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黄轻炎”现象及其文化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现象论文,文化论文,重黄轻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炎黄二帝同为“华夏始祖”，海内外华人都是“炎黄子孙”。然而，炎黄子孙对炎黄二帝的尊崇程度却明显不同。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史记》中尊黄帝为五帝之首，称赞其“法天则地，四圣遵序”（注：《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对炎帝却未专门记述。这种“史从黄帝始”的正统史观，在中国盛行两千多年而不衰，以至于中国人谈起自己的始祖时，虽然也提到炎帝，但谈论最多的还是黄帝。近代史学家顾颉刚曾说：“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注：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当代中国颇具权威性的《辞海》称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炎帝只是“传说中上古姜姓部族首领”。（注：《辞海》历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211页。）此外，祭黄比祭炎更受统治者的重视。陕西黄帝陵始终是炎黄子孙公认的“神州第一陵”，而炎帝陵却至今没有，今后恐怕也不会形成一个举世公认的陵寝。1992年7月，著名史学家，陕西黄帝陵基金会会长张岂之在考察宝鸡时明确表示：希望“彻底改变祭黄不祭炎的状况，要像祭祀黄帝一样，祭祀炎帝。”（注：转引自霍彦儒、郭天祥著《炎帝传》，陕西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由此可见，炎黄子孙尊崇黄帝确实远甚于尊崇炎帝。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重黄轻炎”，并试图对它的形成过程和原因，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重黄轻炎”现象从开始萌发到最后定型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萌发期（东周以前）
《国语·晋语》云：“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相济也。”（注：《国语·晋语》。）这条被史家广泛引用的史料，至少可以说明炎黄两大部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但是，两个部族的成长壮大却不同步。炎帝部族的鼎盛期处在“民知其母，不知其父”（注：《庄子·盗跖》。）；“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注：《商君书·画策》。）的时代。“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注：《国语·鲁语》。）“举风后、力牧、常生，大鸿以治民”；（注：《史记·五帝本纪》。）“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注：《商君书·画策》。）其鼎盛期已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黄帝部族在发展过程中，经过涿鹿、阪泉等一系列的部族战争，终于战胜了炎帝和蚩尤等部落，成为中原地区部落联盟首领。由于在传说资料中黄帝是中原逐鹿的胜利者，同时又是制度文明的缔造者，因此，随着以黄帝和炎帝部族为核心的华夏族的不断壮大，黄帝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部族的推崇，逐渐成为共同的祖先神。“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注：《国语·鲁语》。）“祀，国之大事”，（注：《左传·成公十三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注：《礼记·祭统》。）舜、夏祭黄，表明黄帝地位的重要。
（二）形成期（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百家争鸣，“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注：《淮南子·修务训》。）于是，关于黄帝的传说资料剧增，附会和神化成份日浓，出现了“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注：《史记·五帝本纪》。）的局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东汉以前，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几乎都把炎帝和神农氏分开记述，同时又将创发农耕文明的主要功绩归于神农氏，从而使得炎帝似乎无功绩可言，这无形中降低了炎帝的地位。
黄帝和炎帝称谓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追认的。关于黄帝称谓的各种解释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是黄帝“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注：《史记·五帝本纪》索隐。）。而炎帝称谓显然与火有关，“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炎师而火名”（注：《左传·昭公十七年》。）。黄帝称谓与炎帝称谓分别同“黄土情结”和“崇火心理”密切相关。中国人大部分属于蒙古人种，即黄种人，黄河流域和黄土高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中国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内称“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
人也。”（注：《太平御览》卷七八女娲氏。）女娲造人的传说是对中国人黄土情结最形象生动的诠释。中国人同样崇火尚红，但随着火的神秘性和祭祀性的不断减弱，崇火心理渐趋淡化，而黄土情结却历久不衰。
