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执政时期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论文,经验教训论文,矛盾论文,时期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8；D33；K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6-0003-09
世界上任何政党，不论处于执政时期还是在野时期，党内矛盾总是难以避免的。这是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也不例外。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内矛盾的性质、内容、特点和方式有很大不同。各国国情不同，也会使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表现形式不同。如果说，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时期的党内矛盾和争论主要围绕怎样“夺取政权”问题进行的话，在执政时期则主要围绕如何“治国理政”问题开展。苏共①在执政70多年中，对党内矛盾的认识和处置方法有不少变化，但总的说来，它未能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也未能正确地处理执政时期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留下许多经验教训值得研究。
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已经出现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但仍是一个沙皇专制统治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着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如何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使俄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一党执政的模式，使治国理政的重大决策都由苏共来确定和贯彻。因此，围绕重大决策的党内意见分歧和争论经常发生，这是苏共执政期间党内矛盾的一个特点，也是党内争论的主要内容。党内矛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围绕党内政治权力的斗争，确切地说，主要是为争夺党内领袖地位问题的争论和斗争。这两类矛盾常常交织在一起，使党内矛盾有时显得格外激烈和复杂。这里选取不同时期的若干事例进行评析，以资借鉴。
一、列宁留下的政治遗产
围绕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党内争论，是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第一次并具有典型意义的党内争论。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俄国作为交战国与德奥等同盟国仍处于交战状态。苏维埃共和国如何对待这场战争，是新政权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和严峻选择。连年的战祸已经使俄国土地荒芜、士气低落、经济崩溃，如果继续战争，无异于葬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德方提出的媾和条件十分苛刻，如果接受这样的条件，又会使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承担国家受屈辱的“罪责”。于是，围绕要不要签订和约，国内和党内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此时，一些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纷纷把自己装扮成“伟大的爱国者”，叫嚷布尔什维克如果接受和约条件，就是出卖民族利益。尤为严重的是，围绕要不要缔结单独的对德和约，党内也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1918年1月21日，列宁在参加全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60多名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立刻缔结单独媾和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列宁认为，如今既没有进行革命战争的物质力量，西方国家爆发革命的时间又无法精确推算，而拖延谈判的可能性又不复存在，那么惟一的出路是德方提出最后通牒后立即签订和约。如果继续进行战争，必然的军事失败将会迫使俄国接受更加苛刻的和约，招致无产阶级政权的毁灭。列宁提出与德国单独媾和的基本出发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保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分析说：“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将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腾出手来继续推进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②
在这次会议上，党内对和约问题形成了三派意见：主和派、主战派和不战不和派。主和派以列宁为首，主张立即签订割地和约；主战派以布哈林为首，他们自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强烈主张中断和约谈判，向德国宣布革命战争；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中间派，提出“不战不和”的方案，即宣布结束战争状态，让士兵复员回家，但拒绝签订条约。这是党内意见分歧的第一次亮相。在革命胜利初期激情高昂的时刻，主战派一开始就在党内占上风。表决的结果是，主战派得到32票大多数人的拥护，托洛茨基“不战不和”的方案得到16票的支持，而列宁的提纲只获得15票的支持。
1月24日，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争论进一步展开，三派都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列宁再次提出了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的主张，他坚持认为，在普遍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以前，苏维埃俄国必须坚持下去，而这只有缔结和约才能做到。布哈林认为列宁的立场是错误的，必须从国际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共和国；若是签订了和约，保住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却会失掉国际革命运动的良机。洛莫夫甚至反驳列宁说，我们想为了保住婴儿（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放弃战争，然而，或许正是我们被扼杀，才能发动起西方的革命，而如果签订和约，就意味着向德国帝国主义投降③。左派共产主义者甚至认为，“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作好可能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④托洛茨基派则主张尽可能拖延停战期限，但不签订和约。
