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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7-0150-08
“国学热”在新世纪的再次升温，有较广泛的社会文化影响，亦波及青少年教育问题。传统国学是包括教育学的内容的。传统国学也曾经通过教育形式影响了许多代中国人。许多人把现代社会隐患与体现于青少年性格特征方面的表征相联系，以为国学教育可以救心救世。现在的教育确实在国学方面多有薄弱环节，表现为历史文化继承的一定意义上的失败。不过，考虑这一问题，必须澄清传统国学教育的特质，总结历史上这种教育的得失成败。“五四”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学教育传统的反思，至今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们当今提倡的新国学教育应当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内容的继承，以利于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塑造。鲁迅曾经强调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主张，是我们今天推进中国文化与教育的现代化仍然应当坚持的原则。
一、正统儒学教育与士人品格塑造
自汉代起，儒学逐渐成为文化正统，随即影响教育的主流形态。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①标志着儒学地位的上升。东汉以来，国家官学和民间私学都重视儒学原理的解说和传递。东汉时期成书的《四民月令》，被看作反映洛阳地区农耕生活的论著。《四民月令》中有关于乡村学校的内容：“(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八月)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十一月，研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小学’。”根据原书本注，“幼童”是指九岁至十四岁的孩子。有的学者分析《四民月令》提供的信息，指出“汉代教育制度，八九岁的小孩入小学识字和计数；十二三岁的大小孩进一步学《孝经》、《论语》，仍在小学；成童以上则入太学学五经”②。有的学者总结说，“蒙养教育在秦汉以后便进入有教材有组织形式的阶段”③。《四民月令》所说的“学书《篇章》”，《太平御览》卷608引作“学《篇章》”。有学者以为，“篇章是《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其中《急就》、《三仓》等字书，应当学会书写，《九九》是算学初步，仅仅书写不够，必须领会、熟练”④。《汉书·艺文志》中“小学”专为一种，列于《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之后。“小学”中的书目，有《史籀》、《苍颉》、《凡将》、《急就》、《训纂》等，都是基本文化知识的教材。汉代的初级教育“小学”，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可以和近代教育之“小学”相类比。王国维说：“刘向父子作《七略》，‘六艺’一百三家，于《易》、《书》、《诗》、《礼》、《乐》、《春秋》之后，附以《论语》、《孝经》、‘小学’三目，‘六艺’与此三者，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⑤当时的“教材”，除了基本“小学”启蒙读物以外，主要是儒学经典。《汉书·食货志上》说到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文化教育的内容。例如：“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人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所谓“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在“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之后，可知当时的教育理念，道德教育似乎是寓于知识教育之中的。对于当时蒙学的这一特点，有教育史家分析说，“启蒙教育尤重品德伦常和日常行为规范的培养，并且寓于书算教材和教学之中，以收课程简、重点突出之效”⑥。
进入科举时代以后，儒学成为正统教育的基本内容。其中道德教育受到执政者的特殊关注。由于权力以利诱方式的介入，导致了受教育者相当显著的人格扭曲。韩愈指出，人们“务利而违道”，“其学其问，以之取名致官而已”。而一旦“得一名获一位，则弃其业而役役于持权者之门，故其事业功德日以忘，月以削”⑦。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考中状元。他在试卷中写道，“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较艺于科举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这样的人进入执政集团，“奔竞于势要之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絷，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世风因此败坏，“悠悠风尘，靡靡偷俗，清芬消歇，浊滓横流”⑧。宋儒就此多有“士大夫无耻”的感叹⑨。有人甚至说：“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⑩世风因此颓变，确实引起了有识者的深切忧虑。人们认识到，纠正这种败坏人心的文化倾向，要在“重公议，明国法”(11)。其实最根本的扭转，应如文天祥所说，重视“方其幼也”的品格教育和人格塑成。
二、“五四”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教育弊端的批判
李大钊曾经指出：“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吾之民族若国家，果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欤？”“由历史考之，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也。”当时面对激扬奔进的时代潮流，李大钊指出：“吾之民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然而吾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李大钊以为“青年之自觉”，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12)。要“冲决”压抑思想解放的“过去历史之网罗”，“脱绝”阻碍文化进步的“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应当清理“积尘重压”的旧式教育。
