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市民群体的产生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群体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一个新兴的特殊的社会群体——近代市民群体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在这里，市民群体是指近代城市社会结构中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的市民所组成的集合体，主要包括工商业资本家、自由职业者、学生和小业主等。
一、近代市民群体的产生
东西方不同的城市化道路说明，中国市民群体和欧洲市民等级的产生方式是不一样的。马克思曾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些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2页。 ）从欧洲中世纪市民的生活方式来看，它首先是以交换关系为生存前提的群体，是脱离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社会阶层。欧洲“城市在其自身发展中，还会改变自身的社会结构，并且产生新形式的社会阶层，历史上，商业城市的兴起，就曾使商人阶级扶摇直上……充任了城市权力结构中的主要角色，开始左右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注：《大英百科全书》1976年版，第17卷，第14页。）市民等级有自己的城市法律、（注：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页。）城市参议会、 军队和自己出资修建的城墙等。而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传统城市中手工业和商业的干预和控制，严重阻碍了手工业和商业的扩展，使手工业者和商人难以发展成为独立自治的市民等级，因此在传统城市中，市民阶层的力量十分微弱，自主意识和抗争的行为能力均非常有限，且与他们原来的乡族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工商业者阶层从未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历史上城市的“早熟”与市民群体的晚出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这里的“早熟”当然不是指象西欧城市那样逐渐孕育出一个成熟的市民等级和市民社会，而仅仅是城市规模的扩大，政治功能的膨胀。中国城市虽然“早熟”，但结构与功能的单一化，城市社会内部分工的不完善，使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城市消费者，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和所有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货币为生存手段的城市消费者，因此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与欧洲市民完全不同。而且城市中的手工业还没有完全从家庭手工业和农业中分离出来。
在近代城市化的过程中，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和人口的增长，城市中出现了与传统城市截然不同的市民群体或阶层，构成了近代城市社会体系。上海有学者把这一过程称为从传统的乡民、邑人到近代市民的转变。（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政治社会篇》，第4章。 ）他们把近代上海市民分为四个层次：1、资本家，主要来源于买办、 进出口贸易商以及本籍和外地移居的绅商。2、职员， 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①凭籍新式职业谋生的市民阶层，②旧式职业从业人员的转型，③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成批接受过近代教育的青年被纳入各种社会职业。他们认为，职员群体主要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是新旧并存处于转型中的市民群体3、产业工人，主要来源于农民， 市民和熟练的手工业工人只占极少数，是一个由乡民汇集而成的市民群体，带有较多的乡民色彩。4、苦力，主要指苏北逃荒来沪的农民， 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而四川大学的隗瀛涛教授认为，近代城市社会结构的演变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中工商业人口比重增加，阶级结构中出现了新兴阶级，社会组织中业缘关系逐渐取代血缘、地缘关系，家庭结构核心化、小型化，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价值观念趋于强调变革、效率、进取、竞争等等。（注：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绪论》。）在目前的城市史研究中，对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下层社会，如工人、苦力、会党、娼妓等，而对城市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上层作为一个群体研究尚嫌薄弱，且较为分散，主要是从资产阶级的角度分析较多，而不是把它作为市民群体加以研究。
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化的商品生产严重滞后于商品交换。近代民族工业是近代商品市场网络发育到一定程度时的产物。理由是：一、市场积累是近代民族工业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近代中国开埠后，内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通过市场网络，约有三部分人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首先是经营棉纺织品、金属、日用百货等的商业资本家；其次是经营丝、茶出口的商人及相关的钱庄业主；再次是洋行、外资银行的中国买办通事等。这些人中有不少成为民族工业资本家，其货币积累转化为近代工业投资，如徐润、朱葆三、祝大椿、虞洽卿、王一亭等人大都先商后工，创办实业，其启动资本大都来自于流通领域中市场赢利积累。二、进出口替代是民族工业起步的市场“行轨”。如果说机制缫丝业等是受外贸影响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族工业的嚆矢，那么，真正代表着近代民族工业崛起，对中国原有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仿洋机制品工业的兴起。（注：张仲礼主编：《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第306页。）近代中国资本家虽未制定进口替代战略， 但它对中国民族工业步入经济发展的大舞台具有强劲的市场引力。进口替代工业一般都是在进口机制货品渗入城镇乡村，开辟了一定的市场空间后出现的。由兴商转入发展近代工业是对中国商品市场网络发展作出的积极反应，市场发育促进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育，是城市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当然，沿海沿江城市在这一转变中的灵敏程度有较大的差异，因而这一转变实际上制约着近代区域城市化的步伐，同时也说明近代形成的新的市场网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积极投入这一转变进程中的工业企业家成为市民群体中的中坚力量，即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分子。
