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理论与东欧新福利国家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福利论文,国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量学者对福利国家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演进给予了过多的关注，建构出各种各样的福利国家理论及其实现路径和模式。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排斥对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路径。不管怎样，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也曾实行大范围的社会福利政策，这些福利政策与西方世界的福利国家具体社会政策一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苏东剧变给福利国家理论在该地区的发展和讨论蒙上了一层面纱：福利国家理论还能够解释当前的现实吗？欧洲的福利国家理论是否会发生某种突变？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就要先对福利国家的基本概念重新作出界定。
什么是福利国家
在一些学术文献中，后共产主义国家往往被称为是福利国家，但长久以来，对福利国家概念的解析通常是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为背景的。因此，重新定义福利国家的概念使之能够解释一些新情况、新变化显得极为重要且正当其时。
民主机制和较高的生活水准通常被视为是实行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关键因素。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福利国家理论的要义就是让国家参与到社会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民主机制的建立是其制度基础，而较高的生活水准则是其生产力基础。应当强调的是，这种对福利国家的界定只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同时，世界其他一些不属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落后国家也曾实行各种各样的社会政策。这指的是狭义上的“社会政策”，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社会政策”是作为“福利国家”的同义词来使用的。埃德温·阿门塔（Edwin Amenta）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早在1986年就在广义的层面使用“社会政策”一词，意指能够对家庭、个人以及社会团体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机遇产生影响的各种国家干预活动。因此，假如“社会政策”被界定为国家对社会再分配领域的各种干预活动，如实行大众教育、社会保险、养老金计划、建立卫生保健体系等，那么在19世纪早期就开始实施社会政策的国家都可以视为是“福利国家”。但若讲到社会保险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社会福利开支的急剧攀升，“福利国家”只能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在概念上存在区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前的福利国家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了。
正如奥尔森·胡特（Olsson Hort）曾经指出的那样，哈罗德·维伦斯基（Harold Wilensky）在其著名的《福利国家与平等》（The Welfare Stare and Equality）一书中论述福利国家理论时，不仅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理论，也将东欧国家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这本书在福利国家理论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开了先河。下文将着重关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剧变前后社会政策先被遗弃、后又受到普遍欢迎（苏东剧变之后）的演进路径。
事实上，作为福利国家理论重要思想家的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和哈罗德·维伦斯基早已将共产主义国家纳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当中去。例如，在1974年，蒂特马斯在其社会政策理论中就探讨了原苏联模式的社会福利政策，将其和法国、德国一道归为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模式。他认为，原苏联模式的社会政策注重考察工作表现和工作成就，社会需要的满足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维伦斯基按照民众参与决策的人数和程度以及政府是否鼓励社会自治团体的发展等因素确定了4种政治体系的划分标准，对64个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拥有较高政治参与度和低强制性的国家如英国和瑞典被称为自由民主国家；拥有较高政治参与度但实行严格社会控制的国家属于极权国家；拥有适度政治参与和适度社会控制的国家如墨西哥和叙利亚被划分为独裁国家；而拥有较低政治参与度和适度社会控制的国家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是集权主义国家。维伦斯基发现，原苏联、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1950—1965年间根本就没有关于社会保障的相关论述。
将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纳入研究范围，这就必须审慎看待对福利国家概念的一般认知。蒂特马斯将社会政策看作是国家实行社会干预、能够对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行为准则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按照蒂特马斯的理论，社会政策到处体现着价值选择：什么是理想社会？理想社会的组织方式怎样？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创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公平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考量始终是理解福利国家理论的关键因素。
