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问题研究报告（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报告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
1.“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是西方各国对中国发展态势的重新审视
西方各国对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关注，并不只是近几年的事。西方有许多人一直在关注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苏东剧变之后，不少西方国家就中国的发展态势先后抛出了“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难逃苏东剧变的命运，中国将很快因四分五裂而垮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将这种论调推向极至。他们认为，中国将是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中国最终会因经济问题而引发巨大的政治动荡。与“中国崩溃论”相反，有人认为正在逐渐强大的中国会对世界构成威胁，此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美国的罗斯·芒罗就认为，“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战略方面，中国将对我国的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1] 他们竭力描绘中国对世界的威胁以及由此带来的混乱和灾难景象，企图煽动反华情绪，诋毁中国形象，为中国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制造新的障碍。
然而事实却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发展壮大不仅没有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反而成为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维护力量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并不景气，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国际恐怖活动此起彼伏，而中国却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再次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高度关注。不少西方国家也开始重新审视它们过去对中国发展态势所作出的预测。他们开始思考：中国成功的奥秘是什么？中国成功的经验又是什么？如果说苏东发生剧变可以被称为20世纪的历史之谜的话，那么，中国的快速发展就成为近年来西方学者极力探索的另一个谜。“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正是西方各国对中国发展态势重新审视的一种反映。
2.“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是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的结果
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所在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华盛顿共识”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然而它自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在具体实践中屡遭挫折。“结构性调整”令拉丁美洲成为经济重灾区；“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等苏东国家坠入深谷；当亚洲金融危机到来时，“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危机应对方案却让亚洲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这一切都说明了“华盛顿共识”并不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改革政策。 较之“华盛顿共识”而言， “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模式”却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保持在9.5％以上， 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4.8个百分点，被认为社会主义无法解决的“短缺经济”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消除了。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000美元，总体进入小康水平，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围绕中国的发展，海外开始探讨“中国世纪”、“中国发展新路向”、“中国发展模式”等问题，并总结出了许多关于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的经验。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却没能走出经济困境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发展道路至少向它们提供了一个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用事实证明了一个国家应当从本国实际出发，走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这些国家看来，“北京共识”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一种超越。与此同时，美国一些人则认为，尽管中国在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还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但随着“中国模式”的成功，这一模式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足以同“华盛顿共识”相抗衡并成为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的重要因素。为了寻求应对措施，美国自然要加紧对“中国模式”问题展开研究。可以看出，“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也是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的结果。
3.乔舒亚·库伯·雷默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高度关注“中国模式”的序幕
2004年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以及这一年第二季度开始为经济降温的措施，同中国高层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一道，为国际舆论重审“中国模式”提供了机会。从2004年5月份开始， 对“中国模式”的正面肯定就成为国际主流媒体的一个引人关注的动向。2004年5月7日，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5月11日，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他的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种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他认为，“北京共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其核心价值正在全世界产生涟漪效应，并将给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北京共识》的发表拉开了世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自此，世界各大主流媒体展开了对“中国模式”的广泛讨论。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5月20 日刊登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墨西哥《每日报》5月24日刊登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5月26日，全球扶贫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的扶贫模式引起世人关注，世界银行行长呼吁全球分享中国的脱贫经验。次日，英国《卫报》刊登了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这些文章都或隐或现地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表示赞许。进入6月，国际上许多政要及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6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圣保罗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7月20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他国家也分享到中国经济的成果。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很好的启示性。
二、国内外“中国模式”问题研究综述
1.对“中国模式”概念的论述
受研究角度及领域等方面差异性的影响，国内外不同学者对“中国模式”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到目前为止，“中国模式”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一致的定义。学者们关于“中国模式”概念的理解，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从具体特征的角度来界定。比较有代表性观点的有：
雷默在《北京共识》一文中对“北京共识”的定义：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2]
瑞士日内瓦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张维为研究员从中国改革的侧重点、改革的方式等方面所表现的特征来界定“中国模式”。他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指“重大的经济改革和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的有机结合，是“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积累的方式，从易到难进行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的改革和发展模式。[3]
南京师范大学吴增基教授将“中国模式”的概念界定为：在强有力的中央集体领导下进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以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既积极借鉴中外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坚持独立自主的、渐进式的、和平的改革与发展道路。[4]
中国科学院霍国庆教授指出，“中国模式”也可以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5]
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界定。主要的观点有：
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指出：“所谓‘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他指出，“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的，而“中国模式”则是相对于其他几种发展模式而言的。[6]
