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百年（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中国的教育学在史册上即将画上句号。对作为学科或课程的中国教育学，试鉴察其史实，寻觅其逻辑。这“阴晴圆缺”的教育学百年，大致是旧中国近50年，新中国近50年。也许可以说有四次热潮；两度曲折，一小一大。试述其实然沿革，试论其应然求索，就教于同行，再事订正。
实然沿革
我国教育学百年，似可别为相对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0-1919)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中大败于日本帝国主义。“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注：《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原》，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3页。）于是萌发了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师范教育在我国的议论与出现，就涉及教育学这门学科或课程了。
1896年，梁启超撰《论师范》一文，主张自办师范学堂。“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并举日本师范学校设置有教育（学）课程（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980-983页。）。这也许是我国议论师范教育的发端。
同年，盛宣怀奏请在上海筹设南洋公学。1897年，先办师范院（即师范学堂），说“西国学堂必探源于师范”，因此，“先设师范院一学堂”（注：《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53-154页。）。似犹未开设教育学课程。又仿日本师范学校附设小学校，称之为“外院”，派师范院生兼任教习，且学且诲。这是我国师范教育的起点。我国师范学校附设小学也以此为始。
1896年起，一些开明官员都主张设立京师大学堂。1898年2月，光绪以“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并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详细章程。1898年，岁在“戊戍”，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下诏正式宣布变法维新，史称“戊戍变法”。在诏书中又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衙门会同妥速议奏（注：《明定国是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顽固派仍然拖延，康有为焦急上奏，光绪于6月26再次发出上谕，严令迅速复奏，毋稍迟延。这样，只得把梁启超请来，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起草《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注：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教社1986年版，第434-445页；《附录：康有为记章程起草经过》，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664-665页；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157-161页；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第193-195页。）。1898年7月4日，光绪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也是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学与西学，科举与学校长期斗争的产物（注：肖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它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98年适值北大百年校庆，正如季羡林的题词：“巍巍上庠，世纪风云。”（注：《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百年校庆特刊），1998年第2期。）
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中，有“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的话。但这个“师范斋”没有开办。
正当京师大学堂积极筹备时，1898年9月21日，顽固派发动政变，慈禧以“训政”名义重堂政权，光绪被囚禁，“维新”仅百日而已。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止，只京师大学堂保留了下来。迨1890年夏，义和团进入北京。8月上旬，慈禧下令停办大学堂。同月中旬，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校舍被占。其后慈禧佯称也要“变法维新”，于是在1902年1月下令恢复大学堂。所谓“学堂弦诵辍响者年余”。
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是我国近代教育第一次的法定学校系统和师范教育的起始建制。其《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附设速成科，“师范馆”为速成科的一门，修业4年。所谓“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754页。）其《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各省高等学堂应附设师范学堂，并按《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其《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内应附设师范学堂。我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是以1902年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为起点的。