而维伦斯基在定义福利国家的概念时对道德和价值的重视程度却不如蒂特马斯，他更重视福利国家建构的物质基础。在他那里，获取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是公民的一项权利而非国家的恩赐，这才是理解福利国家概念的核心要义。
因此，当在论证社会政策的手段和目标时，蒂特马斯更看重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作用，而维伦斯基则更关注福利国家建构的物质基础，应当把获取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看作是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而加以实施。然而，他们在界定福利国家概念时也存在共同点。在蒂特马斯看来，他们二人都关注社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公民的一般选择产生影响；但在维伦斯基看来，他们二人都更加关注家庭收入水平的稳定性、社会平等和公众的健康。不管国家的社会性质如何，建设福利国家已经成为一项国际共识：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公民健康、社会稳定、安全和团结。蒂特马斯和维伦斯基都不关注福利国家的政治根基，维伦斯基更是认为政治体制的选择对社会政策的实施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其实，原苏联意识形态对福利国家的认识很接近蒂特马斯和维伦斯基对社会政策及其目标的论述。原苏联宪法也明确规定，获取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乃是公民的一项社会权利。所有的原苏联公民都有权利接受教育、参加工作、享受定期休假和医疗保险，并在年老、疾病和丧失工作能力后获得国家的救助和保护。原苏联社会政策的目标就是提高公民的健康状况、人口寿命、物质生活水平和社会公平度。然而，这些目标还未曾实现，原苏联就在20世纪末解体了。在很大程度上讲，蒂特马斯和维伦斯基将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也视为福利国家确实难能可贵，他们的研究成果因此也显得更具说服力，更富于智慧。
鉴于此，本文拟采用蒂特马斯和维伦斯基对福利国家的定义：他们将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纳入理论分析框架更有利于我们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在本文中，笔者将福利国家定义为：国家有责任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水平、完善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机制、调节劳动力市场等诸多手段来保证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准，并把它们作为公民的一项社会权利来加以保障。应当明白的是，福利国家理论需以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条件为其终极目标；民主机制是否建立并非是构建福利国家的先决条件。例如，原苏联的政治体制虽存在诸多弊端，但其却是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它建立有庞大的社会再分配体系如完全就业、全民教育、全民医疗保险等，完善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有效地缩小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推动了社会平等和公平。
确定了福利国家的基本概念和定义之后，我们就可以依据旧福利国家理论对东欧转型国家所普遍实行的社会政策进行客观评价了。
旧福利国家理论及其对东欧国家的现实意义
这就是说，当今最有影响力、最有希望作出研究成果的理论就一定要有最大的说服力，能够解释尽可能多的现实情况，并能适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新问题。只有从阶层区分和社会经济利益分化、党派冲突等方面来理解福利国家理论，才能在研究中有所收获。政治权力研究的相关成果表明，在社会政策领域，执政党的政纲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一般来讲，与由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相比，凡由左翼政党（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执政、工会力量强大，且工人阶级能够对国家的各项重大决策施加影响的国家的福利制度更为全面、也更为完善。大量的研究成果都表明，这种观点具有最大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当然，这些研究大都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忽视了其他拥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
东欧各国执政党在社会政策改革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对其的研究也少之又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显示，上述观点对东欧国家的社会政策演进也有很大的解释力。例如，克莉丝汀·利普斯莫尔（Christine Lipsmeyer）在2000年考察了东欧6个国家（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左右翼意识形态的“冲突”及其对社会政策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左翼力量占优势的国家相比，右翼力量或中间势力占优势国家的执政党更有可能采取极端手段消减失业补助金、养老金和医疗补助金，将社会保障的成本压力转移到非政府组织或个人身上。即使如此，利普斯莫尔也发现，家庭救助或孕妇补助金等具体社会政策的调整也很少有意识形态色彩，这就意味着，诸如全球竞争压力、财政资源是否丰富、人口多少等其他因素对这些国家福利体系的构建有莫大的关系。
整体而言，在苏东剧变之后，东欧各国的左翼政党大多处境艰难，很少有成功执政的案例。原因就是这些左翼政党背负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例如，塔蒂阿娜·扎斯拉夫斯卡娅（Tatiana Zaslavskaya）就认为，人们对苏联共产党普遍缺乏信心，苏联共产党应对原苏联解体前后所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危机负全部责任。当前的东欧各国左翼力量也是如此，它们大多由共产党转变演化而来，历史包袱沉重，又没有解决各自国家所面临挑战的自信心。
