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霞[1]2002年在《现代企业兼并理论--研究与探索》文中研究表明近几年，全球性的企业兼并浪潮方兴未艾，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企业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资本扩张无疑十分必要。在快速的资本积聚中，企业兼并是一条可选择的道路。网络时代的到来使企业内部管理及信息传递的成本降低，企业的边界大大地拓展。强强联合打造出的航空母舰令人叹为观止，波音兼并麦道、美国花旗银行兼并旅行者公司，其兼并总额达数百亿美元。在国际化的企业兼并趋势下，我国原本就规模较小的企业更显得份量不足。加入WTO近在咫尺，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在国际分工合作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是摆在我国理论界及企业界的一大课题。因此如何借企业兼并的东风，打造我国企业的航空母舰显得尤为重要。此外，企业兼并对我国企业明晰产权，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意义重大。然而，对企业兼并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在我国已出版的有关企业兼并的着作中强调兼并战略、兼并程序、兼并手段的一般性操作研究为多，而对企业兼并的效率分析、企业兼并的福利分析及政府在企业兼并中应起的作用等理论层面的研究明显不足。我所看到的国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虽然很有成果，但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比较零散，缺乏系统的研究。忽略理论的指导，在试错式的摸索中，我国企业兼并过程存在着一些误区。例如，政府拉郎配的现象屡见不鲜，强行的企业兼并非但没有达到1+1>2的系统效应，反而出现了“好的拖坏，活的拖死”的现象。此外有的企业盲目求大，兼并不服从效率的准则。还有的企业片面追求多角化经营，淡化主业，四面出击，结果四面楚歌。《现代企业兼并理论--研究与探索》力图在企业兼并的理论研究中有所贡献。其主要内容如下：论文的第一章评述了各个时期的经济学大师关于企业经济性质的论述，以此作为界定企业边界和功能的依据，同时从经济学、法学的角度对企业兼并的概念加以澄清。并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兼并的类型加以区分。论文的第二章回顾分析了中外企业兼并的历史。归纳总结出西方工业发<WP=3>达国的五次兼并浪潮及每一次兼并浪潮凸现出的特征，以及我国的叁次企业兼并浪潮及其特征。本部分的内容重点在于中外企业兼并的比较，论文从兼并的动机、兼并的行为、兼并的类型、兼并的方式以及对兼并的监管等不同的角度比较了中外企业兼并的历史，目的是找出差距、分析原因，以西方企业兼并历史为鉴，搞好我国的企业兼并。 论文的第叁章探讨了企业兼并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着重企业兼并的效率分析。本文将纵向兼并、横向兼并和混合兼并分别归结为：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是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是为了取得协同效应。虽然在不同的企业兼并中这叁个目标时有交叉，然而毕竟各有侧重。此外，在企业纵向兼并的论述中，根据威廉姆森（Willamson）经济化的定义，将企业的技术效率与代理效率进行了权衡，从而推出了企业纵向兼并的临界点。在横向兼并分析中，强调了企业兼并要警惕规模不经济，企业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在混合兼并中论述了注意发挥企业的比较优势及回归主业的必要性。 论文的第四章是企业兼并的福利分析。这里的福利与公平无关，它是指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之和。当两者之和达到最大时，即表明社会福利达到了最优。本章从兼并有利于社会福利和不利于社会福利这两个角度分析了企业兼并的正反两个效应。在有利于社会福利方面采取了叁个模型进行论述：其一是埃奇渥斯（F.Y.Edgeworth）模型，本文将原有的埃奇渥斯模型中的消费者无差异曲线演化为企业的等收益曲线，即在这条线上企业采用不同的实物资产和货币资产的组合，其带来的收益是没有差别的，而当两个企业的资产结构禀赋点没有在契约曲线上时，总可以通过交换（企业货币资产与实物资产交易）实现帕雷托(Vilfredo Pareto)改进。其二是改造了布罗姆利（Daniel W.Bromley）模型。美国经济学家布罗姆利在《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中提出了内化外部性的叁种模型，一是污染企业有污染权，但被污染企业通过产权交易可以赎买污染企业，使其减少产量。二是被污染企业拥有免于污染的权利，有权要求污染企业予以赔偿。叁是两个企业合并为一，统一进行生产安排。布罗姆利的结论是叁种制度叁种结果，只有企业兼并效果最佳。本文的结论是当产权交易的成本与企业兼并成本为零时，叁种结果具有一致性，都可以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佳的配置。之所以出现企业兼并为最佳状态，是在企业兼并的成本低于污染权交易成本的前提下，若前者大于后者，则结论相反。<WP=4>其叁是根据威廉姆森模型确定了企业兼并的福利边界。企业兼并可能产生两个效应：一是社会净福利损失（哈伯格 Harberger叁角形），二是规模经济能引发生产成本的降低。因此，当降低生产成本带来的收益大于社会净福利损失时，则企业兼并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相反则有损于社会福利。 在论述企业兼并给社会福利带来的不利影响时，本文除在微观层面论述了兼并带来的垄断可能造成社会净福利损失、X非效率、消费者剩余减少、不合理的收入再分配之外，还在宏观层面上分析了垄断对经济增长、
王为民[2]2003年在《企业并购效益与激励机制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企业并购是近年来经济学界和实业界的共同热门话题，如何把握时机，为企业和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使我国企业在良好的环境中提高国际竞争力，理论的研究是我国学术界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本文在回顾了企业并购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企业并购的理论和实际入手，以目标企业的定价、企业并购效益和激励机制为主线，运用博弈论和数值分析技术，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目标企业的定价、企业的并购和激励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指导我国企业并购的具体实践，主要内容如下：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是企业并购交易行为的核心，在讨论传统企业价值的确定方法的基础上，分析和评价了传统企业价值确定方法的优缺点，针对网络经济情况下新特点，研究了虚拟企业的价值确定方法，分析了网络企业与传统企业并购之间的联系。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引入需求凹度，考虑非线形情况下企业并购的效益问题，在传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动态Cournot寡头竞争模型，研究了动态竞争情况下企业并购的效益问题。运用目标函数的激励机制方法，通过对比激励机制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讨论了在竞争市场上，激励机制对企业并购的效益的影响。将推测变差模型运用到企业并购上，对比推测变差模型理论和多寡头Cournot竞争模型理论之间的异同点，研究了推测变差理论在企业并购效益和激励机制中的应用。论文最后介绍了一家企业成功并购的例子，论证了企业并购后实施激励机制的有效性，验证了企业并购效益及实施激励机制理论的可行性。
