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发动战争？——析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509-53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托论文,阿里论文,谁在论文,阿卡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里斯托芬一向被誉为“伟大的喜剧家”。①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反对战争，支持和平，是典型的爱国主义者；还因为他不遗余力地用喜剧的一切方式来讽刺和攻击罪恶和堕落的现象，是真理和道德的捍卫者。此外，他真诚大胆的时事影射、嬉笑怒骂的喜剧风格和一针见血的辛辣讽刺更让古今中外的读者为其出类拔萃的才情惊叹不已。所以，当研究者们在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中惊喜地发现如此之多的爱国热情、道德训诫和时事针砭时，便如获至宝地给他奉上“和平卫士”或者“改革者”的头衔，悄悄摘下他的喜剧面具，换上一副庄严肃穆的政治和道德容颜。②正因为此，阿里斯托芬和旧喜剧的政治地位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政治讽刺几乎成了旧喜剧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而阿里斯托芬作为唯一有完整作品传世的旧喜剧代表作家，他的剧本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视为希腊历史、传记和制度的宝贵资源。这样的研究背景使得《阿卡奈人》(509-536)中这段荒诞浪漫的故事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另一个轻松愉快的版本。
在《阿卡奈人》(509-536)中，阿里斯托芬借狄开俄玻利斯之口说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缘由。他认为战争的责任不能全怪斯巴达人，雅典人也难辞其咎：首先是雅典城里那些无所事事的告密者告发城里私卖麦加拉货物的行为，弄得城邦因为一点小事而鸡犬不宁。接着就有几个轻佻的年轻人喝醉了酒，抢走了麦加拉的一个妓女，惹怒了麦加拉人，他们又反过来抢走了伯里克利情妇的两个妓女。然后便是伯里克利为其情妇报仇，一怒之下封锁了麦加拉的市场，并颁布了麦加拉禁令，不允许麦加拉人踏入雅典帝国的任何市场和港口。因此，麦加拉不得已而请求斯巴达出面斡旋，双方商谈未果，战争便爆发了。
由此可见，阿里斯托芬把战争的导火索归在个别人物身上，认为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就在于麦加拉禁令的颁发和执行。那么，面对这一情况，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又是如何记载的呢？
对于战争爆发的原因，修昔底德明确地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科西拉事件；二是波提狄亚事件。在修昔底德看来，这两个事件是斯巴达认为雅典公开撕毁了订立于公元前446年的三十年休战和约而宣布开战的理由，并详细叙述了这两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麦加拉禁令居然被排除在外，修昔底德甚至没有完整地记录麦加拉禁令颁布的确切时间、内容和目的。史书中只有两处明确提到麦加拉禁令：第一次是在公元前432年斯巴达首次召开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代表大会上，麦加拉代表表达了对雅典的不满，认为雅典把他们排除在雅典帝国所有海港和市场之外的行为违背了和约的规定；③第二次是在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向雅典明确宣布：只要雅典撤销麦加拉禁令就可以避免战争。④在遭到雅典的拒绝之后，斯巴达便决定向雅典宣战，战争随即爆发。然而，修昔底德还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这一场规模浩大、伤亡空前的希腊大战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显而易见的特殊事件，“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⑤