北京师范大学以师范馆为其前身，为其最早的名称（注：北京师大校史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年）》，北京师大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页。）。师范馆于当年10月与仕学馆一起开始招生考试，并明确设置“教育学”课程（注：当年关于“课程”，或称之为“课程门目”，或称之为“科目”，或称之为“课目”，或称之为“学科”，或称之为“课”等。当年关于“教育学”这门课程，或称之为“教育学”，或称之为“教育”。或含教育宗旨、教育原理、教育法令、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教育实习等；或含中外教育史、教育理论、教授法、教育法令、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法、学校卫生、学堂参观（即教育见习）、教授实事练习（或称实事授业，即教育实习），甚至还包括心理学大要、伦理学大要、辨学（即论理学）大要等。），而且4年分年规定内容，包括教育宗旨、教育之原理、学校管理法以及“实习”，还规定了每星期的课时（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760-762页。）。12月17日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
实际上，在1902年时，已经设立了一些师范学堂，例如武昌师范学堂、保定师范学堂、成都府师范学堂、贵州公立师范学堂、全闽师范学堂等。它们都设有教育学课程。这些师范学堂都是“官立”的。
张謇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了状元，倒是主张废科举办学堂。他创办的民立通州师范学堂（学校）于1902年开始建校，1903年开学。“中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按：1902年）始，民间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注：《通州师范学校议》，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下册），人教社1961年版，第989页。）这是我国第一所民间单独设立的中等师范学校。它设置了“教育”课程。其寻常师范科，修业4年。第一年为“预科”，第二至第四年为“本科”。“本科”设“教育”课程，含教育史（授中外教育沿革，中外著名教育家传记、主义、方案要略）；教育学（授教育宗旨，智育、德育、体育、伦理学大要、教授原则）；“学校设置、编置、设备管理、经济卫生等之方法”，以及“练习教育附属小学儿童之方法”（今日或可概括为学校管理以及教育实习）。其速成科修业2年。第一学期为“教育史”，第二学期为“教育学”，第三学期为“教授管理法”，第四学期为“教育管理、实习”。寻常师范科和速成科都规定了每星期的课时（注：《通州师范学校章程》，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18页。）。
《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颁布。当年，所谓“办理学堂，首重师范”；所谓师范学堂“为学堂本源，兴学入手之第一义”；所谓“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所谓“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当然，“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所谓“智能必取资欧美，道德必专宗孔孟”。根据其《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师范分“初级”和“优级”两级。自此我国师范教育有了相对独立的系统，有了比较完备的学制。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规定学习5年，每年都设有“教育学”，且规定分年内容和每星期时数。那时初师的教育学，规定包括教育史；教育原理——含心理学大要，现行教育宗旨，德育、智育要义，辨学大要（或作“辩学大要”，按：即论理学大要）；教授法大要；教育法令；学校管理法；以及“实事授业”（按：即实习）（注：《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同注(13)，第224-234页。）。优级师范学堂规定分为4类：(1)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2)以地理、历史为主；(3)以算学、物理学、化学为主；(4)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主。辨学、心理学已独立设置。教育学在第二、第三年开设，也规定各年的内容和每星期时数。它包括教育理论、教育史、教授法、学校卫生、教育法令，以及“教授实事练习”（按：即实习）（注：《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同注(13)，第248-257页。）。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1904年按《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改称为“优级师范科”，分4类：称国文、外国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和博物、农学部。各部都设教育学、教育法令和学校卫生课程。
当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政法科大学“政治学门”的“主课”中设“教育学”；文学科大学的英、法、俄、德、日文学门的“补助课”中都设“教育学”，文学科大学的中国史学、万国史学和中国文学门，也列“教育学”为“随意科目”。而《奏定进士馆章程》规定第一年、《奏定译学馆章程》规定第五年学习“教育学”。这反映当年泱泱大国，急需师资以及教育学翻译人才。教育学“红火”得很。
这样的概括是描述了当年真相的：“今日中国之言革新者，不论保守党、进步党、急激党，莫不公认教育为当今唯一之问题矣。即教育而论，不论官立学堂、民立学堂，莫不公认师范为当今唯一之急务矣。”（注：《时报》：《论中国成就师范之难》(1904)，同注(13)，第275页。）
王国维在1906年评论《奏定大学堂章程》，认为“分科大学章程中最宜改善者，经学、文学二科是已”。“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之中，定文学科大学的分科为：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国文学科和外国文学科。他设计了各个分科的科目。在各个分科的科目中，都有“教育学”（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30-37页。）。王国维如此青睐教育学，也许是空前的。