一般情况下，当东欧各国摆脱原苏联的控制后，政党政治就开始茁壮成长起来。但却很难讲，这些国家的政党对社会保障有明确而清晰的认知。立陶宛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阿维达斯·古尔基斯（Arvydas Guogis）等人在2000年曾对立陶宛各政党对社会保障政策的态度作过详尽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政党都倾向于效仿被边缘化的福利制度模式（自由主义），而非西欧各国普遍采用的模式（社会民主主义）。很奇怪的是，东欧各国鲜有政党支持建立西欧式的福利制度；更加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没有哪一个政党明确表示支持建立以社会保险政策为支柱的社群主义福利制度模式。种种迹象都表明，东欧各国的政党对社会保障全没有明确而清晰的认知，他们的政纲中也鲜有这方面的表述。罗马斯·拉祖特卡（Romas Lazutka）和维利亚·科斯特尔尼肯（Vilija Kostelnickien）两人也在立陶宛发现了类似现象。他们指出，立陶宛主流政党都不关注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在改革社会福利政策的进程中发挥作用甚小。
总而言之，与西欧国家相比较，东欧各国大部分政党的存在历史还很短暂，政党理念还不清晰。瑞典老牌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在其执政的60余年间，对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东欧各国政党来说，没有清晰的社会政策表述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东欧各国工会力量的持续衰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按照最新的统计数据，爱沙尼亚只有11％的工人参加工会组织，立陶宛为12％，拉脱维亚和匈牙利为16％左右，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个数字为20％～22％，都远远低于西欧各国的标准。在西欧，大约50％～75％的雇员隶属于工会组织，在斯堪的纳维亚，参加工会的雇员人数更多。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西欧各国工会组织的会员人数也在下降，但由于其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公司和雇员双边对话制度和劳动法律体系，工会组织力量萎缩并没有对最低工资标准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工会力量强大是保障公民社会权利不受侵害的最强大依靠。许多研究成果认为，福利国家的构建是为了缓和阶级冲突——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状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就不难理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拒斥社会政策了。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通过取消财产权彻底解决了阶级冲突问题。在原苏联时期，工人必须加入工会，工会则向工人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日用品以及一定的财产权。工会就像是一台巨大的意识形态机器，国家可以通过这台机器向工人灌输左翼思想。然而，原苏联的工会组织并不承担保障工人应有权利和提高工资待遇的职责，这是因为当时的原苏联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天堂”。苏东剧变之后，该地区各国新成立的工会组织开始朝着西欧国家的模式运转，作用日渐重要。但是，时至今日，东欧各国的工会组织发展仍显缓慢，工会成员并没有因为是工会的一分子而获取实实在在的利益。鉴于东欧各国目前工会组织的力量还很薄弱，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不能指望它们能够在福利国家的建构中发挥多大作用。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工业化逻辑。维伦斯基在对64个国家的比较研究中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乃是构建福利国家最根本的制约因素，但这种影响只有通过观察过去一个世纪的人口变化和社会政策演变才能够完全被理解。维伦斯基的研究发现，社会政策的实施是经济增长和人口变化（如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的产物，政治精英人物的改革意愿则是社会政策实施的重要推手。此外，维伦斯基在2002年对22个发达国家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又发现，经济增长并非是实施社会政策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经济富足和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对其影响极大。
毋庸置疑，经济增长和建构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埃斯平·安徒生（Esping Andersen）在一项有关经济增长和福利国家建构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发现，福利国家的建构并非完全取决于经济条件的许可，但也并非与经济增长丝毫没有任何关联。事实上，对于建构福利国家来说，生产、再生产、消费都是一个有机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互相依赖，相辅相成。
与西欧国家相比，东欧各国的经济总量有限，居民的工资收入也很低，这大大限制了东欧福利国家制度的建设，使其很难赶超西欧各国。东欧各国在剧变之后GDP总量大幅下降，面临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多重打击，建构福利国家有心无力；GDP总量快速增长、金融体系稳定乃是东欧各国建构福利国家的先决条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则对整个欧洲的社会政策实施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老龄人口急剧增加和金融不稳定的双重压力下，东欧一些国家开始贯彻实施养老基金部分私有化政策，该政策一直以来都是争论的焦点。但是，就这一点来说，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也并非是其共同点。正因为如此，维伦斯基早期的研究成果曾广遭批评。