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看出，阿里斯托芬认为战争起源于个别“小人物”的捣乱和当局“大人物”的公报私仇，战争应该由个人而非城邦来负责；修昔底德则认为战争是两大集团势力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战争的双方都有责任。那究竟是谁在发动战争？两人在此问题上各执一词：前者把矛头对准了个别人物和麦加拉禁令，对科西拉事件和波提狄亚事件只字未提；后者则把重点放在互相关联的客观事实上，对麦加拉禁令轻描淡写。两人在战争起源上意见不一，却都提到了麦加拉禁令。看来，麦加拉禁令是解开两人分歧的关键。
关于麦加拉禁令，阿里斯托芬与修昔底德都承认禁令确实存在，但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是稍有出入。
(1)颁布禁令的时间⑥
根据狄开俄玻利斯的叙述，在麦加拉人抢走了阿斯帕西亚的两个妓女之后，伯里克利便勃然大怒，颁布了这道命令：
我们的领土内、我们的市场里、海上、陆上，一个麦加拉人都不准停留！(《阿卡奈人》，533-534)⑦
随后，麦加拉人“渐渐”挨饿，斯巴达应麦加拉的请求“多次”出面调解，但都被伯里克利拒绝，于是便烽烟四起、大动干戈了。也就是说，禁令颁布于抢走妓女之后、麦加拉请求斯巴达援助之前。这是一种含糊不清的暧昧说法。我们当然不能据此推测出禁令颁布的确切时间，但通过“渐渐”、“多次”两个词可以判断出，禁令确实颁布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爆发了战争。可以肯定，禁令并非颁发在战争刚刚爆发的前夕。
然而，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禁令的相关内容首次出现⑧在书中的时间是公元前432年，⑨斯巴达召开第一次同盟大会时，麦加拉的代表发言说：
他们被排斥于所有雅典帝国的海港以及雅典市场本身之外，这是违背条约所规定的。⑩
这次会议是在波提狄亚被围以后举行的，根据这一点，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禁令可能颁布于公元前433-432年之间。卡刚(Donald Kagan)曾对此做了一个详细的总结，指出这几乎是所有学者的一致意见，认为禁令就是颁布于公元前433年后期西勃塔(Sybota)之役与斯巴达在公元前432年夏举行的同盟会议之间。(11)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最为突出的就是布伦特(Brunt)。他认为禁令在战争“很久以前”就颁发了，(12)而且他还认为修昔底德不把麦加拉禁令作为引发战争的原因就在于禁令早已成为双方默认已久的事实。(13)布伦特的理由是：如果禁令果真影响了斯巴达的决定，那么重视战争前奏的修昔底德不会对此缄默不语；如果雅典选择在公元前433-432年间为了摆出“逆我者亡”的姿态，那么科林斯也就不必在斯巴达的同盟会上苦口婆心地证明雅典的狼子野心了。此外他还以厄基那为例，说明麦加拉的情况与之相似。但这些观点都遭到了卡刚的批判，后者认为布伦特把证据建立在“沉默”和“推测”上，根本站不住脚。(14)
其实，科林斯在雅典发表演说时(公元前433年)虽然提到了麦加拉，但他们只是说“一个聪明得多的政策是消除因为麦加拉的关系我们对你们已有的怀疑”。(15)是“怀疑”而非“记恨”或者“不义”(违背和约)，这个温和的措辞一方面显示出科林斯有求于人的低姿态，另一方面也暗示出雅典并未因为麦加拉而犯了违背和约的过错。如果这时已经颁发了禁令，那么科林斯完全可以明确地指出来，那样会更有说服力。因此，这里的“麦加拉关系”指的并不是禁令，而是指在这之前(即公元前455年)雅典干涉麦加拉和科林斯的边界之争、接纳麦加拉为同盟国并帮助其修筑长城的事件。况且，在斯巴达召开第一次同盟大会时(公元前432年)，麦加拉是在诉说了雅典的许多过错之后才指明禁令违背了条约。可见，禁令确实是在此前不久颁发的。
因此，在禁令颁发的时间上，阿里斯托芬和修昔底德的意见大体一致，认为禁令都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公元前431)的一段时间里颁布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阿里斯托芬的叙述比修昔底德更模糊，没有上限(抢走妓女的时间并不确定，也没有任何迹象可以推断)，从而给阿里斯托芬的研究者们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误解。例如罗念生就结合《阿卡奈人》515-523的描述认为阿里斯托芬在此处犯了一个时代错误。(16)这种说法涉及到我们将要讨论的第二个小问题。