而我国女子师范教育，是到1907年3月8日学部的《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才取得地位的。当时这个《章程》规定“教育学”课程含“心理学大要”，也规定了分年的每星期课时。
那开始作为课程的教育学，是通过日本引进西方的教育学，主要是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它在清末两个《学堂章程》之前，已介绍到我国来了。可是，两个《学堂章程》肯定和加速了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正式列入我国师范教育的计划。各种版本的教育学陆续出现。它们主要凭藉两条途径。
一是翻译。翻译日本的教育学可以说是当年的一大时尚，包括翻译日本的教育学教师的讲义。其原因大致有三：一则“吾国教育尚在幼年时代，罕有窥斯界之真面者。与其为武断之议论，不如直译外籍，供人采择，尚不致贻误后来”（注：陈鸿祥：《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65页。）；二则我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接近，交流相对便当；三则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门户大开，学习西方教育思想与制度，变革自身教育，已见成效，颇有为他国借鉴的价值。所以日本成为当时中国派遣留学生，引进教育学及有关教师的首选国家。
由于留日学生多，学习日文的人多，翻译力量强，因而教育学译文甚多。例如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译：《教育学》，牧濑五一郎著、王国维译：《教育学教科书》，就分别在1901和1902年的《教育世界》连载；加纳友市、上田仲之助的《实用新教育学》，吉田熊次的《新教育学释义》，《兰因氏之教育学》（按：兰因即莱因），熊谷五郎的《大教育学》的译文，分别发表在1902、1904、1906-1907、1907年的《教育世界》上。大濑甚太郎著，江夏、杨彦洁译的《实用教育学》，刊登于1906-1907年的《学部官报》。直隶学务处办的《教育杂志》（1907年改名为《直隶教育杂志》），在1905年连载波多野贞之助讲、直隶留学日本速成师范生编的《教育学讲义》；1906年连载波多野贞之助讲、直隶游历绅士笔记的《教育学参考书》；1906-1907年，连载邓边朕、诗女史译的《家庭、学校通用教育学》和直隶留日速成师范生笔述、韩梯云节修的《教育学讲义》；1907-1908年连载佐口美都子著、蔼辰译的《女子师范教育学》；1911年发表柳政太郎著、蔼辰译的《实际的教育学》。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于第2年（即1911年）第9期，刊载了张世杓的《莱因氏之五段教授法》一文，并附“五段教授法举例”；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于1914年7月号，发表了欧化的《十九世纪大教育家海尔巴特之学说》（按：海尔巴特即赫尔巴特）；等等（注：雷尧珠：《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4年第2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1年第3期；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5期；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译），〔日〕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人教社1981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教社1986年版，第682-685页；等。）。这是刊物上的。
又如1902年，上海文明印收局出版天眼铃木力著、张肇熊编译的《教育新论》；上海作新社出版成濑仁藏著，杨迁栋、周祖同译的《女子教育论》。1903年，移山堂出版中岛半次郎著、田吴炤译的《普通教育学要义》（两册）；上海会文学社出版熊谷五郎著、范迪吉译的《教育学》；东京富山房编、范迪吉等译：《教育学问答》和《教育学新书》；广智书局出版下部三之介著、冯霈译的《教育学问答》；三江师范学堂出版松本孝次郎的《新编教育学》讲义。1904年，北京华新书局出版小泉又一著、周焕文等译的《教育学教科书》（1906年天津官书局印行）；东京教科书译辑社出版尺秀三郎、中岛半次郎著、季新益译的《教育学原理》；湖北速成师范讲义丛编本的波多野贞之助讲述、颜可铸编辑的《教育学原理》。1905年，东京泰东同文局出版伊泽修二著、三屋大四郎译的《教育学》；湖北官书处印行波多野贞之助编，闵豸等译的《教育学》。1906年，江苏学务处印行土肥健之助、小泉又一讲，江苏师范生编辑的《教育学》。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吉田熊次著、蒋维乔译的《新教育学》；同年，群学社出版（三版）植田荣次著，陈宪熔、许家惺译的《女子教育学》；1911年东京富山房出版中岛半次郎编著、韩定生译的《新编教育学讲义》。中华书局于1913年出版大濑甚太郎著，宋嘉钊译的《中华教育学教科书》；1914年出版顾倬译的《师范学校教育学》；1915年出版（二版）大濑甚太郎著，刘本植、周之冕译的《新编教育学教科书》；等等（注：雷尧珠：《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4年第2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1年第3期；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5期；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译），〔日〕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人教社1981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教社1986年版，第682-685页；等。）。这是出版的书籍。
