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地名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传论文,地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左传》，儒家经典《春秋》三传之一，是我国编年体史的始祖，也是历史文学的楷模，2000多年来，它对我国史学和文学（包括散文、传记、小说和戏曲）的发展，都有过深刻的影响。
我自从北京师大毕业，30年多年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并主讲先秦文学和两汉文学，《左传》自然是讲授的重点著作之一。我在研读和讲授《左传》和其他历史著作的过程中，时时处处都碰上“地名”这个令人棘手的问题。正如清人尹继美在他的《诗地理考略序》里所说的：“地理之学，最为纠纷，或同地异名，或同名异地；郡县代有沿革，时并时分，校核非易；地名每多傅会，彼此互异，折衷维艰。悬远则归一是，近似不妨两存，有所不知，姑从其阙。”这段话对地名考辨的困难以及遇到地名问题时应采取的处理原则，都谈得十分中肯透辟。
1962年，我从先师刘盼遂教授进修《左传》，在和刘老研究进修计划时，曾商定一个研究课题，即《左传地名考辨》（后扩展为《地名考辨在古代文史研究中的作用》）。刘老说：“研究历史，不可不研究地理。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这就是历史；而它也是发生在一定的空间，这就是地理，所以《四库》编目，地理著作列入《史部》。研究历史而不研究地理，就象孙猴儿翻跟头，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不知翻到哪里，那怎么行！”刘先生的这条研读古代文史的独到经验，我终生难忘。今选取《左传》几个有争议的地名谈谈我的意见，希望热爱《左传》的读者同志批评指正。
鄢 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杜注：“鄢，今颍川鄢陵县。”《嘉庆一统志》卷一八七《开封府·古迹》云：“鄢陵故城，在今鄢陵县西北。《春秋》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成公十六年，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括地志》：‘鄢陵故城，在今鄢陵县西北十五里’。”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六：“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鄢。杜注：‘鄢，今颍川鄢陵县。’成十六年，晋、楚战于鄢陵。杜注：‘郑地，今属颍川郡。’按：杜注鄢与鄢陵为一地。盖鄢，古国也……为郑武公所灭。”杜注的这条注，有极高的权威性，诸如《左传》的古今注本，选注本，古文选注本，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及关于《春秋左传》地名的专著如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还有新修订出版供文史研究者参考用的《辞源》，都一致遵信此注，沿用不疑，其实，这是一条错误十分明显的注。
唐陆淳《春秋集传辨疑》卷一：“赵子（赵匡）曰：‘鄢当作邬，郑地也，在缑氏县西南。至十一年乃属周，《左氏》曰王取邬、刘、
