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一体化”的神话，发展中国家的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陷阱论文,神话论文,全球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一体化”的字眼大量地充斥着大众媒体，成为描述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时髦的名词。“全球化”、“一体化”似乎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宣传到了被神化的地步。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打破了“全球一体化”的神话，发展中国家开始认识到，所谓“全球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陷阱。
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仅仅只是一种趋势
所谓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是指资本、贸易、生产过程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是指各国经济在范围上、机制上的世界性统一和发展。不可否认，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了国际化的趋势，相互依赖的各国经济通过企业的跨国化和经济的信息化，依靠国际性的经济贸易组织作为纽带和桥梁，通过制度、标准、规则、体系的认同，向着全球一致的方向发展，逐步地把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过程联成一体。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趋势，为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和贸易发展带来了诸多机会。首先是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乃至完全的经济联盟等国际性组织的大量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全球性的规范化、法制化的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世界贸易自由化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自由贸易为首要特征和发展的地区一体化现象，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重现。其次，金融的国际化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全世界近10万亿美元的金融资本，近1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流动，几乎很少受到阻碍。跨国证券融资的制度障碍、货币障碍和政策障碍等越来越小，跨国银行迅速扩展，业务网络遍布全球，瞬息之间就能够调动巨额资金。同时，某一个环节上出现紊乱，立即就会波及全球，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世界各国经济受挫就是一体化产生的后果。再次，生产经营跨国化是世界经济国际化在生产领域中的表现。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过程，民族国家的市场障碍不断地被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所冲破，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部署下，产品及共零部件的生产选址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产业分布越来越多地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结果。很明显，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开始在生产、贸易、金融这三个领域中初露端倪，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跨国化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总趋势的组成部分。“贸易从产品交换阶段体现国际经济联系，金融从要素配置阶段体现国际经济联系，而跨国经营则从生产阶段体现国际经济联系。三者构成了整个生产过程，体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在现阶段发展的全面性”。（注：张幼文：《关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几个理论问题》，《世界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可以说，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必然结果，是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等科学技术的发展驱使市场经济本身必然要冲破地区经济、民族经济交换的障碍，拓展交换空间，寻求资本、贸易、金融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但是，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还仅仅只是表现为一个趋势，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它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过程的一种描述和对世界经济未来特征的一种“预测”，而并不是说世界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体化的程度。虽然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但离真正的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还有较大的距离。民族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就决定了世界经济一体化道路上矛盾的错综复杂。这些矛盾几乎充满了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各个领域。矛盾的主要根源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这两大利益集团。
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参与进程的任何一个国家，必然是权力与义务相统一的承担者，也就是说，既可以从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获得比较优势的好处，同时又必须接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整体水平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自由化进程中的竞争能力必然不同，在自由化和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的分量自然也相差很大。在利益的权衡中，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就必然对贸易自由化和国际分工产生逆反心理，实行贸易保护措施。同样，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封锁、贸易保护、发达国家也会单方面采取各种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措施，这样贸易自由化过程的障碍自然就会加大。