在此期间，托洛茨基率领苏俄和谈代表团再次前往布列斯特与德方谈判，列宁曾和托洛茨基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一直坚持（拖延）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才让步。2月10日，德方提出一个最后通牒式的声明，要求立即根据德国提出的条款签订和约，声称如果遭到拒绝，就立即恢复军事行动。面对这种情况，托洛茨基没有按照事前与列宁的约定签署条约，擅自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单方面宣布结束同德国、奥匈帝国等的战争状态，同时向俄国部队发出全面复员的命令⑤。代表团随即离开了布列斯特，使和约谈判至此中断。
2月15日晚，苏俄政府收到德国关于中止停战和恢复军事行动的正式通知。面对突如其来的最后通牒，党中央委员会就是否接受德方条件、恢复谈判召开两次紧急会议进行讨论。17日晚，有11名中央委员出席会议，结果以6票比5票否决了列宁的主张。次日上午，党中央委员会继续开会，列宁又一次提议就恢复和谈、缔结和约的问题进行表决。然而，列宁的方案再次以6票支持、7票反对的结果遭到否决。2月18日中午开始，德军向苏俄发动了全面进攻。形势十分危急，当晚，党中央不得不再次开会商讨对策并通过决议，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向德方提议重开谈判。但此时已丧失了进行和谈的最佳时机，德军发动了全线进攻，在短短的5天内，德军在整个东线深入苏俄领土200多公里。2月23日上午，苏俄政府才收到德方发来的回电，实际上也是一个最后通牒，其中包含比两周前更为苛刻的新的媾和条件，并限定在48小时以内接受所有条款，派全权代表在3天以内赴布列斯特签署和约。
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不得不在当天召开会议讨论对策。这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央全会。列宁首先发言，要求抛弃空谈革命的政策，立即缔结和约，托洛茨基、布哈林继续坚持原有的立场，斯大林模棱两可。经过激烈的争论，大家仍是各持己见。这时，列宁提出对是否立即接受德方提出的媾和条件进行表决，并声明如果不接受他的方案，他将提出辞职，因为他不能为错误的决策承担责任。最后表决的结果是，列宁的主张以7票赞成，布哈林等4票反对，托洛茨基等4票弃权，列宁的提议获得通过。这个决议被通过，标志着列宁的正确主张在中央委员会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那时起，列宁的主张被称之为“中央的路线”。第二天凌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116票赞成，85票反对，26票弃权的结果同意了签订和约的决议，决定接受德方提出的新条件并派遣代表团赴布列斯特签订和约。
这是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次围绕国家命运重大决策的党内争论。争论中各抒己见、平等相待，民主气氛浓郁，开创了一个正确解决党内意见分歧的良好先例。历史的经验证明，列宁不但在对待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策略思想是正确的，同时，在对待党内意见分歧时，他能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又模范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自己意见没有获得多数通过时，能顾全大局，不计私利，服从决议；而当自己意见获得多数通过后，仍尊重少数反对者的民主权利，平等待人、和谐共事。这些都说明，列宁是遵守民主集中制的模范。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争论，旷日持久，会消耗人们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正当国内战争行将结束，苏维埃国家开始进入全面恢复经济的转折关头，俄共［布］党内又发生了一场新的规模更大、全党都被卷入其中的争论，即围绕工会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党内派别林立，各派之间互相批评指责，互不相让。党内争论的混乱局面，妨碍了执政党集中精力去完成当时最主要、最迫切的经济恢复任务。为此，根据列宁的提议，俄共［布］十大通过了一个党内禁止派别、维护党的统一的决议。这一决议有很强的针对性，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并在日后党的生活中造成不良的效果，说明党还缺乏应对和解决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的较为完整的原则和妥善的方法，俄共［布］还是一个不够成熟的执政党。
从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到1923年3月因患病而离开政治舞台，列宁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一共不足6个年头。繁重的国务活动，艰难的经济状况，激烈的党内争论，保卫红色政权生死攸关的斗争，耗尽了列宁的全部体力和精力。然而，列宁在这一期间处理执政党党内矛盾的问题上，还是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经验。
二、斯大林处理党内矛盾的错误方针
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意识到党内分歧和矛盾的严重性，在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忧虑。他最担心的是，因为他的离世而造成党的分裂。在他看来，这种分裂很可能是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实践证明，列宁的忧虑是有根据的。他逝世前后围绕着党的最高领导权力的争夺，进行得十分激烈。斗争的双方，就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
