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兼业及其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个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其对论文,框架论文,农村土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06)02-0072-07
一、引言
一个基本的观察是，目前农村土地流转陷入了困境，虽然最近几年，由于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加上地方政府的直接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速度有所加快。据农业部的统计，目前以各种形式流动使用权的耕地约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5％～6％，多数发生在沿海发达省市。根据陈锡文等人对浙江几个县市的实地调查，到2000年底，绍兴县、上虞市和余姚市已流转出的耕地分别占其耕地面积的30.7％、24.8％和32.9％(陈锡文等，2002)。然而，总体看来，土地流转仍然有限，而且，从全国来看，在各省的发展极不平衡(张照新，2002)。
对于土地流转不顺利的原因，已经有很多研究作了分析。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土地流转市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本文的贡献在于从一个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分析了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原因，并且，将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与地区不平衡两个现象结合了起来，从而使得我们的理论更具说服力。
二、文献评述
对于土地流转及流转不顺利的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很多极有价值的研究。这些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农村土地产权残缺，主要是产权缺乏排他性，承包经营权缺乏明晰性和稳定性，阻碍了土地流转。地权残缺导致了农户土地投资积极性受挫，降低了土地边际生产率，使土地的边际收益位于较低的水平上，导致土地需求不足；同时，产权残缺降低了承包权交易价格，承包经营权转让收益因此下降，进而减少土地供给(钱忠好，2003)。
实证研究的确证实了稳定的地权对投资具有促进作用(朱民等，1997；姚洋，1998)，但是，稳定的地权对产量的影响并不明显(姚洋，1998；2000)。事实上，最近很多调查和实证研究也说明了我国农村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并不构成土地市场发展的障碍(张照新，2002；徐旭等，2002)。因此，阻碍土地流转的原因，可能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方面。比如，与产权残缺相比，土地的保障功能更可能是阻碍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原因。
刘红梅等人对浙江省农村土地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土地的生活保障功能，提供就业的功能以及直接收益功能三者之和占土地效用的比例为0.977593(刘红梅等，2002)。也就是说，土地对农民的效用非常大，以至于农民不能放弃承包土地。事实上，只要有合适的补偿，愿意放弃承包土地的农民的比例就会大幅度上升(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等，2002)。根据这些调查，产权问题对土地流转的限制并不是最重要的。
另一种观点着眼于农民的土地情结。这类研究认为，农民非常强调土地占有和经营关系的稳定，除非极端情况，他们决不会放弃土地和土地经营。帕金斯(1984)、黄宗智(2000a，2000b)的研究就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由于农民的“土地情结”减少了农村土地供给，从而对土地流转有不利影响。然而，湖南省娄底市2000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在一定的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农民的“土地情结”是可以缓解甚至消除的。
理论界之所以认为土地流转是有效率的，是由于土地流转能够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认为在平均化的家庭承包制下，不利于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而土地流转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二是认为土地流转会通过所谓的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姚洋，2000)，改善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边际产出“拉平效应”中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假定，在农业和其他行业之间存在一个利润平均机制。也就是说，投资于农业的收益率要足够高，以此保证更有效使用土地的人愿意投资于农业。
土地租赁是土地流转最主要的形式，而且就资源配置而言，土地租赁是比土地买卖更有效的手段(姚洋，2000)。在目前的土地转包中，租金偏低是较为普遍的突出问题(马晓河等，2002；贾生华，2003)。对浙江、湖南、陕西等6省的调查中发现，农户土地转包平均每亩土地转包费为110.2元，其中，直接付给转包方的部分为60.36元(张照新，2002)。