(2)颁发禁令的步骤
狄开俄玻利斯在说服阿卡奈老人时开诚布公地向他们袒露心声，说他也对割掉他葡萄藤的斯巴达人恨之入骨，巴不得地震震死他们。但要说起战争的责任，首先应该怪这些人：
我们有些人，我并不是说城邦——请你们千万记住，我并不是说城邦——而是说一些坏小子、假铜钱、没有公民权的流氓、冒牌货、半外国人，他们经常告发人私卖麦加拉小外套，如果他们在那里看见有葫芦，或是野兔，或是小猪，或是蒜头，或是大盐，就说这些都是麦加拉的走私货，拿去充公拍卖了。(《阿卡奈人》515-523)(17)
罗念生便据此认为阿里斯托芬犯下了时间错误，因为早在禁令颁发之前就已经不允许私卖麦加拉商品了，阿里斯托芬把时间弄颠倒了，应该先颁发禁令，再禁止商品流通。也就是说，他认为禁令只有一个，且明文规定不准麦加拉人进入雅典市场之后才可能有清除麦加拉货物的行为发生。对于禁令的数目，很多学者有着不同的意见。康福德(Cornford)认为反麦加拉的禁令不止一个，而是三个。(18)第一个就是这段话描述的内容，即“雅典命令将麦加拉的商品全部清除出雅典市场，违令者其商品将被充公”；第二个才是阿里斯托芬和修昔底德提到的禁令，即把麦加拉人赶出雅典帝国的所有市场和港口；第三个是卡里诺斯(Chalinos)禁令，也就是普鲁塔克明确记载的那条禁令，即废除双方盟约，断绝使节往来，对踏入阿提卡土地的麦加拉人格杀勿论，以及雅典将军就职时要宣誓每年两次入侵麦加拉。(19)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禁令只有一个，只是分成了两个步骤来颁发：先将麦加拉人排除出帝国市场，再进一步将其排除出帝国的所有港口。(20)
但是，根据原文看来，既然可以“充公拍卖”，也就是说并非完全禁止流通，只是不允许“私卖”而已。在这一点上，布伦特的观点似乎更为合理，他认为麦加拉的商品还是可以进入港口，只是要被隔离和限制。(21)我们可以根据阿里斯托芬这段话猜测，麦加拉禁令颁发之前，雅典可能颁布了另一条经济法令(不同于禁令的内容)，专门针对私人贩卖麦加拉货物的行为，由此才能给那些无所事事者提供“告密”的机会。但无论学者们争执得多么厉害，在修昔底德的记载中，战前针对麦加拉的禁令只有一个，而且还是顺便提及。从刚才的分析看来，阿里斯托芬与修昔底德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很大的分歧，只是阿里斯托芬的叙述更模棱两可，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3)颁发禁令的目的
阿里斯托芬讲到的目的非常直接，也非常简单，甚至非常幽默。他认为这场战争就是几个妓女惹的祸，伯里克利理所当然地成了首当其冲的对象：
有一些年轻小伙子玩酒戏喝醉了，跑到麦加拉去，抢了那个名叫西迈塔的妓女。想不到这一点鸡毛蒜皮，居然扫了麦加拉人的面子，惹动了他们的大蒜劲儿，他们反过来抢劫了阿斯帕西亚的两个妓女。好，为了三个娼妇，战火就在全希腊烧起来了。(《阿卡奈人》，524-528)(22)
普鲁塔克也引用过这段趣闻，但他认为这是麦加拉人拒绝承认杀害雅典来使、而把责任推到阿斯帕斯亚和伯里克利身上的借口。(23)按照阿里斯托芬的意思，伯里克利在这之后就颁发了麦加拉禁令，“无非是那些娼妓惹出来的禁令”(535)，斯巴达则多次派人来斡旋，但都遭到拒绝。在他看来，伯里克利就是为了这几个娼妇，利用自己的职权公报私仇，把麦加拉人饿得叫苦连天，他甚至丝毫不给斯巴达脸面，乃至让两国刀兵相见，把双方的人民拖下苦海。因此，伯里克利应该为战争承担最大的责任。对此，普鲁塔克也同意，认为斯巴达曾“接连不断地”派过使节去雅典，劝他们解除禁令，但伯里克利总是极力反对，并鼓励人民与麦加拉人斗争。因此普鲁塔克也把战争的责任归到伯里克利身上。(24)但这样的结论并没有得到其他历史学家的认可，他们认为阿里斯托芬这段话是在“戏仿”希罗多德，因为后者在《历史》开篇中曾叙述过一段与之类似的风流韵事，而“戏仿”是喜剧诗人惯用的夸张伎俩，所以阿里斯托芬的话全是戏谑之语，不足为信。
我们确实不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找到半点“妓女”的影子，因为修昔底德根本就没有解释为什么要颁布这个禁令。只是在斯巴达要求雅典撤销禁令以避免战争并遭到拒绝时，他才提到雅典拒绝撤销禁令的理由：
(麦加拉人)耕种圣地，耕种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和隐藏雅典的逃亡奴隶。(25)