列宁患病期间，1923年秋，党内出现了关于“新方针”问题的争论。这场党内争论基本上是正常进行的，双方都能发表意见，最后由代表会议作出决议，统一认识。但在党的最高领袖病重不能视事的情况下出现的这场争论，不能不带有权力斗争的浓重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生病期间，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三驾马车”，占据了领导层的多数地位，他们联手对付托洛茨基。斯大林自1922年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后，一身三任，掌握了处理党内事务的极大权力。病中的列宁也明察到这一点，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他不无忧虑地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在斯大林处理格鲁吉亚、成立联邦国家等问题上，列宁也颇不放心，因此列宁在信中甚至建议党中央“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总书记］上调开”⑥。
列宁逝世后，俄共党内很快就出现了一场关于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争论和斗争。
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陆续发表文章，并汇集成《悼列宁》一书出版。同年9月，托洛茨基又将他早年的文章和讲话汇编成一书出版，并为此书写了一篇题为《十月的教训》的序言。正是这本小册子和这篇序言，引起了“三驾马车”的警觉和不安。总的说来，托洛茨基在书中对列宁是尊敬的，但也叙述了在某些事件上与列宁产生分歧的由来和是非。当人们以悲痛的心情悼念领袖的伟绩时，托洛茨基的调子确实不大协调。紧接着，斯大林等人先后以《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为题发表文章，指责托洛茨基怀有修正和篡改列宁主义的野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内意见分歧不再是内部的理论争论，而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大批判运动。从1924年11月至翌年1月，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在各种报刊上纷纷著文，声讨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唯有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调子与众不同，她写道：“我不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不是应对所有指控他的死罪负责，对此不是没有激烈争论的。”⑦
争论以托洛茨基的失败而告终。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联席全会作出决议，解除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这一决议，开创了俄共历史上（也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用行政手段解决党内意见分歧的不良先例。托洛茨基被逐出中央领导层后，斯大林又先后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的“新反对派”以及后来的托季联合反对派开展严肃的斗争，并在1927年党的十五大后，将所有左翼反对派首领人物开除出党，确立了斯大林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但是，党内斗争并未停息。1928年起，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矛盾开始显露，酿成一场更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这场争论，要害是新经济政策存废之争。
如何看待和评价新经济政策，是关系苏联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布哈林较准确地领会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真谛，并在新的条件下发挥了新经济政策思想。斯大林从根本上说对新经济政策持保留态度，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来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权宜之计”。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权力斗争的成分已经很少。斯大林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权势熏天，布哈林在领导层中权力并不大，从本质上说他只是一名理论家。当然，他们之间的分歧绝不仅仅是思想理论上的分歧，主要是政治上的分歧。而在政治斗争中，布哈林决不是斯大林的对手，所以斯大林必须把这一争论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才能置对手于死地。于是，布哈林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和反对党中央的大帽子⑧，并使他在“反右倾斗争”中声名倒地。
列宁逝世前后，苏联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新经济政策实行几年来已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党的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很不一致，列宁的患病和逝世，不但使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个高瞻远瞩的舵手，也使“空位期间”的权力斗争急剧升温。本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等人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颇为相近，他们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此刻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被摆到首要地位，斯大林首先要在政治上击败托洛茨基。所以他前期还表示认同和接受新经济政策，一旦击垮了托洛茨基等左翼反对派，他就以“反右倾”之名，借用托洛茨基等人的理论加以改头换面，作为清算布哈林的理论武器，直至最终废止新经济政策。可见，这一时期苏共党内矛盾和斗争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现象，大政方针的分歧和权力之争交织在一起，斯大林必须打垮所有反对派，才能确立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他也必须抛开新经济政策，建立起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才与他头脑中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相契合，他也才能成为至高无上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最高领袖。为此，斯大林还提出“社会主义愈进展，阶级敌人的反抗愈剧烈”的理论，强化对全社会的控制；提出“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理论，以清除党内所有不同派别和不同意见。在这样的理论误导下，直至掀起1937-1938年间的大清洗狂潮，千百万无辜的共产党员和民众蒙受了不白之冤。这一切，都与斯大林处理党内矛盾的错误方针是密不可分的。