、邗之田于郑是也。传写误为鄢字。杜注云今颍川鄢陵县，误甚矣。按：从京至邬非远，又是郑地，段所以有兵众，故曰克；若远走至鄢陵，已出境，即无复兵众，何得云克？又《传》曰自鄢出奔共，即自邬过河向共城，为便路；若已南行至鄢陵，即不当奔共也’。”据考京邑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邬邑在偃师县西南，古共伯国，时为卫邑，即今辉县市，查阅一下地图，便可清楚看到，自京至邬的确非远，而邬邑西北即武王伐纣渡河的孟津，过了黄河不远就是共城。今杜氏将“鄢”注为“鄢陵”，实属令人大惑不解。请想，郑伯听说太叔段将兴兵发难，乃派遣战车200乘自国都新郑西北行伐京，京叛太叔段，段率残军出奔，那他为何反而按照郑伯进攻他的路线往东南行，这样要经过郑伯坐镇的新郑，而后再往东南行才是鄢陵。难以令人置信的还有，太叔段在鄢陵被歼，为何他却掉转头又按照他来时的旧路往西北逃，这样还得再次经过新郑，再北行渡河奔共城。这个迂曲危险的出奔路线的设想，实在有点古怪，而出人意料的是，浑如丧家之犬的太叔段，他又如何能胜利地实现了他设想的这个计划？我想这大概是因杜注的威信太高，而赵匡的此说又曾受到洪亮吉、刘文淇两位《左传》名家的批评，因而一直少为人知，更无人敢于断然采用。按鄢陵，属郑地，赵匡说：“鄢陵，已出境”。这句话是错的，是不应有的疏误。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云：“《汉书·地理志》陈留郡
，应劭曰：‘郑伯克段于是也’。按：赵匡《集传》云：‘鄢当作邬，郑地，在缑氏县西南。至十一年乃属周，《左氏》云王取邬、刘、、邗之田于郑是也。传写误为鄢字。今考杜注颍川鄢陵既非；赵匡以为当作邬，一无确据，又系改字，亦非也。惟应劭之说最足依据。县，前汉属陈留，后汉属梁国，作鄢。陈留郡在春秋时大半属郑。且《传》上云：‘廪延，郑邑，陈留酸枣县北有延津’。廪延至鄢既属顺道（按应说“
至廪延”），又渡河至共亦便，明克段之地为陈留鄢县无疑。”这是一条较杜注更难理解的注。今先考证几个有关的地名，而后再分析太叔段这一条出奔路线是否合理，最后再判断洪氏此注站得住或站不住脚。《左传地名补注》云：“京：《方舆纪要》：‘京城，在郑州荥阳县东南三十里’。”又云：“廪延：《一统志》：‘酸枣故城，在今卫辉府延津县北十五里（查今“廪延”注多用此说）’。按《水经注》：‘河水又东迳滑台城北，城即故廪延也。’据文即今滑县（按即今旧滑县城），唐之滑州，汉、晋为白马县，杜预谓酸枣县之延津，非也。《元和志》：‘滑州西南至郑州三百里，太叔段所侵之界如此’。”又云：“鄢：《方舆纪要》：‘鄢陵城，在开封府鄢陵县西南（据《嘉庆一统志》）引《括地志》应为西北十五里）’。……《寰宇记》：‘鄢城，在宋州柘城县北二十九里。’郑伯克段之地疑远。”试看太叔段的这条出奔路线，他从京邑突围，率残部东南逃往遥远的今河南柘城县的鄢城；在鄢城被郑伯军攻克后，他又转向西北奔，逃往遥远的今滑县的廪延；渡过黄河后再转向西南行，而后才到达共城。洪氏所云：“廪延至既属顺道又渡河至共亦便”的话，真不知当如何理解？沈钦韩说“郑伯克段之地疑远”，意即认为柘城县的鄢城距离京邑路程太远，疑其不可信。又据《寰宇记》：“鄢城北里许有泓水，《春秋》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战于泓是也。”楚人伐宋，宋襄公迎战于泓，泓应当是属宋；那泓水之南里许的鄢城属郑还是属宋？如是宋邑，则洪氏之说更难成立。又《嘉庆一统志》卷一九四《归德府·古迹》云：“县故城：在柘城县北。亦作鄢，通作鄢。汉县，属陈留郡。……《汉书·地理志》注：‘应劭曰：郑伯克段于鄢是也。’……《寰宇记》：在柘城县北二十九里。按颍川有鄢陵，故属郑地，在今开封府鄢陵县西北，此陈留之非也。应劭说误，《元和志》、《寰宇记》俱仍其谬。”柘城县鄢城说，盖都是沿袭应劭《汉书注》之误。
通过对有关文献资料的分析，以上三说，当以赵匡之说为最确。“鄢”当作“邬”。邬邑，据《嘉庆一统志》卷二○六《河南府·古迹》云：“在偃师县西南。《左传》：隐公十一年，王取邬、刘之田于郑。庄公二十年，王及郑伯入于邬。杜预注：‘缑氏县西南有邬聚。’《旧志》：‘或谓之邬乡。’今县西南有南邬。”
