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卫生学与丁玲的女性肉身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肉身论文,话语论文,女性论文,丁玲论文,卫生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763(2006)03—0090—06
一
上世纪20年代末，当《真美善》杂志的编辑因为出版女作家专号向丁玲约稿时，丁玲的回答是“我卖稿子，不卖女字。”[1] 这话响当当，丁玲诚然不卖“女”字，但改写了“女”字，高扬了“女”字。这应该归之于丁玲的女性叙事，对于丁玲的女性叙事，已经有很多学人进行了论述，尤其在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输入中国后，更是热潮不减。我本不想涉及这个领域，但是一旦想把丁玲放置到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整个话语转变的场域中来观照她的叙事嬗变，她的女性叙事就强烈地凸现出来，变得不可回避。
在40年代延安的话语场，有一种可以被称之为话语卫生学的东西建立起来了。话语卫生学是话语对话语的治疗，它以健康为治疗目标。那么，哪一种话语能承担治疗的重任？能判定其他话语为有病的话语？能施行话语治疗的手术？能开出话语治疗后话语修养的处方？只有一种话语：权力话语。在一个公共领域中，或者说一种地缘政治空间中，一般只有一种权力话语，因为权力话语要保证话语主体的意志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实现。权力话语的本质是排他的。话语卫生学在我看来，是权力话语制定的一套治疗话语的方案。
这套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是由话语权威来完成的。笔者认为，1943年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延安根据地为了应对国际共运和国内国民党，必须确立一个在言说上的权力者，既能向外应对国际共运和国内国民党，又能在相对封闭的延安根据地实施话语的展布，这样一个言说上的权力者，通过民间的歌颂和政治高层的认同性表态，得以迅速确立：这就是毛泽东，从而毛氏话语在这个时候得以最终确立并得到认可。描述毛氏话语的形成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的兴趣在于毛氏话语建立的话语卫生学是如何对知识分子的叙事进行治疗的。丁玲的女性叙事遭遇话语卫生学的治疗应该是40年代延安的最有代表性的个案。
二
论到丁玲的女性叙事，内涵十分丰富。笔者只想关注一点，丁玲是如何描写女性身体的。“身体”一词，成了当下文学批评乃至文化批评中颇受青睐的词语之一。笔者之谓“身体”，与“肉身”基本同义，它与文化、意识形态等使躯体符号化的身体对立，但它仍带有“生命所固有的私有的潜力、欲望和危险”。[2] 丁玲的女性身体叙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28年到1930年的前期创作，是第一阶段；1937—1942是为第二阶段；以后为第三阶段。实际上第三阶段中，丁玲的女性身体叙事已经是零叙事。
由此不能不首先提及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莎菲女士的日记》从1928年发表以来，尽管在五六十年代遭到批判，但是其艺术魅力之光总是穿透批判者的粗糙和肤浅。钱谦吾认为莎菲表征了世纪末病态，茅盾认为莎菲是时代苦闷的绝叫者，两人都还不是十分透彻。如果从中国文学的女性叙事的角度看，莎菲的意义在于第一次表达了女性肉身的焦虑。无论从文学史看，还是从女性解放的角度看，这在中国，都是破天荒的。
很明显，莎菲的困惑不是在对苇弟和凌吉士的两难选择的困惑，因为莎菲对苇弟只是纯粹的朋友关系，即使在凌吉士出现于莎菲生活中之前，莎菲也只是喜欢与苇弟聊天，压根儿就谈不上爱，所以在莎菲与苇弟的身体接触中，莎菲的身体失去了敏感，没有任何反应。两个年轻的异性在身体接触时，没有任何反应，这意味着什么？在什么情况下，这种情形才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有人认为莎菲与苇弟的性别身份，颠倒了古代男女的角色，好像莎菲是男，苇弟是女。但是从他们的身体叙事中，读者看到更像两个同性人，莎菲把苇弟女性化了，或者说在莎菲眼中，苇弟就是一个姐妹、闺中密友和丫环。莎菲的困惑来自凌吉士“高贵的丰仪”与“卑劣的灵魂”的分裂，这样一种分裂就转化为莎菲的分裂：对丰仪的肉身渴望和对灵魂的精神排斥。因此不妨抄一段文字：
当他单独在我面前时，我觑着那脸庞，聆着那音乐般的声音，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无论什么地方？真的，有时话都到口边了：“我的王！准许我亲一下吧！”但又受理智，不，我就从没有过理智，是受另一种自尊的情感所裁制而又咽住了。
唉！无论他的思想怎样坏，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是曾有过而无疑，那我为什么不承认我是爱上了他咧？并且，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唉！我竟爱他了，我要他给我一个好好的死就够了……