二是自己编著。在大量翻译的过程中，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对原作推敲、变通，多少结合当时国情而编著。例如王国维的《教育学》（为江苏师范学堂学生讲授），教育世界社1905年印行；缪文功的《最新教育学教科书》，文明书局1906年版；张继煦的《教育学》和金祝华的《教育学教科书》，1907年湖北官书处；季新益的《教育学教科书》，广智书局1907版；侯鸿鉴的《教育学》，无锡速成师范学校1908年再版；秦敏均的《教育学》（沈恩孚、顾倬校订），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版；蒋维乔的《教育学》（初级师范课本），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吴馨的《简明实用教育学》，中华书局1910年版；张继煦的《教育学讲义》（据森冈常藏《教育学精义》），昌明公司1910年版；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于1913年出版周维城、林壬的《实用教育学》；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出版了张毓聪的《教育学》（师范学校新教科书，杨保恒、蒋维乔校，据森冈常藏等人著作）、张子和的《大教育学》（高等师范学校教科书，据松本孝次郎、松浦杕作原本）；中华书局于1914年出版了刘以钟的《新制教育学》、彭清鹏的《实际教育学》，以及宋嘉钊、张沂的《教育学教科书》（据小山左文《实用教育学提纲》），1915年又出版了周维成、林壬编的《实用教育学讲义》（注：雷尧珠：《试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4年第2期；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1年第3期；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5期；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李季湄摘译），〔日〕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人教社1981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教社1986年版，第682-685页；等。）；等等不下20余种版本。
以上两条途径，从现象上看，无不中介于日本的教育学，但就实质而言，这个时期引进的主要是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赫尔巴特及其学派教育学的引进与国人译、编、著教育学，形成了中国教育学百年中的第一次热潮。
日本自明治维新，其教育学界多崇尚赫尔巴特及其学派，不少教育学研究者把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融入自己的教育学著述中。赫尔巴特教育学是目的一手段体系，这是中外早有定论的，况且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全称”是《从教育目的推论出来的普通教育学》。当年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编著的教育学在结构的主旨上多循赫尔巴特教育学由目的而手段的思路；尤其是赫尔巴特学派的“教学的形式步骤(formal steps of instruction)”，通常称为“五段教授法”（后来叫“五段教学法”），更是吸收无遗。
我国当年由旧时私塾的个别教学转变为班级上课，塾师多未知如何应对。五段教授法初行，教学上好象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技巧。当时我国的实施，除“五段”外，也有“四段”、“三段”的（注：俞子夷遗作：《现代我国小学教学法演变一斑——一个回忆简录：二、赫尔巴特五段法》，《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7年第4期，第55-58页。）。
当时，如《教育丛书》（罗振玉编，教育世界社印行），1901年刊行初集的第1册，称赫尔巴特（当时译为“海鲁伯尔”、“费尔巴尔图”等）为“教育改良家之泰斗”，说他的“教育之法，依统编定，真全体闳深肃括，其各部周匝致密，升教育学于科学之地位，而创立今日之教育学”。初集的第4册为《教授学》专集，详细叙述赫尔巴特学派的教学论，并附有六种学科的“教授案”。《教育丛书》的第3集，为《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是据中岛端译德加谟(Charles De Garmo)1895年出版的《赫尔巴特与赫尔巴特学派(Herbart and the Herbartians)》转译。当时还没有引进赫尔巴特的完整的作为学科代表作的《普通教育学》。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招生，据《饮定考选入学章程》，须考“教育学大义”。有一份试题是这样的：第一题，“孔子言上智下愚不移，而孟子乃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旨异同，盖举其大义以对”；第二题，“教育学以伦理学、心理学为根据，试阐其理”（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939页。）。可说试题是一中一西、一古一今的。学部成立于1905年。中国教育史上教育行政有国家正式领导机构从此肇始。当年学部为译学馆甲班学员毕业时命的教育学试题，其中一题为：“莱因瓦（按：即莱因）之五教段，能一一举之否。”（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942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在我国已居有官方的“席位”了。
在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步入我国之际，以近代而言，西方其它教育学说也陆续来华，如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斯宾塞、尼采的教育思想，以及拿托普(P.Natorp)的社会教育学等。