张军[3]2003年在《企业成长的系统控制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基本理论硬核的历史变迁为出发点，回顾了经济学史上各种划时代的人性假设，并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后斯密时代的“管理人”以及基于马克思有关论述的“自由人”假设，作为划分经济学研究范式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认为贯穿这叁大人性假设的主线是“自由”原则，而经济学研究范式变迁的实质则是对不同“主体自由”的扬弃过程。通过揭示各种人性假设与其产生的社会实践背景间的关系，提出了应当以“知识人”假设作为构建当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人性基础。论文在此假设前提下，并以系统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工具，对企业本质及其成长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 论文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一个“知识人——利益协同体”，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表现为“一个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在一定物化资本配置格局中的特别合约”；企业成长的动机是“知识人——利益协同体”在外界竞争压力的作用下为求得自身发展的一种本能冲动；企业成长的实质是企业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断与外界进行物流、能流、人流以及信息流的交互作用，从而实现自组织和自演进的自然系统过程；企业在与外界环境持续进行物流、能流、人流以及信息流交换的同时，形成了自身的“经济场”；影响企业成长经济场有效运行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政府职能演进、市场环境演进以及产业技术演进等)和内部组织因素(包括资本聚量演进、组织结构演进以及企业制度演进等)，将以上影响元素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企业成长的六维坐标图体系；在内外部影响元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成长一般将历经产品经营→品牌经营→资产经营→资本经营→规则经营的发展阶段；在企业不同成长阶段，发挥主导作用的影响因素一般会有所差异，因此，企业成长战略的侧重点也将伴随着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特点和要求而有所调整。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论文认为，引导企业健康成长的向导是战略管理，并对战略管理的内涵与理论变迁、当代企业战略联盟与企业成长以及构建中国企业跨国战略联盟的原则与建议进行了研究.在产品经营部分，论文对企业产品经营的内涵、150认证与产品经营的关系以及中国企业培育产品核心竞争力的路径展开了详细论述。在品牌经营部分，论文通过对企业品牌经营的内涵与决定因素、品牌经营战略、品牌经营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品牌经营战略的具体措施。在资产经营部分，论文对企业资产经营的内涵与地位、资产并购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做了详细分析，重点研究了中国企业资产并购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在资本经营部分，论文就企业资本经营的内涵与地位、资本经营的原则与方式展开了系统研究，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经营绩效进行了全面剖析，针对当前中国上市公司产权资本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别从企业角度、市场角度和政府角度，提出了推进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经营良性运行的策略。规则经营是企业成长的臻境，也是21世纪企业成长战略的最新发展动态。在此，论文首先对企业规则经营的内涵和运行环境进行了创新性分析:其次对企业规则经营的基本理论做了必要阐述;而后重点研究了企业规则经营的方式与相关策略;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企业从事规则经营的系统应对方案。
邓福喜[4]2004年在《国有企业兼并的动因及特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立足国有企业现状，注重国有企业历史，兼并已成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本文借助现代企业理论和产权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方法，把国有企业兼并作为研究对象，以合约论作为主线。首先从企业的概念、内涵出发对企业兼并的个体、社会动因进行一般分析，得出了兼并的实质为两个合约的对接和迭加。其次，从中西方企业兼并的比较分析中归纳出各自的特点，为加快国有企业兼并，完善国有企业兼并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在此基础上，以客观求实的态度对国有企业及其制度背景进行描述，进而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国有企业兼并的特点、动因以及与之相关的政府行为进行重点分析，提出了国有企业产权基础再造、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资本市场和中介组织培育、完善企业兼并的法律、制度以及修正政府行为等方面为加快国有企业兼并走向市场化运作的对策建议。
张斌[5]2005年在《新经济下的网络兼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新经济下的网络兼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网络兼并的规律和特征进行了归纳,以经济学的视角对网络兼并的本质进行了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了网络兼并的宏观环境——新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微观主体——网络公司的特征,然后探讨了新经济背景下网络兼并发生的动因,分析了网络行业竞争与垄断共存的现象,提供了多种评估被兼并对象的有效方法,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网络公司的兼并行为与盈利性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研究。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第一,新经济是网络兼并发生的重要宏观背景,古典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新经济中的现象和悖论对网络兼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网络兼并具有四个特征:其一,网络兼并活动主要围绕四个主要领域进行,即网络基础设施领域、网络应用服务领域、网络媒介领域以及网络商业领域;其二,纵向一体化和多元化是网络兼并的主要形式;其叁,跨国兼并频繁发生,跨国兼并由以前的强弱相辅发展为强强结合;其四,网络兼并基本上沿着两种模式在进行,一种是以实现规模效应和商业盈利的原则进行互相整合,另一种是围绕互联网的应用以获得技术和研发优势为特点进行的兼并。 第叁,网络兼并与一般的企业兼并一样,可以用规模经济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企业并购协同理论、税收效应理论等传统理论来解释。除此之外,技术、协议标准、微笑曲线也是网络兼并的重要动因。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关制度的变革也推动了网络兼并的产生。 第四,垄断是目前网络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通过分析网络垄断形成的过程和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本文认为在给定的条件下网络产业中的垄断可以带来更多的消费者剩余,政府应适当放宽对兼并的管制。 第五,贴现现金流法、市场法和成本法等方法是针对传统兼并对象的价值评估方法,在用于评估网络企业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麦肯锡的叁阶段分析新方法、修正的市盈率模型、理论收益乘数法—TEMA、经济附加值(EVA)估值法、期权