最后，还有一个疑问，即洪亮吉提出的鄢“赵匡以为当作邬，一无确据，又系改字”的问题，有待作进一步的阐述。汪价（jiè）《中州杂俎》卷二“乌焉互舛”条云：“《石经·春秋》‘郑伯克段于鄢。’赵匡云：‘鄢当作邬（下略）。’郭知元《切韵》云‘帝虎并讹，乌焉互舛，正指此条。”“邬”之所以误为“鄢”，盖因二字的声符“乌”与“焉”形近而讹。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七《史部·地理类存目六》“中州杂俎”条云：“汪价，字介人，号三侬外史。自称吴人，其里居则未详也。”清初人，顺治十六年，应聘参与《河南通志》的编撰。“逾年书成。复采诸书所载轶闻琐事关于中州者，荟萃以成是编”。又郭知元，据查当为“郭知玄”，清儒避康熙玄烨讳改写作“郭知元”。郭知玄唐初人，文字学家，尝为长孙讷言的《切韵注》作过增补。“郭知元《切韵》”，当指郭知玄增注本的《切韵》。由知“乌焉互舛”之语，恐不只是考虑到“邬”、“鄢”二字形近互讹，亦必另有所据。赵匡“鄢当作邬”之说，似可信从无疑。
滑 庄公十六年，会滑伯同盟于幽。杜注：“滑国都费，河南缑氏县。”《春秋地名考略》卷十二：“滑，庄公十六年，滑伯同盟于幽。杜注：‘滑国都费，河南缑氏县。’按：滑国，姬姓。僖三十三年，秦人入滑。《左传》：孟明‘灭滑而还’。……成十三年，晋使吕相绝秦，曰：‘殄灭我费滑，离散我兄弟。’杜注：‘费滑，滑国与晋同姓。’孔疏：‘春秋时更无费国，秦惟灭滑，知滑即费，国、邑并举也。’十七年，‘郑子驷侵晋虚、滑’。杜注：‘虚、滑，晋二邑。滑，故滑国，为秦所灭，时属晋，后属周。’襄十八年，‘楚公子格帅师侵费滑、胥靡。’杜注：‘胥靡，郑邑。’孔疏曰：‘不言费滑，当以费滑为周邑也。’……定六年，郑伐周冯、滑、胥靡。孔疏曰：‘滑此时不属晋矣。’周人又谓之侯氏。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之乱，晋师军于侯氏。《史记》：秦昭王四十六年，梁攻韩缑氏、蔺，拔之。汉置缑氏县，属河南郡。晋因之。《水经注》：休水重源，又发缑氏原，王子晋控鹤于此。‘又迳延寿城南，缑氏县治，故费滑也’。……下至唐、宋，皆属河南府，惟东魏一属洛阳郡。熙宁初，省入偃师。今其故城在县南二十里。”
《嘉庆一统志》卷二○六《河南府·古迹》云：“缑氏故城，在偃师县南二十里，春秋滑国。……汉置缑氏县，属河南郡。后汉及晋因之。后魏太和十七年，并入洛阳。天平初，复置，属洛阳郡。隋开皇十六年废，仍属河南郡。《寰宇记》：‘县在府南六十里。晋、宋（刘宋）前，缑氏县在今县东南二十五里。东魏天平元年，复于洛阳城中置缑氏县。周建德六年，又自洛阳移于今县北七里钩锁故垒。隋开皇四年，又移于今县北十里洛阳故郡城。大业元年，复移于今县东南十里。十年，又移县据公路涧西，凭岸为城。……《宋史·地理志》：‘熙宁八年，省缑氏为镇。’《偃师旧志》：‘有故县村，在今县西南十五里。’又有府店，在县南之三十五里。古滑城在其北二里许。”
此外，如《读史方舆纪要》、《春秋大事表》、《春秋地理考实》、《左传地名补注》，对汉缑氏县即春秋滑国，故城在今偃师县南20里之说，均无异辞。今注本《左传》或迳注作“滑国故城，在今河南偃师县之缑氏镇。”但如仔细加以研究分析，则不难发现，今偃师县南20里缑氏故城是否即是汉缑氏城亦即古滑国城？汉缑氏城亦即古滑国城到底在今何处？今偃师县南20里的缑氏故城又是什么城？府店北2里许的古滑城与古滑国有无关系？这些疑问，在上述文献资料中，皆未有明确的答案。
按古滑国，汉置缑氏县，历两汉、魏、晋，以迄北魏太和十七年，县的建置和治所始终没有改变。其后的缑氏县却时有并、废，县治亦频繁迁徙。隋大业十年（《读史方舆纪要》作“大业二年”），缑氏县“移据公路涧西，凭岸为城”。这个公路涧西的缑氏县城，历隋、唐、五代，直到宋熙宁八年省县为镇，并入偃师县，似亦未再有过迁徙。这为我们进一步探寻古滑国城即汉缑氏城和隋缑氏城的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