1892年，由赫尔巴特的再传弟子莱因(W.Rein)的美国学生德加谟、麦克默里兄弟(C.McMurry & F.McMurry)等发起，在美国组成“赫尔巴特俱乐部(Herbart Club)”。1895年，仿照耶拿大学成立了“全国赫尔巴特教育科学研究学会(NationalHerbart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ducation)”，简称“全国赫尔巴特学会(National Herbart Society)”。杜威也是这个学会的理事。他的论文：《与意志有关的兴趣(Interest as Related to Will)》发表在这个学会《1895年赫尔巴特年鉴增刊二》(1896)上；《文化分期理论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Epoch Theory)》发表在这个学会《第二本年鉴》(1896)上；《教育学的伦理学原理之基础(Ethical Principles Underlying Education)》载于这个学会《第三本年鉴》(1897)上（注：简·杜威著、单中惠编译：《杜威传》〔附录二〕杜威著作目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8-89页。）。1901年（注：下列注(27)的三书均为1902年，误，应为1901年〔见S.Jaszczak(ed.)Encyclopedia of Associations,31st ed.P.1014,1996〕。），这个学会又改名为“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Education)”，在这里，它脱掉了“赫尔巴特”的“帽子”。1910年再改为“全国教育研究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NSSE)”（注：F.Eby & C.F.Arrowood,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1934,19th printing,p.787,1946;W.F.Connell,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P.61,1980；滕大春：《美国教育史》，人教社1994年版，第614-615页。）。20世纪初，原来那些赫尔巴特学派的中坚，象德加谟、麦克默里兄弟等等，逐步地离开赫尔巴特学派，逐步地成为坚定的杜威学派了（注：W.F.Connell,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P.69,1980.参见康内尔著、张法琨、方能达、李乐天等译：《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人教社1990年版，第139-140页；康纳尔著，孟湘砥、胡若愚主译，周定之、张文庭校：《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就国际范围来说，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影响将近半个世纪，它的全盛时期，也许是在1880年左右至1910年左右；20世纪开始不久，就逐渐地倾向于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从国际范围说，实验主义教育学大致也影响了近半个世纪。它们有其各自出现的时代，真是“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我国以翻译日本的教育学为主、以自己编著为辅的局面并没有维持过久。至1915年左右，无论是“翻译”还是“自己编著”，都进入低谷。这意味着这一阶段已近尾声。
第二阶段(1919-1949)
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在我国传播了。例如1912年，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以及他1915年在巴拿马举行的“万国教育会议”上提出的《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1918年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上的演说《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还有1919年杜威来华前，在北京青年会的演说《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都谈到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我国的一些报刊上也有介绍，例如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于1917年就发表过《台威氏之教育哲学》、《台威氏明日之学校》（按：台威即杜威）等文章；1918年又发表《今后之学校》的连载，系摘译杜威与伊夫琳·杜威合著的《明日之学校(School of Tomorrow)》等。
1919年，杜威应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等五单位之邀访华。他来华前夕，陶行知在3月31日的《时报·教育周刊》上发表了《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胡适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实验主义》（注：《胡适文存》第1集第2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的《实验主义》一文是1919年7月的“改定稿”。），并发表在当年4月的《新青年》上；4月，《新教育》第1卷第3期刊出专号“杜威号”，登载《杜威先生传略》、杜威肖像、杜威偕夫人参观上海申报馆照片，胡适的《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杜威的教育哲学》以及上述的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实验主义》，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和《杜威之道德教育》（注：《新教育》第1卷第3期，载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和《杜威之道德教育》为前、后两篇；前篇署名，后篇未署名。或谓蒋文前篇为《杜威之人生哲学》（见曲识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3～89页），与《新教育》第1卷第3期题目在形式上未符，文字也有所改动。或谓《杜威之道德教育》为胡适的论文，误。），刘经庶（伯明）的《杜威之论理学》，朱进的《教育与社会》，还刊登了《记杜威博士的讲演大要：平民主义、平民主义的教育、平民主义教育的办法》，为杜威来华讲演开道。
随着杜威1919年“五四运动”前四天即4月30日抵达上海，1921年7月11日回国，实验主义教育学在我国的传播达到了高峰。1919年5、6月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连载真常的译文：《教育上之民主主义》，系移译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第七章《教育中的民主概念(The Democratic Conception in Education)》；《教育潮》6月发表杨贤江转译吉田熊次记录的杜威在日本的讲演《理科教授之目的》的译文；6月的《新中国》杂志上，又发表胡适的《杜威论思想》；7月6-9日的《民国日报·觉悟》转载了蒋梦麟的《杜威之道德教育》一文；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的《教育丛刊》第1集，刊出了王文培的论文《杜威博士对于实业教育之意见》；陈兼善译的《杜威学校与社会之进步》和夏宇众译的《杜威教育学说之实地试验》。就是温州的“永嘉新学会”1919年第1期的《新学报》，也发表了许文锵的论文《杜威教育的观念》。1920年10月《中华教育界》发表《杜威的试验学校》和《杜威教育哲学讲演大纲》（作者讲稿）；12月，登载《杜威论工业教育在德谟克拉西的需要》的译文。在杜威离华前夕，胡适作了《杜威先生与中国》的讲演，并发表在7月的《东方杂志》上；当年秋季，胡适在北大还开设了“杜威著作选读”这门课程。
