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文与钟嵘《诗品》关系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文论文,杜甫论文,关系论文,诗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钟嵘《诗品》作为中国诗话之滥觞，其卓越文学思想流润千古。本文旨在对《诗品》于杜甫一生文学实践的影响略作抽样论证。杜集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诗品》之句，但从对杜诗的解读中可知，杜甫诗中数处之用事，实应源于《诗品》。杜甫接触《诗品》的可能性可从对杜读过《梁书》、《南史》文学传等方面的考索中推知。杜甫论诗，和《诗品》有着极大共同性，于此可见钟嵘、杜甫二人文学思想某些方面的源流关系。
关键词：诗话之源 杜诗 《杜诗详注》 诗学观
素有“品诗之祖”，“诗话之源”之誉的梁代钟嵘《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它不仅对历代文艺理论著作影响深远，就是对历代文人的诗文创作也多有沾溉，如唐代杜甫就明显地接受过《诗品》的诗歌理论。本文拟从《诗品》与杜甫关系为楔入点，综合探讨杜甫诗文对《诗品》的接受。
较多注意到杜甫诗文与《诗品》有关系的是注杜权威仇兆鳌。仇氏在注杜力作《杜诗详注》中有20多次直接引用《诗品》笺注杜诗。在这些笺注中，有不少于读者理解原文很有帮助，对发掘诗意值得称道。如首笔以钟嵘《诗品》魏思王曹植条（该条分仇氏引注最多）笺注杜诗“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为：“《诗品》曹思王超逸今古，卓尔不群”。按：“超逸”当为“粲溢”。其在引注“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时已有更正：“《诗品》谓其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
”。又以曹植条笺杜诗“空余枚叟在，应念早升堂”，云：“《诗品》：公干升堂，思王入室”，再笺“词场继国风”（《奉寄河南韦尹大人》，谓：“钟嵘《诗品》：子建诗愿出国风，卓尔不群”。仇氏以《诗品序》笺注杜诗七次，其中两用“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注释“思飘云物处，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和“箫管哀吟感鬼神”（《丽人行》），也两用“曹刘殆文章之圣”笺注“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尚侍》）和“曹刘不待薛郎中”。仇氏亦在《诗品》品文九注杜诗中复用阮籍条和谢脁条作笺，于此不作累述。然而，仇氏也有一些失误，上述“超逸”字误为其一。再如：仇笺“才高心不展”云：“《文心雕龙》‘谢灵运才高辞盛，富艳难踪’。”按：谓“谢灵运才高辞盛，富艳难踪”者，乃《诗品·序》，非《文心雕龙》。又如：仇注“才尽伤形体”、“雕章五色笔”，“彩笔昔曾干气象”皆引唐李延寿《南史·江淹传》所载“江淹才尽”之事作笺。按：“江郎才尽”事，始见于《诗品》。根据章学诚《文史通义》“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读初者”（《说林》）之规定，此当引先出的《诗品》，而不当引后出之《南史》。以上所列三误，颇有代表性。一为书名正确而文字有误者，二为文字正确而书名引误者，三为因不知引书规则而致书名、文字皆误者。解读仇注杜诗和论杜甫与《诗品》关系者，不可不察。
另外，仇氏之注尚有疏漏。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仇氏之注只引《颜氏家训》：“自古词人多陷轻薄”，以笺“轻薄”之所从出。按：此首诗意当出《诗品·序》之“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及“曹、刘殆文章之圣”和“轻薄之徒”、“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等句。杜甫正摹仿钟嵘《诗品序》以批评世俗之轻薄之徒一味否定前贤而自己却“无涉于文流”，“身与名俱灭”。很明显，杜诗中的“哂”即同于《诗品序》中的“笑”；杜诗中的“当时体”即同于《诗品序》中的“古拙”之体；杜诗中的“尔曹身与名俱灭”即同于《诗品序》中的“轻薄之徒”最终“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杜诗中的“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即同于《诗品序》中的“曹刘殆文章之圣”。仇注不引《诗品》，表明他对此诗与《诗品》的关系尚未有所领会也。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杜甫诗文中的某些词句语意真的如人们所说是源出钟嵘《诗品》吗？对此问题，我们认为：虽然杜甫诗文中不曾直接提到过钟嵘《诗品》，但从某些方面推测，他极有可能是熟知《诗品》的。
