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语言正反问句的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问句论文,正反论文,来源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语言的疑问句，功能上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即极性问句(polar question)、特指问句(content question)和选择问句(alternative question)。（注：在一般语言学文献里，polarquestion“极性问句”和yes-noquestion“是非问”所指相同。但汉语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汉语的“吗”问句属于yes-noquestion和polar question；但正反问句A-not-A则属于polar question，而不等同于yes-no question。因此，在我们的分类里，yes-no question和A-not-A被视为polar question的两个次类。）汉语疑问句在类型学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极性问句有是非问句(yes-no question)和正反问句(A-not-A)两种交替形式，而且在一些方言里，正反问句又有“VP-neg”、“F-VP”等不同的句法形式。（注：“VP-neg”型正反问句指的是“谓词性成分＋否定词”的结构，如东北官话的“去不”；“F-VP”型正反问句是指“疑问副词＋谓词性成分”的问句，如苏州话的“阿吃得落阿”（吃得下吃不下）、合肥话的“你克相信”（你相信不相信）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南方很多语言（侗台、苗瑶、南亚及南岛）跟汉语一样，也拥有“A-not-A”型极性问句。（注：其实，这种“A-not-A”问句也见于中国南方的藏缅语（孙宏开1995）。篇幅所限，本文的考察暂不涉及这些藏缅语。）本文将证明，这些语言里的“A-not-A”疑问构式是在汉语影响下产生的，具体说，是对汉语“VP不VP”模式的“复制”。
一 南方民族语言中“A-not-A”问句的分布
1.侗台语
侗台语里“A-not-A”疑问构式普遍可见。（注：本文的“A-not-A疑问构式”、“A-not-A疑问句”和“A-not-A正反问句”所指相同，有时也简作“A-not-A”。）如壮语（韦庆稳、覃国生1980）：
此外，拉珈语（毛宗武等1982）、莫语（杨通银2000）、佯僙语（薄文泽1997）、标话（梁敏、张均2002）、临高语（梁敏、张均如1997）、木佬语（薄文泽2003）等侗台语也有“A-not-A”型疑问构式。
2.苗瑶语
中国境内的苗瑶语也同样可见“A-not-A”型问句。下面是苗语、炯奈语、巴哼语、布努语、畲语和勉语的例子。
苗语（黔东方言）（王辅世1985）：
3.南亚语
中国境内的南亚语普遍具有“A-not-A”型问句，如京语、布庚语、布兴语、莽语、克蔑语、克木语、布朗语等。
京语（欧阳觉亚等1984）：
二 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中“A-not-A”问句的来源
一般说来，如果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在形式、意义或结构等方面存在相似性，那么这类相似性的出现可能导源于下列不同的原因：(a)语言话语或历史演变的普遍原则；(b)发生学关系；(c)平行的演变或沿流；(d)语言接触导致的借用或扩散以及(e)纯粹的偶然巧合。(Heine & Kutava 2005:2; Aikhenvald & Dixon 2001:2)。
那么具体到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跟汉语之间存在的“A-not-A”这一共享特征，我们该如何解释呢？
首先，原因(b)应被排除，因为截止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南亚、南岛这些语群跟汉语之间具有发生学关系。如果这些语言跟汉语之间并不存在亲缘关系，那么“A-not-A”疑问构式的“发生学动因”也就无从谈起。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表明，汉语里典型的“VP不VP”疑问构式的出现不会早于隋唐。（注：朱德熙(1985)等学者曾提到睡虎地秦简使用“VP不VP”正反问句，但所给例子似均可分析为正反选择问。更重要的是，秦代之后到唐代之前近千年的历史文献里“VP不VP”正反问句未见一例。）