第三种解释方法就是国家中心理论（state-centric approach），对于福利国家理论研究来说，此种方法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该理论认为，国家的官僚机构和政治精英乃是福利国家建构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无数的研究成果都表明，国家的官僚机构和政治精英乃是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主导力量。例如，西达·斯考切波在1992年就发现，在1870—1930年间，美国的政治精英及支持其的官僚机构对有关士兵和妇女社会保障政策的出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发现，美国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非仅仅是资本主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果，也并非是社会各个阶层向政府施压的结果。恰恰相反，政府机构、选举规则、政党政治和国策制定等诸多政治因素共同促成了各项社会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大量的研究成果也表明，政治精英和官僚机构在社会政策改革中的作用甚大。无论如何，目前东欧国家的官僚机构与剧变前相比并无本质的区别，政策方案一旦确定，就会得到快速执行；原苏联官僚机构的家长式作风也保证了社会政策能够不打折扣地得到执行。苏东剧变之后，各国的社会政策改革仍然由对口的相关官僚机构和政治精英人物负责筹划和实施。我先前的研究成果就表明，与政党组织和其他政治组织相比较，波罗的海国家的决策者和官僚机构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发挥的作用更大。对此，拉祖特卡和科斯特尔尼肯的理论研究成果也略有提及，认为有着强大力量的立陶宛官僚机构在推动社会政策改革上的作用不可或缺。其他一些研究成果也表明，一些转型国家特别是东欧各国的福利和金融部门乃是养老金保险计划和其他社会政策改革计划出台实施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20世纪末期，在福利国家理论方面，一种新的解释方法开始产生，即市民社会和利益集团的压力活动是推动社会政策改革的重要原因。该解释方法强调先前政策选择的重要性（即路径依赖），认为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为它们自身的利益而开展压力活动，最终促使政府推动社会政策改革。
先前关于东欧国家福利国家建构的研究表明，该地区的市民社会力量过于弱小，民众极不信任国家机构。楚萨·费尔格（Zsuzsa Ferge）就是这种观点，他认为，必须加强市民社会的建设以切实保障公民（特别是穷人和失业者）的社会权利。波罗的海国家在过去曾大量消减保障妇女工作权利方面的开支，原因多种多样，但市民社会力量弱小乃是出现此种状况的最重要原因。拉伊莫·布洛姆（Raimo Blom）等人也指出，在独立之初，波罗的海国家市民社会的基础极为薄弱，很少有人参加社团和其他各种自治团体。在将来，东欧各国的市民社会力量必然会得到加强，但在今天，其在东欧各国社会政策改革进程中的作用还很小，不应被高估。
也是在20世纪末期，全球化进程对东欧各国社会政策改革的重要性开始凸现，特别是当东欧各国国内激烈争论社会政策改革方案的时候。此外，布鲁诺·帕里尔（Bruno Palier）也认为，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对福利国家的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埃罗·卡罗尔（Eero Carroll）早在1995年就开始关注全球化及其对社会政策改革的影响，认为全球化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粹理论层面，还应加强有关全球化的实证研究。卡罗尔的结论是，假如有关全球化及其对福利国家建构的影响方面的讨论能够深入下去，不管是全球化进程的反对者，还是其支持者，都会加深对全球化进程以及全球化对社会各个层面多样化影响的认识。
总之，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全球化进程对其的影响还不明显。例如，阿里·哈基格哈希米（Ali Hajighasemi）就认为，瑞典福利国家模式的形成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极小。然而，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脆弱，易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东欧各国的福利政策就受到全球化进程的极大影响。伯纳德·凯西（Bernard Casey）也发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之所以会实施世界银行所谓的“三支柱”养老金私有化改革方案，就是因为它们是世界银行贷款的接受者。匈牙利和波兰也是这种情况。东欧国家受全球化进程影响较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以从它们急于加入欧洲—大西洋组织的举动上看出来：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领导人必须接受来自国际组织的忠告。安德里亚·钱德勒（Andrea Chandler）对拉脱维亚和俄罗斯的养老金保险改革计划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与俄罗斯相比，拉脱维亚的养老金保险改革计划更容易取得成功，虽然两国的养老金保险改革计划在政治上都不是太受欢迎。钱德勒进一步解释说，拉脱维亚政府承诺回归“西方世界”，国际化程度也有较大提高，其社会价值体系的整体转变对养老金改革计划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恶化则会为其养老金改革计划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转型国家社会政策发展的强大影响力已为大量的研究成果所证实，但欧洲一体化对东欧各国影响力大小的相关研究还很薄弱。弗拉基米尔·赖斯（Vladimír Rys）认为，在社会政策方面，欧盟并没有给各成员国施加任何影响。欧盟成员国之间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沟通协调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学习先进经验，由各成员国独立实施本国的社会政策改革。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各成员国的具体国情，否则，社会政策改革就会面临先天失调的困境。就具体细节而言，欧盟通常关注的只是社会政策改革的财政基础。这意味着，在社会政策方面，很难对欧盟的作用做出评论。但帕里尔和安娜·纪廉（Ana Guillen）却认为，通过树立“认识论上的欧洲一体化”理念，能够使政策制定者在各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上表明态度，对欧盟一体化对各国的影响做出客观评价。然而，世界银行的建议不容回避。由于欧盟并不直接对其成员国的具体社会政策施加影响，因而，波罗的海三国才会采用世界银行的建议而非“欧洲”模式来进行养老金改革。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成果显示，东欧各国应该对外部建议持保留态度。东欧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更有可能选择那些适合本国国情并容易取得公民认同的改革方案。因此，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也是东欧各国出现不同社会政策的重要因素。欧洲各国特别是东欧各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对各国社会政策的理论分析都不应该脱离具体的国情而做出简单判断。
由原苏联式福利国家模式向西欧式福利国家模式转变