杜威走后，1922年10月，《中华教育界》又刊出《杜威之教育学说》和《读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后的几个疑问》。迨1930年4月，在《教育杂志》上，还发表了杜佐周的《杜威与现代小学教育》；5月，发表了郑宗海（晓沧）的《杜威博士治学的精神及其教育学说的影响》，同年，郑宗海还在《儿童教育》第2卷第6期上发表《杜威博士教育学说的应用》一文。郑宗海的这两篇论文，寓有纪念杜威1929年70诞辰之意。1930年12月，《教育杂志》译载了杜威1928年写的《进步的教育与教育之科学(Progressive Education and the Science of Eduation)》；1935年第25卷第4期上，还发表了章育才译杜威1934年写的《教育的哲学基础(Need for Philosophy of Education)》等等。
杜威的重要教育著作，在我国20-40年代陆续翻译出版。如《我的教育学信条(My Pedagogic Crddd)》(1897)（郑晓沧译：《杜威氏之教育主义》，《新教育》1919年，第1卷第2期）；《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1899)（刘衡如译，中华书局1935年版）；《儿童与课程(Child and the Curriculum)》(1902)（郑晓沧译：《儿童与教材》，中华书局1922年版）；《我们怎样思维(How We Think)》(1910)（刘伯明译：《思维术》，中华书局1929年版、1933年第2版，孟宪承、俞庆棠译：《思维与教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明日之学校(Schools of Tomorrow)》(1915)，（朱经农、潘梓年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16)（邹恩润译、陶知行校：《民本主义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也有“万有文库”本5册，1929年版）；《教育科学之源泉(Sources of a Science of Education)》（1929年）（张岱年、傅继良译，天津人文书店1932年版）、《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Education)》(1938)（李相勖、阮春芳译，文通书局1941年版；李培囿译，正中书局1943年版）。1940年拉特纳(J.Ratner)编辑杜威的《我的教育学信条》以及其它5篇论文，集为《今日的教育(Education Today)》（董时光译，商务印书馆版）。1952年杜威为克拉普(E.R.Clapp)的《教育资源的使用(The Use of Resources in Education)》一书（邱瑾璋译，商务印书馆版）写了《引言(Introduction)》，这是他发表的最后写作了。此外，杜威的一些弟子和进步教育派代表人物的一些著作，也在这个时期陆续传入，并移译出版。
杜威长达两年又两个多月之久足迹遍布13个省市的讲学（注：黎洁华：《杜威在华活动车表》（上）、（中）、（下），《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5年第1、2、3期。），口头传播他的实验主义教育学。象江苏省教育会的贾丰臻说的：“按博士之言，真是至情入理。”（注：《聆杜威博士讲演教育者之天职赘言》，《教育杂志》1920年，第12卷第6号。）可以说，这是当年教育界的普遍观感。1919年，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上海）新学社编印了《杜威在华讲演集》；杜威在北京的系统讲演，汇成《杜威五大讲演》，由北京《晨报》社1920年出版；在南京的讲演汇成《杜威三大讲演》，由上海泰东图书公司出版；在福建的讲演，也于1920年由福建省教育厅编为《杜威在福建的演讲》。此外，郭智方、张念祖、金海观、倪文宙据杜威在南京高师讲授教育哲学时的笔记，编成《杜威教育哲学》；常道直据杜威在北京高师讲授教育哲学记的英文笔记，译成《平民主义与教育》，分别于1921年和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杜威实验主义教育学的内核，比较普遍地熔裁汲纳于国人编著的教育学中。如王炽昌编的《教育学》（新师范教科书，中华书局1922年版），在首页中说：“教育之意义，自来有预备、启发、陶冶诸说，而以近时之生长说较为完善。依生长说而论，则教育一义定为经验之继续改造”，并直言其内容“大部分取材于杜威、桑代克、密勒三氏之学说”。又如孟宪承编的《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初版），从儿童发展与社会适应两方面展开，先用华生(J.B.Watson)，桑代克(E.L.Thorndike)、比纳(A.Binet)等人的学说，佐证儿童的生长与发展，从而肯定杜威“教育即生长”的观点，再用许多教育学家的名言说明“生长是向着将来的继续的前进，是对于社会环境的继续的适应”，把杜威的“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思想融入了自己的著述。这本《教育概论》的作者厚积薄发，言简意赅，并具有自己的风貌。还有吴俊升、王西征编著的《教育概论》（正中书局1935年初版），它融合国内外各家，自成“一家”。其前三章分别为“儿童的发展”，“学习的功能”、“社会的适应”，所受杜威之影响是了然的。可以并不夸张地说，杜威实验主义教育学的思想几乎占领了当年高校的教育学讲坛。