其次，原因(e)亦可排除，因为中国境内的语言大面积地存在“A-not-A”这一事实很难归因于某种意外事件造成的偶然巧合。
因此，比较可能的解释是(a)、(c)、(d)三种。下面我们将证明，中国南方民族语言里“A-not-A”构式的产生导源于(d)而非(a)、(c)，也就是说，我们主张这些语言中“A-not-A”的出现是汉语“VP不VP”疑问模式扩散的结果。
3.1“A-not-A”疑问构式的区域分布
前面提到，“A-not-A”疑问构式是极性问句的一个次类。因此，要解释汉语与南方民族语言在“A-not-A”构式上的共享关系，我们就需要了解世界语言中极性问句的类型以及“A-not-A”的区域分布。为讨论的方便，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设1作为论证的前提。
假设1：如果某种语法结构是跨区域、跨语言普遍可见的模式，那么这种结构在同一区域若干语言中的出现极有可能是历史演变的普遍原则或者平行的演变作用的结果，尽管不能完全排除接触导致的区域扩散这种可能。反之，如果某种语法结构是跨区域、跨语言罕见的模式，那么这种语法结构在同一区域内若干语言中的存在，极有可能是接触导致的区域扩散的结果，而不大可能是语言话语或历史演变的普遍原则或平行演变作用的产物。
这个假设的理据是，“类型上罕见的特征的共享现象比反复出现的特征的共享现象更应看作间接扩散的一个标志(indication)”(Heath 1978:124)。
下面来看“A-not-A”是跨区域、跨语言普遍可见的模式还是跨区域、跨语言罕见的模式。
Sadock & Zwicky(1985:181)将世界语言中是非问句（即极性问句）的表达手段概括为五种模式：(A)语调模式(intonation pattern)，即利用特定的语调模式（不同于陈述句）来表达疑问信息；(B)句首小词(a sentence-initial particle)，即通过在句首附加疑问小词来构成是非问句；(C)句尾小词(a sentence-final particle)，即通过在句尾附加疑问小词来构成是非问句；(D)特定的动词形态成分(special verb morphology)，即通过使用特定的动词词缀或附着词来表达疑问信息；(E)语序(word order)，即通过改变陈述句的语序（典型的是主语和限定动词位置的倒置）来构成疑问构式。
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Haspelmath et al.2005)，基于大规模的语言样本将世界语言极性问句的构成归纳为下面几种类型：
(A)疑问小词型。即利用疑问小词（包括疑问附着词）加在对应的陈述句上来构成极性问句。特定的疑问小词可以加在句末，如美布拉特语(Maybrat) （属于西巴布亚语）；也可以用于句首，如基奥瓦语(Kiowa) （属于北美印第安语）。
(B)疑问性的动词形态型。即利用表疑问的动词形态成分来构成极性问句。这种类型的语言通常的策略是在动词前后加上疑问词缀，比如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土尼卡语(Tunica)。
(C)疑问小词和动词形态兼用型。这种类型的语言兼用疑问小词和动词的疑问形态成分来构成极性问句。这两类疑问标记可以单用于不同的结构式，也可以并用于同一个结构式。比如巴西境内的派拉哈语(Piraha)。
(D)语序变化型。这种类型的语言是通过改变对应陈述句的语序来构成极性问句，最常见的策略是“主谓倒置”。这种表达极性问的策略主要见于欧洲语言（如德语）。
(E)语素从略型。这种类型的语言是利用陈述句中某一语素的删略来构成对应的极性问句，如埃塞俄比亚境内的泽依斯语(Zayse)。
(F)语调表达型。在这种类型的语言里，极性问句和对应的陈述句在词汇、语素和语序上完全相同，差别只在于语调模式的不同。换言之，这类语言只用语调手段来表达极性问。比如很多南岛语就用这种方式来构成极性问句。
(G)缺少标记型。这类语言的极性问句没有上述的任何表达手段，即疑问句和陈述句在形式上毫无区别。墨西哥境内的一种米斯特克语(Chalca-tongo Mixtec)即属于这种类型。
根据《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Haspelmath et al.2005)，上述极性问句七种类型中，第一种（即疑问小词型）在世界语言中最为常见，而第七种（即缺少标记型）极其罕见。各种类型的语言数量如表1所示：