三、后斯大林时期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又成为党内争论和斗争的主要内容。围绕着这一问题，党内形成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改革派和以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老臣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在清除贝利亚、反对个人崇拜、垦荒运动、恢复苏南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赫鲁晓夫表现出很大的政治勇气，成为苏联政治舞台上主张改革的代表人物。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核心试图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推行新的改革政策中来。但是在最高领导层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在内外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赫鲁晓夫要改变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而马林科夫等人从思想感情到政策实践，都竭力维护和继续贯彻斯大林时期的体制和政策。这种分歧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宫廷政变式的党内斗争，并以赫鲁晓夫的胜利而告终。
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利用赫鲁晓夫出访之机，秘密联合了中央主席团内部反对赫鲁晓夫的人，准备在主席团内部发动一次突然袭击，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他们企图依靠主席团内多数票的优势，先声夺人，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在造成既定事实、形成书面决议之后，再召开中央全会表决通过；然后由莫洛托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马林科夫重新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是，这个预谋由于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强硬反对而流产。马林科夫等人虽然在主席团内占多数，但在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中，支持赫鲁晓夫的却是多数。依靠朱可夫的帮助，双方的权力斗争很快就胜负分晓。在随后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确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已形成“反党集团”，并决定撤销这些人的党内职务。全会选出了以勃列日涅夫、朱可夫、赫鲁晓夫等15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这次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与以前有明显的不同。对于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这几个大半生都在苏联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的人物而言，他们熟知斯大林对待所谓“反党集团”成员的手段和方法；因此，当他们自己也落到这一步的时候，内心的恐惧十分剧烈。就在中央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卡冈诺维奇打电话给赫鲁晓夫请求宽恕。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认识你已经多年了。我请求你不要让我遭到斯大林时代用来迫害人的那种待遇。”赫鲁晓夫的回答是：“卡冈诺维奇同志！你的话再一次证实，你们曾经想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你们曾经想把国家拉回到个人崇拜时存在的秩序上去，你们想镇压人们。你们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别人。可是你们错了。我们坚定地遵守并将遵循列宁主义原则。如果你们能像全体苏维埃人那样诚实劳动的话，你们将得到工作，你们可以安心地工作和生活。”⑨
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人们对党内矛盾的认识，也废弃了用行政的残酷手段解决党内矛盾的恶劣做法，消除了人们对党内斗争的恐惧心理；但他没有改变苏共执政体制的根本弊端。勃列日涅夫当政18年，党内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和斗争，也没有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因而后斯大林时代的党内矛盾仍未找到一个正确的方针和较为妥善的解决方法，包括赫鲁晓夫下台、柯西金被黜免等事件仍是以不正常的方式来解决的。
四、苏共执政时期处理党内矛盾的几点思考
苏共在执政七十多年中，对党内矛盾的认识和处置有不少变化；但总的说来，它未能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时期党内矛盾的性质、特点，也未能正确地处理执政时期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致使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后果。认真总结和研究苏共执政时期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教训，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1.如何认识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党内矛盾。布尔什维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在如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问题上，在列宁的领导下作出了不少大胆的尝试。