于吉鑫[6]2006年在《企业资源整合的经济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并购是企业为突破内部资源约束,促进自身快速成长而采用的发展战略,其实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资源再配置过程。然而,从国际、国内的企业并购实践来看,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并购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陷入所谓的“并购陷阱”。除了并购战略决策不准确、并购定位失误及并购操作不当外,不重视或缺少并购后的资源整合也是出现“并购陷阱”的重要原因。并购后的企业不应是并购各方企业的“克隆”,也不应是并购双方的简单迭加。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资源集合体,并购前后企业的“异质性”要求企业必须在并购后实施资源整合,它是决定企业并购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并购是企业内外部资源融合的过程,是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其竞争力的根源在于资源共享和整合所创造的协同效应。协同效应不是并购交易的必然结果,必须对并购后的企业资源进行有机整合。由于企业资源要素的多样性,整合也要以包括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在内的各种资源要素为对象进行全方位的调整。
崔永梅[7]2008年在《基于生态学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研究》文中指出研究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的内在机理,一方面可以预测全球(或一个国家)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强市场功能,提高市场效率,尤其是对于指导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实践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对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研究始于对集聚的并购活动(并购浪潮)研究,且实证研究远远多于理论研究。事实上,还没有一种公认的理论能够同时解释并购活动背后的动机、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的特征以及并购活动集中程度的决定因素,不同国家的并购历史表明每一次并购浪潮都有不同的驱动因素(包括规制和经济因素),没有唯一的因素可以解释并购活动的发展。目前对公司控制权市场发展演化的研究没有一个理论可以完整地解释客观环境(如经济因素、法律因素等)和市场主体(并购交易双方等)因素在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演化中的作用以及公司控制权市场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本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将生态学相关理论与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系统的概念。公司控制权市场是由市场环境、市场主体和市场调节机制组成。公司控制权市场环境是由六大因素组成的,分别是公司治理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法律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通过正式制度表现出来,即通过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法律因素、技术因素等作用在公司治理环境中,而其中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环境的核心因素。公司控制权市场主体特征是由企业之间交易的自由度来决定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的一种适应市场环境的自组织机制,而政府的并购规制是一种外部力量,对于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国家和地区,其规制的作用更大。尝试性地将演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分析框架中,研究了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作用机制及演化路径。研究发现: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演化呈现波动进化的特点,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基本同步等普遍性规律;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路径依赖性源于初始的公司治理结构,其路径依赖按照其性质主要表现为技术、制度和文化以及市场主体自身等四个层面,公司控制权市场要实现创新必须打破上述四个层面的路径依赖,同时也发现不同国家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路径选择中的普遍性规律。将复杂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到本文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评价研究中,运用最大化熵理论建立了演化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英美两国的公司控制权市场进行纵向历史比较分析。实证的研究结果表明该理论模型计算出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年度熵值呈现特征较为明显,能够比较准确地刻画出市场演化过程中的进化与衰退特点以及其演化的速度;实证研究的结果再次证明了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演化是一个波动进化的过程,其市场演化呈现的总体趋势是进化发展的。研究还发现,经济环境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是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序参量,且其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愈加明显。最后,基于理论评价模型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公司控制权市场指数、简化市场指数及其衍生的并购环境指数、并购运用指数,并采用纵向历史分析和横向跨国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对九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控制权市场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化程度的有效表征指标。运用这个指数可以用于评价政府或产业规制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并购投资环境和并购手段的运用效率等方面,从而为政府、行业以及企业等不同层面的决策主体提供决策支持。
