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及其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教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和现有的解释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于前苏联没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原因分析，大致有如下观点和解释。国内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尽管苏联政府早在70年代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但这一目标始终没能实现。分析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僵化的计划体制，特别是其经济体制改革长期滞后、苏联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和争霸世界使得军事开支过高等原因，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障碍因素。〔1〕
西方学者通常从技术和体制两个基本范畴来研究苏联经济增长方式。因为，在前苏联的统计中通常带有很大的虚假成分，西方学者对于苏联统计的经济增长率数值始终持怀疑态度，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计算结果，他们试图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说明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2〕近年来， 国外学术界注重从计量经济学等技术角度进行研究，对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内涵、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等作函数分析。在他们看来，所谓“粗放型经济增长”、“军事开支过大”、“资本投资率高”等，都不足以说明前苏联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原因。早在苏联解体前，另一些西方学者从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角度，对前苏联的经济体制包括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把体制与增长中的问题归结为：资源配置的计划性质、计划者理性有限论、决策和信息失灵、经济的日益复杂性等等。并且认为，这些原因既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因而也是经济增长率逐年下滑的原因。目前，我国学者对于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衰退的探讨，同样是循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轨迹，尚未跳出体制框架的分析视角。
本文试图在上述的分析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经济增长的周期动态及其投入产出
对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进行分析的重要前提，是如何判断其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率。这里，主要采用“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和投入产出的比率，对前苏联经济增长的周期动态、增长的速度与效率做些判定。
（一）对于二战后前苏联经济增长的周期，我们分为经济增长期、下降期和危机期三个时段。尽管在东西方的文献统计上，对于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数值互有出入，但是，有两点是学者们的共识：第一，50—60年代是前苏联经济的高增长期；第二，前苏联的经济增长周期，呈现一种每十年递减的态势。
在战后初期，苏联经济高速增长是它的基本特征，其年平均增长速度高于10%，是其经济增长期。由于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甚至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也曾预言：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差距在缩小。还有一些增长理论研究人员将它视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不会影响到其经济的长期增长”的一个范例。对于这一时期经济高增长的原因，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依靠国家积累和巨额投资推动的结果。自6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是其经济从高增长走向低增长的下滑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年平均增长率逐年或逐个十年递减。无论在前苏联自己的统计中，还是根据西方学者的计算，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速度递减和下降的态势。 据美国哈佛大学A ·伯格森等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1960 年至1989年苏联的人均经济增长率是2.4%，略高于世界中等水平。〔3〕在西方学者的另一统计中也显示，其实际人均增长率为2.36%，略高于2 .0%的世界平均水平。80年代中后期，前苏联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它不仅表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递减，而且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卢布的购买力和汇率的下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加大等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到1990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负增长。
综上所述，前苏联经济增长率逐年递减的趋势是毋庸置疑的。
（二）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率。如果把苏联经济增长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进行比较，就能够发现这里面存在巨大的“增长缺口”，也就是“负余值”。在5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的余值是正数；60年代经济增长余值呈负数；70—80年代负余值不断增大。在这里，西方学者与俄罗斯自己的统计相差甚远；与我国一些学者对前苏联在50—8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的估计差距也很大。