据贺次君《括地志辑校》卷三《洛州缑氏县》下云：“缑氏故城，在洛州缑氏县东二十五里，滑伯国也。韦昭云姬姓小国也。《史记·秦本纪》‘郑灭滑’《正义》引作‘缑氏故城本费城也，在洛州缑氏县南东二十五里也。’按《周本纪·正义》引‘县’下衍‘南’字。”按据汉、唐两代缑氏城所在的地理方位，《周本纪·正义》的“南东”当是“东南”倒置，“南”非衍字。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云：“缑氏县，本汉旧县，古滑国也。《左传》：秦师灭滑。其后属晋。至秦、汉为县，因山为名。隋大业十年，移据公路涧西，凭岸为城，即今县也。”又上述《嘉庆一统志》引《寰宇记》云：“县在（河南）府东南六十里。晋、宋（刘宋）前缑氏县在今县东南二十五里。”《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八《河南府·偃师县》“缑氏城”下引宋白云：“古缑氏城，在今城南二十里”。所述与《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相同。宋白和《寰宇记》的作者乐史，都是北宋初年人，他们所说的“今县”、“今城”，指的自然是隋、唐以来“据公路涧西”的缑氏县城，其东南20里或25里的古城始是汉缑氏故城，亦即古滑国城。或认为今偃师县南20里的缑氏镇即汉缑氏故城、古滑国城，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乾隆河南府志》卷五六《古迹》“周滑国”条引罗苹《路史》注云：“费，禹后。滑本费城，一地也。今其地犹名滑城，在
辕西北。”据《方舆纪要》卷四八《河南府巩县》“辕山”下引孔颖达曰：“辕山，在缑氏县东南三十里。”此滑城，与《括地志》、《元和志》、《寰宇记》及宋白所述汉缑氏故城即古滑国城和唐、宋缑氏县城的方位、距离正同。又《乾隆河南府志》“汉延寿城”条云：“《水经注》：‘休水迳延寿城南，缑氏县治，故滑费，春秋滑国所都也。王莽更名中亭。即缑氏城也。……按延寿城即缑氏城，在今古滑城。城南临休水，水外即缑山。自战国以来，为周邑，为韩邑，为汉县，晋及后魏，皆在古滑城，非今缑氏镇也。今缑氏镇，乃隋大业二年所改。”又“隋缑氏城”条云：“《名胜志》：隋大业二年，设缑氏县于公路涧西，凭岸为城。古滑城，在缑氏县东十六里。……按公路涧西之缑氏，即今缑氏镇也。”清儒及今人注说古滑国城即今偃师县南之缑氏镇，盖误将隋唐的缑氏城作为了汉缑氏故城。
古滑国城亦即汉缑氏故城的准确地点到底在今何处？清孙星衍《偃师县志》卷一《地里志上》：“《通志》：滑城，在府店北二里，春秋时滑伯国，城址尚存。”原来《嘉庆一统志》“缑氏故城”下附录的“府店北二里”的古滑城，即是汉代的缑氏故城，亦即春秋时的滑国城。60年代初的考古调查资料，亦证明这个断语的绝对正确。《考古》杂志1964年第1期上刊载的《河南偃师“滑城”考古调查简报》指出，古滑城在今河南偃师县府店公社滑城村。《简报》的《小结》云：“古城位于偃师县东南，西北距今缑氏镇约十公里，地近辕关，形势极为险要。《水经注》‘洛水’条：‘休水又迳延寿城南，缑氏县治，故滑费，春秋滑国所都也。王莽更名中亭，即缑氏城也’。从地望我们推测古城即为滑城。”又云：“滑国始见于《春秋》庄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会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亡于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云秦师伐郑‘灭滑而还’。残城基一部分建于汉代以前，另一部分增补于汉代或汉代以后，城内又以周、汉两代遗物为主，所以按时代推定古城为滑城亦近是。”