从类似于这样的文字中，一个浑身燃烧着生命之火的肉身站立起来，但这不是放纵，而是一种正当的生理诉求，莎菲与《沉沦》中的“他”一样处于身体欲求的焦渴中。在《沉沦》中，“他”的肉身渴求以一种畸形的方式达到某种程度的释放：手淫、窥视、偷听野合、醉卧妓院等违反传统伦理的方式尽管使得肉身渴求有某种释放，但是他心中的伦理观和自尊的要求，使得他无法再认同自己的行为，最后只能走向自杀的道路。而莎菲对肉身的渴求同样十分强烈，但是丁玲的叙事始终把他放置在肉身渴求和精神排斥中。因此肉身的渴望就成了一种焦虑。其实，莎菲对自己的肉身始终有着清醒的监视，监视的眼睛就是那双追求精神切合之眼，如果没有这双眼睛的监视，肉身的渴求便会变成纯粹的放纵。因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肉身成为焦虑才有了生命的底蕴和意义，才有了美学的生气和神采。但这与符号化的身体不同，莎菲的肉身已经出场。
莎菲形象在女性解放的意义上，女性的肉身第一次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了焦虑，而不是空虚和享乐。在丁玲的莎菲之前，文学上的女性形象基本上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享乐，以《金瓶梅》中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人的肉身叙述达到最高峰，在女性肉身成为享乐中，男性的欲望和权力同时成为入侵者，女性肉身成为争夺场。一是空虚，也就是女性肉身在女性叙事中缺席，人们关注的往往不是实在的女性，而是符号的女性；符号的女性往往是文化上的女性，在古代，作为烈女的女性，肉身被消灭；作为淑女的女性，肉身被掩盖。即使在五四新文学中符号的女性也十分突出。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中，祥林嫂、单四嫂子、豆腐西施杨二嫂、爱姑、吴妈、小尼姑等等农村女性，都是国民性改造主题中的文化符号，身体的叙事多突出他们的文化符号特征。甚至像子君这样的启蒙女性，当国民性改造主题的文化光环淡化后，子君的叙事仍然是在精神层面滑动，子君的肉身在叙事仍然缺席。在五四新文学中产生的一批女作家如冰心、庐隐、冯沅君等人对女性的叙事中，相对于鲁迅来说，女性进入了另一个文化符号的叙事中：人生究竟的终极价值的意义探寻中。因此，不妨说，正是对女性肉身焦虑的叙事，使得五四时候人的解放的主题，人的个性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丁玲的早期小说中，对女性肉身的叙事比比皆是。《暑假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作品，几个现代青年女子，嘉瑛与承淑，德珍与春芝，在偏僻的武陵城的自立女校教书，获得了自由追求异性的条件，但她们几个的同性恋故事发展得如火如荼。她们有抚摸和接吻，有异性恋爱的小动作。《阿毛姑娘》中的阿毛是一个农村姑娘，丈夫家里的物质生活条件虽然不是上等，但是温饱显然不成问题，而阿毛终于病了，终于死了。一般人认为阿毛是渴望邻居的那对年轻夫妻的生活方式而病的。但是，在阿毛的身上，总有一种东西不能满足，在她与丈夫的生活中，一些细小的动作和日常语言显示出她对肉身的渴求，但是在小说的后半部中这点被叙事压下来，而转化为对物质生活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但是那种被压抑的东西似乎总是阿毛的潜在动力。《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中的阿英来自农村，在上海做妓女，但她并不愿意抛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她梦想的家乡的陈老三真的要她回乡下去，她肯定不愿意。她从自己的生活方式获得的是一种愉悦。在阿英身上，不存在女性身体的肉身焦虑，奇怪的是，也不存在因为做妓女的身体歧视。
在丁玲的早期小说中，女性的身体叙事，应该说是她小说叙事中最有活力的因素。
三
1930年前后，丁玲小说的风格在悄悄的发生变化，《韦护》，《一九三0 春上海》（之一）（之二）等作品，女性身体的叙事在淡化，尤其到《水》，女性在作品中的主导色调已经没有了。直到丁玲写作《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风雨中忆萧红》、《三八节有感》等文章时，女性叙事又一次成为她叙事中的亮点，不过也是她女性叙事的最后一次辉煌。因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黑妮和李子俊老婆，本来都有可能成为很有光彩的人物，但是都显得很平面和单调。至于她复出后写的《杜晚香》，女性肉身的焦虑成为空无。《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是一个农村姑娘，因为遭受了日本鬼子的凌辱，回到霞村治病。病是肉身凌辱的标记。贞贞回到霞村，一石激起千层浪。她父母和其他亲人感到羞愧，她的前情人夏大宝于危难之际显身手：提出求婚以示忏悔，尤其是与“我”同来的那个阿桂的大惊小怪，霞村中其他女人的虚伪的圣洁感，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想像实体：贞贞的肉身。