世界语言极性问句的类型（引自Haspelmath et al.2005:473）
1.疑问小词型
520
2.疑问性的动词形态型
155
3.疑问小词和动词形态兼用型 12
4.语序变化型
12
5.语素从略型
4
6.语调表达型
138
7.缺少标记型
1
合计 842
值得注意的是，Sadock & Zwicky(1985:181)和Haspelmath et al.(2005)的极性问句类型中均未提及“A-not-A”，原因可能是他们像Ultan(1978)一样，将“A-not-A”视为选择问句：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种疑问构式在世界语言中十分少见，而他们的语言样本中又未出现。
不过，有几种证据可以说明，“A-not-A”确是世界语言中罕见的疑问构式。
第一，Siemund(2001:1016)观察到，有些语言利用析取结构(disjunctive structure)(X or not X)来作为极性问的编码手段，所举例子正是汉语官话“他在家不在家？”这样的“A-not-A”疑问构式，并认为这种构式在汉语官话里业已语法化，成为表达极性问的一种常见手段。Siemund(2001)将汉语“A-not-A”这种“析取式”(disjunction)跟“语调模式”(intonation)、“疑问小词”(interrogative particles)、“疑问附加语”(interrogative tags)、“语序”(order of constitutes)、“动词屈折形式”(verbal inflection)一起概括为世界语言编码极性问的六种手段；但他同时又指出，像汉语“A-not-A”这种用“析取式”作为表达极性问的手段在人类语言中是非常罕见的。(Siemund2001:1012)在Miestamo(2007)的世界语言极性问句的分类系统中，也包括“Disjunction(A-not-A)”这种疑问构式，所举例子来自Kobon语（一种巴布亚新几内亚语）：
ne kaj apmid-
p
(aka)md-ag-p?
'Have you any meat?'
2SG pigINDEF be-PERF.3SG (or)be-NEG-PERF.3SG
但这个例子中，动词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之间可以出现选择连词aka“或者”，足见此例不是典型的“A-not-A”疑问结构式。
第二，根据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A-not-A”这种极性问句在东南亚之外的语言里鲜有报道。我们目前见到的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土耳其语。Harris & Campbell(1995:295)提到，类似汉语“A-not-A”的疑问构式也见于土耳其语，在这种语言里A-not-A结构与句尾疑问小词结合使用。例如：
(1)Kad1n tarla-ya git-ti-migit-me-di-mi?
woman field-DAT go-PAST-Q go-NEG-PAST-Q
Did the woman go to the field(or didn't she go)?
在这个例子里，肯定的动词形式git-ti-mi与对应的否定形式git-me-di-mi并列在一起。但正如Harris & Campbell(1995:295)所强调的，土耳其语这个结构式跟汉语的不同不仅表现在前者使用了疑问小词，而且也体现在土耳其语的上述结构式即使不出现“-not-A”（即git-me-di-mi）也完全符合语法。实际上，土耳其语的极性问句主要是由疑问小词（或附着词）来表达的。正因为如此，在Ultan(1978)、Sadock & Zwicky(1985)和Haspelmath et al.(2005)等类型学文献里，土耳其语都被归为疑问小词型语言。
第二，根据Yue-Hashimoto(1993:41)，“A-not-A”这个术语是赵元任(Chao1947)最早使用的，此前的一般语言学文献里未见“A-not-A”这个术语。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种结构式在世界语言里罕见。
