现代化运动使科学和经济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的追求却导致了现代科学主义，而现代主义漠视了宗教拜物教却导致了经济拜物教和科学拜物教，走向了人文精神的反面。面对现代化产生的许多负面影响，面对人的生物性能力和社会承受力的减弱，面对精神的囚禁和自我解放的矛盾，面对工业化、现代化、生态环境对人类尊严和价值的挑战，人文精神失落了。
原因并不复杂，人文精神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反映。所以，在古代英雄时代，产生了悲壮、伟大、崇高、理想、意义等精神追求；在近代，与工业化和科学理性的胜利相对，产生了对规律、秩序、规范等的精神追求；在现代，随着现代化和科学主义、经济主义的发展，世界渐渐变成了后现代主义物理学家格里芬所讲的“机械的、科学化的、二元的、家长式的、欧洲中心论的、人类中心论的、穷兵黩武的和还原的世界”[2]（第5页）。在这种世界中，根本没有人的精神的位置。加上由于现代化运动导致的竞争加剧，使得人们社会压力加大，人们变得更为现实、更为实际，对物质的关注，使得人们渐渐淡忘了或顾不上精神的需求。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精神是人类的本质需要，人和非人的一个重要界标恰恰就在于是否具有精神生活。也就是说，精神是人类的必须的本质的需求。这种精神的空场势必导致人类新的精神饥渴。于是，人类精神被机械化、决定化、教条化、公式化、模式化，人文精神被束缚起来。弗洛姆在20世纪50年代曾指出，在这种情景中，人的行为竟同机器一样。结果，精神走下神坛，理性走向感性，精神日益肤浅，这越来越成为当代精神发展的一大显著特点。于是也就有了《画说资本论》、《漫画中国文化》、《漫画西方哲学》等（这当然不是为了儿童）。于是，在对白话小说“今译”之后，又有了对一些通俗小说的注解。这种工作居然又被冠以“开创性”的并赋予其“补白”的重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电视人都可以成为明星人物，而精神就是电视精神，名人就是歌星影星，其他只有诉诸别的媒体才有可能知道的所谓名人就不要怪大家不知。一句话，只有当精神具有好看（时装等）、好玩（电子游戏等）等功能时，精神才真正“世界化”、“普遍化”了。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精神的俗化”。精神也成了一种单调的快餐文化。
这种“精神的俗化”，既表明在当代人类对精神的需求仍然像饮食一样难以摆脱；同时也表明，在当代，精神只有在感性化“加工”后才能被更多的人“消费”。它的意义在于，可以使精神生活从多年一直被知识分子和其他有闲群体“专门消费”的状况中走出来，使更多的人甚至没有多少知识背景的人都有机会消费这种高级产品。但同时，精神也被贫乏化了。
问题是，一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精神产品可以被直观化、感性化。有些精神活动和感性活动本来就是一体而难以分离的，如审美，审美是生命活动。过去有人认为审美是属于精神的、灵魂的、理性的，是和欲望、情欲对立的。现在证明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过去有人批判唯心主义美学，将美和人分离，现在证明这也是十分不妥的。伏尔泰说过，在撒哈拉沙漠，黑女人觉得黑男人是最美的，雄蛤蟆会认为世界最美的是雌蛤蟆，魔鬼会说，头上长角、腿上长刺是世界上最美的图形。另一方面，也应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如果有读者需要更高的精神形式，当然应该予以满足。当然，任何一种精神产品都有它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对一些精神产品来说，虽然可以将其直观化、简单化，但可能却不是其最好的表达方式。因此，还应有一些专门化的表达，不管它有多繁难。除此之外，精神的直观化、表象化、庸俗化也容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目前中国面临的扫黄打非任务的艰巨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代人类的精神发展也是当代人类心理需求的结果。1993年，俄罗斯《哲学问题》就此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讨论。不过，它们的问题更集中、更典型，主要讨论的是当代和未来人类能不能脱离书籍而生活。试想想，如果人类连书籍都不能摆脱，那么，当然也就不可能脱离精神而生活。这种不能脱离不仅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因为人不能离开语词而生活，人不能离开文化而生活。当然，文化有许多形式，文化的基础之一就是书。不同的是，读书需要学习，需要知识准备，不管如何加强可读性和可观性，也不会似电视和其他形式那样生动直观。不过，书籍虽然没有电视等传媒生动，但要想获得系统的知识还非书籍不可。于是，为了满足人类直观快捷地获取知识的需要，当代人类正在通过电脑及互联网掀起一场传媒学的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没有了家园，只能冷冰冰地面对无情的客观世界。法国还原论的生物学家雅克·莫诺承认，“现代科学的主要模式在深刻的人类精神需求和价值观面前无能为力”。他指出，如果人类只能接受科学主义的精神，“那么人们最终必须从其千百年的梦想中觉醒；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他是完全孤独的孤立的。现在，他最终真正认识到，他像一个吉普赛人，生活在一个异化世界的边缘。这个世界听不到他的音乐，无论对于他的希望，还是对于他的痛苦或罪恶，这个世界都无动于衷”[3]（第106页）。
