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侧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邦德国论文,侧记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飞逝，中德建交到今年已是三十周年了。双方当年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已去世，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难以忘记。1972年10月11日上午9时，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灯火辉煌，众多的联邦德国客人都是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里来，对这座宏大壮观的建筑称赞不已。五、六十位中国、联邦德国的记者都早已等候在那里，准备采写中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第一件大事。为了加深两国建交的重大意义，双方商定两国外长先签字再会谈，我国外长姬鹏飞在大厅门口同早一天到达北京的联邦德国外长谢尔握了手，径直走到大厅中央铺着红绒布的长桌去，在摄像机、照相机的闪闪灯光中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从而为两国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谢尔是联邦德国的副总理兼外长、自由民主党的主席，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后于10月10日下午到达北京。双方对这次访问都很重视，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亲自安排了接待方案，德方也派遣了由39名成员组成、29名记者随行的庞大代表团，并事先派出了先遣组。随后，两国外长走入会议厅进行了简短的但意味深长的谈话，谢尔对姬鹏飞的邀请表示感谢，说他能够作为联邦德国政府的第一个领导人访华，并在建交公报上签字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姬鹏飞也对他说，我们签字只有短短的15分钟，但反映了我们两国1949年建国以来特别是这两年加强接触以来共同的努力，在这20多年中我们从不了解到了解，从没有接触到有接触，终于在今天完成了建交的大事，我同你一样感到非常高兴。
李先念副总理下午同谢尔外长举行了会谈，谢尔表示联邦德国政府十分重视两国正式建立关系，希望今后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李先念说，中国政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也非常关心两国关系的发展，相信双方的合作关系将会得到加强。晚上，李先念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谢尔及其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让德国客人和参加宴会的各国驻华使节和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在宴会上乐队演奏了贝多芬和其他德国音乐家的乐曲，从“文革”开始以来乐队早已不再演奏西方乐曲，这是第一次恢复演出，使客人感到非常震惊，西方记者更作了大量的报导。其实，这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
在13日下午，周总理接见了谢尔外长。周总理谈到了对国际上一些重大问题和两国关系的看法后说，两国建交揭开了两国关系崭新的一页，今后经过双方的努力将会进一步发展，两国可以合作的方面很多，特别是经济科技方面。他指出，联邦德国始终没有同台湾建交，这是已故总理阿登纳的有远见之举，令人钦佩。周总理在谈到德国问题时说，德国问题应按照两个德国的人民的愿望，由两个德国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协商解决。他还表示，中国支持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谢尔对我国支持两个德国加入联合国表示感谢。
我在当时是新华社驻西德的记者，参加了两国商谈建交的全过程。在谢尔外长访问结束后，我就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正式调到外交部工作。我在新华社工作了24年，解放后我在国外担任了15年驻外记者。回忆从记者成为外交官的这一经历，至今仍感慨万分。
到波恩工作
我在1969年12月底到新华社波恩分社工作。分社是在1958年新华社同西德的德意志新闻社就互派记者达成协议后建立的，第一任记者是李越同志和翻译李春亮同志。在1955年毛主席要新华社“把地球包下来”以后，总社根据中央的指示大力把新华社发展成为世界性通讯社，除了在有条件的国家建立分社外，还先后同路透社、法新社和德意志新闻社等达成了互派记者的协议。我国同联邦德国一直没有建交，在波恩长期内只有分社一家，没有其他的中国机构。所以，分社在做好新闻报导的同时，还要做好在外交上了解情况和转达联络的工作。