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障碍更大。由于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处于控制经济命脉的枢纽地位，具有高度的风险性，一国对金融的失控很可能导致对整个经济的失控。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轻易放弃对本国金融的控制，尤其是金融体系不健全、对金融衍生工具不太熟悉的发展中国家，对金融国际化带来的风险是常怀警觉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更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上了一堂金融安全课，这就不可避免地为金融国际化带来了实现制度一体化的难度。
生产一体化也是矛盾重重。跨国公司在实施跨国经营战略时，总是以自身的经营发展战略为依据来制定和规划全球生产布局。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尽管也为资本输入国带来了一些利益，但其投资的重点，仍然是那些产业水平相对落后、污染度高、能耗大、附加值低的产业。这样，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就必然与具有强烈民族自尊意识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存在着极大的抵触。
更为引起注意的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与政治一体化是紧密相连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国家主权部分削弱、让渡和延伸。当一个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一体化的行列的时候，就意味着接受一体化组织的某种共同规则，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本国自主决定某种对外经济政策和干预措施，而服从一体化组织的共同规则和契约。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用一个声音说话”，实际上就是政治一体化。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利用经济“全球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的联系，在推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兜售它们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行为准则，企图通过经济“全球一体化”来达到它们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目的。当今世界上的一些热点地区，其混乱的产生，无一不是从经济一体化开始引发的政治争斗、种族屠杀、民族纠纷。而这一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深有体会的。因此，它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热心推行的经济“全球一体化”戒心重重。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最大障碍。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还只是一种发展趋势的最大原因。
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实质是“美国化”
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趋势确实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活力。但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是一把“双刃剑”，其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正如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亚洲金融危机再次表明，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那些透明度高、具有灵活性和监管健全的金融市场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好处最大。而对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可能是利少弊多，全球经济一体化把市场经济的弱点膨胀化，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赛跑中始终处于劣势，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即使一些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也难以抵御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市场带来的风险。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例证。更让发展中国家感到威胁的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规则、制度、标准等，完全是按照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旨意制定的。因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是一项大范围内的制度创新，它需要在一些民族国家首先进行实验，而往往发达国家又总是这种制度的供给者，建立起来的世界性经济组织的议事规则也总是从这些已经实验过的规则中吸取营养。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组成内容来看，也基本上是循着这条思路发展的。
首先，所谓金融的自由化，并不是我们理解中的利率、汇率的自由化。现实中的金融自由化的内容比这要广泛得多，它的本质是货币投机的自由化、金融交易逃避政府管理和监督的自由化以及货币兑换的自由化。如果本币不是国际货币，那就是本币的美元化。美国利用美元独一无二的国际地位，为它谋求全球霸主地位提供了物质基础。1945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使美国获得了世界银行家的身份，美元随之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这就意味着，世界需要美国通过其国际收支逆差以输出美元来为世界提供交易手段或清偿能力，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为了得到以美元表示的硬通货而近乎无偿地为美国提供商品、服务或是贷款。这样，美国就拿着用印刷机印出来的美元到世界各地进行采购，扩大国内的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被大大高估了的美元使得美国不但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生产的最优良的商品集中于美国，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使它事实上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和汇率的决策部门。美国的GDP只占世界GDP的24%，然而美元却占世界外汇储备的55%，并担负全球贸易3/4的结算职能。（注：张宇燕、马杰著：《共享繁荣》，第72～7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1月版。）美国滥用美元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推销它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模式，为其霸权主义张目。因此，金融、货币的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美国化”、“美元化”。