执政初期，党内矛盾和争论有所增加，但党的领导人一般都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加以对待，即坚持实事求是，不夸大分歧，不无限上纲，平等讨论，允许反对派在党内有发言机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统一思想，或以少数服从多数形成决议，统一全党的认识和行动。
从关于布列斯特和约争论的全过程看，以列宁为代表的“立即签订割地的和约”的主张曾受到党内许多人的反对，在中央全会讨论和表决时连续三次被否决，即使同意签订和约的决议通过后的次日，由“左派共产主义者”把持的党的莫斯科区域局还通过一个不信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拒绝服从对德和约。对此，列宁从政治原则的高度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主张，批判布哈林等人“空谈误国”的奇谈怪论。但从组织的角度看，他认为反对派的言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⑩。围绕和约问题的争论，列宁看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防止小资产阶级思潮侵袭的艰巨性和重要性。列宁没有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以极大的耐心做细致的工作，即一方面对他们的“左”倾冒险主张进行严肃的批评，同时也竭力教育和团结他们，使之努力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事实证明，列宁处理党内意见分歧的方式收到良好的效果。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逐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赞成列宁的方针政策：解散了自己的组织，停刊了派别报纸《无产者》和《共产主义者》。布哈林本人也经常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1925年布哈林在给《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所写的自传中再一次提及写道：“在我的政治生活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以后的整个时期是列宁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超过任何别人的，从我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来说是这样，从我有幸能和他同在一个队伍里，并且作为一般的同志和人，我有幸能在他的身边来说也是这样。”(11)应该说，布哈林的检讨是出自内心的，这也许是布哈林后来成为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忠实拥护者和捍卫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党内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执政党要进行许多重大决策，党内思想分歧和不同政见更难以避免。一般说来，当胜利初期阶级敌人的反抗被遏制、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巩固下来之后，党内矛盾就很少带有阶级斗争的色彩。因此，执政党要形成一种机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力求采取说理讨论的方法统一认识；在意见分歧难以统一时，可以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出决议贯彻执行，但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有些问题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可以先搁置分歧，有待实践来明辨是非。要保护少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列宁在中央曾多次处在少数地位，但他坚守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不滥用权威。通过平等的党内争论和民主集中制的方法逐步统一党内思想，而不是将自己意见强加于人，压制不同的政策主张，更不随意给不同意见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这些都说明，列宁在处理党内重大意见分歧时，承认矛盾，平等待人，坚持说理，坚持民主集中制，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自然也不应成为党内的主要矛盾。执政党要运用公共权力，造福于民。最根本的，就是要制订适合本国国情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和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党内矛盾和不同意见一般不反映敌对阶级的利益冲突，而主要反映人民内部不同阶层和集团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应当也完全可以通过执政党内部发扬民主，将不同意见和方案进行比较和讨论，以求制订合理的政策来引导和解决。列宁时期大体上遵循这样的原则来解决党内矛盾，而斯大林片面强调党内矛盾的对抗性质，将党内不同政见、或执政党决策时出现的意见分歧一概视为“别有用心”和“阶级斗争的表现”，不惜动用行政手段甚至暴力手段来压制不同意见，其后果只能造成个人独断，扼杀民主，使决策带有浓重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也使其决策错误难以及时纠正，危害其执政合法性，最后导致苏共陷入危机重重、难以自拔的境地。
2.如何对待党内争论和组织处理的关系。列宁在俄国缔造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显著特征，就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党内生活是严格的，也是活跃的。党内争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经常发生，但这些争论并没有妨碍党的团结和统一，原因是能保持良好的党内民主气氛、讨论时畅所欲言、作出决议后坚决服从的传统。