我到波恩工作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过去长期在发展中国家工作，也不懂德文，从来没有碰过德国问题。因此，1969年10月新华社军管小组的负责同志告诉我去波恩分社工作，并且要在年底之前赶到，使我大大感到意外和吃惊。那时，总社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正在逐步恢复在“文革”后由于主要的记者绝大多数调回国内而陷于瘫痪的国外分社，我知道将要派我到国外工作，估计是到英语或法语的国家去，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去西德。他向我解释，现驻波恩的记者项前同志因病，要马上回国手术治疗。在波恩只有新华社一家，不能没有人在那里，我出国的手续已全部办好，要找懂德语的记者已来不及办理手续，要我先去顶一个缺，等以后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再去接替我。我虽然觉得这个岗位不太合适，但考虑到实际的情况，而且我是“文革”后派出的第一个老记者，应该接受并且尽快赶到那里去。
我在1969年12月的最后一天下午赶到了波恩，在新年假日过后就开始了工作。项前同志在我到后不久就同夫人一起回国治病，分社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翻译同志和一个厨师同志，他们也是刚刚轮换来的。翻译同志在新华社外语学校学了两年德文，在“文革”中又耽误了3年，能看一些，说听都很困难。分社工作困难之大可想而知，我思想上压力很大，心情沉重，但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自己努力，坐等总社再派人来也不是办法。我们老记者都知道，要做好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大力开展对外活动，结交朋友，观察动向，做好调查研究的工作。除了官方的新闻机构和各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外，我根据两大本德国记者和外国记者的名册，给他们打电话约时间去看望他们。如果他们能说英法文，我一个人去，只能说德语的，就同翻译同志一起去，他很紧张，我告他不要着急，听懂多少是多少。经过几个月后，我认识了100多个记者和新闻官，其中不少后来成了好朋友。可是，不懂德文仍是我们工作中的拦路虎，在西德没有外文报纸，也没有外文电视台，不解决这个问题工作很难开展。我当时已45岁，只能下决心再来学一种新的外文，好在我有其他外文的基础，学起来也不会太困难。我们请了一个懂英文的德语老师，除了每天晚上教我们德文外，还给我讲解报刊文章，起草来往书信，甚至办理行政事务。我逐渐摆脱了又聋又哑的状态，翻译同志进步比我还快。
我们又逐渐扩大了对外的交往，同德方政界、经济界和其他方面人士有了初步的接触和联系。我们也拜访了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使馆的新闻秘书，从此他们有招待会之类的外交活动也请我们参加，使我们增加了对外接触的机会。在波恩和周围几个大城市常有一些国际问题的讨论会，我也尽量去参加，很多是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对我很方便，还有些是德语的，我就收集会上的发言稿，带回家来请翻译同志看。在假日里，我们开车出去参观西德的一些地区的工农商业和文教业，直到历史古迹，地理风光，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经过这些努力，我们感到对西德的知识增加了，视野也开阔了。
西德政局的变化
我到波恩时西德政局已发生了战后以来最大的变化。1969年9月，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战后第一次出现同另一个小党自由民主党组成了以勃兰特为首的联合政府。战后执政了20年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下了台，第一次成了反对党。勃兰特总理在1970年1月发表的第一次国情咨文中宣布要实行与过去联盟党政府的东方政策不同的新东方政策，改善同苏联、东欧的关系和同民主德国的内部关系，主张同苏联、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民主德国签订内部关系条约。他对亚洲政策谈得很少，特别是没有提到同中国的关系。他过去担任外长时曾一再说过同中国发展关系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次不提中国不可能是一时的疏忽。估计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他担心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会得罪苏联，影响新东方政策的推进，因而把同中国关系放在同苏联关系之后，后来两天的激烈辩论也证实了这一点。朝野双方的分歧集中在新东方政策上，反对党猛烈攻击政府“出卖国家利益”、“承认苏联势力范围”、“削弱北约团结”等。反对党质问政府为什么不提中国，新东方政策不应“终止于莫斯科”，而应“延长到北京”。执政党也竭力为自己辩护，指出新东方政策是为了国家长远的利益，而且指责联盟党在当政时完全漠视同中国的关系，现在提出中国问题只是为了党派斗争的利益，发展关系也要有“一张时间表”。看来，中国问题已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
新东方政策的推行比预料要快得多。勃兰特总理与东德总理斯多夫在1970年3月和5月进行了互访。西德与苏联就互不侵犯条约问题的谈判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达成了协议，勃兰特在1970年8月到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签署了这个条约。勃兰特又在当年12月到华沙同波兰政府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两个德国有关过境协定和交通协定的谈判已在进行，内部关系的条约也在准备之中。因此，西德朝野双方在新东方政策上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执政党内部特别是自由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分社来访增加