杜威教育学在教育实践界也产生了很大反响。当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写在许多中小学的墙上，挂在许多教育界人士的嘴上，成为时髦。杜威的“问题教学法(Problem Method)”在1918年由克伯屈推演成“设计教学法(Project Method)”。依布鲁巴克(J.S.Brabacher)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正当问题教学法濒于诱入旧的形式主义的圈套时，克伯屈试图挽救问题教学法，把它改造成为设计教学法。”（注：J.S.Brubacher,A History of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2nd ed.,P.233,1966.）用克雷明(L.A.Cremin)的话来说：“设计教学法的问题就是为了设计一种尽可能‘象生活’的教育。”（注：克雷明著，单中惠、马晓斌译：《学校的变革》，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克伯屈的《教学方法原理(Foundation of Method)》可以认为是他的设计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它就是对设计教学法的详细阐述。克伯屈说，尤其是杜威、桑代克的学说，充溢在自己著作的字里行间（注：孟宪承、俞庆棠译：《教育方法原论·原序》，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王建新译，杨爱程、黄学溥校：《教学方法原理·前言》，人教社1991年版。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purposeful activity"是不可译为“有目的的活动”的。）
(purposeful activity)。设计教学法是一种打破学科界限，以儿童自发活动作为选择和组织教材的中心。其实，设计教学与其看作是一种教学的方法，毋宁说是一种教材的组织，它是以自发活动即自愿活动或志愿活动(purposeful activity)为中心，混合组织各科教材的活动课程（注：孟宪承编：《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16页。）。“活动课程(activity curriculum)”也称“儿童中心课程(child-centered curriculum)”或“经验课程(experience curriculum)”。我国研究和正式试行设计教学法首推1919年俞子夷在南京高师附小的实验。1920年以南京高师附小为首的“江苏省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联合会”作出决定，号召各地小学试行设计教学法；1921年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号召小学推广设计教学法，于是设计教学法在我国不少地方开展起来（注：瞿葆奎、丁证霖：《“设计教学法”在中国》，瞿葆奎主编，徐勋、施良方选编：《教育学文集·教学》（上册），人教社1988年版，第343、345页。）。不过，在我国二三十年代，教育界开始对当时引进外国的“新教学方法”进行反思，意识到要就其根据的理论与国情的需要加以判别。
尽管实验主义教育学在我国教育实践界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开始降温，但它对我国教育理论界的影响却是长久的。也许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辛亥革命后，教育理论界如同其他各界一样更加渴望民主与自由，因而对宣传民主与自由的实验主义教育学情有独钟。二是以反对赫尔巴特传统教育学起家的杜威教育学，所谓批判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分离的“新教育主义”，具有崭新的学术魅力。三是师从杜威的学者多声名显赫，助长了实验主义教育学在我国流行30年。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都是杜威的学生，而且教育学界许多人士都非常积极地介绍他的教育学说。再说象蔡元培这样有学术声望的人，1919年杜威在北京度60度生日的晚餐会上，他代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说杜威与孔子同一生日，并以杜威比孔子，认为孔子与杜威所处的地位、时期不同，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又很有相同之点。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平民教育家，破除了阶级的教育的主义；说他因材施教，他的教育，是重在发展个性，适应社会；又说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经验与思想并重的意义；“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就是试验的意义。蔡元培还说：“孔子的人生哲学与教育学，不是曾研究西洋人生哲学与教育学的，也决不能十分透彻，可以适用于今日的中国。所以我们觉得返忆旧文明的兴会，不及欢迎新文明的浓挚。”（注：《杜威六十岁生日晚餐演说词》（1919年10月20日），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教社1991年版，第239-240页；又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716页。）这也强化了杜威及其教育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盛行的实验主义教育学，并没有完全取代赫尔巴特教育学。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对当时我国教育学界仍有不小影响，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由尚仲衣主要据费尔金夫妇(Henry M.& Emmie Felkin)1892年的译本《教育的科学(TheScience of Education)》，而佐以赫尔巴特的原文移译，在我国出版（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也有“万有文库”本3册，1936年版），此其一。赫尔巴特在《普通教育学》中寓意教育者要有自己的科学——教育学（注：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教社1989年版，第10页。），这一直鼓励着我国潜心研究教育学的人们，此其二。赫尔巴特学派的一些观点尤其是五段教学法，一直影响着广大中小学教学实践。五段教学法由于其模式化、操作性强，有利于系统知识的传授，在班级上课制中比较有实效，此其三。如此等等。