这就是那个被日本鬼子入侵过的肉身，那个带病的肉身。贞贞的肉身成为这些人谈论的，关注的，升华的，贬低的寄托物，在这里，女性的肉身再一次成为焦虑。不过，与莎菲的肉身焦虑相比，两者迥然不同：莎菲的肉身焦虑表现为在精神监视下的生理诉求，而贞贞的肉身焦虑表现为众人注视下的“不干净”。莎菲的肉身焦虑是内在的，自身的，个人的，而贞贞的肉身焦虑是外在的，他人的，群众的。“不干净”既是贞贞肉身有病的生理症候，又是中国自古而来的对女性肉身分配的文化规范。小说中有很大的篇幅表现这种文化规范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贞贞的肉身评头论足和指手画脚，由此显示的五四以来的启蒙主题仍然任重道远，但是论述这点不是本文的兴趣。本文要关注的是叙事如何化解这种焦虑。小说的叙事最后部分回到了贞贞，在“我”要走的时候，有一段话：
她半天没有答应我，后来她说了，是更为平静的，“恨他，我也说不上，我总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这次他们既然答应送我到××去治病，那我就想留在那里学习，听说那里是大地方，学校多，什么人都可以学习的。大家扯在一堆并不会怎样好，那就还是分开，各奔各的前程。我这样打算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旁人，所以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对不住人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快乐的地方。别人说我年轻，见识短，脾气别扭，我也不辩，有些事也并不必要别人知道。”
贞贞的话里有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仍然是霞村人的声音，认为自己的身体是不干净的，不干净就不想再有福气。第二种声音是非霞村人的，是霞村人无法理解的，是贞贞自己可能有的声音，也是叙述人有意植入的。第一种声音显示了贞贞肉身还是焦虑之所，第二种声音就释放了这种焦虑，焦虑的释放当然还是暂时的，焦虑的真正释放要在肉身的不干净得到治疗之后，这种治疗一方面是肉身的生理治疗，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学习”。在贞贞身上，治疗／学习是同步进行的，对于她来说，肉身的生理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一个人承担，但她自己认为的“不干净”需要艰难的历程。这就显示了丁玲对于女性肉身叙事的新发展：学习成为释放肉身焦虑的渠道。这实际上已经蕴涵了丁玲接受话语卫生学的潜在可能性。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前，丁玲的《新的信念》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作品。小说中老太婆的遭遇跟贞贞一样，遭受了日本鬼子的凌辱，这样她的身体同样成为焦虑之所。老太婆在一种近乎失常的状态下到处宣讲她的故事，使得她的儿子、儿媳和孙女们也处于几乎疯狂的边缘。但是老太婆的肉身焦虑以政治的方式得以宣泄，这就是“演讲”。权力似乎并没有出现，而是来了两个“头发都剪短了，都很年轻”的姑娘，与老太婆谈心，邀请她入会。老太婆并不懂演讲，但是在两个年轻的姑娘的叙说中，老太婆先前的讲叙已经得到认可。小说这样描写老太婆的正式“演讲”：
后来他们要她上台，她听到这样的邀请，说不出的羞愧和为难，但马上勇气来了。她颤巍巍地在一阵掌声中走上主席台。站在高处朝底下望，只看见密密杂杂的一些人头，挤到了远处的墙根，那些脸全仰望她。她感觉有些昏眩，她想，我该说什么呢？她又从自己开始了：“我是一个被日本皇军糟蹋了的老婆子，你们看……”她勒起袖子，……她叫着：“你们别怜惜我吧，你们怜惜你们自己，保护你们自己。你们今天以为只有我可怜，可是，要是你们自己今天不起来堵住鬼子，唉！天呀！我不要看你们同我一样受苦呀！……”
“演讲”成为一种展示，由于得到政治权力的认可，与老太婆在村头的讲叙自己的故事完全不同，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演讲”使得老太婆家中的那种焦躁不安消失了；在“演讲”中，老太婆作为一个值得怜惜，继而值得崇敬的符号被扩大。“演讲”升华了老太婆的遭遇，面对着的“你们”从中获得了保护自己的理由，于是政治上的民族反抗的主张便植入“你们”的意识和精神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演讲”使得老太婆的肉身成为被政治权力认可的惩戒样品。更重要的是，“演讲”使得老太婆有了第二次生命的感觉：“她亲切的感觉到了什么是伟大，她慢慢地将目光从人头上往上移，在广漠的空间，无底的蓝天上，她看见了崩溃，看见了光明，……”老太婆原有的肉身焦虑转化成生命的激动，这是小说的叙事的灵魂所在。
丁玲这个时期的女性肉身叙事中，在贞贞身上，“学习”将是释放肉身焦虑的渠道，在老太婆身上，“演讲”成为释放肉身焦虑的渠道。与20年代末期的女性叙述中，女性肉身的焦虑基本上由个人自身承担，但这个时期的肉身焦虑得以用政治的渠道释放。福柯说：“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3] 而权力是“通过控制思想来控制肉体”。[3]“学习”和“演讲”正是延安话语卫生学中，权力控制思想的有效方式。