总上所述，“A-not-A”性极性问句罕见于世界语言，它极有可能是东南亚语言的一种区域特征。假若这个结论成立，那么根据假设1，上述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A-not-A”问句就应该是语言接触造成的区域语言学现象，而不可能是基于语言共性和结构类型的平行演变的产物。
3.2 亲属语的比较
假设2：假定语言A和语言B共享一种语法结构C，若要证明语言A的语法结构C是由语言B对应的语法结构迁移(transfer)而来，那么至少须有证据表明语言A的亲属语不具有这种语法结构。
根据上述假设，如果我们将上述民族语言中“A-not-A”的存在归结为汉语影响的结果，那么最好的证据是与这些语言具有发生学关系的亲属语特别是使用于中国之外的亲属语或中国之内较少受汉语影响的亲属语中没有“A-not-A”。幸运的是，我们确实找到了这类证据。
首先，与壮语、傣语、临高语同属侗台语系壮傣语族的标准泰语(Standard Thai)和标准老挝语(Standard Lao)使用“VP-neg”（即“句末＋源于否定的疑问小词”）格式表达极性问，而不用“A-not-A”格式(Schaffar 2000)。例如：
标准泰语(Schaffar 2000)：
标准老挝语(Schaffar 2000)：
其次，布庚语、布兴语、莽语、克蔑语、克木语、布朗语均有“A-not-A”疑问构式；但与这些语言同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越南语，极性问句只用“VP-neg”格式，即用否定词kh
ng加在句尾来构成极性问句，而不用“A-neg-A”格式。例如：(Clark 1989:212)
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广西境内的京语，这种语言实际上与越南语属于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京语本质上是中国境内的“越南语”），二者分离的时间大约在500年左右。但从上面的举例可以看出，中国境内的“越南语”（京语）具有“A-not-A”格式，而越南境内的越南语则没有这种疑问结构式。
同样，属于孟高棉语族的柬埔寨语（高棉语），极性问句通常也用“VP-neg”，而不用“A-neg-A”。例如：(Ehrman1972)
再次，三亚境内的回辉话属于南岛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Malayo-Polynesian)的占语支(Chamic)，与越南境内的占语(Cham)分化时间约在九百年左右。但占语里极性问句的语序同于对应的陈述句，通常只用语调的上扬模式来表达疑问信息；偶尔也用句尾疑问语气词(sentence-final particle)laay来表达极性问（参见Blood1977:42,Thurgood2000），而没有“A-not-A”疑问构式。例如：
最后，村语属于侗台语系的黎语族，跟它属于同一语族且发生学关系极近的黎语却未见“A-not-A”疑问构式，这种语言的正反问句用的是“VP-neg”结构。例如：（欧阳觉亚、郑贻青1980）
黎语和村语在音系和词汇方面非常接近，但语法结构有很多显著差别。欧阳觉亚(1998:191)指出：“我们发现，村语在语法上与黎语不同的地方，往往与汉语相同，说明这是由于村语吸收了一些汉语语法的结果。”
3.3 极性问句的交替形式
假设3：具有“A-not-A”疑问构式的民族语言若同时具有一种或一种以上极性问句的交替形式，那么这些语言里“A-not-A”疑问构式来自汉语的句法扩散这种解释就具有一定的可能；反之，如果那些具有“A-not-A”疑问构式的语言不存在另外的极性问表达手段，那么“汉语的句法扩散”这种解释就说服力不强。
考察表明，我们前述的那些具有“A-not-A”疑问构式的语言几乎都具有一种或一种以上极性问的交替形式。
第一，有些语言的极性问除“A-not-A”外还有“VP-neg”这种交替形式。例如：
布依语（喻翠容1980）：
仫佬语（王均 郑国乔1980）：
毛难语（梁敏1980）：
村语（欧阳觉亚1998）：
莫语（杨通银2000）：
京语（欧阳觉亚等1984）：
第二，另外一些具有“A-not-A”的语言（傣语、侗语、炯奈语、巴哼语、苗语、克木语、
布庚语、临高语、布兴语、克蔑语、布朗语、回辉话等）则兼有疑问小词型的极性问句交替
形式，如：
傣语（喻翠容、罗美珍1980）：
侗语（梁敏1980）：
炯奈语（毛宗武、李云兵2002）：
巴哼语（毛宗武、李云兵1997）：
布兴语（高永奇2004）：
克蔑语（陈国庆2005）：
布朗语（李道勇等1986）：
回辉话（郑贻青1997）：
第三，少数语言甚至具有两种极性问句交替形式，如壮语、拉珈语、畲语和勉语除