金融领域是个非常复杂的领域，货币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需要长时期的完善，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大量出现，金融渗入现代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其作用几乎无孔不入。对于这一切，发达国家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非常生疏。因此，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各种规则、制度，则基本上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金融管理规则的翻版。虽然规则建立起来以后是一视同仁，机会均等，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因为对这套规则一无所知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完全适应了规则的发达国家同时竞争，发展中国家势必屡屡违规操作而受到惩罚。这就是金融危机为什么只发生在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一点，受到某些政治力量驱使的投机资本，也总是选择金融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出击，乘机进行投机来获取暴利，而受害者对它却毫无办法。
关于金融自由化实质，西方许多学者早有认识。早在197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就指出，东南亚国家货币的联系汇率制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国内信贷的增长率超过实际货币需求，势必导致国家外汇储备的持续减少，给汇率投机者可乘之机。但克鲁格曼的警告并没有引起有关国家的重视。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许多学者，包括美国国内的学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危机的根源是金融自由化的后果。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弗尔德斯坦说，导致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经济崩溃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该组织中盛行的照搬美国模式的全球主义。费尔德斯坦得出的结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强加给亚洲的大刀阔斧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将带来恶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是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发言人，其大宗融资需要得到美国议会的批准。单是看看这种机制就不难明白，本质上受制于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是为了保护美国财政的一张处方而已。（注：[日]石原慎一郎：《新亚洲攘夷论》，《文艺春秋》月刊，1998年8月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推行美国模式的全球化、一体化不遗余力。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看法，美国模式是具有普遍性的全球主义者，因此在亚洲国家经济处于危难之际，他们借援助之机，把过火的甚至连西欧国家都不适用的改革强加给了亚洲国家。甚至连亚洲开发银行这样一个处于日本大藏省管辖下的组织，也依然效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从来不干美国不喜欢的事情。一些著名的美国学者早已对许多国家照搬美国模式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克莱因就警告说，机械、武断而又过分照搬美国的金融体系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注：[日]《正论》月刊，1998年8月号。）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约翰·伊肯伯里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的目的是采取“建设性接触”或者说“开明的战略”，用“促使开放”、“加以约束”和“联为一体”的方式，逐步把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国家，纳入名副其实的民主资本主义秩序的经济和体制结构中来。其中之一就是鼓励这些国家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活动，使这些国家遵守作为全球机构成员所承担的义务，按照美国所抱有的期望行事，接受这些受美国操纵和控制的国际组织的原则、准则和行为标准。（注：[美]《洛杉矶时报》，1998年7月12日。）现实确实如此，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向美国及国际*
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其条件就是经济发展必然按照美元的标准来运行，必须满足美国等援助国提出的种种条件。一句话，就是要符合“全球经济一体化”、实际上的“美国化”的标准。
其次，关于贸易的自由化，主要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来推进的，尽管世界贸易组织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一样，其公平性也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些组织最初是由富国、大国发起成立的俱乐部。其基本的规则框架都是根据美国等西方大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的。其中的各项协议，包含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政策法规透明度、贸易政策统一设施等一系列的基本准则，其目的是逐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根据广大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落后状况，在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去用同一标准进行衡量，本身就是不平等。确实，在国内，美国模式对经济的干预较少。美国正是把国内的这种观念外延，来要求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像它的一个州一样，取消来自美国的一切经济限制。而实际上，美国自己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又采取了另一种标准，在将其重点发展的缺乏替代弹性的高科技产业和经过改造后的传统产业大量推向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取消了曾经实行过的普惠制，并单方面强行制定和实施形形色色的单边方案，诸如“301条款”、反倾销条款等，采用贸易保护主义为武器，压迫发展中国家向它开放商品市场和金融保险市场。美国还通过受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经济组织，强行推行全球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实际上就是强行推行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化”。