才华[8]2003年在《黑龙江省国有企业改革的博弈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黑龙江省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拥有众多的国有企业，近年来国有企业的发展因为各种原因举步维艰，严重的制约了黑龙江省经济的发展，对于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已经成为发展黑龙江省经济的关键。本论文就黑龙江省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和解决的措施。 首先，本论文介绍了有关的企业理论，为以后的论述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使得后文的论述更具有深层次的理论意义。相关的理论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现代企业理论、现代产权理论、企业家理论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理论等。 其次，是对现状问题的分析。本论文从各种不同的理论角度分析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现象、内部人控制失控、新老叁会矛盾重重等。同时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分别分析了黑龙江省近年来大中型国有企业及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革的状况，并且对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进行了对比分析。而且还将黑龙江省与相关省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状况进行了对应分析，从而总结出黑龙江省国有企业不仅存在着共性的问题，而且也存在着自身的弊端。 再次，是对问题的解释。本论文运用博弈论的思想，对黑龙江省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建立了全体人民——政府——企业经营者叁方博弈模型，论证了这种叁方博弈不稳定性，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害，国有企业应该理性的退出竞争性行业。 最后，本论文结合模型分析提出的解决办法，给出了现行的政策性建议。使本论文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张寒[9]2005年在《跨国并购的理论、运作及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浪潮汹涌澎湃，跨国并购活动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同时，我国经济结构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加入WTO更使我国企业直面国际竞争，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势头十分强劲。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形式，已经成为跨国企业实施全球经营战略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跨国并购浪潮在世界范围内一浪又一浪地掀起，它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强；它不仅改变了一些旧的经济规则，同时也对21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产生着重大影响。从目前来看，跨国并购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来进行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转移，但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也日益增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近年来也进行了一些跨国并购，包括中石油和中石化在海外收购油气田项目、联想集团收购美国IBM公司PC业务，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等。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企业跨国经营的进一步增加和深化，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并呈蓬勃发展之势。从历史上看，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全球共发生过五次并购浪潮。公司并购活动不断从行业内部向跨行业发展，从国内并购向国外并购发展，从发达国家向全球扩展，从最初的横向并购向纵向并购以及混合并购发展，终于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日渐完善，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本流动更加国际化，兼并浪潮更是波澜壮阔，形成了第五次并购浪潮。在1987年的全球跨国并购总额不到1000亿美元，1990年为1510亿美元，而到1999年达到7200亿美元，2000年超过10000亿美元。在第五次并购浪潮中，发达国家在并购上形成明显的跨国特征，当时的跨国并购已占全球并购的1／4。到20世纪末，跨国并购已超过绿地投资成为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1999年达83％，2000年达87％。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企业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并且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改善企业经营的战略之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强化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的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全球竞争激化的高度体现。鉴于跨国并购在全球范围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对该领域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作理论上的解释和实践中的指导。从跨国并购的理论研究来看，基于跨国并购具有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并购(M&A)双重特点，国外学者对其研究主要是从FDI和企业并购两个角度分别展开，并结合本国公司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少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和企业并购的理论。