半年多以后，我们分社门庭冷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登门拜访的和来电话来信的逐渐多了起来。原因看来主要是，反对党与执政党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增加，同时中苏关系在珍宝岛边境冲突后更加恶化，因而中国问题受到了各方的注意。最初，来访的人大多数是记者，倾向反对党和执政党的都有，但倾向反对党的多一些。他们有些是来了解情况的，也有些希望到北京采访。后来，同分社来往的记者层次高了，不少是在社会上知名度很高、同各政党关系密切的记者，而且几个大党的官员也经人介绍同我们建立了来往。不少倾向反对党的记者建议我国邀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同我国领导人就国际局势和两国关系交换意见，也有的倾向执政党特别是社民党的记者则向我解释，西德政府重视而且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因此只是个时间问题，希望我国谅解，反对党现在叫嚷要同时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完全是党派斗争的需要。分社在外事上的工作逐渐忙碌起来，总社考虑到分社人手太少，又派来了翻译邢桂敏同志，协助我的工作。
令我注意的是，反对党一些官员约见或邀请吃饭的事多了起来，有些是试探他们领导人访华的可能性，也有些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他们领导人希望访华同我国领导人商谈两国关系问题。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外事秘书施利夫约见我，表示他们的主席施特劳斯希望在我们方便的时候访华。施特劳斯在过去政府中曾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是西德和欧洲有名的右翼政治家。这一年来，他两次通过商人向我们驻外使馆提出访华的愿望，最早一次甚至提出他可以自费访问。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巴泽尔也通过一名记者向我表达了尽快访华的意愿，说他一直认为东方政策应把中国包括在内。基民盟副主席、莱茵兰—法尔茨州的州长科尔派人邀请我访问州的首府威斯巴登，向我表示在夏季休假时访华的愿望。反对党不少议员包括几个前部长在内也直接或托人向我表达了这个愿望。我把反对党的这些情况报告了国内，外交部和其他有关方面对此都很重视，要我注意研究应该首先邀请哪一个，用什么样的名义为好，既要对政府有点压力，也不能过于得罪他们，因为发展关系最终还得同政府来谈。
我感到，这里各方面越来越把我们分社看成是传递消息和沟通情况的一个渠道。我们分社是属我国驻东德使馆领导的，凡汇报工作、阅读文件和发内部电报都要到东柏林去，过去是每月一两次，现在工作增加很多，时间性也很强，连每周去一次都不行了。我深感自己的地位和工作已与一般记者不同，担负的责任很大，今后要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和对外表态，注意德方各方面的反应和试探，进行认真研究，及时报告国内。
调查研究的两件事
我到波恩已有一年多了，除了日常的对外活动外，在调查研究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对两国关系的看法。我觉得，两国都是在1949年建国的，30多年来虽然有过一些接触，但关系是很冷淡的。而现在，不管是世界和欧洲的局势还是两国国内的情况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也应有所松动，开展往来和合作。我们长期来对西德的看法受到苏联和东德的影响，有不少条条框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认为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不解决这一点，就很难发展对西德的关系。我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期以后，深感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而是和平主义。德国公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受到了深刻的教训。战后经济发展很快，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公众中主要的是希望不要再有战争，他们的和平生活不要再受破坏。当然，在西德确实还有一股极右势力应该引起注意，但他们人数不多，而且受到公众的强烈反对。西德历届政府也与日本不同，一直承认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错误和责任，而且对国内极右翼的活动也是反对的。这些年来，连苏联、东欧和东德对西德的政策也不断有了变化。我们不应把西德看成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而应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与之建立正常的关系。西德经济科技发展很快，也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加强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从当前形势看来，我国同西德有可能也有必要争取早日建交，发展友好合作。