在革命年代，由于环境险恶，列宁等党的领导人长期流亡国外，无法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以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常运行。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一改过去代表大会无法定期召开的状况，每年召开一次，允许各派在代表大会上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央的报告草案必须事先发到各级党组织酝酿讨论，反对派可以在代表大会上作“副报告”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且也有表决权。但是列宁逝世后，俄共［布］党内争论开始变味，在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争论中，平等争论的气氛已荡然无存，出现了单方面“大批判”的趋势；更有甚者，竟然利用沙皇警察局保存的档案材料给反对派加上罪名，著名的“托洛茨基给齐赫泽的信”事件就是一例(12)。结果，托洛茨基不但被指责为“反对列宁主义”的罪魁，而且被解除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开创了因党内思想纷争而受组织处分的先例。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何处置托洛茨基的问题上，“三驾马车”内部发生意见分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要求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斯大林表示不赞成，他说：“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13)斯大林这段话如果是真诚的，如果能将其成为一项原则、一种制度，不失为是对党的建设的一大贡献。遗憾的是，当时斯大林之所以反对将托洛茨基开除党籍，并不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和传统，而是不愿意一下子走得太远，以免使自己陷于被动。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党内斗争更趋剧烈，斯大林对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首领的手段也越来越严厉，他毫无顾忌地在党内大搞割除政策和流血政策，直至将反对派首领及其成员全部开除出党。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开始动用国家机器的行政手段和暴力手段，对付党内反对派。1927年底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1928年初，苏联国家保安机关就将他秘密流放到远离莫斯科的阿拉木图。一年以后，又下令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中，苏联将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在内的数十万原反对派的首领、骨干和普通成员及同情者以“人民的敌人”的罪名加以处决，制造了无数骇人的冤假错案。30年代，这些原反对派人物早已在政坛上失去了话语权及活动能量，但斯大林仍没有放过他们。斯大林这样做早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带上赤裸裸的暴政色彩。可见，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任意把党内矛盾夸大为敌我矛盾，依仗国家政权的力量介入党内矛盾的处置，其后果必然是埋下严重的隐患，导致执政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声誉遭受致命的打击。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处理党内矛盾的作法虽然消除了斯大林体制最黑暗、最恶劣的一面，但从党的建设角度看，在党内没有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有序的制度，整个过程仍然是非制度化的。对一些人犯错误的背景、性质、根源和经验教训都没有作出正确合理的解释，这就很难在思想上弄清是非，对全党起到防范和教育的作用。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处理党内矛盾的几起事件，虽然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但也未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3.如何看待党内出现的派别和争论。研究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的党内矛盾，不能不涉及如何看待党内出现的派别和争论。执政党在制订大政方针和进行重大决策时，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这就会形成代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有形或者无形的派别，就会引起争论。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如果派别林立、争论激烈，就会加深对立、搞乱思想；但如果一味抹杀分歧、压制争论，也会造成党内民主缺失，扼杀生动活泼的党内生活；如果一有不同意见，就扣上机会主义或反党的帽子，进而用大批判、组织处理等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会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发扬党内民主，允许不同意见充分表达，善于听取和吸收不同意见中的合理成分，又善于把不同意见的争论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要让争论分散和干扰党在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这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对于怎样对待党内派别问题，苏共也有深刻的教训。这里，不能不提及1921年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明文规定在党内“禁止一切派别活动”，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凡不执行此项决议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14)。如何看待这一决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众所周知，这个决议出台的背景，是因工会问题的争论而形成党内派别林立，争论不休的局面。那时，正值艰难困苦的国内战争时期刚刚结束，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崩溃，工农业生产陷于瘫痪，全国人民普遍挣扎在饥饿之中。可是，党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而投入这场并非急需的理论概念的争论中，从而放松了对当时迫切的经济恢复工作的领导，使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苏维埃共和国陷入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本来，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会的地位和作用这类问题，由于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资遵循，在小范围内进行研究和讨论是应该允许的。但托洛茨基等人不顾大局，挑起一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显然是一种十分轻率的错误行为。如果这样的争论连续不断，不但会影响全党的中心工作，也会使派别常态化，使党内派别斗争升级，从而危及党的团结，甚至危及党的生命。正因为如此，列宁强调指出：“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这就是从目前形势中得出的政治结论。”他还说：“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15)可见，列宁是从当时的局势出发，以执政党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为着眼点，强调在“目前”、“现在”不容许党内争论和党内派别活动。他这样考虑问题是有道理的，但也不能不承认，这样考虑是欠周全的。