第一，唐初所编的姚思廉《梁书》和李延寿《南史》都把当时最著名的两位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刘勰编进了《文学传》。而钟嵘、刘勰之所以被编入《文学传》得以不朽，其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一个写了《诗品》，一个写了《文心雕龙》。而《梁书》、《南史》又正是以此二事作为记述重点的。如《梁书》为突出他们二人的重点事迹，竟用了绝大篇幅收灵了《诗品》、《文心雕龙》的序。又《南史·文学传》之《丘迟传》云：“迟辞采丽逸，时有钟嵘著《诗评》云：‘范云清便婉转，如流风迥雪；迟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此亦可见李延寿对钟嵘的重视。作为“读书破万卷”的杜甫对包括《梁书》、《南史》在内的历代史书，想必不会放过。他在《八哀诗·哀苏源明》中说：“学蔚醇儒姿，文包旧史善”。即可为据。因为要知史之善与劣必见读史，不读史，何以知史之善？在《八哀诗·哀王思礼》里还说：“昔观《文苑传》”。由此，更可推测出杜甫对因作《诗品》和《文心雕龙》而始能入《文苑传》的钟嵘、刘勰及其大作《诗品》与《文心雕龙》也必不陌生。
第二，杜甫家世思想极重。他尤为乐道“诗是吾家事”，（《宗武重日》）以至诗中言之再三。如：“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八哀诗·哀李邕》）等。仇氏注诸句说：“公祖审言善诗”，“诗名优足绍祖”，“邕通论审言诗”。从杜甫家学渊源来考察，此注固然不错。但释者似乎忘却了杜甫远祖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杜预曾被钟嵘纳入《诗品》进行品评这一情况。杜甫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以自己是杜预的十三世孙而感到有荣耀焉，并对杜预略多号“武库”，文主解《春秋》的才干进行赞扬。这和《八哀诗·哀王思礼》“晓达兵家流，饱闻《春秋》癖”之以杜预比王思礼正可互参。热衷推许先祖杜预功德的杜甫对把杜预之诗才作了充分肯定的钟嵘《诗品》，想必也不会没有阅读甚至收藏的兴趣吧！
第三，唐初甚重《文选》。处于盛唐的杜甫亦然。杜诗有“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续儿诵文选”（《水阁朝霁秦简云安严明府》）等句，直接说及他对《文选》的重视。但《文选》只是一部作品选集，它代替不了论诗著作。而杜甫又是一个有论诗癖好的人。在他的诗作中就有不少言及论诗的句子。如：“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会待妖氛静，论文暂裹粮”（《寄高适岑参三十韵》），“自从失词伯，不复更论文”（《怀旧》），“把酒宜深酌，题诗好细论”（《敝庐遣兴奉寄严公》），“畴昔论诗早，光辉仗钺雄”（《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荆州遇薛、孟，为报欲论诗”（《别崔漯因寄薛据，孟云卿》），“论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寄范邈吴郁》），“自失论文友，空知卖酒垆”（《赠高式颜》），“论文到崔苏，指尽流水逝”（《八哀诗·哀李邕》），“苏武李凌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解闷之五》，“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赠毕四曜》），“晚看作意者，妙绝与谁论”（《赠蜀僧闾丘师兄》），“说诗能累夜，醉酒或连朝”（《奉赠卢五丈参谋琚》）等。其中有的写自己和诗友论文竟至裹携酒，累夜连日。于论诗如此偏好的杜甫殆亦不会放过对中国第一部品诗专著——钟嵘《诗品》的阅读。