另一件是对苏联战略的看法，在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以后，在西方政界和媒体中引起了对苏联战略问题的讨论。有些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也有些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苏联战略仍然向西，与美国争夺欧洲。也有些幸灾乐祸地想把这股祸水引向东。我在研究中逐渐感到，苏联的战略绝不可能向东，而只能向西。不管是报刊文章还是各界人士和学者的看法，绝大多数都认为苏联的战略目标不可能改变，重点仍在欧洲，对手是美国，而不会是中国。欧洲是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中心，历来是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苏联是一个欧洲国家，根本利益是在欧洲部分，而不是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亚洲部分。欧洲是美苏激烈较量的地方，苏联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如果苏联真的战略东移，不但对付不了庞然大物的中国，而且会丢掉欧洲，苏联领导人再蠢也不会做这样蠢事的。还有些报刊和人士认为，虽然苏联媒体在中苏边境冲突后喧嚣一时，但从苏联领导人到普通外交官的谈话看来，都看不出苏联有扩大事态的意图，更谈不上要改变战略。一些军事方面的专家还认为，如果苏联战略真的东移，必定要有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调动，不可能完全瞒过别人耳目。苏军在欧洲各个地区的兵力安排和武器装备配备都没有听说有什么改变，连苏军的训练和演习也没有任何变化。有些学者还警惕地认为，苏联的做法可能是声东击西，西方不要被苏联的一些表面现象受骗上当了。
中国问题成了焦点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宣布尼克松将在1972年5月前访华，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很多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等，在西德同样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反对党及其媒体猛烈攻击政府屈从苏联压力，对中国采取冷淡态度，要求加快采取措施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政府在为其先苏后华的政策竭力辩护的同时，也表示要及时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甚至一些亲政府的人士和报刊也埋怨政府的对华政策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1972年1月中，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勃鲁纳在一个友人家里同我会面，建议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或别的地方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谈判，我表示将把他的想法报告国内。同时，在1971年底，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向记者表示，他愿意到北京去同中国领导人商谈两国关系问题。我1972年1月底在罗马尼亚大使的招待会上看到他时，问到了他对访华有何具体的想法，他约我以后到他议会办公室去谈。2月21日下午，我应约到议会拜访了他。他曾任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属老一代的政治家，态度严肃，说话谨慎。他同我就欧洲和国际局势谈了两个小时后，在我的提问下才表示愿在我们方便的时候前去北京访问，具体时间听从中方安排。我告他将尽快报告国内，在有答复后再来同他商量。我回办公室后才知道，就在当天他的党的主席团正式作出决议，要求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从这些情况看来，我感到首先邀请他访华比较合适，他有反对党副主席和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双重身份，如果请他以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既对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又不至于过分得罪政府。