首先，这样的规定不符合党的原则，与列宁本人所倡导的民主制度是背道而驰的。禁止了派别活动，党中央的决策贯彻起来也许更加顺畅和有力，这是有利的方面。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党内不允许有反对意见，就不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能集思广益，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对执政党而言也是不利的。其次，要禁止派别行动，就要界定何为“派别”。事实上，党内派别的划分和界定是一件十分困难而又慎重的事情。从理论上讲，应该区别两个概念：一是不能以思想认识来划分派别，因为一个人的思想认识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是正误夹杂的，有的思想认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有的是情绪化的、缺乏理性的，加上一个人的思想认识是可变的，因此，与不能以一个人的思想认识来划分阶级、刑事定罪一样，是不能按思想认识的不同来划分派别的。通常所说的“保守派”、“激进派”、“左派”、“右派”之类指的是政治倾向，绝非真正有组织的派别。二是所谓党内派别，应该是指那些拥有固定的成员、有自己的行动纲领、有组织纪律和开展活动的带宗派色彩的团体，它们有的是秘密的，有的是公开的，但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与党闹对立的组织。界定是否搞派别活动，困难在于，两者之间有时很难厘清，如果确实形成了派别，也需区分其中的骨干、外围和同情者；而当权者为了打击反对派，往往给对方加上一个“反党派别”的罪名，就比较容易地震慑住对方。再次，执政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和思想的碰撞是经常发生的。人是有思想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认识，因此争论是不可禁止的。要禁止争论，无异于禁止人们思想。为防止一些错误思想泛滥，或防止一些次要问题的争论影响全党集中注意力去完成某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倡导“不搞争论”，或者适当控制争论的范围和场合，是必要的，这是执政党的一项领导艺术。各种不同思想的存在不仅是大千世界的正常现象，而且也是人类先进思想产生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条件。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决定性的条件就是人的解放程度，而人的解放首先是人的思想的解放。允许对大政方针各抒己见，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形成正确的决策，这是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压制不同思想发表，只会造成万马齐喑、思想僵化的局面，这是阻滞苏共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长期以来，苏共在处理党内矛盾时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联系。几百年来沙皇专制统治用极为残酷的手段对待政治上的反对者——从十二月党人到布尔什维克，监狱、流放、绞刑架，是反动统治者处置革命者的惯用手法。革命胜利初期严酷的斗争也使执政的共产党人头脑里打上你死我活阶级斗争的烙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错误也不能完全怪罪于他一个人。
收稿日期：2009-04-06
注释：
①苏共取得政权初期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8年3月改称俄国共产党［布］，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后称为苏联共产党。
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
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58年俄文版，第172-173页。
④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3卷，中文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页。
⑤转引自周尚文、许俊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第3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5-746页。
⑦转引自［美］罗·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页。
⑧《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74-275页。
⑨1961年10月28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总结发言，《人民日报》1961年10月31日。
⑩《列宁全集》第33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页。
(11)《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204页。
(12)1924年秋俄共［布］党内争论期间，报纸上突然公布了托洛茨基1913年写给齐赫泽和乌里茨基的两封信，这些信是从旧俄警察局查扣的革命者往来信件的档案中找来的。由于当时托洛茨基未加入布尔什维克，信中表露了他对列宁的尖刻言词。
(13)《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7页。
(14)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页。
(15)《列宁全集》第41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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