陈独秀在刊载于《新青年》1卷6号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也曾以新的眼光回顾历史。他指出“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13)。陈独秀痛感中国漫长的专制政治历史所形成的思想禁锢之深重，他看到，“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要诚心推进历史，非先将国民脑子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14)。这些“旧思想”，应当主要来自传统教育。
鲁迅也曾经指出，读史可以“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15)，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16)。
李大钊所谓“重压”之“积尘”，“生命”之“桎梏”，陈独秀所谓“带君主专制臭味”的“帝制时代的旧思想”，鲁迅所谓“遗留至今的奴性”，都与导致“腐旧思想布满国中”的旧的国学教育有关。
三、传统国学的“正气”教育
国学其实原本自有健康的积极的文化内涵。
就人格教育而言，孔子曾经明确强调“志”的意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7)宋儒有这样的理解：“兵有符，固可夺；将有旗，固可杀。无形之形，不可夺矣。今人所以抗志不坚者，只是迫于威，怵于利，若不惑于斯二者，守死不变，世不能使之乱，君不能使之辱。天能杀之，而不能困之。”(18)所谓“志”，是超越“威”和“利”的坚定的人生原则。孟子曾经倡导“大丈夫”人格的养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9)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正是孟子所宣传的理想人格的基柱。
孔子《论语·述而》说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郑玄解释说：“富贵而不以义者，于我如浮云。非己之有也。”强调高于“富”和“贵”的“义”。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20)汉代学人将孔子“浮云”之说解释为抗陵世俗“富”“贵”意识的“志”，与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并说，形成了孔孟价值理念的一种标志性表述。例如，《汉书》卷100《叙传上》：“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后汉书》卷39《刘恺传》：“躬浮云之志，兼浩然之气。”《后汉书》卷53《姜肱传》李贤注引《谢承书》曰：“灵帝手笔下诏曰：‘肱抗陵云之志，养浩然之气，……’”都表达了这样的文化态度。
儒学这些最根本的思想基质，是健康的、积极的。
宋儒解释孟子所谓“浩然之气”，以为就是“正气”。“浩然之气，天地之正气。”(21)南宋名臣文天祥狱中作《正气歌》，其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22)所列举“一一垂丹青”的胸怀正气的英雄，其中多世代名儒。《朱子语类》中理学教育家朱熹与弟子的对话，言及“正气”者多至16处，言及“浩然之气”者多至120处。如：“浩然之气，天地之正气也。”(23)“问：浩然之气即是人所受于天地之正气否？曰：然。”(24)“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惟集义养气方到此地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气对着他，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在彼者皆我之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问：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是浩然之气否？曰：然。浩然之气，须是养，有下工夫处。居广居以下是既有气方能如此。”(25)所谓“养”，所谓“养气”，都指出教育的作用。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26)其实，坚守古人所谓“正气”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也可以说是国学体系刚正的“脊梁”。正是有这百折不断的“脊梁”的支撑，使得历代无论怎样厚重的阴霾，“也往往掩不住”中国历史文化的“光耀”。
四、新国学教育对于健康人格塑造的责任
章炳麟1906年在日本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发表了“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的主张。已经注意用“国粹”中的积极进取的因素激励国人，以救亡图存。柳诒徵《国史要义》的最后一篇《史化》中，指出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历史所陶铸。我们的国史，“骤观之，若因循而不进，若陈腐而无当，又若广漠而不得要领；深察之，则其进境实多(如疆域之广、种族之熔化、物产之精制、文艺之深造等)”。中国传统文化“通万方之略，弘尽性之功”的“人本文义”，也被看作民族的精神自信力的来源(27)。
怎样改造旧有的“国族之心习”，认识千百年来我们民族历史的“进境”，发掘传统文化中有积极的生命力的“人本文义”，也许是有益的。
新国学教育应当发掘传统文化中往往“消灭于黑暗中”的有利于塑造“大丈夫”品格的“浩然正气”，以此教育青少年。这样的愿望，也许接近鲁迅“立人”的主张。鲁迅说：“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底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28)他是在20世纪初面对国家民族空前之危难的时节，提出“首在立人”的认识的。他的思想，又以顺应世界走向近代化的潮流为基点。然而这位富有国学修养的学者与一般言近代化只限于工业化、机器化，“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的人们不同，他更重视文化方面的建设，精神世界的革新。鲁迅与“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之不置一省”的思想划清了界限，他警告人们：“重其外，放其内，取起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29)在突出“主观之内面精神”的背景下讨论“立人”问题，自有焕发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性灵之光”的意义。鲁迅痛斥旧的“奴性”教育对人心的“压抑”。他曾经关注中国孩子“面貌很拘谨，驯良”的特点，指出因传统教育的作用，“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而“动”的、“活泼”的性情，其实是体现出“优点”的，这“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30)。鲁迅的话，实际上指示了社会教育对于“立人”的意义。
