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社会学传统及其对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其对论文,当代论文,传统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并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各个有冲突的学派中一方或另一方优势的增减，主要在于提出和认识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趋势。对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考察也应立足于其发展变化的逻辑，为此需要审视引起理论变化的传统。
社会学起源于欧洲，但20世纪后美国社会学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60年代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经济与政治地位的下降及自身社会的动荡变迁，欧洲社会学理论重新崛起。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多元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综合倾向与此密切相关。社会学研究中的美国和欧洲传统明显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并以这种差异在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中体现了不同价值。
本文将欧美社会学传统的分歧归结于：①研究层面上以实证主义为绝对主导的美国社会学传统与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长期并存的欧洲社会学传统；②学科制度化层面上研究职业化和标准化的美国社会学传统与研究松散性和丰富性的欧洲社会学传统两个要点，并就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中出现的理论多样化、理论综合及历史视角回归等研究趋势探讨两大传统在社会学理论中的不同影响。
一、欧美社会学传统的主要分歧
社会学在欧洲创立，随后传入美国。美国社会历史及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一些特殊情况影响了其社会学发展，造成美国社会学与其来源——欧洲社会学的分野，大致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实证主义在欧美社会学传统中的不同地位
社会学的创立与实证主义有极大关系。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同时又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他确立了对“实证”词义的四层解释：真实的而非虚幻的，有用的而非无用的，肯定的而非犹疑的，精确的而非模糊的。[1]斯宾塞与涂尔干在其社会学研究中发展了这种方法论。早期实证主义经过修正，不再强求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在方法论上坚持现象即实在的观点，将经验事实当作一切认识的出发点，并强调验证对于科学理论的极端重要性。[2]
美国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早期美国社会学家主要从斯宾塞思想中汲取观点。芝加哥学派通过直接的实地研究去揭示城市环境中的解体和冲突现象。哥伦比亚大学在实证主义科学理想下，极力推动用统计学作为社会学的主要方法。[3]而欧洲社会学的多源泉促使社会学研究在实证主义外一直存在其他声音。当法国、英国社会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势头强劲时，其他国家的社会学家仍各以不同的哲学与方法论原则来构建自己的社会学。齐美尔受实证主义影响，但德国出现的新康德主义基于社会有不同于自然界的特殊性，明确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统一性原则。韦伯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力图调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方法倾向，通过解释性理解来说明人类行为。同时代意大利的帕累托综合了实证主义与唯意志论的非理性主义。
美国微观社会学的发展及经验研究的普遍化直接普及了实证主义。微观社会学是美国原生的社会学流派。重要派别有符号互动论、角色理论、戏剧论及以后受现象学影响的常人方法论，关注点都放在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互相联结的具体过程上。[4]而实用主义的传统及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促使美国社会学关注经验研究，这加强了实证主义方法的使用。日益强调经验研究本身导致了美国社会学的理论真空。
帕森斯的理论是在这种理论真空中生成的，他可借助的只能是欧洲理论。《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力图综合诠释社会学和实证社会学两种传统，但随其理论分析的不断深入，他的观点实际上越来越接近斯宾塞、涂尔干而远离韦伯等人的立场。[5]帕森斯的抽象理论经过默顿的“功能分析”和“中层命题的理论”的“中和”，得以与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平共处，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共识”。对其提出批评的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论尽管指出了该理论的某些缺陷，但很难说超越了帕森斯的理论视野，许多方面这些理论分享甚至加剧了帕森斯理论的问题。[6]重要原因在于这些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假设及研究逻辑仍停留在实证主义上。