后现代主义者们对这种状况下精神的困境十分不满并忧心忡忡，在商业化和反商业化的矛盾中，在严肃与通俗的矛盾中，在意识形态化与非意识形态化的矛盾中，在文学功能和哲学功能的矛盾中，在政治控制与民主精神的矛盾中，在拜金主义与诗意关怀的矛盾中，在科学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矛盾中，他们转到了另一极端。
他们反绝对，反权威，反本质，反本体论，反理想，反崇高，反道德，反秩序，反规律，反决定论，反中心，反真理，反意义。正如莱恩所说：“今天，被我们称之为正常、健全、自由的疯狂渗透了我们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所有的参照系都意义不明、含糊不清。”
二
后现代主义对于人文精神的重建有重大的意义。它对于立足于现代化运动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简单化、模式化予以了严厉地批判（注意，现代主义并不像传统理解的那样抹杀人文精神，它不过是使人文精神简单化、表象化、感性化）。与现代主义相反，后现代主义认识到，精神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现象，并力图恢复精神原本的复杂面目。这一点，有些学者也认识到了。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与复杂性有着不解之缘”，并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种思潮”[3]。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精神实质的认识上， 也表现在他们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态度上。可以说，没有一种主义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因为任何一种主义都会有某种边界、某种统一的规范，但后现代主义没有，以至于很难把他们归入某一思想体系中。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都观点迥异，同其它别的主义不同的是，这里也不存在谁说服谁的问题，大家可以各持己见，也不试图去确立什么（比如后现代秩序）。“为确保思想霸权、方法霸权永远不再建立”，为了“使王位的空缺成为常态”[2]（第2页），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往往对建构一种新哲学、新思想体系、新世界观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怕自己在批判现代主义精神的基础上犯与现代主义同样的错误。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哲学中流行的二元论和还原论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二元论和还原论是一种“祛魅的哲学”，它导致了整个世界和“自然的祛魅”，这种世界和“自然的祛魅”使得丰富的精神世界被彻底消解，消解成了无血无肉的“空洞实在”。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的本质被解构成一个个简单的、最小的基本粒子。在这些粒子中，没有了任何色彩、声音、生命，也自然就没有了精神的任何位置。在这种情况下，精神至多只被理解为副现象的。
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盖尔曼教授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用较低层次的理论来解释较高层次的现象的过程，通常被称为‘还原’（reduction）。我没听说过哪个严肃的科学家相信， 存在着不是起源于基本物理力的特殊的化学力。虽然一些化学家可能不喜欢这么说，但事实确实如此。从理论上讲，化学可以从基本物理学导出。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还原主义者（reductionists）， 至少在物理和化学方面是如此。但是，在允许化学现象发生的特定条件下，化学比基本粒子物理更特殊这一事实，意味着为了导出化学定律，哪怕是在理论上导出，必须将那些特殊条件的信息代入基本粒子物理方程。没有这一思想，还原的概念就是不完善的”[4]（第112页）。
后现代主义者们认识到，这样一来，整个世界以及人类的全部意义就都被消解了。实际上，许多物理学家自己也都持这种看法。美国著名的宇宙学家史蒂芬·温伯格在其闻名遐迩的著作《最初三分钟》中就称，“宇宙越看似容易理解，它就越是似乎毫无意义”[2]（第8页）。所以他认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的意义。但是他认为，现有的还原论的物理科学并不能有助于此。这是十分明显的。从还原论的角度看，一切都不过是粒子的组成：美女、爱情、欢乐、悲哀、生死……所以大可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逻辑实证主义者伯兰特·罗素也认为：“人是原因的产物，这些原因不能够预知其所产生的结果；人的起源、希冀、爱和信仰，都只不过是分子偶然排列的结果”[2]（第8页）。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观察和认识世界的后现代世界观 （Weltanchauung），主张彻底消解一体化的精神世界， 倡导一个多元的精神世界，反对一切形式的精神压迫，追求一种精神无度的、狂欢性的精神解放和个性自由。