普鲁塔克接受了这一说法，甚至还进一步指出，伯里克利为此派过使者到麦加拉和斯巴达去谴责麦加拉的行为，但使者却惨遭杀害，雅典因此颁发了卡里诺斯禁令。此外，同意这个观点的还有克若克斯(Ste.Croix)，他认为禁令确实是对麦加拉犯下的“宗教罪”做出的回应，目的是为了打击麦加拉的嚣张。(26)也有许多学者并不以此为根据，而是从战争起源的全局来考虑，提出了其他解释。康福德就从经济角度提出，这是伯里克利迫于庇雷埃夫斯港新兴经济势力的压力，为了占领通往西西里的经济要道而颁发的禁令。(27)葛伦迪(Grundy)也认为，雅典干涉希腊西部事务是为了开启谷物供应的新来源，最终目的是迫使麦加拉重回雅典的怀抱。(28)但布伦特却怀疑这样做的效果，他认为如果麦加拉真是因为经济原因而饿得惨不忍睹，那根本就不会发生科西拉事件和波提狄亚事件，伯罗奔尼撒战争就会提前爆发。(29)还有学者甚至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认为伯里克利是想通过这个禁令给双方的同盟国一个下马威。(30)
单凭修昔底德的记录，我们确实无法判断诸位学者的论证孰是孰非，但可以肯定，修昔底德在此确实有意省略了这个内容。他的省略无非说明麦加拉禁令的颁布与否无关紧要，因为战争迟早要爆发。他在第一卷中反复强调战争爆发的不可避免性，并且一再告诫读者，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强大引起斯巴达的恐惧。此后他叙述了科西拉和波提狄亚两个事件作为战争爆发的理由，并在此过程中详细追述了雅典帝国势力的发展进程。康福德认为，在修昔底德写作历史前，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关于战争起源的说法。修昔底德为了纠正一般人的看法，就会适度地调整收集的材料以适应自己的观点，而他首先要驳斥的观点就是对伯里克利的个人指责。(31)因此，修昔底德其实是通过这种省略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不必过多地关注麦加拉禁令，那不是战争爆发的理由，更不应该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个别人身上。
这样看来，阿里斯托芬对战争起源的看法就失去了历史真实的依据，因为修昔底德省略了阿里斯托芬关注的重点，更通过这种省略的方式驳斥了阿里斯托芬对伯里克利的指责。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的态度其实赞赏有加，他不仅省略了和伯里克利相关的麦加拉禁令，还省略了阿斯帕西亚等人带给伯里克利的不良影响，把伯里克利描述成了一个后无来者的优秀领导人。(32)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战争并不是由个人或某个偶然事件引发的，阿里斯托芬的说法不可信。可是，我们仅凭这一点就能否认这段话的全部价值吗？当然不能。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作为还原事实和真相的两种叙述方式，有着各自的专长和缺陷。历史著作之所以更能取得人们的信任，是因为它能够通过文物和文献资料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文学作品却往往因为大胆的虚构和随心所欲的夸张而容易让人产生怀疑。修昔底德就认为，诗人的创作总是有虚构和夸大的成分，与历史事实有距离，“我们可否完全相信荷马史诗中的人物，这是颇有问题的；因为他是一个诗人，他的人物可能是夸大了的”，(33)因而诗人对战争的记载不足为信；而史家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毫无批判地接受一切传说故事，更不能凭借猜想去记载历史。修昔底德认为，他在写作中不怕麻烦“寻求真理”，因而比诗人的证据更好，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吸引听众的兴趣，而是为了用最明显的证据来得出合乎情理的结论，所以他的记载更可靠，更经得起检验。然而，用历史学家“真实客观”的写作原则去苛求文学家的创作方法实在有失公允，这无疑会扼杀文学作品独一无二的“文学性”，更何况是将虚构和夸张发挥到极致的喜剧。因此，我们不能仅从历史的角度去批评阿里斯托芬关于战争起源的看法，还应该从喜剧的角度去理解阿里斯托芬作为喜剧诗人对战争起源做出的解释。