战国后期，邹衍等人将含有朴素唯物主义成份的五行学说，蜕变为解释政权更迭规律的庸俗的五德终始说，因而深受新兴统治势力的青睐，成为从战国末年到秦汉时期最流行的政治学说之一。尽管五德终始说认为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木德可以取代土德，但同时又认为五行五方土居中，黄帝以土德配，故而位居中央；炎帝以火德配，故而被安置到南方。相对而言，黄帝的地位更加显赫。
（三）定型期（秦、西汉时期）
秦统一六国后，将肇兴于西周的大一统思想树立为统治思想，“皇帝”（注：皇、黄二字古代通用。《庄子·齐物论》释文：“皇帝本又作黄帝。”郭沫若在《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一文中称：“黄帝本是皇帝或上帝的转变。”）这个集三皇五帝于一体的称号就是其重要表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分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注：《诗经·小雅·北山》。）的翻版。西汉统治者继续奉行大一统思想，使之成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注：《汉书·董仲舒传》。）。大一统思想宣扬“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注：《礼记·坊记》。）；“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注：《吕氏春秋·审分览》。）“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注：《荀子·致士篇》。）这种强调一元、中心、统一、集权的思想，势必要求突出某位远古帝王的至尊地位，先天条件不错的黄帝自然成为最佳人选。
西汉初期，黄老术盛行，“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注：王充：《论衡·自然》。）臣相曹参，陈平等皆“好黄帝老子之术”（注：《史记·曹相国世家》、《史记·陈丞相世家》。）。在汉初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二十余年，历经文、景、武三帝的窦太后笃信黄老术，她曾将不敬黄老术的儒生辕固生赶入圈内与野猪搏斗。（注：《史记·陆贾列传》。）由于“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书，尊其术。”（注：《汉书·外戚传》。）《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兵书略》、《方技略》、《数术略》中托名黄帝的著作就有二十一种之多。
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术在政坛上的统治地位丧失。然而，汉代儒术实际上已杂糅了诸子之学，况且汉武帝在个人养身方面十分推崇黄老之道。汉武帝宠信方士，仰慕“乘龙升天”的黄帝，仿效黄帝封禅，下令修建陕西桥山黄陵并祭黄，甚至感慨道：“嗟乎！吾诚得知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耳。”（注：《史记·封禅书》。）
真正将黄帝的至尊地位完全确立下来的是司马迁。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注：《史记·太史公自序》。），最终把五帝世系确立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并认为“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注：《史记·五帝本纪》。）。这种“史从黄帝始”的历史观被后世史家普遍接受。梁启超对此评论说：“司马迁作《史记》，托始黄帝，可谓持识，故今窃取之，定黄帝以后为有史时代。”（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司马迁之所以从黄帝开始叙史，一是民族融合与集权政治的需要使然；二是梳理、整合各种资料的结果；三是深受其父司马谈的影响，往往“论大道则先共老而后六经”（注：《汉书·司马迁传》。）。我们认为，《史记》的诞生是“重黄轻炎”现象最后定型的主要标志。西汉以后，“重黄轻炎”定格为蛰存于炎黄子孙意识深层的价值观念。
综上所述，“重黄轻炎”是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一，炎黄的传说事迹是“重黄轻炎”现象萌生的历史基础；其二，中国早期统治阶层实现大一统局面的需要和努力是“重黄轻炎”现象形成的直接原因；其三，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重黄轻炎”现象生成和延续的内在动力。
二
“重黄轻炎”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透视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质。
（一）“重黄轻炎”现象的萌发反映了中国农业文化主体的形成
从物态文化层次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个物质基础和支配力量都是农业经济。在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800年之间，黄河中游就出现了原始农业文化。但是，这些原始农业文化的分布还非常零散，遗址数量有限，面积不大，文化层较薄，出土遗物很少，生产工具中仍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残余，制陶技术落后。（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显然，这个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还没有出现一个农业文化的主体。到了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大型的聚居村落，遗址的分布非常密集，出土遗物丰富，磨制石器制作精良，制陶技术水平提高很快。（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仰韶文化的中后期，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一个农业文化主体，种植的农作物以粟为主，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是磨制的刀、铲、斧、锛，村落布局和墓地布局体现出一定的同一性等。（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后来的中华文明主要是在这个农业文化的主体上孕育和成长的。而“重黄轻炎”现象的出现与这个农业文化主体形成密切相关，不可分离。