清末民初市民群体的重要来源之一是绅士阶层的分化。在封建社会中，“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注：徐世昌：《将吏法言》卷5，第8页。）绅士阶层享有舶役优免权及其他法外特权，所谓“官于朝，绅于乡”形象地说明了绅士阶层独特的社会地位。鸦片战争后，在近代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等因素的刺激下，绅士阶层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分化过程，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绅商，从而成为市民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绅商，就是指绅与商两者合流之后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随着清末社会的变迁，两者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一方面士绅向商人转化（由绅而商），另一方面商人在取得商业利润后，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通过捐纳制度为自己购得一个士绅的名分和头衔（由商而绅）。以清末苏州总商会为例，一些著名绅商如尤先甲、潘祖谦、王同愈等即为由官绅和科举仕途转为投资经营民族工业；张庆镛、庞延祚、黄驾雄、季筱松等则是由商而绅，清末捐纳制度的泛滥，为由商而绅提供了条件。这种双向互动融合作用的结果，便是出现近代人们习惯上所称的绅商。在清末十几年中，绅商作为一个最有影响的新兴势力崛起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舞台上。
从绅商阶层的源起来看，它是在资本主义获得一定发展、传统经济伦理发生较大变化基础上，通过绅与商相互渗透、相互合流的方式形成的，它既区别于传统绅士阶层，又相异于一般旧式商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又从事工商业活动，手中握有相当的财力，不仅上通官府，且能下达工商，这是传统绅士所无法比拟的，也使绅商阶层在城市社会结构中成为最为瞩目的在野阶层，是近代城市市民群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白吉尔认为，绅士阶层正失去它的明晰的社会定义，正合并于资产阶级，构成了一个新的绅商阶级。（注：白吉尔：《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资产阶级》，《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4辑，第43、45页。）但总的说来，绅商是“一个界限含混的精英阶层”。（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民国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72页。）
毫无疑问，在清末民初，传统士绅阶层“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注：冯兆基：《晚清军事改革引起的社会反响》，《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辑，第18页。）除了向商人和资本家转化外，其分流的途径还有如从军、加入下层劳动者的秘密结社等。其中相当一部分转化为近代新知识分子群体。新的教育制度和途径造就了一大批有文凭而没有希望进入传统仕途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成为新闻记者、医生、律师、编辑，相当一部分则受聘短期合同到新式学校任教。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19世纪末诞生于沿海通商口岸的新式知识分子很少与农村和官僚发生联系。他们相对处于社会边缘状况，这种地位赋予他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与通商口岸中成长起来的其他阶层相比，这些新知识分子对自己处在两个对立世界之间充当中间人的处境感到难以胜任，他们程度不同地摒弃传统社会，却又在萌芽状态的新社会中难以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这是一个不受任何思想约束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易于接受任何新的反叛思想，是所有改革和革命的后备中坚力量。正是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自己全部的力量传播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向通商口岸的上流阶层提供了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政治态度的社会改革或革命的口号。
新知识分子（也称新知识精英阶层）是市民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玉法先生称其为“革命的领导阶层，”（注：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41页。）并认为所谓新知识分子，是指在学识和见识上能超越传统的知识分子。除了近代绅士阶层转化这一途径外，还有海外留学和国内新式教育机构培养出来这两个重要途径。从1872年中国正式派遣学生留洋，至1911年为止，各省派留学生约3320人，加上自费留学的，共有数万人。（注：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42—43页。）国内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数量更为可观，据民国初年教育部的统计，1911年全国各类学生达2933387人，1914 年为3643206 人， 1916 年达4034893人。（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第865页。）在近代，敏感的学生群体对于迫临的社会危机，常常率先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自觉的民族责任感和从家庭和职业的世俗义务中摆脱出来的相对自由，使他们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成为市民群体中积极批判社会现状的主角，在20世纪初，从他们当中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和态度最为明朗的激进主义者。
在市民群体的内部结构中，理应成为其核心部分的近代产业资本家在人数上占绝少数。商业资本家的人数大大超过产业资本家，他们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很活跃，所占的地位和影响也很突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近代工业的不发达和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同时，新式知识分子在人数上又大大超过工商资本家阶层，成为市民群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其作用和影响也大大超过近代资本家阶层。1912年全国加入商会的商号有19.6万个，商会会员仅20万人（注：王笛：《试论清末商会的设立与官商关系》，《史学月刊》，1987年，第4期。），而1911 年仅学生人数就达290多万。
二、市民群体发展的三个阶段
在清末民初，市民群体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1895－1905年、1905－1911年、1911－1920年。 笔者之所以这么划分， 其依据是1905年和1911年是这个历史过程中的重要关节点。