“A-not-A”外还还同时具有疑问小词型和“VP-neg”型两种交替形式，例如：
壮语（韦庆稳、覃国生1980）：
拉珈语（毛宗武等1982）：
畲语（毛宗武等1986）：
勉语（毛宗武等1982）：
而莽语的极性问句除“A-not-A”外还有“F-VP”（如(26a)）、由“F-VP”与“A-not-A”杂合而成的“P-A-not-A”（如(26b)）及疑问小词型（如(26c)）等三种交替形式：（高永奇2003）
既然这些具有“A-not-A”疑问构式的语言，均同时具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极性问交替形式，那么根据假设3，这些语言里“A-not-A”来自汉语影响这种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3.4“特异”的正反问句模式
在南方的某些民族语言里存在两种形式比较特异的正反问句，这两种正反问格式的出现极有可能与汉语“VP不VP”正反问句的扩散有关。第一种比较特异的正反问格式是见于侗台语仡央语支部分语言（如仡佬语、布央语、拉基语）的“V-V-neg”，（注：如果“V”的宾语出现，这些语言可以利用“VO-V-neg”、“VO-VV-neg”、“VO-VO-neg”或“VV-O-neg”等格式将否定词安排在句尾，详见张济民(1993)和李云兵(2000)。）其功能与汉语以及其他民族语言的“A-no-A”相同。例如：
这些“V-V-neg”正反问格式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觉得，这种格式实际上是汉语“V不V”正反问格式的渗透跟这些语言内部特定句法规则之间竞争、妥协和折中的产物。我们知道，在包括仡佬语、布央语、拉基语在内的多数仡央语里，否定副词强制性居于句子之尾：（注：如果句中有句尾语气词，则否定词通常位于语气词之前。）
因为在这些语言里，否定词置于句尾是一种普遍的句法规则，所以当这些语言从汉语引入“A-not-A”结构式时，必须按照自身的上述句法规则来加以调整，从而将汉语的“V不V”改造为“VV不”。
我们所观察到的另一种比较特异的正反问模式是佤语（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V-S-neg-V”。例如（周植志、颜其香1984）：
这种正反问格式的特异之处在于，句子的“主语在肯定谓语和否定谓语之间”（周植志、颜其香1984）。那么，佤语这种比较特别的“V-S-neg-V”疑问格式又是如何形成的？根据周植志、颜其香(1984:87-88)，佤语的“主—谓”语序在疑问句和非疑问句里有所不同：在陈述、祈使和感叹等非疑问句里，主语位于谓语之前，语序同于其他孟高棉语（如(30a)），但在疑问句特别是极性问句以及针对极性问句所作的应答里，谓语则通常位于主语之前（如(30b)），语序明显异于其他孟高棉语。
由此可见，佤语的“V-S-neg-V”疑问格式，也是其自身的句法规则与汉语扩散而来的“V不V”正反问句竞争、妥协和折中的结果：一方面，这个语言的使用者从汉语引入“V不V”正反问模式；另一方面，当包含“V不V”的句子出现主语时，按照这个语言的句法规则，迁移而来的“V不V”格式里的第一个动词V就得前置于主语，从而造成 “V-S-neg-V”这一特异模式。假若这个解释成立，那么一个简单的预测是，如果源自汉语的“V不V”疑问模式所在的句子不出现主语，那么佤语里相应的正反问格式应与汉语一致：（周植志、颜其香1984）
三 接触模式与演变机制
1.接触模式
上面我们从几个不同角度证明，中国南方部分语言“A-not-A”疑问构式是汉语正反问句“VP不VP”扩散(syntactic diffusion)的产物，换言之，这是一种典型的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现象。我们现在要回答的是，这些民族语言的“A-not-A”疑问构式的扩散源(diffusing source)或“输出语”(donor language)是汉语的标准语（普通话）还是汉语的特定方言？我们认为，极有可能是前者。
首先，如果前述民族语言（侗台、苗瑶、南亚及南岛）里的“A-not-A”疑问构式来自汉语特定方言的句法扩散，那么前提是跟这些民族语言具有接触关系的汉语方言均应具有“VP不VP”正反问句。但我们知道，汉语的“VP不VP”正反问句并不是一个普遍范畴，很多方言的正反问使用的是“VP-neg”或“F-VP”而非“VP不VP”。（朱德熙1985，张敏1990、黄伯荣1996，邵敬敏、周娟2007，施其生2000）