城濮 庄公二十七年，公会齐侯于城濮。杜注：“卫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四《东昌府濮州》云：“临濮城，在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城濮地，《春秋》僖二十八年，晋文公败楚人于城濮，即此。汉为城（成）阳县地。隋开皇十六年，析置临濮县。大业初，省入雷泽县。唐初复置，属濮州。宋因之。金废为临濮镇（据《嘉庆一统志》云：“今为临濮集。”）或谓之小濮，蒙古忽必烈南侵，尝驻兵于小濮，即此。”《春秋地名考略》、《春秋大事表》、《左传地名补注》、《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皆采用《方舆纪要》此说。
《春秋地理考实》引《春秋传说汇纂》依《括地志》采用陈留说。江永在庄公二十七年“城濮”下注云：“《经》：‘公会齐侯于城濮。’杜注：‘卫地。’今按说见僖二十八年。”僖公二十八年“城濮”注云：“《经》：晋侯、齐师、宋师、曹（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杜注：‘卫地。’今按说见下，即‘有莘之虚’。”“有莘之虚”注云：“《传》：‘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晋师陈于莘。’杜注：‘莘，故国名。’《汇纂》：‘《括地志》：陈留县东五里有莘城，即古莘国。今开封府陈留县有莘城，兖州府曹县有莘仲集，其地接二县界也。’今按城濮未审的在何地，晋师陈于莘，莘在陈留，则城濮亦在陈留；但陈留去曹颇远，不得接界，莘仲集当别是一地。”
按《春秋地理考实》和《汇纂》，当是依据《乾隆一统志》立说。《乾隆一统志》卷一五○《开封府古迹》云：“莘城，在陈留县东北。《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括地志》：‘古莘国，在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又卷一四四《曹州府古迹》亦收有“故莘城”，云：“在曹县北。《史记·夏本纪》：‘鲧纳有莘氏女，生禹。’又‘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元和志》：‘莘仲故城，在济阴县东南三十里，古莘国也。’《府志》：‘县北十八里有莘冢集’。”但未提及僖公二十八年“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的事，“临濮故城”下亦未注明此即晋楚城濮之战的“城濮”。反过来看，开封府陈留县亦未发现关于古城濮的遗迹。还有，所谓“城濮”，当是临近濮水之城，查《水经注》，古濮水有二源：一源于今河南封丘县西分古济水东北流；一源于今河南原阳县北分古黄河东流，二源于今河南长垣县西合流。濮水又东北流向滑县东南，复分为二：其一支东北流至今山东鄄城县（临濮集所在县）南入古瓠子河；另一支东流迳菏泽市北入巨野泽。以上濮水距陈留县（今开封县东南陈留城）均较远，濮州临濮城，近是，陈留城濮说绝不可信，可《中国历史文选》至今尚作为“一说”入注，实欠妥当。
解放以后出版的《左传选》、《春秋左传注》、《历代文选》、新版《辞源》等，对临濮城即古城濮之说皆无异议；其中问题是，近40年来，省与县的区划都有较大的改变，而大多的注本却未跟着省、县区划的改变而改变，这殊不合于古地今注的规范。如有几种注本是1980年以后出版的，有的仍注作“城濮，今山东濮县南有临濮城，即其地”；有的注作“城濮，今山东省旧濮县（1956年已并入范县）南七十里有临濮城，当即古城濮地”；有的注作“城濮，故地在今河南范县南”。古城濮到底在今何省何县，读过这些注，仍茫然不知其所在。