炎帝部族和黄帝部族分别起源于姜水和姬水。姜水和姬水的具体所在还有争议，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它们都是在陕西关中地区。（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三章。）后来，炎帝部族和黄帝部族都沿着黄河向东迁移，到达山西、河南、河北地区。（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三章。）他们发源和活动的地区正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这两个部族又都是农业色彩非常强烈的部落，如炎帝和神农氏有密切的关系，黄帝“时播百谷草木”。在迁移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并最终融为一体。他们的融合可以说是两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部族间的融合，结果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农业部落联盟，这个时期恰好与黄河中游农业文化主体的形成时间吻合。所以，“重黄轻炎”现象肇始于炎黄部族的斗争与融合，同时也促成了中国农业文化主体的形成。
（二）“重黄轻炎”现象的发展反映了我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发展和成熟过程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黄帝战胜炎帝和其它部族首领之后，“邑于涿鹿之阿，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体系。但事实证明，类似于这样的记载，真实性并不完全可靠。如据说文字是黄帝之臣苍颉所造，实际上中国比较成熟的文字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仰韶文化的陶器上曾发现了一些刻划符号，有人认为是文字的萌芽。既使这种观点正确，也仅是文字的萌芽而已，不可能是苍颉其人所造。之所以出现苍颉造字的附会，是因为在传说时代，历史的口耳相传过程中，许多事情都被归之于一位英雄人物，从而产生了英雄史观。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出现时，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阶级和国家的萌芽时期，黄帝在制度文明方面的贡献，使他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中国国家制度建立过程中的许多创举也被归之于黄帝一身。而“重黄轻炎”现象的萌发到形成过程正好与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发展成熟过程相始终。中国古代国家制度在战国以前并未成熟，夏、商、周时期没有形成具有完整领土和边界的大一统国家，而是一种众点拱卫的松散的政治联合体，“体国经野”的国家制度在战国时期才成熟。（注：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重黄轻炎”现象也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并在随后的汉代达到高峰。所以关于黄帝的传说中有比较多的国家制度创立方面的事例就可以理解了，因为作为国家制度发展和成熟过程中的一种现象，“重黄轻炎”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现实。
（三）“重黄轻炎”现象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两种基本的价值取向
现在，学者们在文化研究中，都不再把文化看作一种笼统的对象，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可分为两大部分，分别称之为大传统、小传统或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大传统或精英文化属于上层知识阶级，小传统或通价文化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注：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帝王官僚文化，一种是普通劳动人民的文化。《论语·述而》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荀子·荣辱》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孔子和荀子所倡言的雅，包括礼、乐、诗、书，这不正是中国古代帝王官僚的文化吗？与雅相对的俗显然是指一般普通劳动人民的文化，即所谓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重黄轻炎”现象实质上代表了这两种文化基本的价值取向。
其中对黄帝的尊崇体现了帝王官僚的文化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在：
1.黄帝是帝王官僚推崇的人格楷模 《大戴礼·五帝德篇》引用孔子语盛赞黄帝：“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对黄帝充满了仰慕之情。《史记·五帝本纪》记述黄帝的功德时遵循着统一、治世、恩泽绵延后代的逻辑，正是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翻版。汉武帝仿黄帝封禅，修黄帝陵祭黄帝，以后的历代帝王亦视祭黄帝为重典。祭本身就是一种追思和怀念的礼仪，表达了帝王官僚们对黄帝人格的推崇。