3月中，我收到国内电报，通知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施罗德以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从1972年7月14日到28日访问中国两周。这个决定是周总理经过反复考虑后作出的。在尼克松访华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关心的是同日本和西德的关系问题。周总理同外交部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勃兰特政府由于推行新东方政策，对同我国关系顾虑重重，可以邀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对推动两国关系有利。在西德不少希望访华的反对党领导人中，施罗德有反对党和议会的双重身份，过去长期担任部长职务，在国内外的声誉很好，以首先邀请他以议会身份访华较好。其他领导人希望访问的事和西德外交部建议谈判的事先放一放，等施罗德来访后看情况再定。
我立刻告知了施罗德邀请他访华的事，他很高兴，说完全同意我们提出的时间，具体安排客随主便。他当晚就对报界作了宣布，在国内外立刻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很多报刊和人士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两国关系正在揭开新的篇章”。也有些报刊和人士冷言冷语地说施罗德“并不能代表政府”，甚至说他是“从即将到来的大选的考虑出发谋求政治好处”。这次访问引起了欧洲国家媒体很大的注意。苏联、东欧更是攻击他“进行反苏活动”，“企图建立北京—波恩轴心”。许多记者打电话或写信给我和施罗德，要求陪同访问，国内原来准备接待10个记者，后来不得不增加到30人。
受到表扬
1972年2月初，外交部给分社发来了内部电报，表扬我写的有关欧洲局势和苏联战略问题与两国关系问题的报告，以及我们分社摘发的这里报刊有关这些问题的言论，说这些材料“有参考价值”。外交部通过内部电报表扬分社发回的材料是极为少见的，我们猜测可能是某些领导人看了这些材料后认为写得不错甚至作了批示，因而外交部写了这个电报的。4月中，外交部又一次发来了表扬电报，说我们近来发去的材料“有参考价值”。外交部在两个月内连续两次表扬分社是很不寻常的，我们更相信可能是周总理甚至是毛主席看了我们的材料后赞成我们的一些看法。过了一些天，从国内传来消息，说毛主席和周总理看了我们的材料后作了多次批示认为有参考价值。周总理还在一些外事会议上表扬了我们的工作，说我们的调查研究做得比较深入。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和鞭策。
施罗德访华
施罗德和夫人在1972年7月15日到达北京。他在离开波恩之前，拜访了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他还一再对记者表示他是以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问的，并且将以超党派的精神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他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西德政治家，周总理非常重视，亲自作了各方面的安排。
第二天，施罗德在同外交学会会长乔冠华的单独会谈中说，他来北京前曾同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讨论过两国建交的问题，他的印象是他们都欢迎建交。谢尔的设想是两国举行谈判就建交问题达成原则协议，他再应邀到北京正式签署协议。因此，第三天的会谈进入实质性商谈，施罗德说，他的想法是两国应尽快举行谈判，争取在当年11月内西德大选之前达成协议，到时象谢尔所设想的邀请他到北京签署建交公报。为此，他建议由他和乔冠华会长就建交问题达成内部谅解，以便他回国后报告政府。我方同意这个意见，经过简短商谈就达成了协议。双方在7月20日上午签了字。内部谅解表示双方政府都有早日建交的愿望，并拟通过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中方还托施罗德转告谢尔外长，如双方达成原则协议，欢迎他早日访华，正式签署建交公报。
20日下午和晚上，周总理两次会见了施罗德，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后来，周总理对我说，他同施罗德谈得很好。施罗德也多次同我谈到对周总理的“难忘的印象”。
施罗德在7月29日从上海经巴黎回国。他离开的前两天，西德政府给他发来了明码电报，说根据勃兰特总理的建议，已经准备好了空军飞机，请他和夫人在7月30日到达波恩后立刻换乘这架飞机去奥地利的欣特塔尔向正在那里休假的谢尔外长介绍情况。施罗德到波恩机场后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说“时机已经成熟，联邦德国应同中国尽早建立外交关系。”然后，他就乘专机去奥地利会见谢尔外长。
周总理的厚爱
在施罗德离开波恩赴华后几天，总社发来急电要我马上回北京。我在7月21日晚上赶到北京时，施罗德一行已离京去东北参观了。总社到机场来接我的同志说周总理随时可能接见我，要我先回家休息并作些准备。他还说周总理对施罗德的访问很重视，发现我没有一起回来，就要总社通知我立刻回京。第二天上午，外交部长姬鹏飞同志接见了我，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多鼓励，并告我周总理可能很快接见，要我等在家里不要外出。当天下午就得到了通知，周总理要在晚上7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我比规定的时间早了一些到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里面还没有人，灯也没有全开。不多一会，总理一个人走了进来，问了我的名字，在国外工作了几年，过去在哪里上的学等。