四
丁玲于1936年11月到达保安县，在此之前的身份基本上应定位于一个文学作家，或者说革命的文学作家。尤其是在她的丈夫胡也频牺牲后，她迅速左倾，并且在左联中有了重要的位置：先主编《北斗》，接着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后接替钱杏邨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在这个期间她创作了《田家冲》，《奔》和《水》等小说，她在文学上的左倾明显的表示出来。但是到了延安之后，她的身份定位于“战士”。如：美国的里夫（Earl.H.Leaf ）写的《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上海光华书局，1937年11月）；陈彬荫编的《民族女战士丁玲传》（战时读物编译社，1938年3月）；还有《每日译报》社编的《女战士丁玲》（收有里夫和荫森的文章）等等，这体现了当时对丁玲的一种公众期待：丁玲由文学作家和女士向女战士的转化。这一点当然不是凭空而来，因为丁玲到达陕北后，自己也有强烈的从军的意愿。1936年11月到达陕北后，立即到前线采访；1937年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 她任团长；1938年10月，留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这样一种经历首先使得丁玲的生活方式战士化了，从形象到日常生活，丁玲已经不是穿西式裙子的女士了。“她不但是个革命的女作家，而且是一个革命的女战士。”[4]
丁玲的战士化生活，以及战士的公众期待，并没有彻底消除她的女性意识，尽有人说丁玲是“克服了母性的中国新女子”。[4] 1940年到1942年间，她的创作明显的显示了这点，如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散文《风雨中忆萧红》，杂文《三八节有感》。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文人的意识开始换血。这个时候一个话语权威开始形成。众所周知，这个话语权威，在当时只能由毛泽东担任。[5] 因此丁玲面对的这个话语权威也是一种男性权威。有人从男性世界中来探讨丁玲的心态轨迹，这是很有意思的。在来延安之前，有一个男性对丁玲的影响很大，那就是冯雪峰，冯雪峰对丁玲而言，应该介于公众期待与话语权威之间，冯雪峰既不像公众那样遥远的观看丁玲，也不像话语权威那样有那种不得不要求服从的急切。1979年，丁玲在《悼雪峰》中写道：“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实际上，很难在“纪念”与“怀念”之间作出某种区分，显示的只有冯雪峰在丁玲心中的分量。当《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冯雪峰有一长信致丁玲，他哭了，在丁玲的转叙中，冯雪峰的哭不是为莎菲，不是为丁玲，是为那个时代哭的，当丁玲又说这哭是为时代女性哭的。冯雪峰认为莎菲有虚无主义倾向，《莎菲女士的日记》是要不得的作品，这点尽管当时丁玲无法接受，但是她一直也在思考：是不是《莎菲》有不好的倾向？因为丁玲的回忆是在80年代，像“倾向”这样的词语历经反右和文革后一直是极为敏感的政治术语，冯雪峰的信中是否有这样的词语很难说，不过这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冯雪峰对莎菲的态度，肯定中有否定。冯雪峰从莎菲的虚无，感到了作者丁玲的危机。他认为丁玲当时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是继续写作“灰色的游戏”作品；第二条是搁笔；第三条是“真的出路”，即：“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并从而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6] 尽管冯雪峰这话写于40年代，但与丁玲的创作道路看，也相差不远。胡也频牺牲后，丁玲于1931年5月参加左联，主编《北斗》， 这一时期是“属于冯雪峰领导的”。[7] 尤其是《水》发表后，冯雪峰在《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中，总结了丁玲的道路：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水》首先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相信大众能够转化。但是冯雪峰最后指出，《水》只能是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这就像一位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对新的小说家的道路的指示，其实就是对丁玲道路的设计：“新的小说家，是一个能够正确的理解阶级斗争，站在工农大众的利益上，特别是看到工农劳苦大众的力量及其出路，具有唯物辩证法的作家。”[8]