FDI理论是在传统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体部分是解释和说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学说。FDI理论的主流是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理论，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斯蒂芬·海默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垄断优势论为起源，包括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和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此外，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还出现了其他如反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非主流理论，如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以及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等。<WP=4>在FDI理论的基础上，加之以交易成本理论、合同理论、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非对称信息理论、信息不完全理论和博弈理论等企业并购理论在最近10多年的长足发展，使得跨国并购理论的进展非常迅速，成为目前西方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西方并购理论的不同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对并购现象作了分析和解释，其中有些分析和解释对跨国并购现象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因为跨国并购起源于国内并购；但有些分析和解释则显然不适用于跨国并购现象，因为跨国并购具有不同于国内并购的特殊性。并购理论对跨国并购动因解释的局限性表现在：首先，并购理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用于解释国内的企业并购现象。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还不能全面完整地解释一般的国内企业并购的叁个问题，即并购动因、并购效应和并购策略问题，所以对跨国并购解释的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其次，跨国并购与国内并购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而这些不同的特征并未为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一般企业并购时予以考虑进去。最后，许多企业并购理论大都形成于70年代以前，而跨国并购是直到80年代后期才作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显着特点而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跨国并购的影响等问题是传统的并购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除了动因理论之外，跨国并购的运作层面也是值得研究和关注的，本文对此也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总体上，本论文力图对跨国并购的理论层面和运作层面进行归纳总结，并对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所存在的问题和以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论文第一章导论主要对论文选题的背景，国内外跨国并购理论研究现状，论文的实践意义、主体结构与框架构思、主要创新之处和采用的研究方法做出说明。论文第二、叁两章对跨国并购的含义和跨国并购在整个世界的发展做了一个简要
高珦琇[10]2008年在《一类企业兼并模型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企业兼并作为现代企业一项重要的市场活动,不仅对于企业在主业市场的扩张和向其他市场的渗透,而且对于国家的产业、经济结构调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企业兼并活动已日趋复杂化、规模化,它与社会经济、金融、投资、企业战略管理等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兼并机制,企业兼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人们对其研究分析的难度,到目前为止,关于其产生原因、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认识仍未能形成定论。经验也同时表明,企业兼并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有可能沦为单纯的利益争夺甚至引发经济和社会矛盾。因此,对于企业兼并的研究,尤其是利用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理论对企业兼并模型进行分析不仅对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从理论上对推动现代企业理论的不断完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旨在以全球第五次兼并浪潮以来的企业兼并现状为研究背景,在对西方企业兼并理论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现有兼并理论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利用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理论,对非传统条件下的企业兼并模型进行了探讨,包括古诺模型兼并分析、斯塔克伯格模型兼并分析和更为复杂的混合模型兼并分析。通过理论模型的研究,我们发现在非传统假设条件下企业兼并与在传统条件下时的结论有很大的区别,企业兼并更具有复杂的兼并形式及兼并动机,论文最后对企业兼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与改善对策,寻求建立规范严格的管理模式和高效有序的运行机制,使企业兼并的效率和效益有所改善和提高。
参考文献：
[1]. 现代企业兼并理论--研究与探索[D]. 王玉霞. 东北财经大学. 2002
[2]. 企业并购效益与激励机制问题研究[D]. 王为民. 天津大学. 2003
[3]. 企业成长的系统控制论[D]. 张军. 四川大学. 2003
[4]. 国有企业兼并的动因及特点研究[D]. 邓福喜. 西北工业大学. 2004
[5]. 新经济下的网络兼并研究[D]. 张斌. 浙江大学. 2005
[6]. 企业资源整合的经济学分析[D]. 于吉鑫. 吉林大学. 2006
[7]. 基于生态学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研究[D]. 崔永梅. 北京交通大学. 2008
[8]. 黑龙江省国有企业改革的博弈分析[D]. 才华.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3
[9]. 跨国并购的理论、运作及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问题研究[D]. 张寒.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5
[10]. 一类企业兼并模型分析[D]. 高珦琇. 山东科技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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