喜剧源于乡野村夫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宗教仪式。起初只是一群头戴面具的酒汉歌舞游行，后逐渐手舞足蹈地比划各种滑稽动作，以供笑谑。随后愈放浪形骸，与路人开起了玩笑，甚至辩论对骂，(34)皆可随意而为，双方均不计较。这些人最先编歌曲嘲讽围观的路人，后来便针对本村的乡绅和富人，再后来他们居然借酒神节跑到城里去嘲笑权贵，公开讥讽时政和丑恶的社会现象。而雅典当局的民主风气渐长，认为这些歌曲有助于改良社会风气，允许他们公开演唱。这些歌曲随即被喜剧吸收，发展成为喜剧的一个重要部分——插曲，诗人便可以在其中针砭时弊，嘲讽时人，无所顾忌。可见，喜剧本来就是在民间歌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保持了个人讽刺和随意谩骂的特点。阿里斯托芬会把矛头指向个别人也就不足为奇。(35)
《阿卡奈人》上演于公元前425年，是战争的第六个年头。当初因为伯里克利的不抵抗政策，所有居住在阿提卡乡下的农民全都搬进了城里。在这之前，他们一直在农村过着安居乐业的田园生活，现在却背井离乡，心里本来就极不情愿，而且只有少数人有房屋住或能够寄居在亲朋好友的家中，大多数人则流离失所，躲避在庙宇和神殿里，(36)再加上恶劣的生活环境引发的瘟疫，更让人们苦不堪言。此外，斯巴达在这几年里已连续四次入侵阿提卡，蹂躏他们的家园，众人怎能不摩拳擦掌，意图报仇雪恨吗？只要煽动者一怂恿，难保某些血气方刚的人不会去冲锋陷阵。
阿里斯托芬当然不会对此视若无睹，作为雅典民主社会的公民，他对一切公共事务有着和同辈人一样的热情，他甚至比其他人更能看清战争带来的苦难，也能比其他人更高明地理解和平胜于战争的意义。因此，他试图通过喜剧的形式缓解人们的作战情绪，希望用笑声来填补人们内心的伤痛，唤起他们对和平生活的憧憬。于是，阿里斯托芬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制造笑料的方式——轻松愉快的笑话、俗不可耐的生理反应、精彩绝伦的辩论、不可思议的幻想等等，用心良苦地来达到这个目的。很多学者认为这种方式太滑稽可笑，不登大雅之堂，达不到历史的“真实”高度。其实，他们忘记了从喜剧诗人的角度来分析阿里斯托芬这么做的最终目的，也忽略了诗人为此将各种喜剧手法融会贯通、把喜剧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才情。
农人狄开俄玻利斯起了个大早，第一个赶去公民大会会场，期待人们讨论他向往已久的和平问题。然而，姗姗来迟的首席官们除了无聊地接见使臣外，绝口不提“和平”二字，还频频让他“闭嘴”，甚至把主和的阿菲忒俄斯赶出会场。狄开俄玻利斯清醒地看穿了使臣们的真实嘴脸，认为首席官们昏庸无能，气愤之余私下里派阿菲忒俄斯代表他本人去跟斯巴达人议和。阿菲忒俄斯冒着生命危险带回了三个象征“和平”的皮囊。在选择了“三十年”的陆海和约之后，狄开俄玻利斯便独自回到乡下和家人欢庆乡村酒神节，无奈却遭到一群阿卡奈老人(歌队)的围攻，他们听说有个胆大包天的叛国贼居然厚颜无耻地与背信弃约的敌人议下了和约，他们要用乱石收拾他。于是，狄开俄玻利斯只得挺身而出，出面说服这群冥顽不灵的老人。
在说服的过程中，他首先指出，有些“坏小子”、“假铜钱”、“没有公民权的流氓”、“冒牌货”、“半外国人”充当了“告密者”，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搞得整个城邦人心惶惶，就是这些坏家伙搅乱了人们平静安宁的生活，他们应该首先受到责备。如果这些“市井小人”的恶劣行径还不足以令人信服，那么最后再搬出位高权重的伯里克利，说这个举世瞩目的“政界要人”居然为了几个妓女而发动战火，这让人一眼看穿战争的荒唐实质，从而让观众相信战争完全没有必要，雅典人也应该对战争负责，从而减少对斯巴达人的仇恨，进而扫除人们的主战心理。
可以想象，当观众听到“妓女引发战争”的说法时肯定会哄堂大笑，因为这让他们想起希腊历史上的绝世美女海伦，以及那场因她而起的十年大战，只不过“美女”换成了“妓女”，传说变成了现实，这就触动了他们的笑神经。即使在散场回家的途中，也会因为想起剧情而忍俊不禁。一个粗俗而聪明的农人把欧里庇得斯悲剧中英雄的行头借来当叫花服穿，为了和平而挟持煤炭筐和一群老头子谈判，居然说服了一半的人，还让他们为此而互相扭打，想到这一幕幕场景就会令人捧腹大笑。放松之后再来思考战争的问题，多少会让自己平衡一下愤恨的心理，勾起对以往和平生活的回忆，至于阿里斯托芬的说法是否符合实际已无关紧要。其实，阿里斯托芬的说法肯定也不会出于完全的捏造，人们之所以笑声连连就在于他突出了事实的荒诞性和讽刺性。
毫无疑问，阿里斯托芬的做法确实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他们把头奖颁给他就是最好的证明。诚然，并非阿里斯托芬一人厌恶战争，向往和平，但他却把“笑”作为最有效的武器，利用喜剧这一独特的形式来表达这种观念，他的胜利实至名归。
注释：
①参见雅尔荷：《阿里斯托芬评传》，李世茂、臧仲伦合译，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2页。