租赁费用低说明了愿意出租土地的农民来自土地的收益不高。事实上，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多数已进入二、三产业，能流转出土地的农户基本上没有壮劳力务农(马晓河等，2003)，对这些农民而言，来自土地的收入只占他们总收入极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种土地流转是建立在低租金上的，但是很明显，并不是所有出租土地农户都能接受低租金，从中国的基本国情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仍将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现阶段农民收入近60％来自于农业收入，因此，也只有少部分土地参与流转。
如果说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供给不足的话，那么，促进土地供给的途径在于如何增加租金，或者减少出租农户对租金的要求。总而言之，就是最大化出租户的租金剩余。在本文中，租金剩余理解为租金超过其出租土地的机会成本的部分。
三、模型分析
以往的研究都从产权的角度来分析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农村土地流转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低土地租金下农地流转市场的供给不足。将这种供给不足归结为产权残缺有一定的道理，却不全然如此。农地流转市场供给不足，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户兼业的存在，这也是被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农户兼业的存在进一步提高了对租金的要求，而在农业收益率不高的条件下，土地租金过高，就不会有人愿意承租，换句话说，此时土地供给不足。
为什么说农户兼业会提高出租方的租金要求呢？原因在于兼业情况下，农户来自土地的收入提高了，相当于保留效用提高了，租金必须能够超过保留效用，农户才会愿意出租土地。为了使分析深入，我们引入一个简单的模型，这个模型是贺振华(2005)的一个扩展。
1.兼业原因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最近几年每年都有近亿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但是，农民工对城市工作的认可程度并不高。据李强(2003)的调查，87％以上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将来会回到农村，农民工的家人则有更高的比例认为农民工最终会回到农村。就长期而言，农户兼业很多时候只是一种“保险机制”。但是，那些举家外迁的农户，虽然要求得到土地承包权，但是在短期内显然不会从事农业。不过，正如李强(2003)的调查所表明的，农户外出并不总是“举家外出”，而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老、幼、妇女留在家从事农业。当然，一些没有“举家外出”的农户也没有兼业，那些老、幼劳动力经常在家休闲，这是农村里常见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农户在兼业上存在差异呢？
就目前而言，能力上的差异在小农生产模式及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很难体现在收入上。虽然说外出打工(劳动力市场发展)提供了一种替代的劳动报酬机制，使农户的能力差异体现在收入上，不过，由于任何人外出打工的收入都会高于在家务农，农民还是倾向于在年轻时外出，年长时回乡，并不存在真正愿意从事农业的农民。换句话说，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并不会使农户产生明显的分工，因此，农业生产力更高的农户也没有选择从事农业，而是从事工业。就目前看来，工业工资一般高于从事农业的收入，只要有机会，农户肯定外出，而不会兼业。若工业工资在每一个点上都高于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产出率，不会有农户选择兼业。
2.农业生产的特点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具有劳动时间投入不均匀的性质，在农忙季节，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而在非农忙季节，农户的工作相对轻松。在未普及机械化的地区，农忙季节需要青壮年劳动力才可能完成，而在非农忙季节，则只需要次要劳动力即可完成(次要劳动力指的是不能胜任高强度劳动的老、幼、弱和女性劳动力)。不过，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如果不能收割(农忙季节投入劳动，这种劳动是高强度的)，那么，这之前所有的劳动投入都浪费了，相当于0。正因为如此，单纯从青壮年劳动力的角度看，在农忙季节投入一些农业劳动的收益可能高于外出务工。正是农业生产投入的这种性质，使得异地兼业变得有利可图。
不过，由于兼业状态下，外出农民工在农忙季节回乡会打乱其正常的外出务工活动，企业可能不愿意雇佣这样的劳动力，工人本身也会丧失很多加薪或升职的机会。如果农民工要方便兼业，则只能从事时间上更灵活、收入也更低的工作，比如建筑、采掘等。兼业可能使得农户正常的人力资本积累中断，造成了农民工收入上的损失。
对于那些相对土地而言家庭主要劳动力足够多的农户，外出务工和兼业共得，我们可理解为这些农户拥有“剩余劳动力”。兼业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表现。对于家庭主要劳动力不足的农户而言，兼业充分利用了家庭的次要劳动力。但是，兼业使得农户主要劳动力正常的人力资本积累中断，这导致其在其他时间上的收入降低。如图1所示。在图1中，t′代表农户主要劳动力补充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劳动。y[，0]为实线所标识部分，指的是农业生产的收益，y′为虚线所标识部分，指的是工业工资。(注意，我们暗含地假定了一个农户时间投入模型，农户可将时间投入到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中)。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y′-y[，0]的大小与t′的大小密切相关。那些次要劳动力更多的农户，农户需要补充投入的劳动力更少，人力资本积累被打断的可能更小；那些次要劳动力更少的农户则需要更多的补充劳动投入，因此，与第一类农户相比，第二类农户工必然请更长时间的假期，人力资本损失更大，即y′-y[，0]更小。因此，y′-y[，0]与t′成反比。