2.关于黄帝的思想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理论的组成部分 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论语·述而》。）孟子则“言必称尧舜”。（注：《孟子·滕文公上》。）尊古和崇古是中国古代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观念，于是就产生了一批附会成黄帝思想的书籍，也形成了以黄帝为名的思想流派。《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有关黄帝的书籍有《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黄帝泰素》二十篇、《黄帝说》四十篇等。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还出土了帛书《黄帝四经》。这些冠名为黄帝的书籍多不存世，其内容难于详知，但帛书《黄帝四经》和汉人的言论却反映了黄老思想的一些重要观点。黄老即黄帝、老子。黄老思想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思想流派，汉初曾盛极一时，关于其大旨，汉初史学家司马谈概括为：“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注：《史记·太史公自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儒术已是汲取了道、法、名、墨等诸家思想的“汉儒”了，黄老思想是其源泉之一。汉宣帝提出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理论，“霸王道”在广义上泛指各家学说而言（注：赵吉惠：《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理论基础试探》，见《中国先秦思想史》附录一，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黄老学说包括在内自不待言。而“霸王道”的思想和策略被历代封建王朝大体延续下来，并使之不断完善，关于黄帝的思想——黄老学说自然地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理论的组成部分。
3.黄帝的传说影响了民族崇拜和审美观念 龙是汉民族崇拜的图腾，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作为森严等级的最高点和权威的象征出现的。汉代，受黄帝的影响，龙成为“黄龙”。按汉代五德说，黄帝属土德，色尚黄，黄帝又有乘龙上天之举，于是龙始称为黄龙。汉文帝十五年，纷纷传说在成纪有“黄龙”出现，被视为祥瑞，文帝甚至准备因之改制。（注：《汉书·文帝纪》。）人间皇帝虽不能像传说中的黄帝一样乘龙上天，但却成为人间之龙，黄色逐渐成为帝王的专用色是最尊贵的颜色，除了皇帝外，官民一律禁用黄色，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灭亡才告终止。
关于炎帝的传说体现了普通劳动人民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如下：
1.对人类生存的重视 汉代以前，史籍中的炎帝与神农氏本为两人，汉代，两人合而为一，成为炎帝神农氏，其最大的历史贡献被认为是制耒耜，种嘉谷，教民耕稼，推动了原始农业的发展，炎帝因之受到历代人民的称颂。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而重视农业的发展，倡农本思想。普通的劳动人民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农业是其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们必须辛勤劳作，才能维持温饱，所以炎帝神农氏成为他们寄托希望的所在，成为他们生存的救星。《管子·形势》曰：“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淮南子》曰：“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白虎通义》曰：“至于神农，人民众多，于是神农教民务作而化之故谓之神农。”这些记载中一再强调“教民耕稼”，“致民利”，民在中国古代是相对于帝王官僚而言的普通劳动人民，因之，炎帝与神农氏的结合体现了劳动者对生存的重视。
2.对生命价值的重视 中国古代被称之为“灾荒之国”，（注：傅筑夫：《中国历史上几次巨大的经济波动》，见《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版。）各种规模的水旱虫灾接连不断，而且自然灾害又总是伴随着疾疫到来。每次大灾都使大批人口死亡，史籍中频繁出现“丘墟荒芜”、“十室九空”、“千里无鸡鸣之声”、“白骨蔽野”等语，疾疫成为人人恐惧的魔鬼，时刻威胁着人的生命。炎帝神农氏被视为可以驱走疾疫，挽救人的生命的医学之祖，尝草创药，品泉择居，对医药卫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炎帝神农氏以医术挽救的不是少数显贵尊官或帝王，他挽救的对象是所有的人类生命。《世本》曰：“神农和药济人。”《淮南子》云：“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帝王世纪》曰：“尝味草木，宜药疗疾，救夭伤之命。”据传说，炎帝神农氏最后因为尝百草而献身，为拯救人们而牺牲了他自己，人们也没有忘记他，处处纪念他，祖国的中医药经典就有以《神农本草》为名的。
3.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理想 司马迁在撰著《史记》时，提出了“非军国之事不记，非帝王与辅弼股肱之臣不载”的史材取舍标准，（注：《史记·太史公自序》。）为以后的史学家所严格遵守。司马迁以黄帝为五帝之首，不专门为炎帝立传，所以关于炎帝的史料较少，但在民间的传说中炎帝的故事较多，而且更加世俗化、生活化，充满了人情味。如“神农降生”、“咒鸟识谷”“捋穗选种”、“神农杏”、“三黄汤”、“抱太阳”、“太阳市”、“金剑劈石”等等。（注：《炎帝·姜炎文化》，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故事实质上是普通劳动人民理想的产物，普通人的好恶取舍皆寓于其中。也许正因为炎帝反映的是普通人的生活理想，所以炎帝远不如黄帝尊严，甚至可以被任意安置。齐、梁间陶弘景所著《真诰》今本卷十五《阐幽微》里说：“炎庆甲者，古之炎帝也。今为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三章。）在南北朝道教与佛教相互对抗、斗争的过程中，伪造出这样关于炎帝的语言是毫不奇怪的。
“重黄轻炎”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基本的价值取向，反过来说，这也是“重黄轻炎”现象得以长期存在的深层原因。开展“重黄轻炎”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有助于客观全面评价传统文化，也有助于广泛地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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