张玉法先生认为，崛起于1850年代末期，以迄于1894年间略具现代思想的中国新的领导阶层有两类人：一为在野的知识分子，一为政府官员。他们间或鼓吹或倡导引进西学、摹仿西艺，但并不具备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能力和决心。有的知识分子因有现代知识为政府所用，如容闳，有些政府官员因办理洋务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如李鸿章，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应政府之邀宠，自己并无做“新领导阶层”的抱负。（注：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动向》，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七卷，第8期，1974年8月。）但1895年以后则情况大有不同。甲午战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动，民族资本主义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绅士阶层的分化尤为明显，出现了改革派和革命派充当新的领导阶层。在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下，绅士们首先对社会现实进行了认真的思索，意识到“非输入新学术，不足以济时艰”。（注：《革命人物志》（台北），第3集，第219页。）先前鄙视实业，藐视商界的观念遽然改变，于是，绅办之苏州苏经丝厂、苏纶纱厂、杭州通益公纱厂、无锡业勤纱厂、通州纱厂等相继兴办。在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致力于改革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虽然最后归于失败，却使绅士阶层进一步分化，从而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市民群体。
对于这一初具规模的市民群体来说，1905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头，因为在这一年中，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如反美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科举制度的废除、商会的成立等，足以说明市民群体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群体自觉意识，开始进入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
1905年，清政府颁布诏书，正式宣布废止科举考试，从而给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划上了句号。科举制度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支柱之一，与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紧密相连。它的废除，导致中国社会中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这对市民群体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彻底切断了绅士阶层与国家在制度上的关联，进一步促使绅士阶层的分化，同时也为市民群体建立新的国家—社会关系提供了条件。科举制度的废除，加上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败以及国库的空虚，使士绅失去其优越地位，其特权也大大削弱，通商口岸的商人们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领导城市社会方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富有创新的重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合作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之间的融合也更加显著了。1904年初，清政府颁行《商会简明章程》，谕令各省设立商会，到1905年，全国共创设商务总会和分会约70个，以后逐年增长。工商资本家阶层有了自己的合法组织之后，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得到了加强。1905年发生的反美爱国运动便是商会成立后，商人阶层与市民群体中其他分子一起进行的第一次全国性斗争。在上海总商会的倡议下，全国各重要城镇均行动起来，相继掀起抵制美货运动，持续时间8个多月。 虽然运动中表现出市民群体身上的一些缺陷，运动最后也失败了，但市民群体的这种斗争精神却是极为宝贵的。在1904—1905年收回利权运动中，市民群体同样是积极的参与者。1905年之后，市民群体更为活跃。最为突出的便是1909—1910年的全国性国会请愿运动。在立宪派领导下，以清末咨议局为中心，市民群体广泛参与，全国掀起了国会请愿的热潮，先后进行四次，时间长达一年之久。这次运动采用和平请愿的合法斗争的方式，运用群众游行示威、学生罢课等手段，以巨大的声势迫使清政府缩短成立国会的期限。对于身处国外的革命派来说，1905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同盟会。革命派力量的联合，对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形势的推动，最后爆发辛亥革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1905年是市民群体在发展过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不仅组织程度，而且其群体意识自觉方面都有极大的长进。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政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政府实际上被商会和同业公会联合管理了几个月。（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787页。 ）这说明市民群体具备了一定的管理国家政权的能力，也初次尝试了夺取政权后对中国社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但由于市民群体自身存在的缺陷，以及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市民群体无力填补在清政府被推翻后出现的权威真空，也并没有使自己长期累积起来的权力变得更加牢固，更无法使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加以制度化，最后让军阀成为主宰，出现军阀割据政治的局面。尽管辛亥革命失败了，但1912年后市民群体仍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市民群体总体实力较前有所增强，而且与19世纪70年代处于发轫初期的民族工业状况相比，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在各个行业中涌现出一批重视技术、懂得管理、善于经营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大多是在同外国资本的长期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工商企业家不仅在人数上有了大量的增加，而且在他们身上，现代性成分也更加浓厚了。清廷被推翻，使绅士与君主制的联系彻底切断，这个阶层的分化和最后消失的趋势已不可阻挡。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新知识分子队伍进一步壮大，而且其素质也明显提高，他们通过对现实和理论的反思，价值观念有了新的变化，新文化运动便是市民群体中的进步知识分子群体对辛亥前后的各种思想文化运动的一个总结和提高，这场思想启蒙运动进一步深化了原已初步形成的资产阶级市民文化。
1911年的辛亥革命对市民群体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促使市民群体的总体力量有了较大的增加。从1912年后成立的各种社团组织来看，要比辛亥之前多得多。以江苏省为例，1912—1921年警察部门对省会、苏州、淞沪三地结社情况进行调查上报所得的数据分别为319、 245、208，共752个，加上1912—1919年各县结社641个，总数达1403个。可见当时结社之盛，这说明市民阶层的群体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市民群体内部暴露出来的问题（如分裂状况）仍没有解决，从其历史地位和对社会的影响上看，反而是下降了，最后在革命中让位于社会下层的无产阶级，由其承担起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