按古城濮所在的山东省濮州，后改为濮县。山东濮县于1956年撤销，并入范县；而山东范县又于1964年划归河南省。这里还有一点关系重大的小曲折，即濮县撤销划归范县时，其位于黄河南岸的小片地区改归鄄城县，而古城濮故址的临濮集，恰巧正在黄河南岸，鄄城县西南。山东鄄城县西南的临濮集，在40年来历次修订的《中国地图册》上，都可查到。
穆陵、无棣 僖公四年，管仲对楚使曰：昔召康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杜注：“穆陵、无棣，皆齐竟也。履，所践履之界。齐桓又因以自言其盛。”《春秋大事表》卷四《列国疆域表·齐》云：齐桓公时，“南至于穆陵。按穆陵关，在今青州临朐县东南一百五里，亦曰大岘关。刘裕征慕容超，过大岘关，喜形于色，即此。”又“北至于无棣。按今直隶天津府庆云县，山东武定府之海丰县，皆春秋无棣之地。”此前及其后的《读史方舆纪要》、《春秋地名考略》、《春秋地理考实》、《春秋左传诂》、《嘉庆一统志》以及新版《辞源》诸书的“穆陵”、“无棣”注，亦皆与此书类同。
《左传地名补注》云：“南至于穆陵。《元和志》：‘穆陵山，在沂州沂水县北百九十里。’然此言征五侯、九伯所至，不应近在封域。黄州麻城县有穆陵关，在州北二百里，在县西北一百里。《一统志》：‘木陵山在县西北九十里，木陵关在其上。’‘木’，《唐书》作‘穆’。鄂岳观察使李道古讨蔡州吴元济引兵出穆陵关，是也。太公所履当在此，复西南则关右所主，犹唐以襄汉为山南道矣。于钦《齐乘》以益都临朐县东南一百里大岘山为穆陵关，非也。”又：“北至于无棣。《通典》：‘沧州盐山县，春秋时无棣邑。’《水经注》：‘清河又东北，无棣沟出焉。东迳南皮县南，乐陵郡西，东北迳盐山入海，盖四履之所至。京相璠曰：‘旧说无棣在辽西孤竹县，然管仲以责楚，无棣在北方之为近’。按：陕东之伯，尽主东北诸侯，非谓齐分封之地也，在辽西者得之，今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县。孤竹城在县南）。”《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赞同沈钦韩说，而批评《春秋大事表》袭用了当时流行的误说。其实，只因刘氏未读到《春秋大事表》卷六下所附《列国地名考异》里的《齐穆陵辨》，因而批评顾氏“是读经传而不明其文句者也”。这批评显然是“言重”了。据我所见，《齐穆陵辨》是考证穆陵的唯一的也是十分之好的专论文章。今将该论抄录于后，用意其一自然是提供给《左传》的读者作参考，再则是藉以赞扬顾氏毫不掩饰自己治学上的失误的严肃态度和他热情奖掖后学科研成绩的高贵品德。照一般情况，顾栋高原可据此文修正《春秋大事表》各《表》中关于“穆陵”、“无棣”的误注，而不附录这篇文章，然而他未这样作。
《齐穆陵辨》：“僖四年《传》，管仲对齐使曰‘南至于穆陵’，杜注以为‘齐封境’。今山东青州府临朐县东南一百五里有穆陵关，在大岘山上，历千百年无异辞。华子师茂，独据《史记·索隐》之说以辟之曰：此楚地也，以为齐地者殊谬。此不过太公征伐所至，与上‘五侯、九伯，女实征之’相应。楚使言汝何故至吾地？管仲言先王有命征伐，南可以至穆陵，如此才是与楚使针锋相对；若只铺张齐境，仍与楚风马牛不相及，乌能折楚使之口？考《元和志》，穆陵关在淮南道黄州麻城县西北八十八里穆陵山上，一名‘木陵关’，南北朝为戍守重镇，梁、陈间夏侯夔、周炅屡出兵苦战，唐元和中，鄂岳帅李道古出木陵关讨吴元济，其地在召陵与陉之南，与当日语意尤吻合。况当日齐之疆界实不止此，庄九年《传》：管仲及‘堂阜而税之。’杜注：‘齐地，在东莞蒙阴县西北。’闵公二年，‘齐人迁阳’。今沂水县南有阳都城。蒙阴、沂水二县，今俱属沂州府，在临朐之穆陵西南百数十里。是时齐疆已扩，而管仲反称旧封之界，何耶？《索隐》明言‘今淮南有故穆陵关，是楚之境，无棣在辽西孤竹，服虔以为太公受封之境，不然也，盖言其征伐所至之域耳。’可见穆陵、无棣，在唐时犹有可考者，特以小司马晚出，未为人所尊信，不能胜服、杜两家之言，后人习以相传，遂至讹谬千载，不可复辨。