新国学教育对于青少年人格塑造最重要的任务，也许应当首先在以下几个方面启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健康内容的继承：1.自由思想；2.民本理念；3.实学精神；4.环境意识。
如果新国学关注到这些教育主题，方可以体现出积极的文化意义。在此基础上，方可以提升我们民族“心习”“陶铸”的时代价值，方可以考虑与现代文明的思想文化对接。
五、自由思想：新国学的“立人”教育之一
“立人”的目标中关于人格的塑造，要实现“有确信，不自欺”，首先应当强调对自由思想的追求。鲁迅说，欧洲的进步，在于“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31)，而“思索自由”，对于社会进步意义极大，因此应当是“立人”首要的导向。
1927年6月，鲁迅称誉“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32)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1929年6月2日，在王国维去世2周年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集资建“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陈寅恪所撰碑文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而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所撰碑铭希望“普告天下后世”的，是王国维的心志，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精神，同时也指出了应当认真发掘和继承的国学的真精神。这是一位国学大师对另一位国学大师的文化理念和学术原则进行总结时发表的意见，因此特别值得关心国学研究前景和国学教育前景的朋友们重视。这种所谓“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也许是我们在设计新国学教育的内容和范式时应当首先注意的。20世纪50年代初，陈寅恪在答复中国科学院请他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意见时再次强调了“自由”追求的重要。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33)
同样是在20世纪初，青年毛泽东在读书笔记中谈到他对“自由”的理解。他认为，“自由”首先在于“发达个性”(34)、“崇尚个性”(35)。毛泽东主张自尽其性，自完其心，期求个性解放，实现自由的发展。他的思想自由的追求，曾经以反对孔学的思想专制为鲜明标志。毛泽东认为，“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其原因正在于儒学压抑思想自由的文化“强权”。他强调，“自由思想，自由生活，本人生第一之权利，而亦第一之义务也。盖精神界最贵之特权，固未有尚于自立者也，而自立之精神，在其思想之自由，而不倚于豫定之见”(36)。毛泽东说，我们反对孔夫子，还有很多其他理由，可是孔学体现的“思想界的强权”，也就是“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的奴隶”的威势，则是首先“不可不竭力打破”的(37)。青年毛泽东的自由意识，有历史主义的思索为认识基础，其思想背景，也包括国学知识(38)。
六、民本理念：新国学的“立人”教育之二
自由意识应当作用于政治生活中，如陈独秀所说，“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青少年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促使形成符合现代民主体制的“国民政治”意识。这样的意识，其实也可以在国学资源中上溯其初步形态。从先秦时代民本主义理念的起源，到明清启蒙思想的兴起，都应当予以总结，以国学的视角进行观察和研究。东汉末年党锢之祸中体现的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精神(39)，明清启蒙主义思想家对孔教和皇权的批判(40)，都体现出一种坚持真理的勇敢精神，体现出“思索自由”的科学态度，其思想基点，则是民本主义理念。
尽管关于“民”的界定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重视“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原则之一。
《国语·周语上》说到“用民”，又说：“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国语·鲁语上》又指出，当政者“中心图民”，方可以“用民无不听”。《国语·周语上》还说到“保民”、“和民”(41)、“惠民”(42)、“亲民”的原则。《国语·晋语四》所谓“生民”，《国语·楚语上》之“安民”，《国语·吴语》之“爱民”，《国语·吴语》之“宽民”，都提出了在民本思想基础上的有关命题。
孔子的“爱人”，也就是“爱民”。《论语·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又说到了“养民”、“惠民”。“仁”是以对人的权利的普遍尊重和认真保护为基点的。《孟子·离娄上》：“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也提出人是构成天下的最基本的单位。于是以此为思想基础，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原则(43)。不仅民贵君轻，民众还体现着上天的意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4)，上天对君王的态度，是依据民众对君王之人心向背而确定的。后来的政治实践者由此生成对民心心怀畏惧的倾向。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撰著《民可畏论》，其中写道：“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民本思想在专制时代是一种比较开明的政治思想，但我们在讨论这种政治文化遗存的时候，必须注意“民本”与近代以来民主思想的区别。
七、实证精神：新国学的“立人”教育之三
中国学术重视实证的传统，应当通过国学教育促进其继承。讲究以实证说明问题，重视“考验事实”(45)、“实事求是”(46)、“审求根实”(47)，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接近科学主义的原则，实际上是国学的精髓。