以伯格森（Bergson）、H·钱纳里等为代表的一些人，运用“总和要素生产率”（TFP）方法，判断前苏联的经济增长。 他们一般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计量研究。根据伯格森的计算，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前苏联的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4 和0.6左右。根据奥弗（Ofer,1987年）的计算，1950—1960、1960—1970、1970—1975、1975—1980和1980—1985年前苏联总和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的数值分别是：1.6%、1.5%、0%、-0.4%和-0.5%； 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利和费希尔（Easterly and Fischer,1995 年）用同样函数计算的总和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50、60、70和80年代（到1987年）依次是2.8%、0.8%、0.1%和-0.2%。〔4〕钱纳里根据丹尼森和乔根森等关于增长要素的分析方法，对于苏联等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总和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计算，其结果是：1950—1962年，苏联的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1.82%，而全部要素投入增长率为4.48%。〔5 〕这些学者的计算数值虽略有差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前苏联的总和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本来就不高，而且在逐个十年呈下降态势。正是总和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使得前苏联经济中出现了经济增长中的“负余值”和“增长缺口”。
对于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探讨，关键在于“技术进步程度及其利用率”的解释。在西方学者中大致有这样一些看法：1.按照伯格森等学者的说法，把“负余值”的出现归咎于技术变化的速度。他认为，中央计划经济有利于简单经济中大规模转移生产要素的增长方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复杂程度递增，如产品、资源、技术和消费需求的种类增加，生产协调和调控所需的信息量剧增，都超出了计划经济的能量和变化速度，虽然技术也有创新，但是其技术利用效率日益降低。2.另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进行阐述，得出了前苏联科层组织（等级组织）不善于利用技术创新的结论。用通俗的语言说，就是在其生产过程中采用新科技的成本过高而激励刺激不足，企业经理和厂长作为代理人，上级对他们的工作效率、利用技术程度的评价等方面，都不利于在生产中采用新技术，从而抑制了技术创新。3.还有的学者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论证：在1960—1989年，前苏联经济增长中的“负余值最高”，因而是世界上经济效益最差的国家。这一比较认为，如果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入学率和教育程度、资本和实物投资率来看，前苏联是最高的；如果按人均计算它的增长率，却异乎寻常的低。这里还要补充的是，它的科技人员数量（占世界的1／4）和国民教育水平（按照前苏联的统计）也属于世界之最，然而，它的经济增长率却只是世界增长率的平均水平。
（三）对于经济增长的效率估计——投入、产出的效率比较。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决定经济增长的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这三个基本要素。
1.各种投入（包括资本和科研等的投入）与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的比较说明：苏联经济中用以说明投入产出的指标在不断恶化，国民经济的增长过分依赖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在前苏联，评价经济效率的主要指标是基金产值率（即每卢布固定资产投入所得的产出额）。据苏联自己的统计，1960年每卢布固定资产生产1.75卢布产值，1970年下降为1.07卢布，到1985年降为0.68卢布。〔6〕
2.固定资本投入的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之比，说明苏联的资本产出率高于世界主要国家。 据西方学者的统计：苏联在1950 —1987年为2.53%，1950—1984年为3.75%，高于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中国1950—1984年为2.48%、印度为1.54%；而发达国家则低于1%，如美国为-0.07%、德国为0.16%、日本为-0.91%）。 当然，战后许多国家的资本产出率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特别是东亚国家，但是东亚国家的资本产出率却低于前苏联。〔7〕因此， 也有的学者认为，前苏联经济增长中的问题不在于其高投入的外延型增长方式，而是其增长的效率过低。即使在苏联经济增长的高速时期，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高于资本的增长率，只有苏联经济的增长效率是最低的。
3.资本与劳动力的构成。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资本与劳动力的组合中，资本约占1／3，而劳动力占2／3。一种观点认为，在前苏联，资本与劳动力的组合与替代劳动力的情况极不理想，经济的发展并没有随着机器设备的增加而使劳动力减少，“当所有的工人都配备有机器的时候，新增机器的效率就等于零”。可见，技术进步并没带来资本与劳动力构成的改进。为什么外延型增长的经济能够创造东亚奇迹，却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要因？以美国哈佛大学M·韦特斯曼（M.Weitzman ）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揭示说，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和机器设备可以轻而易举地代替人，进而保持长期经济增长。而在苏联，以工业部门为例，资本收益率在50年代曾经很高，因为当时劳动力的投入是有限的，而随着资本与劳动力供给的饱和，资本收益率急剧下降。到60—70年代资本虽然大幅度增长，但是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状况依然如故，资本与劳动力的构成没有随着资本和技术的增加而得到改善。即使在资本大幅度增加、机器供给充足的条件下，新增机器的收益率最终等于零。
4.每单位国民收入的物质耗费成本始终很高。在苏联经济中，经济增长率是用高耗能换取的，表现为不计消耗与生产成本。在80年代，苏联生产每单位的国民收入所消耗的电力比美国多20%、钢铁用量多90%、石油用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 生产每单位农业产值的拖拉机用量多160%、化肥多40%，等等，不再列举。
前苏联经济增长的周期动态显示：1.苏联经济的高增长的确是凭借国家的极大物质投入而发生的。 从前苏联各个年份的投资增长率看， 50—60年代的年投资增长率高达12%—13%，60年代以后年投资率只有6%左右。西方学者还认为，这种经济增长极少依靠科技进步， 一旦劳动力供给减少或者停滞，增长就会受到投资增量的制约和资本边际生产力下降而放慢（见奥弗，Ofer，1987年）。2.前苏联的速度优势是建立在外延式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之上。在50—60年代的高增长时期，苏联经济增长的速度主要依靠大规模新建企业来实现。据苏联统计年鉴的数字，1950年至1985年建成并投产的大型企业共计18830个， 而这其中的大约半数9440个企业是在1950—1960年建成的（1950年建成1030个， 1951—1955年3200个，1956—1960年5210个）。在当时， 即使经济增长呈现高速度，也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当时技术含量在增长中所占的份额就很低，外延扩大生产规模是高增长时期的基本特征。3.苏联的固定资产的增长率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因而它的经济效率低于所有西方国家。但是，固定资产投入并不等于技术进步及其投入，它们不是同一概念，尽管前苏联的资本投资、固定资产的增长幅度大，其中的技术进步成分及其含量并不高，技术创新的成果在经济中的运用程度也很低，这是速度递减、效率低下的生产力因素。
无论按照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的方法，还是采用总和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结果都证实：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外延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前苏联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径，即使是在经济的高增长时期，其经济增长的轨迹都是低效率型。