其次，有证据显示，跟某些具有“A-not-A”构式的民族语言具有接触关系的汉语方言不使用（至少实际口语里不使用）“VP不VP”正反问句。比如云南境内的南亚语和侗台语大都具有“A-not-A”疑问构式（包括其变式“W-neg”和“V-S-neg-V”），如布庚语（广南县）、布兴语（勐腊县）、莽语（金平县）、克蔑语（景洪市）、克木语（勐腊县和景洪市）、布朗语（西双版纳、思茅和临沧）、傣语（德宏和西双版纳）以及拉基语（马关县）、布央语（广南县、富宁县）、瓦语（沧源、西蒙、澜沧等县）。但我们知道，云南方言跟其他西南官话在语法上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反复问句使用“F-VP”（“ 
／格／给VP”）而不用“VP不VP”。最典型的是昆明话，正反问用的是“格VP”而非“VP不VP”（朱德熙1985）。同样的情形也见于滇中片的通海，滇西片的鹤庆、大理、梁河，滇南片的蒙自、个旧、思茅，滇东片的曲靖，滇东北片的巧家、会泽等（云南省语言学会1989，邵敬敏、周娟2007，李永延1989，彭国钧1957）。（注：《云南省志》卷五十八《汉语方言志》（云南省语言学会1989）指出：“云南大多数地区，表示疑问的句式通常与普通话不同，不用疑问语气词‘吗’、‘呢’，大多是借助表疑问语气的方言词‘喖’()来表示疑问。”）就我们目前所知，云南官话滇东北片的永善话（张茀1989）和水富话（卢开
、张茀1988）具有“VP不VP”型正反问句。不过，鉴于永善、水富两县与四川相邻，其方言的反复问句又具有“VP”和“VP不”两种交替形式（张茀1989，卢开、张茀1988），我们推断这两个方言的“VP不VP”疑问构式很可能来自四川方言的句法扩散。（注：张茀(1989:2)指出：“永善和四川相邻，其方言受四川方言的影响十分明显。”）
如果上面的分析合于事实，那么可以认为，导致中国南方部分民族语言“A-not-A”疑问构式出现的动因是这些民族语言与汉语标准语（普通话）的接触。换言之，这种接触首先发生于这些民族语言社团中受过教育的双语或多语人群（如知识阶层、青少年学生、政府官员），他们的第一语言（特定的民族语言）和他们所习得的汉语标准语（他们的第二或第三语言）由于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发生密切接触，接触的主要渠道和媒介是文教活动（学校教育，影视和报刊等文化传播，推广普通话等语言规范行为）和经济活动（经商）。接触的结果是这些受过教育的双语或多语人群，其第一语言（特定的民族语言）从他们的作为第二或第三语言的汉语标准语里获得“A-not-A”疑问构式；然后，“A-not-A”疑问构式在特定民族的言语社会中被其他人群（包括单语人群）模仿而得以渐次扩散，最后为整个言语社会所接受。因此，套用洪波(2004)的术语，导致中国南方部分民族语言“A-not-A”疑问构式出现的民族语言与汉语的接触模式是“文化接触型”而非“地缘接触型”。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衍推出这样一个断言：既然中国南方部分民族语言“A-not-A”疑问构式来源于汉语标准语的影响，那么，这些民族语言里“A-not-A”疑问构式的出现时间不会太早（因为汉语普通话的确立是解放以后的事）。这个断言的可能性并不难理解：句法模式是一种比较表层的语法现象，只要具备一定的接触强度，一个语言完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从另一个语言中获得某种语法模式。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证据显示，某些民族语言中的“A-not-A”确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比如在欧阳觉亚、郑贻青(1980)里，黎语的正反问句用的是“VP-neg”而非“A-not-A”（参看3.2）。但苑中树(1994:183)指出：“黎语的疑问句……还可以在动词（中心词）之后加否定副词的方式表示，这是黎语惯用的表示法。后来由于汉语的影响，又增加了一种与汉语相同的表示方式，即‘动词（中心词）＋否定副词＋动词’”。可见，“A-not-A”进入黎语的时间不过二十年左右。
2.演变的机制
就通常意义而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主要表现在语言成分从一个语言移入(transfer)另一个语言。一般说来，发生迁移的语言成分有下面几种：(Heine and Kuteva 2003,2005)：