清代是实学成就最突出的时期。正如张舜徽所指出的：“清代朴学大兴，以考证名家的学者，风起云涌，研究经、史、诸子，各号专门。有的人穷毕生精力以治一书，从校勘文字，以至疏释全书，投下了不少劳动……他们的治学范围，有的人虽不那样博大，但对某一种专门学问或某一部古代书籍，确有精深的研究，并有所发明或发现……”(48)
清代有成就的历史文献研究者大多注重“实事求是”原则的实践。凌廷堪曾经分析治学有“实事在前”和“虚理在前”两种倾向，而前者能够确定是非，后者则不能够确定是非。他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49)“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必须“实事在前”，则吾所谓是非，人不能强辞而变移。洪亮吉推崇邵晋涵，有“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本述原，实事求是”的赞美之辞(50)。卢文弨对于戴震之学，也有“精诣独造，以求至是之归”的肯定评价(51)。钱大昕论戴震的文献研究，也有“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议排击前贤”的评价(52)。汪中曾自陈其治学宗旨：“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53)阮元也曾自称：“余之说法，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54)钱大昕对于其名著《廿二史考异》，有“桑榆景迫，学殖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的感叹(55)，其言尤其诚挚。《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该书《凡例》中所强调的原则，或许可以比较集中地表现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主张：“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推倡“实学”，鄙弃“虚谈”，体现了一种健康的学术精神。
已经有学者指出，戴震所谓从名物、度数以通经义，“可以说是富有科学家精神，也运用了科学方法”。论者并且以为，“从那以后，经学家十九兼治天算。这便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戴震曾经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暴，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论者亦肯定道：“这便是牛顿、达尔文的治学态度。”又指出，“钱大昕推许戴东原‘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俨然是科学家的头脑了”，“假如他们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的话，他们便是达尔文、法布耳那样的科学家了”(56)。
八、环境意识：新国学的“立人”教育之四
中国古代尊重自然，亲近自然的意识，也在国学文化体系中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来就重视天人关系。如果把“天”看作整体自然条件，追求天人和谐的观念也许是有合理意义的。应当看到，古人保护环境的思想观念和礼俗制度中存在着科学的因素。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系统地叙述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天象规律、物候特征、生产程序以及应当分别注意的诸多事项。其中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例如，孟春之月，要祭祀山林川泽之神，所献祭品不得用雌性禽兽，当月还禁止伐树，不得毁坏鸟巢，不得杀害怀孕的动物，不得杀害幼小的动物，不得取禽类的卵。仲春之月，禁止破坏水源，也禁止焚烧山林。季春之月，禁止用弓箭、网罗、毒药等各种形式的猎杀禽兽的行为，也不许伐取桑树和柘树。此外，孟夏之月不许进行大规模的围猎，仲夏之月不许烧炭，季夏之月禁止砍伐山林等。成书于先秦秦汉时期的《逸周书》的《周月》、《时训》、《月令》等篇，以及《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等，也有大体相近的内容。西汉中期以后，以《月令》指导政策，已成为行政传统。
在反映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的种种文化遗存中，如果剥去神秘主义的外壳，是可以发现科学思想的内核的。《孟子·告子上》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齐国都城临淄附近的牛山曾经草木茂美，但是因为位于都市的近郊，人们随意砍伐，还能够茂美吗？当得到雨露的润泽，又会生长新芽嫩枝，然而在这里放牧牛羊，就又变得光秃秃的了。所以说，得到滋养，万物都会生长；失去滋养，万物都会消亡。西汉时，贡禹曾经明确警告，如果斩伐林木没有“时禁”的话，是会导致水旱之灾的(57)。可见古人很早就已经发现山林植被有益于涵养水分，提高空气湿度，增加降水的作用。古代护林的礼俗制度还包括定时采伐，以保护山林的再生能力；禁止野焚，以保护山林以及鸟兽昆虫；禁止砍伐幼树，以保护山林的天然更新。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肯定了中国文化渊源中“自然主义学派”的作用。他还注意到古代中国人“非常强调自然界的统一性以及个人与自然的合一”的特点(58)。我们在总结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时，不应当遗忘有关生态保护的思想创见和礼俗构成，因为这些文化存在不仅标示着我们民族历史的成就，对今天相关的经济建设乃至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关注生态环境的变化，已经形成了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已经成为显著影响世界各个地区、社会不同阶层的文化新气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国学教育对继承传统环境意识的关注，有益于在“立人”的工作中突出科学原则，同时亦体现出顺应世界文化新潮流的意义。而保护环境的意识和亲近自然的情趣是健康人格的构成因素，也应该得到同意以新国学充实现代教育内容的人们的重视。
注释：
①《汉书》卷6《武帝纪》。《汉书》卷56《董仲舒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