三、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原因和因素分析
前苏联经济有着与西方市场经济迥然不同的制度结构与内在逻辑，这是我们考察其增长方式的前提。70多年来，前苏联的经济运作、增长方式直至经济体制没有变动，这正是前苏联国家的独特性之所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这一特性，那就是：苏联经济原本就不是典型的经济，经济利益要素及其驱动在经济中居于次要位置，经济发展依赖于政治推动和军事需要的拉动。从这样一个特殊性来解释前苏联的经济增长方式，就能够比较容易理解其经济增长率递减、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艰巨性。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受制于国家政治目标。与西方国家不同，前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经济政策和增长的目标，并非为了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并非旨在实现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要实现国家的政治目标：迅速而不断地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以此与美国抗衡，争夺世界霸主地位。这一目标自始至终主导着苏联的社会经济及其发展战略，而且，它有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权体系作为支撑，能够依靠强权调配社会资源和资本，因而也可以抑制社会和人们的消费需求，实现“强制增长”。所谓“强制增长”，按照科尔奈的解释，其主要特征可以归结为：1.非常高的投资率；2.过于雄心勃勃的、经常达不到的增长目标；3.以工业投资为重点，特别是重工业的加速增长，农业、运输业、电讯、商业、住房和其他服务部门得不到足够的资源，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被忽略，在工业部门中，轻工业得不到发展；4.通过建立新的生产单位实现不断的扩张，忽视现存资本的正常维护和技术更新；5.重点放在大项目上，成千上万小企业的改进和调整缺乏足够的资源；6.在资源分配方面，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得不到保障，当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就把削减消费服务作为最重要的缓冲手段。〔8〕
第二，“制度安排”因素的影响。决定前苏联国家基本制度安排的因素，一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能够生存与发展；二是追赶和赶超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经济和军事竞赛；三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因而实施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前苏联这种制度安排相适应的是“一系列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所谓的“计划经济”，它只是实现以上制度安排的方式和手段，而不是体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采取这样的制度安排，经济的运转就能够凭借政治——行政机能的合力推动而起作用，因而其经济发展并非依赖经济自身的规律得以实现。
前苏联经济体制已被它的社会政治制度锁定。经济中的一切弊端都渊源于国家必须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与经济，为了实现经济的国家高度集权，必须保证国有制经济成分在经济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这样，国家才可以实现其政治和军事目标。实践证明，经济中的“制度缺陷”是产权制度。诺斯把制度变量引入经济增长函数的分析，他在论证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时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要素；西方世界的兴起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组织”。他提出，以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只有明确界定了排他性的所有权，形成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趋于一致的机制，才能为技术进步等创新活动提供足够的激励。也就是说，等级组织（科层组织）的生产组织形式缺乏明确而有效的产权，因而经济组织就没有创新，社会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诺斯因此指出，“西方人的富足”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原因正在于此。按照这种说法，产权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三，假定前苏联经济依赖的是国家政权—行政力量的推动（我们简称为“国家推动型经济”），那么一旦国家力量减弱甚或丧失的时候，经济增长就会下降甚至停滞。由于前人对于国有制经济及其严重后果已经有过详尽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在此，只想从经济增长的动力及其机制的角度，阐述苏联经济增长中的矛盾。“国家推动型经济”的动力与经济增长自身的动力有本质不同。国家推动的经济增长在增长动力上表现为：投资拨款的主体是国家、资本投资和国有资产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固定资产使用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引导投资投向的是国家计划、投资需求的主体不是消费者和市场需求，等等。所以，尽管投资及经济也在不断增长，但这种增长并非立足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使得不仅是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经济增长的动力弱化，而且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市场经济中，增长动力是生产、消费与需求的互动与刺激作用，人们的消费需求拉动着生产，市场价格刺激企业生产，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普遍规律。西方一些学者最近提出：是“经济增长引起投资增长，而不是投资增加导致经济增长”。这在前苏联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得到验证。在前苏联，70年代和80年代，面对不断放慢的经济增长，苏联采取的首要措施还是增加投资，而不是以增加消费扩大需求来带动增长。用这一解释看待苏联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转换，问题不仅在于经济体制，它更表现为：经济增长缺乏社会消费需求的拉动。