杜威是以“进步的教育学”——“教育即改造(education as reconstruction)”批判赫尔巴特的“保守的教育学”——“教育即塑造(education as formation)”的。然而，杜威也还认为：“赫尔巴特的伟大贡献在于使教学工作脱离成规陋习和全凭偶然的领域。他把教学带进了有意识的方法的范围，使它成为具有目的和过程的有意识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偶然的灵感和屈从传统的混合物。”（注：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教社1990年版，第75页。）当时出现了“通都大邑之国、省立小学校，多行新方法；县、市所立之小学校，以及乡村小学，均行旧方法”的两者分道的现象（注：侯鸿鉴：《四十年来江苏教育之回顾》，《江苏教育》1932年，第1卷第9期。）。如果不用凹透镜或凸透镜来反观，也许可以说，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对于我国中小学教学实践方面曾经产生过的影响，“几达半个世纪之久”（注：常道直：《赫尔巴特的教学论的再评价》，《教育学文集·教学》（上册），第409页。）。
这一阶段还相继引进了其它的教育学，如熊子容译桑代克和盖次(E.L.Thorndike & A.L.Gates)合著的《教育学原理》（世界书局1933年版）、赵演译查浦曼和康茨(J.C.Chapman & G.S.Counts)合著的《教育原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此外，不少世界教育名著，如夸美纽斯的《大教授学》、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康德教育论》、裴斯泰洛齐的《贤伉俪》、斯宾塞的《教育论》、凯兴斯泰纳的《工作学校要义》、拉伊的《实验教育学》、沛西·能的《教育的重要原理及其根据》、罗素的《教育论》等，都先后移译过来了。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也得到了介绍。还有来自当年苏联的，如品克维奇的《教育学新论》等。如此地不分东、西，“学”不分“资”、“社”地兼引并蓄，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充实了国人编著教育学的底蕴。
在广泛学习和研究国外教育学的基础上，我国学者涵泳、梳理，多少结合国情，编撰教育学的热情迸发了出来。这主要表现在量和质两个方面：从量上看，几十家出版社或机构出版了本国学者编著的七八十种版本的教育学；从质上看，影响大或较大的，如舒新城著的《教育通论》（中华书局1927年版）、庄泽宣著的《教育概论》（中华书局1928年版）、范寿康编的《教育概论》（开明书店1931年版）、孟宪承编的《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罗廷光编的《教育概论》（世界书局1933年版）、吴俊升和王西征编著的《教育概论》（正中书局1935年版）、孟宪承和陈学恂合编的《教育通论》（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等。杜威实验主义教育学的引进与国人译、编、著教育学形成了中国教育学百年中的第二次热潮。
这里可以说至少有三点非往昔可比。一是有些著作分析国外教育学，挑战权威。如陈科美著的《新教育学纲要》（开明书店1932年版），在分析教育的意义时，认为：“杜威之‘教育即生活’说，确能指出教育之真谛，……吾人进一步研究，仍发现缺点，不能不别立一圆满之说以代之，杜威学说之缺点有二：(1)解释生长之内容尚嫌简单；(2)教育之范围过于广泛。详言之，即生长内容不仅为依赖与可塑性构成，尚有其它特性与能力，教育范围亦非如生长之广，可以包含一切继续不断之历程也。”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即“教育乃意识之连续适应”云。
二是有些著作超越外来教育学的框架，力创自己的教育学体系。如庄泽宣著的《教育概论》（中华书局1928年版），全书十六章。学习与游戏、环境与卫生、教法与分级、课程与教材、测验与统计分章论述，再逐章讨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由一般到具体，纵横二线，不无一定特点。
三是多种取向的教育学各有其一定空间。有反映国民党政治立场的教育学，如范锜著的《三民主义教育原理》（民智书局1929年版）、汪懋祖编著的《教育学》（正中书局1942年版）、潘廉方编著的《三民主义教育概论》（国民图书出版社1946年版）等，还有反映国家主义派的教育学，如余家菊编著《国家主义教育学》（中华书局1925年版）等。另一方面，也滑出了如杨贤江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教育的本质与功能，论证“教育是阶级的，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社会上层建筑之一，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它阐述了“劳动阶级的教育运动”，“劳动者的国际组织”（注：李浩吾（杨贤江）：《新教育大纲》；上海南强书局1930年版。），将为劳动者争取教育权力的宗旨一贯到底。该书的体系在当年是独具匠心的：从原始社会的教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的纵向剖析，与对教育与经济、政治等的关系的横向审视，以及对教师与学生关系的独立考察，形成了该书的纵横驰聘的个性。又如钱亦石编的《现代教育原理》（中华书局1934年版）、程今吾著的《新教育体系》（重庆时代出版社1944年版，1948年由生活教育社在上海再版）（注：中央教科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1919-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1页。）也刊印了。
处在战争状态和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区也办有师范学校，其中有的属师资训练班、简易师范，都重视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教育问题，强调教育实习。以40年代陕甘宁边区、苏皖边区、东北解放区为例，中等师范学校和初等师范学校多设教育原理，或新民主主义教育概论，或教育概论等课程（注：陈桂生：《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教科版）》1989年第3期；又见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教社1993年版，第745页。）。1941年，延安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研究室，它联系教育实践，研究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并评议各种教育理论和流派、教育史，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的后方、以及敌占区3个地区的教育现状，等等（注：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