②缪启愉：《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③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④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页。
⑤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4。
⑥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113页。
⑦(唐)韩愈：《上考功崔虞部书》，《别本韩文考异》外集卷2。
⑧(宋)文天祥：《廷对策》，《宋宝祐四年登科录》卷4。又《御试策一道》，《文山集》卷3。
⑨《宋史》卷197《儒林列传·黄震》：“言当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宋)王十朋：《除知湖州上殿札子三首》之三“君子孤立如松柏，小人附丽如萝蔓。君子进必繇直道，小人进必繇邪径。往者潜藩二使令之臣，窃弄陛下之威福，士大夫无耻而好进者，莫不奔走其门”(《梅溪集》奏议卷3)。
⑩(宋)游酢：《上徽宗论士风之坏》，《宋名臣奏议》卷24。
(11)(明)孙懋：《崇廉耻以正士风疏》：“臣闻之，宋儒游酢有言：‘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义。如入市而攫金，不复见有人也。始则众笑之，少则人惑之，久则天下相与而效之，莫之以为非也。’然则廉耻之风何可不崇于世哉？所以崇之之术无他，亦曰重公议，明国法，使无耻之徒不得以苟容而已矣。”(《孙毅庵奏议》卷上)。
(12)《青春》，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0-75页。
(13)《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5-107页。
(14)《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载《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5-207页。
(15)《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页。
(16)《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17)《论语·子罕》。
(18)(宋)戴溪：《石鼓论语答问》卷中。
(19)《孟子·滕文公下》。
(20)《孟子·公孙丑上》。
(21)《二程遗书》卷１。
(22)《文山集》卷20。
(23)《朱子语类》卷62。
(24)《朱子语类》卷52。
(25)《朱子语类》卷55。
(26)《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去自信心了吗》，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27)参见沈洁《中国史学的百年乡愁》，《读书》2007年第9期。
(28)(29)(31)《坟·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47－48、53页。
(30)《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82页。
(32)《热风集·不懂的音译》：“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载《鲁迅全集》第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8页。
(33)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载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1－112页。
(34)(35)(36)《〈伦理学原理〉批注》，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223、134－135页。
(37)《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68页。
(38)参见王子今：《青年毛泽东的自由意识》，《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
(39)参见《后汉书·党锢列传》。东汉太学生有比较强的参政意识。他们品评政界人物，参与上层政争。太学生少年英锐，思想较为新进，言行较为勇敢，又以尚未跻身于官场的身份，和民间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对于弊政的危害，也有比较直接的感受。他们所接受的儒学教育，其中民本思想的积极因素也对他们的观念倾向有一定的影响。太学清议，是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的较早的史例。当时太学生的议政运动，使黑暗的政治势力被迫有所收敛。为了营救受迫害的正直官僚，太学生还曾经多次往皇宫前集体请愿。
(40)李贽《续焚书》卷2《圣教小引》写道：“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子何以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而已。”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唐甄《潜书·全学》：“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
(41)又《国语·晋语四》：“柔和万民。”
(42)又《国语·楚语上》引《周书》：“惠于小民，唯政之恭。”
(43)《孟子·尽心下》。
(44)《孟子·万章上》。
(45)“秦始皇会稽刻石”，《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46)《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
(47)《后汉书》卷88《西域传》。
(48)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281页。
(49)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校礼堂文集》卷35。
(50)洪亮吉：《邵学士家传》，《卷施阁文甲集》卷9。
(51)卢文弨：《〈戴氏遗书〉序》，《抱经堂文集》卷6。
(52)钱大昕：《戴先生震传》，《潜研堂文集》卷39。
(53)汪中：《与巡抚毕侍郎书》，《述学·别录》卷1。
(54)阮元：《〈研手经室集〉自序》。
(55)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
(56)曹聚仁：《皖学》，载《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66－269页。
(57)《汉书》卷72《贡禹传》。
(58)《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