总理对我说，施罗德访华，你是应陪同他回国的，当时没有想到，因此通知你晚了几天。他说，“前天我会见了施罗德，谈得不错，他说要真和平，真安全，谈得好。”接着，他就开始了对我的“考试”，问我联邦德国有多少人口，面积多大，有几个州，我总算答上来了。他又问到西德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有些答得上来，有些就答不出来。他再问到科技方面的情况，我几乎完全不知道了。周总理常常对外事工作人员特别是外交官员进行这样的“考试”，问题往往是属于基本情况的，可是应“考”者也常常会答不上来。周总理也时常向外宾提出不少问题，了解国外各方面的情况。后来，施罗德还同我谈起，周总理在接见他时问了他不少联邦德国工农业生产的数字，弄得他狼狈不堪，很多答不出来。
正在谈着的时候，姬鹏飞、乔冠华等同志先后走进了会客厅。总理要我谈谈对欧洲局势和苏联战略、西德局势和两国关系的看法，并且告诉我“什么都可以谈”。我谈完后，总理说，“你写的一些报告和报导，我都看过了，毛主席也看过了。你调查研究做得不错，把西德的情况摸深摸透了。调查研究很重要，所有外事工作的人员都要这样做。”总理还要我谈谈欧共体最近一些会议的情况，这方面我没有注意研究，答不上来。总理说，“你们记者都欢喜跑热门新闻，这当然要做，可是那些当前并不热门但今后可能成为很重要的问题，也要注意研究，既要深入又要广泛。”在这次会议上，有各外事部门的领导同志参加，总理介绍了施罗德访华的情况后说，估计我们同西德建交不会很远了，日本一直埋怨尼克松访华事先没有通知他们，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不久也将访华，估计建交的事也不能再拖下去了。
总理要我尽早回到波恩去，了解施罗德访华回国后政府和各方面的反映。到波恩后先去找他，听听他的意见，其他政界和经济界人士也要多接触，了解他们的看法。我谈到，施罗德来到我国后，不少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包括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也都希望访华。总理说，可以请施特劳斯来，他已多次提出这个愿望了，其他的人也可以请来，你同外交部研究一下，看什么时候来好一些。总理对我的工作考虑很仔细周到，说我是记者身份，今后同联邦德国的政界和经济界高层人士接触和联系会有困难，要外交部礼宾司安排我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名字见报，排在重要地位，让我“出出名”，以使德方知道。在“文革”之后，国内外对我报刊上各种活动消息中的名单及排列非常注意。礼宾司的同志说，最近重大的活动很少，只有李先念副总理宴请日本公明党代表团一项。总理想了一下说，同德国和欧洲不是很直接，不过先参加了再说，以后有重要活动都让他参加。总理还考虑到，苏联东欧对施罗德访华的反应极为强烈，要我以后不再去东柏林，有事可要其他同志去，我也可去我国驻法国使馆。总理说我今后的工作可能很多，要外交部派一个德文好一些的同志作为新华社记者到分社去协助我的工作。后来，外交部很快派来了五延义同志来到了分社。这次谈话到凌晨一时多才结束，我对周总理在工作安排上的细心印象非常深刻。
两天后，我参加了李先念副总理为日本公民党代表团举行的晚宴，第二天报纸上把我的名字放在显著的地位，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就来问我，你怎么管起日本的事情来了。后来，我又参加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字排在部长助理章文晋同志的前面。章文晋同志是老外交家，我这个后生非常惭愧排在他前面，他笑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德国外交部是否看到这样的名单，我不清楚，但后来看到在汉堡的一个汉学家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件事。
听毛主席论天下大事
见过总理后，我就准备回波恩去，晚上我有时出去探亲访友。7月24日晚上9时多，我乘公共汽车到新华社宿舍，刚刚下车，外事部的几个同志看到我欢喜若狂地拉住我的手说，“真是好不容易找到你了。”原来，他们在晚上大约7时接到电话通知，要他们立即告我，有重要事情，务必在晚上9时到外交部大门口，再乘汽车前去。外事部几个同志就乘汽车到宿舍来找我，看到我家里没有人，又到我可能去的几个同志家里，后来就在宿舍区内一面找一面喊，找了我一个多小时。最后，他们决定到公共汽车站上等，一看到我当然高兴非凡了。我到外交部大门口已近10时，唐闻生同志已等我很久，立刻上车，我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我。我心头非常激动，过去除了电影、电视之外，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我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寓所，就被引进毛主席的书房。这个地方是我们在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影片中所熟悉的，中间有一圈接待客人的沙发和茶几，因是夏天已换上了铺着席子的藤椅，椅子背后有好几只高大的白色大灯罩的落地灯，右边靠墙摆着几只装满了线装书的书架。我走进去时，毛主席坐在他习惯坐的左边的大藤椅上，正在同早已到达的周总理和姬鹏飞、乔冠华、王海蓉同志谈话。
我同毛主席热烈地握了手，周总理向主席介绍我，说我过去在上海复旦大学上的学，学的是英文，长期在国外当驻外记者。毛主席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后来，有些同志估计，毛主席这句话可能是指他过去编《湘江评论》和在解放战争时期给新华社写过不少评论和消息。我坐在主席对面的藤椅上，看到主席比过去电影、电视上苍老了不少，也胖了一些，头发已斑白稀疏，穿着一套宽大的白色绸衣裤，但精神还不错。