第四，在被杜甫所涉及到的唐代诗人中有些是读过《诗品》的。如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杜甫曾写过“王杨卢骆当时体”（《戏为六绝句》），“近代惜卢、王”（《寄高适岑参三十韵》），“学并卢王敏”（《寄刘陕州伯华使君四十韵》）等诗句加以称道。而卢在《南阳公集序》中即有云：“近日刘勰《文心》、钟嵘《诗评》，异议峰起，高谈不息”。另外，在他的《驸马都尉乔君集序》中，也有文、意皆本于《诗品》者。因此，杜甫也有可能通过卢著得知《诗品》。盛唐李白，是唐代受钟嵘《诗品》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论见王发国先生《李白诗文与钟嵘〈诗品〉》，《李白学会年会论文集》）。杜甫在和李白的“樽酒论文”中，也有可能因为李白而对《诗品》产生兴趣。附带说一个问题，和杜甫经常以诗文相往复的还有高适。据《全唐文》载高适有《皇甫冉集序》。其谓冉诗“使前贤失步、后辈却走，自非天假、何以造斯？恨长辔未骋而芳兰早凋，悲夫！”。此数语即仿《诗品》评谢眺“足使叔原失步”和评谢惠连“恨其兰玉夙凋，长辔未骋”。论者或仅因此证而推定高适读过《诗品》。接：《皇甫冉集序》并非高适所作。高适卒于765年，皇甫冉卒于767年（用闻一多说），比高适晚逝。高适之《序》断不当有“恨长辔未骋而芳兰早凋”谓冉早逝之语。此序当出于高仲武手笔。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冉诗“巧于文字，发调新奇，远出情外……使前贤失步，后辈却立。自非天假，何以迨斯。长辔未骋、芳兰早凋，悲夫！”与《全唐文》所载者同。高仲武、虽生平事迹不详，但他“约生活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前后”（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则可肯定。他之逝年当在冉之后。故有可能写出“长辔未骋，芳兰早凋”之语。其致误之由，盖是高适和高仲武既同是渤海人，高仲武之名又是高适之字之故。编《全唐文》者不加深考，遂将二人混同起来了。故不当仅就所谓《序》文而推定高适读过《诗品》，也不解仅凭《序》文而推出杜甫通过高适而与《诗品》发生关系的结论。研究杜甫因为诗友关系而有了解及知《诗品》者，对此，亦不可不察。
杜甫可能接触《诗品》的渠道还可举出一些。不过，仅就以上所论已可认为仇注引《诗品》以笺杜诗是有相当根据的。但是由于杜甫对包括《诗品》在内的文化遗产的继承，采取了一种吸取精液，随意点染的作法，或旁见侧出、或反引暗用，或仅取单字只词，或只采其意而变其文……因此，使人惟觉其妙，难测其源。《剑溪说诗》卷下引少陵语曰：“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亦见《一飘诗话》）。按：此语不见杜《集》，不当是杜甫所言。据考，它见于《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引蔡条《西清诗话》及李颀《古今诗话》这些著作，即不谓是杜少陵语。而元好问《杜诗学引》有“前人论子美用故事有‘着盐水中’之喻”云云，更可证《剑溪》、《一瓢》之误。虽然如此，但“着盐水中”之喻确实道出了杜甫用典使事的巧妙。《茧斋诗谈》云：“凡读书都要烂成浆，化成计，顺手点染，全非陈物，乃是高手”。杜甫自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烂成浆，化成汁”便是言“破”。“顺手点染，全非陈物”则是谓“高手”下笔“如有神助”，使人莫测。杜甫的这一特色，不仅使一般读者难以指实其所用事典，就是深博如仇氏者也多有疏漏。
二
钟嵘《诗品》分三品评论了自汉至梁的一百二十余家五言诗的作者。在这些诗家中，不仅有四十余家被杜甫诗文反复涉及，而且杜甫对其中有些诗人的评论也与钟嵘《诗品》相合。今举数例。
（一）《诗品》品诗，并重曹（植）、刘（桢）。《诗品序》之“笑曹、刘为古拙”，“曹、刘殆文章之圣”，《诗品上》之“陈思以下，桢称独步”，“在曹刘间别构一体”，“公干升堂、思王入室”等是其证。杜甫也是曹、刘并举者。“方驾曹刘不啻过”，“目短曹刘墙”，“曹刘不待薛郎中”，“赋诗时或如曹刘”（以上皆见（杜集》）及“使昭明复生，吾当出曹、刘、二谢上”（《刘宾客嘉话录》）等皆为其例。应该说，杜甫之“曹刘”并举即源出《诗品》。因为六朝人多作曹（植）王（粲）并举，“先王后刘”（《剑溪说诗》上）只钟嵘例外。