②怀特教授(J.W.White)为罗杰斯(B.B Rogers)译的《阿里斯托芬》写过序言，他认为这种做法在现代解释者中一度非常流行：“他被赞誉为一个道德家和爱国者，有着教导同胞的高尚目的；他是一个真诚的思想家，深入反复地思考着社会和政府问题，使喜剧仅成为传达他改革意见的工具；他是一个明智和敏锐的参议者，在关键时刻能够在政治问题方面给雅典公民提出建议，而他对人的判断和提出的方法都很健全；他也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一切破坏雅典光荣的敌人决不妥协。”参见J.W.White,"General Introduction",Aristophanes:The Acharnians,the Knights,the Clouds,the Wasp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ix,p.x.
③④⑤⑨⑩(15)(25)(32)(33)(36)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53，110，21，38，53，38，110，169-170，10，133-135页。
⑥关于禁令颁布的时间、数目和目的，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因为修昔底德与阿里斯托芬两人的叙述都没有留下清晰明确的证据，因而给大家留下了相当充足的阐释空间，各种猜测和论证层出不穷。
⑦(16)(17)(22)本文所有关于《阿卡奈人》的引文都出自罗念生先生的译文，但为了保持前后一致，把原文中的“墨伽拉”换成了“麦加拉”。参见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57，56，56，56-57页。
⑧有人认为，这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第一次应该出现在这之前，即公元前433年雅典举行的公民大会上，科林斯说服雅典不要与科西拉结盟时提到这个禁令。
(11)(14)(30)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N.Y.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p.257,esp.n.,p.22,pp.257-260,p.263.
(12)(13)(21)(29)参见Brunt,"The Megarian Decre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72,No.3(1991),p.270-275,p.271,p.275,pp.276-277.
(18)(27)(31)参见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26，29-33，3-4页。
(19)(23)(24)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之《伯里克利传》，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492，492，491页。
(20)参见Robert J.Bonner,"The Megarian Decrees",Classical Philology,Vol.16,No.3,238-239页。
(26)克若克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证明，禁令只是不允许“麦加拉公民”(不包括居住在麦加拉境内的非公民或者外国人)进入雅典的中心市场(而非雅典的周边区域)，因此禁令对麦加拉的经济几乎产生不了重大影响。参见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256页。
(34)参见谢·伊·拉齐克：《古希腊戏剧史》，俞久洪、臧传真译校，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61页。
(35)有学者统计，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讽刺过“大大小小”的各种人物共112个。参见胡克：《阿里斯托芬剧中的犯罪和罪犯》，黄薇薇译，载《经典与解释》第24期《雅典民主的谐剧》，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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