毛泽东在1936年11月接见丁玲时，就填了“临江仙”一词：“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武将军”是毛泽东对丁玲形象的设计，也是后来公众期待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毛泽东的意识中，也许丁玲从来就不是一个女性作家，1948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出后，当胡乔木、萧三和艾思奇讨论时，毛泽东说的是：“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9] 但毛泽东对丁玲的决定性规约，应该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1942年4月，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 当曹轶欧、贺龙等人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时，毛泽东的总结性发言是：“《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11] 毛泽东把丁玲和王实味区分开来，王实味作为托派被批判，丁玲作为同志被挽救。这对丁玲的规约几乎是永久性的。四十年后丁玲写道：“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10] 因此，1942年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丁玲的发言充满了火力，可谓敌我分明，斩钉截铁，毫不留情，在打击王实味的时候，“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11] 是谁赋予了丁玲对同类进行裁判的话语权？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丁玲得到了话语权威的保护。
延安话语卫生学中，话语权威对其他话语的治疗，主要是两种方式：学习和批判检查。我认为对于丁玲而言，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她已经意识到了“学习”和“演讲”的治疗肉身焦虑的功效。这正好预示了丁玲接受话语权威的治疗的潜在可能性。不过，在丁玲身上，释放女性肉身焦虑的渠道“学习”和“演讲”转化为丁玲话语改造的方式：“学习”和“批判检查”。“批判检查”包括批判他人和检查自己，因为批判他人和检查自己，要么以书面的方式上呈，要么以演说的方式向公众宣讲，要么先书面呈文，后有宣讲，“批判检查”不仅是检验“学习”效果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学习”的方式），而且是话语权威之下的话语操练方式。
很明显，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一文的叙事方式，还仅仅是一种模拟和挪用，并没有内化为自己的叙事方式，延安整风运动和文艺整风运动中话语权威对丁玲的影响最深刻的是丁玲意识的转化。而叙事方式的转化还需要丁玲的慢慢操练，这就是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丁玲不断在学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学习新的叙事方式。接下来的两年，丁玲的创作很少，报告文学《十八个》、《二十把板斧》和散文《十月革命节纪念》这些可以说都是在学习一种新的叙事方式。1943年6月发表的《田保霖》表明新的叙事方式已经基本成形。
毛泽东曾经称赞丁玲的《不算情书》写得好，《不算情书》的情感热烈、饱满，也许切合了毛泽东的诗人气质，这主要还是一种个人的趣味欣赏。当毛泽东称赞《田保霖》的时候，个人的趣味减少了。毛泽东写给欧阳山和丁玲的信：“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田保霖》的叙事策略可简要分析如下：人物：田保霖是合作社主任，劳动英雄；主题：“要好名声只有一条路，替老百姓办好事。”叙事语言：易懂，明白，正确。总之，叙事没有任何障碍，也没有任何张力，叙事中那些人物十分感性的东西没有了。尤其是丁玲离开了自己擅长的女性人物的叙写，所以，那种关于女性独有的细腻的丰富的血肉叙写没有了。《田保霖》的叙事策略总的说来符合话语权威的需要，重要的一点是写作主体意识向话语权威的归依。
延安根据地的话语卫生学在话语权威的规约下实践。丁玲在延安走过了三步：战士化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化和新的叙事方式的建立。战士化不仅是公众期待的预设，而且也是话语权威的预设，因为话语权威常常是使得公众期待成为消减个人意志的强大力量。思想意识的转化和新的叙事方式的建立，必须由“学习”和“批判检查”来完成。因此，公众期待、“学习”和“批判检查”构成了话语卫生学中话语权威的三种策略，也成为对丁玲女性身体叙事的三种清洁方式。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技进青年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模式的嬗变（CZW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