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张、蔡、陈、王曾无先觉”，“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律异班、贾，体变曹、王”，“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兼善则子建、仲宣”，《神思》“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才略》：“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词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刘孝标《广绝交论》：“遒文丽藻，方驾曹、王”等皆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绝交论》的“方驾曹、王”，它分明是杜甫“方驾曹、刘不啻过”的语源。但杜甫为了表明自己并重曹刘之意，而把“曹、王”改作了“曹、刘”。可见在杜甫心目中，对“曹、王”或“曹、刘”之称的界限，是划分得极为清晰的。
不过，《诗品》和《文心雕龙》却各有一处违背常例。一是《诗品上》谓“古诗”、“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一是《文心雕龙·比兴》“至于杨、班之论，曹、刘以下”。按：此二例，并不影响《诗品》重曹刘，《文心雕龙》重曹王之说。因为《诗品》之“曹王”，当有别解，它不指曹植、王粲，而仅指陈思王曹王。曹王连文确有仅指曹植者。王勃《采莲赋序》：“昔之赋芙蓉者多矣，虽复曹王、潘令之逸曲，孙、鲍、江、肖之妙韵，莫不杂陈丽美，粗举采掇……”。此以曹王和潘令对举，则知曹王指曹植，潘令指潘岳。考曹植有《芙蓉赋》，见《艺文类聚》六十九，《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四，《太平御览》七百二。潘岳有《莲花赋》和《芙蓉赋》，二者均见《艺文类聚》八十二。又李湮《妒神颂序》：“宋玉《高唐》之词，盛传于南国；曹王《洛神》之赋，永播于东园；莫不事在图画，名标史册”。此曹王之确指曹植殆无疑矣。以彼例此，则《诗品》之曹王作曹植解，义亦可通。且曹植诗“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见《北堂书钞·乐部·筝》引）二句，又正见于“古诗十九首”之《今日良宴会》中。而王粲则无与古诗同者。因此，《诗品》之“曹王”，其义仅同陈王。冯舒《诗纪匡谬》“乐府起于汉，又其多古雅”条引此即作“陈王”；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古诗解》（卷一百九十三）及吴乔《围炉诗话》（卷二）引冯班语亦皆作陈王。其《提要》云：“《去者日以疏》，《客从远方来》二首，钟嵘《诗品》称为‘旧疑建安中陈王所制’”。至于《文心雕龙·比兴》之“曹刘”又当作何解呢？笔者认为：可能是彦和的笔误。《文心雕龙·事类》“曹仁之谬《高唐》”，范文澜即认为曹仁是曹洪的笔误。以彼例此，曹刘也就有可能是曹王的笔误了。只是由于这里无论是作曹刘还是作曹王皆于义无碍而无人注意此谬罢了。
对杜甫并重曹刘这一特点最早有所认识的当推和杜甫同时且有诗往复的任华。他在《杂言寄杜拾遗》中评杜甫：“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即可为证。其后，元稹《杜甫墓系铭序》言杜甫“气夺曹刘”，秦观《韩愈论》谓“杜公”极曹刘“豪逸之气”，也道出了杜甫重曹刘不重曹王的特色。“曹刘”之为杜甫所重，乃如元稹、秦观所言，是曹刘有气，有豪逸之气之故。而“曹刘”有气又是钟嵘和杜甫的共识。
（二）杜甫论陶潜也与钟嵘《诗品》评陶颇有相似之处。《诗品》谓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的鼻祖。这一评价既与沈约《宋书》，唐修《晋书》，《南史》并把陶渊明列入《隐逸传》不同，也和肖统之评有别。史传里的陶潜是一个不同于儒者的纯隐士，而肖统笔下的陶潜则是一个有助于儒家风教具有大贤品德的著名诗人（见肖统《陶渊明集序》）。钟嵘之评既突出了陶渊明是诗人，又显现了他“这一个”诗人的特点——最早的、当时最有成就的隐逸诗人。在汉魏六朝诗人中，杜甫于陶可谓情有独系，其诗文涉及陶者不下数十处。将二人评陶的具体内容相较，其似者有：第一，杜甫和钟嵘都是把陶渊明既看作隐士又当作诗人的。杜甫诗云：“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这里，杜甫显然是把陶潜，谢灵运视为颇有佳句的一代作手来企慕推崇的（参见《杜臆》）。仇注于此谓谢指惠连，不确。惠连，虽“才思富捷”（见《诗品中》），但无人谓其有佳句者。而灵运之有警策则为钟嵘所揭潴。《诗品上》评谢灵运之诗云：“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迥句，即陆云《与兄平原书》中之“出语”，陆机《文赋》中的“警策”。