后现代主义清楚地认识到，精神的自由是而且必须是精神的多元化的自由。没有多元化的精神，绝不可能是自由的精神和解放的精神。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艾根（M.Eigen）教授的研究证明， 精神是物质不断多元化的漫长地质进化的产物，且本身就是多元化的。艾根认为，在宇宙的早期进化中，世界是简单的，也很单一的，物质所内含的信息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非线性（误差）导致的新质的产生十分困难，即使产生出来，也很难稳定下来，大多消失了。因为信息储存很少，所以，具有新质的物质在自复制所产生的任何新的东西因不适应环境而消亡的时候，其自身也由于信息丧失而难以存活下来。正是由于非线性作用产生的新质逐渐存活并多起来，信息的涵量增大并不断积累下来。所以，进化才持续了下来，而且随着物种多元化、多样化，物种也越来越复杂，特种所含信息量也越来越多，所含信息量也被大大保存（消亡率大大降低）。特别是当人类产生之后，精神（包括语言和文化）也产生了出来，而精神的产生既是世界多元化的结果，也是世界进一步多元化的重要原因。
后现代主义在思维方法上也开始从分析范式走向系统范式。这是因为，现代主义所处的是分析的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分析范式。而后现代主义所处的则是综合的时代、系统的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系统范式。
后现代主义的系统范式给出了一种重要的生态观。首先，后现代的生态观是一种与现代分析科学的认识论模式完全不同的整体的思维方式。当然，后现代生态学家也会使用分析方式，但却是为了服从于整体的需要。其次，后现代生态观提供了一种新的实在观。如后现代主义者小西奥多·C.富万在《生态系统和环境》一书中指出的，“后现代的实在观点来源于生态学对世界形象的描绘：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的密切相互作用的、永无止境的复杂的网络”[2]（第132页）。再次，后现代生态学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如弗雷德里克·弗雷指出的，“在生态学家的世界中，价值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后现代的生态学的一系列价值观与以往现代科学观点为特征的操纵的和普罗米修斯的价值观截然不同。与之相应，适应于生态意识的价值观是一种适度的、自我节制的和完整的价值观”[2]（第133页）。
三
但是，让后现代主义来真正担负起人文精神重建的重任也有些勉为其难。
从本质上说，后现代主义将人文精神转向了人们的宗教情结，将文艺复兴从前门驱逐出去的宗教又从后门放了回来。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科学产生的“自然的祛魅”（将一切活性还原为基本粒子）十分反感，认为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否认了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由于这种否认，自然被剥夺了其特性一即否认自然具有任何特质。……因而，宇宙间的目的、价值、理想和可能性都不重要，也没有什么自由、创造性、暂时性或神性。……如果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无意义的，那么作为其活动之一的科学，必定也一样毫无意义。”而且，正如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阿尔科克所言，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科学’，即人们常说的灵学（parapsychology），在字面上是矛盾的。假如科学的真正实质是唯物论的，精神的科学怎么可能存在呢”？[2]（第168页）
问题十分明显，精神发展可以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效应。而且，精神的这种作用往往是双向的和同时出现的。如没有宗教和宇宙观，人们对生和死不会思考（科学是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当爱因斯坦听说他最好的朋友贝索去世后，曾安慰其家人说，在我们这些研究理论物理的人看来，人的生死实际是无所谓的），也没有精神自律，而有了宗教又会产生偏执和狂热。德国的纳粹，证明了信念、精神等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
宗教当然也内涵有人文精神。但宗教并不就是人文精神，或宗教并不能简单地取代人文精神。后现代主义则走向了一个极端，似乎只要一谈人文精神的重建，就必须要回到宗教那里。国内最近也有一些学者借后现代主义这股风倡导宗教改革，认为宗教改革是改变民质，实现中国改革的关键。还有人将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那套见解照搬了过来，认为宗教对人文精神的改造将极大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
后现代主义总体上说重破坏而轻建设，因此，尽管它为当代人文精神打开了缺口，但本身却并不能完成人文精神重建的任务。这一点，后现代主义者们也认识到了，所以，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从“破坏”走向了“建设”，其主要代表就是罗蒂、霍伊、格里芬等。但是，由于他们为了避免所谓的“思想霸权”而持的谨慎态度，所以不大可能形成一种真正建设性的理论。