《中国经济时报》张剑荆副总编认为，所谓模式，可以看作是成功回应某个挑战而结晶下来的人类经验。“中国模式”指的是，在过去25年间成功地回应了各种经济难题，保持了连续和快速的增长。[7]
还有一些学者从自己的学科研究领域的角度来界定“中国模式”的含义。主要观点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建辉教授从发展价值观的角度来界定“中国模式”。她主要基于对雷默“‘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民众”的观点的认同，而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作为同一层面的概念，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北京共识”的本质和核心。她认为，“北京共识”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发展价值问题的新认识，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和思想智慧，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方法论对21世纪中国发展问题的新回答，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8]
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是从现代化战略的角度来界定“中国模式”的概念。他认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9]
总的说来，在对“中国模式”概念的理解上，尽管国内外学者的观点都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思想，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但不同学者的态度有所不同。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评价有夸大的成分，描述也显得比较乐观；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概念的运用则显得比较谨慎。
2.对“中国模式”特点的论述
对于“中国模式”特点的论述，不同学者从各自角度出发，分别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从经济、外交、政治以及军事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概括。他们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在经济上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政策，趋利避害，与全球化潮流齐头并进；在外交上与邻为善、稳固周边；在政治上稳步推进适合国情的民主改革；在军事上则要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将大量原本投入到军事领域的宝贵资源转为民用，极大地减轻国家的负担。[10]
越南的国家领导人将“中国模式”的特点称为“中国成功经验”。他们认为，中国能够取得成功是源于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坚持把国家的稳定放在首位，避免苏联突然解体后出现的那种混乱局面；二是坚持从农业改革开始，逐步转入国有企业改革，建立股票市场，调整工资标准和社会政策；三是坚持走“地区和国际融合”的道路，积极努力在经济和政治等各个领域融入国际社会；四是坚持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随后；五是坚持做好外交领域的工作，以外交促经济。[11]
有学者认为，如果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概括为“中国模式”，那么，它至少应包括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它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第三，这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第四，它是一条渐进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发展道路，它体现为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累积的方式，并注重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6]
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强调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寻求切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二是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兼容性，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三是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其目标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四是强调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并努力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相结合；五是强调发展的积累性、渐进性，通过累积效应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和平崛起”。[5]
有学者则认为“中国模式”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改革与发展道路始终在强有力的共产党中央集体领导下进行。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第三，以人民的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第四，既积极借鉴中外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第五，渐进式、累积式的变革之路。第六，和平崛起。[4]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特点的认识，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表现在，他们大都从经济、政治、国家安全、外交等方面进行总结，主张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渐进式、累积式的变革之路以及和平发展的道路”作为“中国模式”的特点。不同的地方表现在，国外学者更多是基于对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以及中国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推进改革的关注，而国内学者出于对“中国威胁论”的反击而更加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或称为“和平崛起”，将“中国模式”视为一种和平发展模式。
3.对“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的论述
作为一种经验、一种需要完善的模式，“中国模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面临国际国内多种势力和多种因素的严峻挑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郑永年研究员认为：“现在，随着‘中国模式’的成功，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似乎正在放弃美国民主模式而转向重视经济的‘中国模式’。如果‘中国模式’是可持续的，那么会在不远的将来对美国模式构成莫大的威胁。显然，这种威胁不是中国力量本身，而是中国的发展经验。但‘中国模式’还不完整，在社会政治方面还存在问题，中国领导层应虚心努力，着眼于‘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和不断完善。”[12] 国内外学者在充分肯定“中国模式”的同时也指出它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认为中国的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隐忧。对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有：
一是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2004年夏季号的一篇文章《中国的胃口与日俱增》，在比较中美对原料的消耗以及相应的产出基础上，表示了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高消耗、低产出问题的关注。俄罗斯《远东问题》2004年第3期刊登的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贝格尔的文章认为，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本身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经济增长的数量，而是其质量，与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相比，社会回报不高。中国学者在谈论“中国模式”时，同样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表示担忧。
二是生态环境问题。国内外学者均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2004年8月英国《经济学家》的封面报道即是《中国成长中的痛楚》，集中提到了中国的污染问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2004年9月所公布的《中国环境问题的挑战》研究报告指出：2001年，世界银行所公布的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2002年，中国有2/3的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恶化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12％。国内学者秦宣教授等也指出了中国在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
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模式”的成功还多局限于经济上，认为在充分肯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之余，也必须看到，由于政治体制的滞后而造成的诸如权力过分集中和腐败问题等，将是影响“中国模式”进一步完善的重要障碍。对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存在问题的论述，国内学者更为关注。如秦宣教授、吴增基教授等都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四是社会问题。国内外学者对诸如两极分化、社会治安、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表示了极大关注。美国学者乔治·J·吉尔博伊和埃里克·赫金博瑟姆2004年9月30日在美国外交学会网站上发表的《中国正在“拉美化”？》文章指出，旨在根本解决农村问题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可能带来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随着上千万农民在城市长期居住，城市里日益增长的危机可能会恶化，农民工为获取身份认同和同等权利可能进行激烈的斗争。城乡分裂危机在未来有可能加剧，如果不采取有效改革措施，中国有可能染上“拉美病”，城市社会两极分化，城市冲突加剧，经济承诺落空，并将产生类似于拉美国家的许多社会灾难。[13] 国内学者也有就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相应阐述。
