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域中的心理学研究”笔谈——3.文学中的文化心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笔谈论文,心理论文,心理学研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包含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与心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理论批评里面有个派别，就是20世纪60年代从西方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学派，也叫做后精神分析学派，因为此前还有个在弗洛伊德理论影响下形成的精神分析学派。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开始文艺心理学研究，80年代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谈文艺心理学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学》上，以后相关的文章就多了起来，学术专著和教材也出来了，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文学现象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热潮，并成就了中国的文艺心理学。另外在文学创作里面，所有作家，特别是那些喜欢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家，应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心理学家。譬如钱钟书，他在《围城》中对人物心理的剖析和描绘达到了极其细微而使人惊异的程度。实际上，在这个作品之前，钱钟书还有一个短篇小说集，这个集子里的小说已经显示了他对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心理探幽烛微的把握能力。这个集子里的几个短篇主人公基本上是女性，对这些女性心理进行分析是作者的基本旨趣，可以说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心理学家。由此可见文学与心理学从来就不是两张皮，联系是很紧密的。
心理学前面加上文化以后，笔者个人认为，它就不再是一门普适性的学科。心理学本来是属于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与人文学科不同，是具有普适性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心理学家，他研究出来的东西，是可以在全球通用的。这似乎是科学家的一种理念，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如果给出限定，在心理学前面加上文化或其他内容的东西，心理学恐怕就很能说是一门普适性的学科。比如说情感、情绪、想象、意识，这些都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概念，但是这些概念一旦落入不同的文化之中，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你可以给出它们的定义，但不可能给出它们在不同文化中整齐划一的表现形态。本质主义的理解总是让人生疑的。我们谈到自杀心理，好像全人类都是一样的，其实不然，在此时此地自杀，与在彼时彼地自杀，原因肯定是大不一样的。电影《人生》中的高加林，因自身地位的变化而移情别恋，抛弃了一直深深爱着他的乡村姑娘刘巧珍，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而在日本人看来则不可思议，一个日本人写过一篇影评，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地位的不同会成为爱情的障碍。这是什么?这就是文化心理的差异。
文学实践本身就是文学的表意行为。20世纪50年代出了不少影响很大的作品，如“三红一创”，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和《创业史》，此外还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研究这些作品的成果非常多，但是很少有人从文学实践切入进去，所以这些作品的秘密并没有被揭开。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一个概念——阶级来解开这些作品的秘密。毫无疑问，这个概念在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是中国人生活中出现频率最高、作用最大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主宰中国人生活实践的一个概念。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如何贯彻阶级的理念，就成了一种文化或文化心理的体现。
阶级在发生变异以后跟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跟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被用滥了，几乎没有人对它产生怀疑。阶级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阶级不是阶层，阶层在英文中是另外一个词。阶级的英文对应词是class，本义是按照事物的不同性质给事物分类。现在还保留着它的本义，如一班、二班、三班，即class one、class two、class three。阶级在沿用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引申义。这种引申义在西方是约定俗成的，也是西文词典所表述的，就是阶级主要是指人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人在所有制的关系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子，这是阶级划分的核心、基本标准。中国原来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概念，从西方引入后一直和中国的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前阶级并没有丧失它的经济依据，有两种划分阶级的方法，一个是乡村的，看人与土地的关系；一个是城市的，看人与财产的关系。因此，乡村里面土地多的是地主，少一点的是富农，还有无土地的长工、雇农；城市里面财产多的是大资产阶级，少的是小资产阶级，无财产的是无产阶级。这种分类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的确起了作用。毛泽东就据此团结了大多数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秩序是按阶级配制的。中国人生活在阶级的等级秩序中，人人似乎都成了圣人。“文革”及文革前发生的不计其数的惨剧，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每个人都戴着一幅阶级的有色眼镜。例如，当时有两篇小说，一个是余华《兄弟》，一个是66年出生的广西作家东西的《后悔录》，这两个小说写的都是文革中的禁欲，都是写的性，挺有意思的。两部小说的禁忌都源于阶级。被禁者周边的人，卖冰棍的、剃头的、做衣服的、打铁的、教书的、开车的，全都是普通人，然而他们全都是圣人，完全按照圣人的标准，根据阶级的理念行事，两部小说的惨剧都是他们造成的。再如，《青春之歌》中的情感配制。小说中的人物可分为三种，一种是正面的，一种是反面的，一种是中间的。这三种人的阶级关系构成了小说的叙述框架。人物的情感完全是按他们的阶级归属配制的，正面、反面、中间三种人物各有自己的情感，不能交叉。情感被阶级化，人物的情感变成阶级的感性形式，已经不是真正的人的情感了，非常枯燥。林道静和余永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余永泽在林道静的脑子里是骑士加诗人的形象，她非常爱他。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出现使林道静感情的天平慢慢地倾向于卢嘉川，导致她跟余永泽离婚。她割舍不下这份恋情，离开余永泽时留下一张纸条。这是1958年《青春之歌》里面的一个情节。还有一个情节很有意思，就是林道静在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之后在大街上游行，突然看见余永泽，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人几乎晕倒。这两个情节当然会受到严厉的批判，因为这表明作者还保留着资产阶级的情感。既然已是共产党员，怎么可能还对小资产阶级旧情难忘!后来作者把这个情节改了，改成对余永泽怒目而视。这个阶级立场就没有任何问题了。这是作者与批评者共同在文学表意行为中贯彻阶级的理念。
文学中的文化心理总的意思是不要机械地理解心理学，把心理学理解为普适性的东西。不是说它就没有普适性的一面。普适性的一面是各民族相通的部分，共同人性的部分。心理学也有特殊的一面，它体现在各民族不同的表意方式上。各民族文化的差异面是更重要、更值得重视的。在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上，应更看重文化的差异面，从中国人特有的表意行为中寻找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