(1) a.形式，即语音形式或语音形式的组合
b.意义（包括语法意义或语法功能）或意义的组合
c.形－义单位（即语素）或形－义单位的组合
d.句法关系，即意义成分的语序
Heine & Kuteva(2003,2005,2006)参照Weinreich([1953]1968:30-31)的术语和分类，把为b、d两类成分的迁移提供模式(model)的语言称之为“模式语”(model language)，使用这种模式的语言称之为“复制语”(replica language)，把b、d两类成分的迁移过程称作“语法复制”(grammatical replication)。而形—义单位（c类成分）的迁移，则跟语音成分（a类成分）的迁移一样属于“借用”(borrowing)。
根据Heine(Heine 2007; Heine & Kuteva 2003,2005,2006,2007)的相关论述，我们把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机制分为“语法借用”和“语法复制”两种：语法借用指的是一个语言（源语）的语法语素（语法性的形－义单位）迁移到另一个语言（受语）之中，比如壮语和侗语从汉语借入结构助词“的”(ti[6])。语法复制则包括“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和“语法结构复制”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一个语言（复制语）对另一个语言（模式语）的语法概念或语法概念演变过程的复制，后者是一个语言（复制语）对另一个语言（模式语）语法结构的复制。
“语法结构复制”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小类：(1)“语序重组”(reordering)或“结构重组”(restructuring)，即一个语言（复制语）的使用者依照另一个语言（模式语）的句法和形态模式来重排(rearrange)自己语言里意义单位的语序，比如南方很多民族语言的领属结构式按照汉语的模式由“核心语＋领属语”重排为“领属语＋核心语”（吴福祥2007，李云兵2005）。(2)“构式复制”(constructional replication)，即一个语言的使用者依据另一个语言的模式，用自己语言的材料构建出与模式语对等的（形态／句法／话语）结构式。比如布依语、回辉话等部分民族语言的使用者利用本族语言的材料复制了汉语“V不C”能性述补结构（吴福祥2007）。以上的分类可图示如下：
(2) 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的机制
那么，南方民族语言“A-not-A”的出现属于上述演变机制的哪一种呢？很明显是语法复制而非语法借用，因为这些民族语言从汉语引入的是一种抽象的句法模式而非具体的语音形式；其次，因为南方民族语言“A-not-A”的产生不包含任何语言成分的语法化过程，所以其机制是语法结构复制而非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最后，因为南方民族语言“A-not-A”的产生并不涉及已有句法模式的语序重排，而只是基于汉语的模式利用本族语言的材料构建出一个全新的与汉语对应的（形态）句法模式，所以其演变的机制是“构式复制”。
总上所述，南方民族语言里“A-not-A”的产生导源于这些民族语言使用者（双语人或多语人）的第一语言（本民族语言）和汉语标准语（他们的第二或第三语言）的接触，演变的机制是“构式复制”。
四 结语
本文讨论中国南方部分民族语言里“A-not-A”疑问构式的来源，主要结论是：
(1)中国南方部分民族语言（侗台、苗瑶、南亚及南岛语）的“A-not-A”疑问构式导源于汉语标准语“V不V”问句的区域扩散，是一种典型的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现象。
(2)演变的作用者(agents of change)是这些民族语言社团中受过教育的双语或多语人群（如知识阶层、青年学生、政府官员），他们的第一语言（特定的民族语言）和他们所习得的汉语标准语（他们的第二或第三语言）发生密切接触，接触的主要渠道和媒介是文教活动（学校教育等语言规范行为）和经济活动（经商）。
(3)演变的机制是构式复制，即这些民族语言社团中的双语或多语人群利用其母语的材料，按照汉语标准语的“VP不VP”模式，构建出对应的疑问构式“A-no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