后现代主义在许多方面尚难达成共识，除了在系统范式上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外，在许多细节问题上分歧种种。
后现代主义虽然意识到了物质的纠缠可能会影响人文精神的追求，但却走向了极端。和现代主义偏重于物质的倾向相反，后现代主义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偏重于纯粹的精神活动，也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对立起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科学主义导致的许多问题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存在更多的是对科学的缺乏。在那里，尚不存在由科学主义引发的人文精神问题，或由科学主义引发的人文精神问题微乎其微。在那里，更多的问题是由于缺乏科学导致的，因而更多的问题可能是如何依靠科学增进物质财富的问题，而不是首先去解决什么由科学引发的精神危机的问题。这种观点忘记了物质是精神发展的基础。
因此，尽管在当代，随着物质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兴起，对于精神的需求包括对艺术的追求比历史任何时期都要强烈。但所有这一切不能也不可能脱离物质现实的发展，而且只有通过物质发展的基础才能真正持续发展。也就是说，精神的发展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发展程度以及社会发展对精神的需求程度，而且和人们的物质发展水平紧密相关。
后现代主义不仅仅作为超现代的面目而出现，更多的是以反现代的面目出现（激进后现代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精神的追求上也大多走向了现代主义的反面。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主义时更多的是摧毁了旧有的精神规范却没有形成新的精神规范，结果，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导致了当代精神的严重失范。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使后现代主义更多的是走向了虚无，因而产生了许多消极因素。
后现代主义虽然看到了特定意识形态可能对人文精神的重建产生消极影响，但他们由此想完全抛开意识形态来论及人文精神又是十分不现实的。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文精神同一定意识形态的必然联系，从而将人文精神的重建和意识形态分割开来。
长期以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以精神的非意识形态性来批判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精神发展的意识形态战略。反过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非中立性为基础，对精神的非意识形态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批判。这些都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自主发展十分不利。
实际上，精神发展不仅和人们的社会发展水平、发展需求紧密相关，还和政治发展的需要紧密相关。在特定国家和社会环境中，统治阶级为了统治和维护统治的要求，也需要精神这一有利的工具。所以，精神发展除了具有多样化的意识形式外，还具有特定意识形态的意义。也即，精神除了体现一般的非意识形态的社会需求外，也体现特定政治需求的意识形态性，是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的统一。
而且，后现代主义缺乏重建人文精神的物质力量和现实力量。面对当代精神发展的困境，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的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和对立。在这一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不得不屈服于环境，不得不屈服于时代精神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主义所能做的只能是走向社会批判，这种批判有两个方面，既涉及对现代化的理性或科学主义的批判，也涉及到对后现代自身的批判，甚至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自我批判。
尽管如此，后现代主义为人文精神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虽然沿这个缺口走下去可能会倒向虚无（像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表现的那样），但也可能从这个缺口走向一个新的人文精神发展的黎明——正如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所孜孜以求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