五是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学者更为关注“中国模式”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的遏制，二是印度模式的挑战。陶文昭指出，“中国模式”面临着竞争。尤其是印度的竞争。印度从规模和发展水平上与中国最为相近，未来的两种模式将有激烈的竞争。“中国模式”首先面临着美国的遏制。美国为了自身的全球利益，必定会抑制中国的发展。中国能否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将是历史的考验。[14] 吴增基教授也指出，在国际上，“中国模式”遭遇到了美国等企图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家的重重阻挠，美国等国家把“中国模式”视为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巨大障碍和威胁，它要千方百计地设置重重障碍，抓紧任何一个机会来阻挠中国的发展，如利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宣扬中国威胁论等方式，妄图使“中国模式”夭折。而印度模式等其他发展模式的显著长处，也将从当前和长远形成对“中国模式”的有力挑战。[4]
总的说来，在“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或问题方面，国内外学者都指出中国当前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隐忧，并且都讲到了诸如发展不平衡问题、两极分化问题、腐败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将是影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过，西方学者更加侧重于对中国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关注，对“中国模式”所面临的挑战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中国学者则不然，他们大多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模式”所面临的挑战，认为“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还很多，问题还相当复杂，其态度同国外学者比较起来要谨慎得多。
三、对“中国模式”概念的理解
模式是能够反映某一事物本质属性的抽象化样式，并借此表达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中各种具体做法的统一，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和任务，它是指人类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先进、由不发达到发达以及由传统到现代的进步过程，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生活提高、政治文明、文化进步、生态改善等内容。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既可指中国社会历史进化所遵循的方式的抽象，又可指中国社会由现实状态向未来状态进化所遵循的设计和规范。换言之，它是指中国社会由一种较低状态向高级状态转化所遵循的原则、途径、程序及结果。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历史进程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提升，“中国模式”不仅是一种发展经验也是一种发展理念。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应当坚持全面的、发展的观点。
1.“中国模式”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
单从字面上理解，凡是反映中国社会发展原则、途径、程序以及结果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如近代所推崇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三民主义”等发展理念，建国初期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文革”过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综合发展观，世纪之交提出的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因为它们所反映的都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原则、途径、结果等内容，因此都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如果这样理解，显然超出了今天“中国模式”概念的范围，因为当前社会各界广泛应用的“中国模式”，仅指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这段时间的社会发展模式。因此，“中国模式”并不是指中国任何时期的社会发展模式，而仅仅是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作为分界点。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原则、途径、程序以及结果都属于“中国模式”的范畴，而这之前中国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原则、途径、程序、结果等内容，则不应归入“中国模式”概念之下。
2.“中国模式”是一个动态性的概念
任何社会都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固定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社会发展实践是社会发展模式的客观来源，社会发展实践的不断推进，为社会发展模式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鲜素材。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其发展模式也必然不断更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在不断向前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不断向前推进，作为对现实社会发展的实践规律和实践经验进行梳理总结的“中国模式”，也必然处于不断动态发展中。雷默在2004年6月10日接受《参考消息》专访时指出：“中国模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解决方案，这是它与传统发展模式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发展模式中的一些内容如重视创新、重视人力资本和重视运用‘不对称力量’等，仍然十分有效。但‘中国模式’一直在变化，由于要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它不可能静止不变。”[15] 社会发展模式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关联性，“中国模式”同样存在一个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它还不成熟，也没有定型。在理解“中国模式”时，不能将其视为一种固定的、成型的发展模式，而应当坚持发展的观点，将其看作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3.“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
“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最初是将“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作为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区别对待的。在雷默那里，“中国模式”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即关于经济的部分。[16] “北京共识”的范围则更广一些，“北京共识与此前的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及经济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17] 然而，在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之后，国际舆论以及国内外学者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更多的时候是将二者等同起来共同使用。但从根本上说，“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确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尽管“中国模式”发展到今天，在内容上已同“北京共识”并无二致，但一旦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之中，二者就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中国模式”着眼于对本国经验的总结。“北京共识”则不同，它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还因其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而暗含有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味道，这恰恰是中国应当力求避免的。因为在中国看来，社会发展模式是多样的，而且没有一种模式是永恒的。中国从来就无意于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发展经验，因此我们并不主张采用“北京共识”这一概念。
4.“中国模式”既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的高度总结，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设相联系，是对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总结历史经验、立足现实国情而形成的一种稳定而成型做法的反映。以“中国模式”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各国学者分别从不同层面、不同方面进行了阐述。中国改革建设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党的十六大总结了十条基本经验，就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全面概括和总结。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这是“中国模式”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模式”的意义又绝不仅限于此。正如雷默所言，“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18] “中国模式”更为关注中国未来的发展，因此“中国模式”也必然体现着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基本理念。
5.“中国模式”所涉及的内容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
一般而言，社会发展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社会发展模式也包含着多个方面的内容。作为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模式”反映的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状况，其内容理应是相当丰富的。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下，能够成功回应各种经济难题，保持经济上连续和快速的增长，这是世人普遍关注“中国模式”的最初动因。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绝不是仅从经济一个方面所能概括的，因为现代化不仅涉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涉及政治体制的完善、社会结构的转变、思想文化的更新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等诸多内容。显然，我们今天所运用的“中国模式”概念，实际上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将“中国模式”限定在经济领域肯定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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