晋之受封不过夏墟，楚之所封不过丹阳，而齐始封在营丘，后各拓地数千里，决无始封之地终春秋世为疆界，是杜解固失，而后人所传并失杜解之意，循而按之，了然大白矣。杜于地理最精审，其春秋地名，皆核以晋之郡县，其未确知者，则但云某地以阙疑。杜于穆陵、无棣，第云‘齐地’，未尝指实今某郡某县，以是知杜注《左》之时，尚未有穆陵关、无棣沟之名，乃后人设关、浚沟之时，因注《左》之误而命名耳。刘裕伐南燕，更在杜后百余年，燕臣或谓‘宜守大观’，或谓‘宜出岘逆战’；裕部下亦虑燕人‘塞大岘之险’，裕‘过大岘，喜形于色’，可见此时尚无穆陵之称，亦并未设关，而后人乃指为齐之南界，引杜注为援据，不亦误乎！近世《禹贡锥指》引《元和志》，谓穆陵关在麻城县穆陵山上，齐之四履南至穆陵，即此。定四年，战于柏举，亦在麻城县界，为楚腹心要地。管仲借以慑楚使，意当在此。
师茂初作此论示余，凡千余言。余初不以为然，然寻绎久之，实是有见。从《传》文上下语气推究，非故立异翻新者。况木陵关为楚地，在今湖广麻城县，一见于《史记·索隐》，再见于《元和志》，三见于林尧叟注，四见于《禹贡锥指》。诸人皆精熟地理，递相祖述，非师茂一人创见。因为删其繁芿，并略参鄙见，存此论以俟后之君子。乾隆十三年三月中浣四日复初氏识。”
考此论脱稿后27年，即乾隆四十年，而沈钦韩始出生。沈氏撰写《左传地名补注》时或曾参考《齐穆陵辨》，亦未可知。
淆 僖公三十二年，蹇叔曰“晋人御师必于淆”。杜注：“淆在弘农渑池县西。夏后皋，夏桀之祖父。此道在二淆之间南谷中，谷深委曲。两山相嵚，故可以辟风雨。”《春秋地名考略》卷四：“僖三十二年，秦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淆。淆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杜注：‘……’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淆。’按三淆山亦曰二淆，或谓之淆渑，或谓之淆塞。……《水经注》曰：‘石崤山山径委深，峰阜交荫，故可以避风雨也。’建安中，曹公西侵巴、汉，恶其险，更开北山高道。《括地志》：‘东崤山，俗亦号文王山。在夏后皋墓北可十里许。’有回溪阪，行者畏之。曹公开北道后，行旅皆由于此，魏、晋以来，莫之或改。……《元和志》：‘自东崤至西崤长三十五里。东崤长坂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纯是石坂十二里，险不异东崤。’即此。秦师伐晋之道，其道在南，故杜曰南谷中也。东汉冯异大破赤眉于崤底，即此。渑池，汉县，属弘农郡。晋因之。今崤山在永宁县（今河南洛宁县）北六十里，汉、魏渑池之西境也。”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六《河南·名山·三》云：“三崤山亦曰二崤，在今河南府永宁县北六十里。其地或谓之崤渑，或谓之渑隘，或谓之崤塞。《春秋》僖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崤’。《左传》：‘崤有二陵焉，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史记》：秦穆公三十三年，潜师袭郑，蹇叔、百里奚谓其子西乞术、孟明视曰：‘汝军即败，必于崤渑矣。’师还，晋遮秦兵于崤，击之，无一人得脱者。……《水经注》：崤有盘崤、石崤、千崤之山。所谓崤有二陵，则石崤之山也。……《括地志》：‘文王所避风雨，即东崤山，俗亦号为文王山。在夏后墓北可十里许。’……《元和志》：‘自东崤至西崤长三十五里。东崤长阪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纯是石阪十二里，险绝不异东崤。’此二崤皆在秦关之东，汉关之西（原注：“指函谷新、旧关而言”）。《舆地广记》：‘二崤山连入硖石界，自古险厄之地也。’”