苏东剧变之后，东欧各国开始从原苏联式福利国家模式向西欧式福利国家模式转变。正如鲍勃·迪肯（Bob Deacon）所言，苏东剧变不仅终结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终结了东欧地区特殊的福利国家模式。因此，许多专家学者将都注意力放到新政权如何选择最适合本国国情的福利国家模式上。早期的研究成果发现，东欧各国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普遍降低了社会保障水平，采用了一种混合了社会保险、社会援助和社会政策部分私有化的福利制度，正在进行的社会政策改革放弃了全民保障的传统宝贵遗产。但是，应当指出，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结论显得过于简单化，仿佛东欧各国的社会政策发展都千篇一律，毫无区别。埃娃·福多尔（Eva Fodor）等人在关于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三国家庭政策和性别关系的研究中就发现，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撑，一些学者对东欧各国性别关系的研究结论过于简单化，无视各国之间存在的差异；在福利国家理论研究领域，东欧各国仿佛只存在一种模式。
其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明，东欧各国的福利国家政策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例如，迪肯就预测说，在未来，东欧各国的社会政策会面临多样化的发展方向，大致不超出埃斯平·安徒生所述的三种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东欧各国的社会政策差异性较大。加斯帕·法基斯（Gaspar Fajth）认为，在社会政策方面，剧变之后的东欧各国虽都开始从集体模式向个人模式转变，但并不存在单一的发展模式。奥利·康格斯（Olli Kangas）在对东欧各国的社会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将东欧各国的福利国家政策划归为一种模式，问题很多。这是因为，东欧各国与西欧各国之间、东欧各国内部并非都是同质化的社会（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它们所实施的社会政策其实并不完全相同（不同的养老金计划、不同的医疗卫生体制），不能简单地划归为一类。然而，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表明，埃斯平·安徒生对三种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的区分并不能涵盖东欧各国所有的不同情形，如社会保障的低水平和高覆盖率；一些国家仍然保留原苏联式的社会政策体系；民众极不信任国家官僚机构等。东欧各国不仅在宏观层面存在不同，在微观层面也存在巨大差异（波罗的海三国的情况就是明证）。
鉴于现有的研究项目要么是将东欧各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要么缺乏坚实的比较研究数据，当前对东欧各国福利国家模式的分析仍显薄弱，所做出的模式划分也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况。
结论
本文采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的理论和方法来考察剧变后东欧各国的福利国家理论演变及其现状。本文首先回顾了福利国家理论重要奠基人理查德·蒂特马斯和哈罗德·维伦斯基等人的经典著作，指出当前的福利国家理论研究正在出现一些新变化（如欧盟一体化）和新问题：福利国家到底是指什么？发端于欧洲发达国家的旧福利国家理论对变化前后的东欧国家是否具有解释力？后共产主义东欧福利国家的特征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搞明白福利国家到底是什么。本文的论述采用蒂特马斯和维伦斯基关于社会政策概念的定义及其对目标的界定：国家有责任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水平、完善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机制、调节劳动力市场等诸多手段来保证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准，并把它们作为公民的一项社会权利来加以保障。福利国家意味着一种较高的生活水准，但民主机制并非是建构福利国家的先决条件。剧变前的东欧各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上存在极大差异，但其也曾实施覆盖范围较广的社会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欧国家不相上下。
本文大量采用东欧各国福利国家制度比较研究的相关成果，试图能够对东欧各国的福利国家模式做出区分。即使东欧各国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存在极大差异，但仍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如高覆盖率和低水平的社会保险体系仍然带有原苏联社会政策的许多痕迹。20多年来，在福利国家理论研究领域，学界一直没有给东欧各国以足够的重视，理论建构还是一片空白。鉴于研究方法上的某些缺陷和比较研究数据的不足，当前对东欧各国福利国家模式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未来的研究规划不仅要慎重看待过去的研究成果，也要以创新的精神来推动此方面的研究，发展旧有的福利国家理论。
对东欧各国福利国家制度的详尽探讨表明，“旧”的福利国家理论依然具有解释力；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单靠一种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和挑战。一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在东欧转型国家受到的制约因素更多。因此，本文采用多个视角来分析东欧转型国家的社会政策演变及其现实。正如蒂特马斯在其《社会政策导论》（Social Policy:An Introduction）一书中所述，社会政策的讨论及其理论化不能在真空中进行。未来关于东欧各国社会政策的比较研究，也应该将政党因素纳入其中；“国家中心”理论也应该进一步得到完善。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社会角色如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工人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在福利国家建构中的作用也需加以明确。此外，外部因素如全球化进程和欧盟一体化等对东欧各国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的研究力度也需加强。
选自美国《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2009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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