3.一个简单的模型
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假定农业生产收益率为q[，A]，工业工资为q[，B]，农户拥有的总时间为T(包括次要劳动力和主要劳动力拥有的时间)，次要劳动力拥有时间为t[，0]，
为农业生产要求最低投入时间，投入低于这个时间，农业产出为0，投入高于这个时间，农业产出大于0，并且，当投入大于以后，农业产出是劳动投入的凹函数。换言之，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将次要劳动力与主要劳动力都统一看成农户所拥有的“劳动时间”。
-t[，0]表示需要农户的主要劳动力补充投入的时间。由此，农户主要劳动力完全外出的收入为(T-t[，0])q[，B]；农户兼业的收入为q[，A]+(T-)q[，B]β。其中，β代表人力资本积累中断后农户工业工资与正常情况下(没有中断)的比例，β∈[0，1]。
因此，要使农户放弃兼业，将土地投入农地流转市场，租金必须大于兼业收入与完全外出所得收入之差。而承租方愿意提供的租金应该是他从承租的土地中获得收入的一部分，即
rt[，1]q[，A]≥q[，A]+(T-)q[，B]β-(T-t[，0])q[，B](1)
其中，r为租金率，t[，1]为承租方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在这里，我们事实上假定，农业生产的并不足以对农户进行区分，因此，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是相同的，为q[，A]。
对式(1)进行转换，
令y=rt[，1]q[，A]-q[，A]-(T-)q[，B]β+(T-t[，0])q[，B](2)
上式中，y表示租金剩余(租金超过出租农户的机会成本的部分)，y越大，表示出租方越愿意出租自己的土地，从而土地流转市场中的土地供给越充足。
对式(2)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具有启发性的命题和推论。
对β求偏导，得到，
y/β=-(T-)q[，B]＜0，从而我们有命题1。
命题1：农户外出打工时的人力资本积累越难打断，土地供给越少，土地流转越困难。
我们知道，人力资本积累被打断的难易程度决定于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对技术和人力资本要求越低的工作，人力资本积累越不容易打断，换言之，中途回乡双抢不会影响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晋升机会。比如，从事建筑业、采掘业、个体服务业等纯体力或者流动性极大的工作，就几乎不需要人力资本积累。而从事制造业等，由于要进工厂，工作相对固定，中途回乡会极大影响日后的工资水平和晋升机会，甚至丧失工作机会。
对q[，A]求偏导，得到，y/q[，A]=rt[，1]-。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命题如下。
命题2：农业收入提高对土地供给的影响取决于最低时间投入，租金率，以及承租方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
如果rt[，1]-＜0，即如果承租方投入的时间很少，或者租金率很低。农业收入提高(比如粮价提高)会减少土地供给，阻碍土地流转。
如果rt[，1]-＞0，即如果承租方投入的时间很多，或者租金率很高。农业收入提高(比如粮价提高)会增加土地供给，促进土地流转。
最低投入时间决定了出租方将土地出租的机会成本。最低投入时间越高，意味着如果农户自己耕种土地，将能够获得更多的来自农业的收入。租金率决定了承租方要把收入的多大比例交给出租方，该比例越高，出租方的收益越高，从而会增加供给(对于承租方而言，只要能够超过“不承租”的机会成本就可以了)。承租方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则决定了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收入。如果承租方租土地后，也不投入充足的劳动，而是采取粗放式的经营，那么，农业生产总收入就比较低，出租方能够得到的租金就少，从而出租方会减少供给。
这个结论可以进行推广，在农村劳动力大部分外出的地区，土地流转会比较少。只有在劳动力外出很不均匀的地区，土地流转才会比较多。
对q[，B]求偏导，得到，y/q[，B]=-βT+β+T-t[，0]，对这个结果需要进一步地讨论。
首先考虑β=1的情况，即农户外出的人力资本积累完全不会被打断(这意味着农户在农忙季节回乡的成本为0)，比如从事采掘业。此时，y/q[，B]=-t[，0]。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推论1。
推论1：当农民工外出的人力资本积累不会打断的时候，如果农户次要劳动力少于最低投入劳动力，外出收入上升增加土地供给；如果次要劳动力多于最低投入劳动要求，外出收入上升会减少土地供给。
推论1说明，如果农户劳动力足够多(以至于次要劳动力依然大于最低投入要求)，农户存在完全的“剩余劳动力”，那么，外出工资提高会进一步减少土地供给；如果农户劳动力不够多，则外出收入增加对农户兼业产生替代效应，从而土地供给增加，土地流转更加顺利。
然后考虑β=0的情况，即农户外出的人力资本积累完全被打断(比如在一家纪律非常严格而且收入非常高的公司)。此时，y/q[，B]=T-t[，0]＞0。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推论2。
推论2：当农民工外出的人力资本积累完全被打断的时候，外出收入上升增加土地供给。
进一步考虑混合导数：[2]y/q[，B]β=-T＜0，这说明，随着农户外出的人力资本积累越来越难以被打断，或者说，农户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越低，流动性越强，外出工资增加所导致租金要求的边际增加是减少的，即土地流转会越来越困难。
对t[，0]求偏导，y/t[，0]=-q[，B]＜0，由此得到下面的命题。
命题3：随着家庭次要劳动力增加，租金剩余减少，即土地供给减少，土地流转更加困难。