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云：“《左氏》僖三十二年云：‘崤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水经·河水注》：‘石崤山有二陵。’《元和志》：‘二崤山又名嵚崟山，在河南府永宁县北二十八里。自东崤至西崤三十五里。东崤长阪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险绝，不异东崤。’《明一统志》：‘在永宁县北六十里’。”《疏证》又云：“南陵，西崤也。”又云：“杜注：‘南谷中谷深委曲，两山相崟，故可以辟风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讨巴、汉，恶其险而更开北山高道。《通典》：‘文王避风雨处即东崤山，在夏后墓北十里许。’汉时移道于嵚崟山南，在夏后墓南可五里；曹操更开北道，即复春秋时旧路也。顾栋高云‘春秋时秦师伐晋之道在南，故杜氏曰南谷’。则杜注当言北谷，如《通典》云则北陵即东崤山也。杜注言南谷，与北陵不合。乃合《传》纪南、北，不得以秦师所由定之。”《春秋大事表》、《春秋地理考实》、《嘉庆一统志》诸书注与此大致相同，只不过详与略有所不同。
综考以上资料，似可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僖公三十二年，蹇叔曰“晋人御师必于淆”；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淆”的淆山，在今河南洛宁县北六十里，即《水经注》所谓的石崤山，亦即《括地志》、《通典》所谓的东崤山。《左传》、《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皆云：崤山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南、北二陵相距十里许。《括地志》和《通典》皆云文王之所避风雨的北陵即东崤山，那么其南十里许的南陵，自然即是西崤山。据考秦师袭郑时尚无东崤、西崤之称，所以蹇叔哭送其子时所说“晋人御师必于淆。淆有二陵……必死是间”的“是间”，当然是指东崤山的北陵和南陵之间，而非指《元和郡县图志》所叙及的东崤和西崤之间。从方位上说，二陵是南、北二陵，二崤是东、西二崤。从距离上说，南、北二陵相距仅十里许，而东、西二崤相距却长达三十五里。“二陵”与“二崤”了不相同，昭然可辨；只因杜预将“二陵”误注作“二崤”，杜又是名家，遂致以讹传讹，贻误千载，甚至今天有的注本仍注说“二陵者，东崤山与西崤山也”。殊属遗憾。其二，杜预将北陵和南陵也注颠倒了。无论哪种资料，皆云“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而杜注却说，夏后皋墓的南陵“谷深委曲，两山相嵚，故可以避风雨。”刘文淇更凭主观推断，迳注说“南陵，西崤也”。他的思维逻辑很明白：“二陵”即“二崤”，北陵是东崤，那南陵自然即是西崤。但刘氏作此注时，似不曾考虑到这与他上句的“二陵”注格格不入，无法并存。其三，秦师伐晋即灭滑西返过崤走的是哪条路？《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云：“《通典》：‘文王避风雨处即东崤山，在夏后墓北十里许。’汉时移道于嵚崟山南，在夏后墓南可五里。曹操更开北道，即复春秋时旧路也。”秦师伐晋所经之路，当然是“春秋时旧路”，即夏后皋墓北的路，亦即东崤南、北二陵之间的路。事实果如蹇叔所预言，秦师在西返途中，刚刚行到东崤山的南、北二陵之间，即遭到晋人埋伏的猛烈遮击，结果秦师全军覆没三帅被俘，以彻底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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