《诗品》所举灵运的警句有“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等。渊明也颇有警句。故《沧浪诗话》云：“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杜甫对诗中佳句的重视超过了钟嵘，故诗中常言及之。如“猥诵佳句新”（《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佳句法如何”（《寄高三十五书记》），“当公赋佳句”（《石砚》），“词人取佳句”（《白盐山》），“佳句莫频频”（《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三首》之三），“李侯有佳句”（《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不敢要佳句”（《偶题》）“故人得佳句”（《奉赠岑参》），“佳句染华笺”（《秋日夔府咏怀》），“开卷得佳句”（《送高司直寻封阆州》）“题诗得秀句”（《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诗家秀句传”《哭李尚书》，“最传秀句寰区满”（《解闷十二首》之八），“尚怜诗警策”（《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之三）“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清辞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长吟》），“未缺只字警”（《八哀诗·哀张九龄》）等。杜甫对颇有佳句的陶谢的企羡还表现在最后一句上。然而各注皆未能释。按：末句用《史记·韩非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事。《韩传》云：“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相如传》云：“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杨）德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杜诗之“同游”指韩非，“令渠述作”指司马相如。杜甫于此对陶谢的推崇可谓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杜甫另一些诗，则把陶渊明当作隐士。如《奉寄河南韦尹大人》即云：“……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仇注云：“浊酒二句言隐逸之状；江湖二句言东西之迹”。按：仇注是。若细言之，则青囊谓葛洪，隐逸指陶令。总之，在杜甫眼中，陶潜既是隐士，又是著名诗人。第二，杜甫《遣兴五首》之三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枯槁”，指诗集中之诗文无“丹彩”之润译，少词藻之“繁富”。此与钟嵘《诗品中》评陶诗“文体省静，殆无长语”，“世叹其质直”之意甚为接近。另外，从杜诗中对陶潜以诗酒自娱的闲适生活和不为五斗米折腰于乡里小儿的为官原则所表现的欣赏态度也使人想到《诗品》“每观其文，想其人德”的评语。
（三）《诗品下》评汤惠休云：“惠休淫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淫靡”，即过分绮靡。杜甫言及汤惠休的诗有三首：《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一“汤休起我病，微笑索题诗”；《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罕赞公土室二首》之一“赞公汤休徒，好静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论岩下趣”；《留别公安太易沙门》“隐居欲就庐山远，丽藻初蓬休上人。数间舟航留制作，长开箧笥拟心神”。这三首诗皆以善诗的惠休上人比拟能诗的赞公和太易。其中第三首把惠休上作诗的特点概括为“丽藻”二字，此即与钟嵘所评之“淫靡”之意相合。然旧注于此三诗只引《南史》而不引《宋书·徐羡之传》和《诗品》，殆误。
以上三例所涉及的诗人，分属《诗品》上、中、下。从中可见杜甫在对前代作家的评论上确有同乎钟嵘《诗品》者。这些相同，绝非偶合，它表明“最善评诗”的“老杜”（魏泰《临汉我居诗话》）对钟嵘《诗品》的全面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