接着，毛主席就同我们纵论起天下大事来。他说，西方不少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的人还在幻想把这股祸水东移。欧洲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我们没有资格。美苏争夺的中心是在欧洲，双方都把重兵摆在欧洲。他准确地列举了美苏双方在欧洲的兵力数字后说，苏联就是声东击西。西欧国家太多，太散，太软，应该联合起来，对付美苏争夺的威胁，维护自己的安全与和平，不要有什么幻想。
毛主席用精练生动的语言，援引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对当时国际形势以及苏联战略的估计，特别是反对两面出击的思想，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我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这些谈话，结合当时的外交活动来看，感到了他们在外交上的正在进行的战略部署。在美苏争夺更加激烈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改善同美国以及西方的关系。在这战略方针的指导下，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同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同时，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同很多国家建了交。因而，在国际上出现了大三角的形势，对国际局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前，毛主席和周总理关注的是同还没有建交的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关系。施罗德刚刚访问了北京，日本首相田中和外相大平也将在9月下旬来访。周总理向主席简短地介绍了施罗德访华的情况，说还有一些右翼人士包括基督教社会联盟的主席施特劳斯也想来。
毛主席从国际到国内谈了3个小时，已是凌晨一时多了，周总理提出时间已过半夜，请毛主席早些休息，大家才告辞出来。后来，周总理又在外面门口右边的小会客室里同我们谈了很久。他给我们看了主席已批准的外交部关于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要我尽快回波恩去，了解施罗德访华回国后同政府以及各方接触的情况。他还说，现在，日本和西德都有可能同我们建交，如果我们先同联邦德国建了交，对日本会有影响，而同日本先建交，对联邦德国也会有推动。我还在这份报告上看到，周总理在批示中还建议主席如果有时间接见我。
赶回波恩去
7月31日晚上，我参加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给各外事单位领导同志作的国内外形势报告。过去他时常举行这样的报告会，“文革”后他的正常工作被完全打乱，这样的报告会很少，这一次还是在林彪事件以后的第一次。这次报告会准备开两次，第一天是国际问题，两天后是国内问题，非常可惜我只能参加前面一次，因为我要在8月2日一早乘飞机回波恩去了。
报告会结束后，周总理要外交部的几位领导同志和我留下来，研究我回波恩以后的工作。总理说，施罗德回到波恩后在机场上举行记者招待会，说得很好，又马上乘政府的专机去奥地利向在那里休假的谢尔外长报告访华之行，双方没有透露什么，但舆论的反应是积极的。西德各个政党已开展竞选活动，当然主要是国内问题，估计也会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你回波恩后，要赶快去见施罗德，了解他回国后同各方接触的情况，可告他中方同意两国举行建交谈判。他是第一个访华的人，要尊重他的意见。如果谢尔外长要见，在见了施罗德后可以去，也把中方举行建交谈判的意见告诉他，并且告他在谈判达成协议后，邀请他到北京访问正式签署建交公报。他还要外交部的同志给我带去我国同其他国家的两种式样，一种是简单的，只是说两国决定建交，互派大使；另一种是复杂一些的，除了建交和互派大使外，还阐明双方对一些问题的立场。总理说，你把这两种式样都带去，我们都可以接受。你先征求施罗德的意见，采用哪一种为好。估计你回波恩后会有不少人士要见你，都可以见，也把我们的立场告知他们。
在8月2日我将乘机离京去波恩的凌晨，总社外事部的同志又赶到我家里来说，外交部紧急通知要我在去机场之前先去外交部找乔冠华同志，有要事告我。原来是分社翻译邢桂敏同志发来电报，告知：德国内政部办公厅主任金克尔打电话来，说内政部长根舍（与谢尔外长同一个自由民主党的副主席）希望尽快会见我。邢告他我尚在北京，待回来后再同他联系。乔冠华同志说，这份电报来得很晚，周总理首先看到了电报，估计根舍要谈建交问题，就打电话给他，要他在我上飞机之前告我这件事，并且作了两点指示，一是到波恩后先去见施罗德，听听他的意见；二是再去见根舍或谢尔，除了听取他们的想法外，可提出我国同其他国家建交公报的两种方案，说明如西德政府同意其中的一种，中方愿邀请谢尔外长尽早“最好在8月份内”访问北京，签署两国建交公报。