再次，关于生产的一体化，也同样体现了浓厚的美国色彩。众所周知，生产的一体化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为媒介来实现的，跨国公司运用其区位优势，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虽然人们见到的是政府首脑们在签署诸如关贸总协定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或发表各种旨在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宣言及声明。但实际上全球化、一体化的真正推动者却是那些将其业务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中某种意义上的幕后决策者，它们的活动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主权、民族国家的看法，诸如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轿车，波音公司生产的飞机，往往使得许多国家结成了所谓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因此，跨国公司淡化了国界，模糊了国家利益概念，约束了以独立为本质的国家主权，并使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及后果被大大复杂化了。有人称跨国公司为未来“地球村”的村主。但是要明白，世界上跨国公司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等西方大国。1998年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全球500家大公司，95%都集中在美、日、德、法、英等国家。而实际上几乎没有一家跨国公司是真正无国籍的。随着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其对国籍归属的敏感性就越强，对主权国家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因为跨国公司成功的诸条件之一，就在于其拥有的垄断力量，而垄断力量得以维持与拓展，又必须倚仗国家的力量。那么，“地球村”如果以这样的跨国公司做“村主”，世界经济按照这样的“村主”制定的规则来实行全球化、一体化，其代表谁的利益不是非常清楚、明白了吗？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认为，在工业化以后的经济活动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微软公司在软件方面，美国美亚国际保险公司在保险方面，麦当劳公司在快餐方面，沃尔·马特公司在零售业方面，麦金西公司在管理咨询方面，如意玩具公司在玩具零售业方面，美国公司都确定了世界标准。在今后的一二十年中，美国人通过这种全球化从全球经济中得到了巨大好处。（注：[美]劳伦斯·萨默斯：《谈全球化和亚洲金融危机》，《洛杉矶时报》，1998年5月24日。）这些话不是直截了当地道出了生产全球化、一体化的真谛了吗？
美国等西方大国，正是动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的机会，来推行它们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行为标准，即推行所谓的“全盘美国化”。例如，在价值观上，美国也强行推行所谓“全球一体化”，并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美国式的拜金主义价值观的优越性，鼓吹这种以拜金主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主义充满活力。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与亚洲一些国家奉行美国式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人的欲望中有私的成分，也有公的因素。人真正具有活力应该是在私欲和公欲相互影响而又相互保持平衡的时候。一些发展中国家片面地追求美国式的所谓自由民主主义，忽视人的公共欲望的形式，破坏和诋毁使这些公共欲望变为现实使命的公共机构，从而导致人们因私欲膨胀而感到精神空虚和焦躁不安，影响了经济的增长。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亚洲这些国家缺乏产生公共欲望和开展公共活动的能力不无关系。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历史和文化价值观念，人们在选择一种价值观时，首先必须明白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国情”，基于这种国情应该追求怎样的“国益”，为了实现“国益”又必须确立怎样的“国策”。21世纪应该是“公共时代”而不是“市场时代”的世纪，不明确这一方向，市场就将缺乏活力。亚洲一些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也已经看到了美国及西方国家“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目的，当1998年7月底在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对话伙伴国会议上，东南亚国家就针对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要求东南亚国家实行痛苦的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改革，并将民主、经济复苏和援助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向国际金融组织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出警告，要它们更多地注意到改革的社会代价。（注：[美]迈克尔·理查森：《亚洲国家抨击改革的社会代价》，《国际先驱者论坛报》，1998年7月27日。）
对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强行推行的全球化、一体化，国外的一些学者对其本质也早有揭露。美国人自己也并不认为“美国的市场很理想”，是十全十美的。拿贫富差距悬殊和急剧向垄断体制发展这一点来说，美国式的市场主义弊端就是显而易见的。（注：[日]西部迈：《照搬美国模式将使亚洲走向衰亡》，《正论》月刊，1998年8月号。）有学者直裁了当地指出，亚洲金融危机是美国的作品，目标是通过危机彻底掠夺东亚高于其他地区的全部经济成果，缓解美国目前存在的严重危机，并进而在金融方面统治世界。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只不过是美国驱使下的金融奴隶。美国挑选在东南亚实施其统治市场的金融战略，实际上是美国继实施星球大战计划搞垮对手苏联、出兵伊拉克之后的第三步战略，即在金融方面统治世界。（注：[日]石原慎一郎：《新亚洲攘夷论》，《文艺春秋》，1998年8月号。）亚洲经济危机的根子在于美国倡导的、让亚洲国家经济的全球化。美国总是把有利于自己的体制说成是全球标准，并极力将它强加给别国，同时一直在促使亚洲市场的国际化和放宽限制，并坚持认为这是实现全球民主的一个办法，但是，美国标准的全球化、一体化，在运转的过程中破坏了现有的东西，对世界起着不稳定的作用。它使用其力量强行实施放开市场、破坏其他国家现有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竭力推动以民主的政体形式来取代现有的政治制度。（注：[美]《波士顿环球报》，1998年7月13日。）其目的是要证明：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证明美国的政治模式——自由民主——是正确的，1997年亚洲市场的崩溃证明了美国的经济模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明智的。东亚未能保持经济的迅速增长，证明了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是软弱无力的，只有支撑美国成功的资本主义和民主观念才保持了下来。并让人确信“美国就是世界”，如果亚洲人不注重于美国模式，他们就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就会迫使他们实行较开放的市场和较自由的政治制度。（注：[美]唐纳德·埃默森：《亚洲美国化了吗？》，《外交》双月刊，1998年6～7月号。）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一体化”中的对策