家庭次要劳动力越多，外出务工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回乡双抢的时间更短，从而外出务工中断所造成的损失更小。因此，必须要有更高的租金才能使得农户出租土地。
对求偏导，y/=βq[，B]-q[，A]，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4：如果人力资本打断后的外出收入依然高于在家务农的收入，那么，最低投入劳动越多，租金剩余越多，土地供给增加，土地流转更加顺利；如果人力资本打断后的外出收入低于在家务农的收入，那么，最低投入劳动越多，租金剩余越少，土地供给减少，土地流转更加困难。
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βq[，B]-q[，A]＞0，因此，最低投入时间越多的地区，土地流转越少。我们知道，在山区种植一定的土地，比在平原种植同等单位的土地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农村基础设施差的地区比基础设施好的农村地区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同样，在水稻种植区比小麦等种植区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对T求偏导，y/T=q[，B]-βq[，B]≥0，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5：农户拥有的总劳动力越多，租金剩余越多，土地供给越多，土地流转越顺利。
命题5与我们的直觉有点冲突。出现命题5所示的情况的原因在于，在既定的剩余劳动力下，T越大，意味着有更多的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外出务工的收入高于在家务农的收入。因此，T越大，农户的总收入越高，从而来自土地的收入的重要性降低，对土地的租金要求自然也就降低了。
四、进一步的讨论和总结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暗含地假定不存在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兼业农户不能够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这个假定容易引起争议。但是，就目前的经验观察而言，农村也确实不存在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这也是农村土地大量抛荒的原因所在。雇佣劳动力的成本非常高昂，甚至在一些地区，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了，很难雇用到合适的劳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农村生产中常见的组织形式是“互助”，即在农忙季节，农户间互相帮助。但是，这种情况目前已经少见了。而且，所谓“互助”是互相帮助，在兼业的情况下，由于部分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也就没有了“帮助”别人的可能，因此，“互助”生产形式的消失是必然的趋势。当然，现在南方地区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在本文中，我们称之为“双抢”组织。
农户选择兼业时，不能长期在外从事非农产业，到了一定季节必须回乡从事农业，这意味着农户在非农产业上的人力资本积累被打断，因此，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收益降低，这是选择兼业的成本；选择兼业的收益则是与不兼业相比所增加的来自农业的收益。选择土地流转时，农户便丧失了获得农业兼业收益的可能，但是可以增加从事非农产业的收益。农户选择兼业还是土地流转取决于收益成本比。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对于那些从事非农产业收益很高的农户而言(比如教育程度高、能力强的农户)，土地流转比兼业更有利。由于农业生产中存在一个最低投入时间，投入超过了这个时间以后，农户才能获得收入。只有当农户拥有的时间超过了这个最低投入时间后，选择兼业才是有利的。对于那些主要劳动力在外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而言，当他们选择了从事非农产业之后，可以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已经低于最低投入时间，此时，农户的最优选择是将土地流转。农户大量外出使得原本完全依靠人力密集投入的农田粮食生产劳力不足，不得不对农业生产采取粗放经营模式，部分土地甚至因此抛荒。由于兼业的成本提高，农户同时经营土地的收益降低了，土地(流转)市场有了发展的可能。显然，“双抢队伍”的出现通过为农户提供劳动力而使兼业变得可能，从而提高了转包方流转土地的租金要求。这在目前的阶段限制了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
“双抢队伍”的出现本身是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结果，它体现了社会分工，是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们的出现能够提高农户来自兼业的收益，要求农民放弃兼业的成本提高了，换言之，土地出租或出卖的价格提高了，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了限制。“双抢队伍”的出现降低了农户兼业的成本，提高了农户来自土地的收益，因此，土地流转的租金要求提高了，而低租金流转恰恰是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这样一来，土地流转市场必然受到损害。
一切问题都源自农业生产的低收益率。因为收益率低，土地承包需求方只愿意开出很低的价格，这就要求土地供给方只能从土地中得到非常低的收益，最好是农户不可能兼业，此时，农户来自土地的预期收益为0。一旦农户存在兼业，就意味着农户能够从土地中得到一笔收益，从而供给方流转或出租土地的收益必须大于兼业收益，兼业收益越高，供给方要求的价格就越高。然而在农业低收益率的情况下，过高的价格显然是需求方不能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