那时，从北京到波恩的交通很不方便，我先乘民航班机到上海，再换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班机到当时为东巴的达卡，再经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到卡拉奇，不料飞机在科伦坡出了毛病，在机场上等了6个多小时，到卡拉奇时去巴黎的飞机早已飞走，不得不在卡拉奇住了一夜，最后到巴黎时已迟了两天。我同分社通了电话，才知道金克尔已等不及我回去，就约见了邢桂敏同志，说他受根舍部长的委托转告中国政府，联邦德国政府以十分巨大的兴趣注意到了施罗德在贵国的访问，更注意到了贵国对改善两国关系的兴趣。根舍副主席和谢尔主席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如贵国方面能正式邀请谢尔主席访问贵国，这将是相当有益的。谢尔主席又是外交部长，在访问贵国后将向政府报告，这对推动两国早日建交是很有益的。邢还告我，施罗德已在北海的德国所属的小岛上休假。我听到这些事很高兴，就要邢订好机票，以便我回到波恩的第二天一早就赶到那里去。
发展比预料的快
我在8月4日晚上赶到波恩，第二天一早就乘飞机到汉堡再换小飞机到达易北河口外北海上的一个小岛。昨晚已同正在那里休假的施罗德通过电话，他告诉了他的地址，所以从小岛的机场出来乘出租汽车很快在沿海的一个小平房里找到了他。这些一个个小平房排列在沙滩边上，房间很小，但设备齐全，出门就是一条很宽阔的浅黄色的沙滩。施罗德已给我们准备了两张帆布椅，我们就在沙滩上谈了起来，左邻右舍的人不知道我们在谈建交大事，还以为我们在聊天说闲话呢。
施罗德对我们安排他夫妇访华和我回来后首先到北海去看他并征求他意见表示非常感谢。他说，这次访问取得很大成功，国内外几十个记者采访了他，报导都是积极的。他回国后已向谢尔外长报告了访华之行，建议我尽快同谢尔直接商谈。我给他看了带去的我国同其他国家建交公报的两种格式，他建议用简单的，说为了谈判方便，联合公报越简单越好。我在当天晚上又回到了波恩，第二天拜访了内政部长根舍。他很高兴，说本来想同我谈两国关系问题，但他已从谢尔那里知道了上一天我同施罗德商谈的情况，所以已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他将尽快安排我同谢尔见面。同时，他还提醒我原来他邀请的两个体育记者访问的事仍然有效。他说，他原来想象中美“乒乓外交”一样，先从交换体育记者来推动两国接触的开始。
8月10日，谢尔外长接见了我。我按周总理的指示，向谢尔表示中方有早日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愿望，并且愿邀请他访华。谢尔说，我的谈话证实了施罗德从中国带回的信息，两国之间没有特殊的问题要谈，希望尽快确定具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并且接受我国在谈判达成协议后到北京正式签署公报的邀请。我向他提交了我国同其他国家建交联合公报的两种方案，请他考虑。几天后，我外交部很快建议在波恩进行建交谈判，我真没有想到任命我为谈判代表。德方表示同意，并且任命政治司长史塔登为谈判代表。外交部立刻从驻民主德国和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调来梅兆荣等人协助我的工作。谈判在8月18日在西德外交部内开始，原来我设想同谢尔外长所说的一样两国之间没有特殊的问题要谈，谈判可能较快解决，但德方仍力图就西柏林问题同我方达成书面文件，承认其西柏林是西德一部份的立场，经我方一再说明西柏林情况特殊，与两国建交无关，因此谈判拖了40天，到9月25日才取得协议。9月29日我同史塔登草签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并且在同一天发表了共同的消息，宣布建交谈判已顺利结束，谢尔外长将应姬鹏飞外长的邀请在10月11日到15日访问北京。这个消息同中日建交的消息同一天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我接到国内通知，在10月初回国参加接待谢尔外长的准备工作。德方也很重视，派出了先遣组到北京安排访问事宜。但在我动身之前发现在西德的蒋帮份子准备在10月10日以“自由中国新闻处”的名义举行伪国庆活动，已向西德各界人士和外国驻波恩的外交官员发了很多请帖。我向国内报告后，周总理非常重视，说要进行严正交涉，由于西德一直没有同台湾“建交”，所以在建交谈判中没有提台湾问题，现在正好补上这一课。我在动身回国之前，约见史塔登阐明我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并且指出在谢尔外长访华前夕出现此事的严重性，要求德方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蒋帮份子的破坏活动。德方终于采取措施迫使蒋帮份子取消了这个活动。
谢尔外长在10月10日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在纽约参加了联合国大会后乘空军飞机到达北京。第二天，姬鹏飞外长同他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两国经过这两年多来的努力，终于打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的一页。
在建交后，我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正式调到外交部工作，从记者成了外交官。我在新华社工作了24年，解放后在国外担任了15年驻外记者，到了世界的许多地方，采访了很多重大的事件。一旦离开，怀着深深的惜别之情。我要感谢新华社的领导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和培养，也要感谢各个部门同事们的帮助和支持。这些年来，新华社事业发展很快，新的人员也增加很多，很多我认识的老同志或者离休，或者退居二线，也有不少去世了，但新华社的事业将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同志们也将取得更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