在涌动全球的金融国际化、一体化的大潮中，各国的金融制度和市场结构必将进一步趋同，在设计金融制度结构、监管体系以及会计制度中，本国特色的成分将不断减少。同时，具有大国特色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制定的法规和监管准则及同行业间跨国签订的行业管理规范，越来越成为国际金融体系运转的基础。未来国内金融市场将更多地成为国际市场的组成部分并与国际市场联成一体。全球一体化的形成，将实现全球不同市场间24小时不间断交易，使同一工具在不同市场间同时或连续交易等；跨境资本流动速度会加快，资本的流入与流出会相当频繁；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各种资产价值的相关性会大大提高，更为频繁的套利、套汇活动会使国内外利率水平、异地利率水平等走势趋同，国内利率、股价、债券价格等变化更易受国际市场相应价格变化的影响。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实施将更多地通过国际协调、合作形式进行，对于日益增多的跨境金融活动和一体化的市场，仅靠单个国家政策干预、调整和监管将很难奏效，国际性、行业性组织的规则将发挥主要的作用。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一体化大潮时，要根据本国的国情特点和承受能力，循序渐进地推进金融和贸易自由化，要在实行金融贸易自由化之前首先建立起强有力的调控体系，并制定出严格可行的程序和具体规则。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告诫说，在全球资本一体化进程中，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具有严重的潜在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不光对当事国有致命的危害，而且有可能破坏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对全球经济产生消极影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说过，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并不一定就会有助于吸引外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相反，短期资本大量流入会增加不稳定性，有碍于经济发展。研究结果表明，那些不切实际地过度开放金融市场（包括资本项目开放）的国家遭受金融危机袭击的可能性就越高。美国经济学博士科顿从根本制度上对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负面危害性也做了分析，他说，当今经济的特点是生产力过剩，大量失业，贫富差别扩大。而且出现了追求短期利益的巨额投机资本。由于经济全球一体化，放宽限制和金融集中化融为一体，民族国家政府的经济政治权利日益被剥夺，权力正在向全球性金融这种动荡不安的、具有掠夺性质的特征转移。全球一体化新资本主义把金钱与财富混同起来，只关注盈利和创造金钱，而世界的真正财富正在受到破坏。（注：[美]科顿：《全球化资本主义导致人类日益贫困》，日本《世界》月刊，1998年8月号。）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相应的政策来防止短期资本大量流入和吸引长期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这就要求采取三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要调整那种直接或间接鼓励短期资本流入和影响吸引长期资本的政策。二是要通过使借贷者和放贷者完全由自己承担风险的方式来加强金融体系，如强制实行按风险确定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和按风险确定的资本足够标准等。三是要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以加强对企业在海外借债的监控，如对短期投资增税和减少向企业在海外借债提供优惠等。
亚洲金融危机的现实也表明，过快开放金融市场，会导致货币和金融危机波及国内。对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本质，尤其是对于金融资本一体化的本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定要认识清楚。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实际上是国际金融资本的趋利本性运动所要求的。当今世界是一个赢家通吃的世界，赢家左右着世界经济的格局，由它们发起和推动了一场取消全球经济管制、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运动，要求广大民族国家无遮无拦地撤除对资本、物质、人员流动的限制和障碍，使得那些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的投机资本在民族国家日益撤除提防的情况下进行趋利活动，带有可怕的破坏力。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的三次大的金融危机，即1992年国际投机资本冲击英镑、法郎等欧洲货币，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另一面。由于金球经济监管体制尚未建立，发展中国家如果盲目地追逐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大潮，取消国家对经济的管制，拱手把经济管制的权力交给所谓的世界经济组织，就意味着将在既无经验又无竞争的情况下，被允许外国强大的金融资本在本国从事任何经济活动，其后果是非常危险的。东南亚国家遭受金融危机之苦就是前车之鉴。因此，我国在开放金融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举措上，一定要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按照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权衡利弊。如果一味地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过早、过快地向国际金融资本开放不成熟的市场，急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做出大的让步，就会给本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压力和危机。目前阶段如果对金融监管不熟悉，金融体系不完善，不能有效制止金融投机或把投机限制在没有危害的范围内，政府就不应该允许或进行金融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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