第四，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技术工业。前苏联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生产结构的构成与变化都可以证实：国家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带动经济发展，因而，苏联经济发展的高峰总是以军事工业膨胀为特征，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总是与军工产业相关。这也是它与包括东亚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它的含意和表现在于：1.前苏联的科学技术虽然在不断发展，但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部门和产业是军事工业；前苏联的技术水平虽然不能算低，但是主要体现在军事工业及其相关部门；科技进步的布局在各部门和产业之间不平衡。2.产业部门发展不平衡导致了经济的畸形发展和经济不均衡。在理论上表现为所谓“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在实践上则表现为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和轻工业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的现实。在苏联70年发展的长过程中始终得不到克服。据报载，1917年苏俄的人均消费水平占世界第7位，而到了1990年却退居到世界第77位。3.军事工业经济与民用经济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苏联的经济学家指出，苏联的经济体系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民用工业部门”和“国防工业部门”，后者在产品和工艺上是世界最好水平，前者是工艺落后、效率低下的部门。4.技术进步的功能畸形。苏联的技术水平的确不能认为是“差”的，但是在民用经济中，给我们的印象却是“傻大黑粗”。很多资料表明：技术的先进性不是用于民用经济，因而人们既看不着，更感受不到。
第五，经济的开放程度低。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增长问题时，都把经济开放和对外贸易的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70年代起，国际劳工组织创立并为多家国际经济组织采用的研究方法证明，1870年以后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二战后东亚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向型经济和竞争政策的推动，外向型经济的核心是自由贸易。再看前苏联，二战后，在闭关锁国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经济，基本以本国国内经济需要为依托，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大市场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相互隔绝，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主要是“军备竞赛”和“大国战略”的指导。政府在不了解外部世界变化的情况下，不断地对那些过时的资本和实物追加投资，这类资本货物节约劳动力的潜力很快被耗尽，那么投资收益就急转直下。
总之，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由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社会政治目标、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生产与消费结构、对外开放等因素所决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否，通常取决于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能否发生变化。在这些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传统的增长方式就不会改变。
四、基本结论
苏联范式的经济自始至终就不是求发展、高增长的路径。因此，除了经济体制对增长方式转换这一阻力外，还应看到，一方面政府号召实现经济集约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方针，另一方面，所实行的却是与之相悖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因而其成效甚微。在对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转换进行分析时，有这样几点结论和启示：
第一，经济增长与政治追求。苏联范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自始至终就不是一种求发展、高增长的路径。经济的快速发展之目的和主导思想，重心是政治和军事追求——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大国主导权。“常常是发展军力的需要带动经济增长”，“经济利益要素在其扩张模式中的地位不如其他国家显著”。一些学者在分析苏俄的历史变迁中，提出了历史因素的重要性：自近代以来俄罗斯独特的大国发展道路〔9〕。 这就使得我们在分析苏联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成败之时，必须把政治和社会历史等因素的作用估计进去。
第二，经济增长与体制因素。与这种“追求”相匹配的是不变的高度集权体制、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经济和政治体制、经济和社会结构实际上几十年不变；同时，由于制度本身具有的“高度集权”特点，它可以保证“强制增长”的实施。经济体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尽管前苏联在经济起飞方面与东亚国家存在某些相近之处，如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国家强制干预、持久的高积累和高投入、对于人力资源、科技和教育的补贴等等；但同时，两者之间在经济体制和促进增长的机制方面却有着本质差异：前苏联经济运行的核心要素是，几近完全的国家所有制、计划控制和“内向型经济”；前苏联缺乏市场体制所具有的增长动力，如市场的竞争机制、价格的刺激机制、技术的创新机制、国际市场的出口带动机制。正如世界银行在1993年的发展报告中所指出的：东亚地区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是因为政府实行了一系列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依靠竞争压力以获得经济增长政策。恰恰是这一区别，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前苏联在战后40年时间里，经济增长率一路下滑，东亚经济至今稳定增长。
第三，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经济的自由和市场的开放，是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动力，它可以给死气沉沉的经济不断注入活力，使经济保持创新和持续增长。相反，前苏联经济是与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经济脱钩的，尽管它在几十年里能够超稳定，但却是毫无生机的，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超不稳定”和社会制度的解体。
注释：
〔1 〕见吴敬琏：《目前我们遇到的困难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理论前沿》1996年第3 期；王金存：《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评析》，《世界经济年鉴》1996年版等。
〔2 〕张军等：《苏联的增长方式：来自经济计量研究文献的综述》。
〔3〕世界银行《金融与发展》杂志1994年12月号。
〔4〕伊斯特利和费希尔：《苏联经济的衰退》， 载《世界经济回顾》英文版1995年第3期。
〔5〕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第3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6〕《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85年第57页。
〔7〕伊斯特利和费希尔：《苏联经济的衰退》， 载《世界经济回顾》英文版1995年第3期。
〔8〕《科尔奈经济改革理论》第3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9〕刘杰《试论俄罗斯大国进程中的长周期规律》， 《欧洲》杂志1996年第4期。
标签：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经济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经济学论文; 劳动生产率论文; 生产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