于是，当美国社会学在二战后开始支配世界社会学时，它在本质上是分析论和经验论的。这种社会学通过提问、采访等方式反复进行调查，以求弄清社会化了的人是怎样生活、思考的。这种经验的、分析的社会学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社会志。[7]
美国实证社会学的发达及欧洲社会学在战时的停滞导致了欧洲社会学对美国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实证主义对欧洲社会学的影响也在增国，但欧洲社会学内部一直存在与实证主义不相通容的哲学及方法论主张。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从美国回来后，有意识地批评和拒绝美国社会学。[8]而在法国既有受美国实证主义影响的布东，同样也出现了受法国思想传统影响的福柯和布迪厄。
从社会学研究内容及成果看，受实证主义主导研究的美国社会学与有着多元范式背景的欧洲社会学间存在这样一些差异。
美国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倾向导致理论生成的困难，即使是寄予厚望的中层命题也不能成为理论构造的出发点。中层命题的研究者为了使其理论可检验，往往把它弄得过于经验化。[9]另外实证理论非常关注具体的经验关系，所以它的结论至今未能展现出深远的影响。[10]社会学理论被限定为必须是命题式的：理论是一种从经验归纳向较为一般理论的建构过程，其目标是产生一系列从归纳得出的演绎说明。[11]
另一明显的差异是美国社会学完全缺乏历史视角。欧洲富有历史感的社会学家来自富有历史感的文化。托克维尔、马克思的著作中完全贯穿了历史的分析；帕累托的《论普通社会学》研究了古代雅典、斯巴达及中世纪的意大利；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采用了细致的历史研究方法；韦伯的“卡理斯玛”概念源于一个教会史专家索姆关于早期教会“卡理斯玛式组织”的论述。[12]在社会学理论第一代宗师那里，历史视角的呈现是共同的，这与他们置身于历史大转变中有关，这个大转变可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但它们几乎都离不开过程性的分析与历史的眼光。[13]
美国社会学却急于将社会学与历史学划清界限。帕森斯从欧洲大师那里获取了许多概念和观点，却抛弃了他们的历史分析，他使用冻结的形式概念去解释不同历史背景的社会现象。挑战结构功能主义的其他美国社会学理论，包括冲突论、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现象社会学等均缺乏历史与时间的维度。而在德国的埃利亚斯差不多与帕森斯同时，却是在历史分析中展开理论。法国“年鉴学派”一直坚持了社会理论与历史相互交融的社会史研究。
这种缺乏与美国社会学只关注自身社会有关，他们通过在美国环境中所进行的经验研究来发展其理论，而这些研究推广到其他社会时，忽略了文化与历史的差异。他们重视欧洲理论，也只在于使之适应美国社会的应用。伯格1967年写作《社会现实的构造》的目的在于使欧洲抽象的现象学理论在美国社会变得有用。[14]
2.欧美社会学研究中学科制度化的差异
1850至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以我们今日所知的形式在大学里得到正式承认。[15]考察社会学在大学中被承认的进程，美国社会学比欧洲社会学明显占优。
1876年社会学在美国第一次列为大学课程。1892年斯莫尔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第一个社会学系。而社会学较发达的法国，1913年涂尔干才建立法国也是欧洲的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社会学的成份还并不单纯。[16]社会学与现代大学机构在美国是同时出现的，而在欧洲大学里，大学机构远远早于社会学出现，传统的学科对新兴学科的排斥使社会学不易在大学的正式学术部门里扎根。
美国社会学学科制度化进程不仅出现较早，实行得也更为彻底。二战后，英美社会学课程已经在大学院系设置、学术机构与团体的建立、学术杂志和著作的出版等方面取得大量成就，而在欧洲大陆，社会学面对传统学科的阻力并未减弱，妨碍社会学在欧洲成为一门美国式的“独立学科”，却使许多各不相同的专门性学派得以并存。[17]
除学术背景差异外，美国国家与私人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社会学学科的制度化。投资给予一些科学发展以毋庸置疑的优势，任何不那么严格、不那么带有政策导向的研究规划都无法与之抗衡。进入20世纪后，“由于国家官僚政治的发展和政治上专家官员兴起而出现的政治制度的变化”[18]美国政府担负了发展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技术的任务，科学因此成了进行政治统治的新手段。美国社会学因此丧失了历史的批判的意识，只为治理社会而研究。美国“新政”时一些社会学家为政府从事研究，这之后，联邦政府有了使用社会学家的传统。
美国社会学研究得到的资助一方面扩大了社会学的影响，确立了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是研究独立性的丧失和研究成果的标准化。“在美国职业化的学术体制下，著述集中表现为完全标准化的产品，甚至欧洲理论在美国社会学中也受其高度职业化体制的影响而发挥标准化的影响。”[17]这种发达的制度化随美国在二战后全球霸主地位的确定而延伸到世界各地，发展为一个支配全世界的学术体制。
欧洲社会学学科的制度化程度远不如美国社会学，反而促进了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它带来了欧洲社会学的多样性、丰富性，虽然难以对主流的美国式的经验社会学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却为社会学的理论发展留下了充足的空间。美国在其微观社会学学派后就再未在本土原创出新的社会学理论，从帕森斯起每一次美国社会学理论的新发展都要重新回到欧洲，这或许是其制度化、职业化的代价。
二、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及两大传统在其中的影响
如果将20世纪60年代帕森斯理论在美国的衰落作为社会学理论生长的一个新起点，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存在理论多样化、理论整合、历史视角回归三个脉络，欧美社会学传统发挥了不同的影响。
1.理论多样化
后帕森斯时代首先面对的是理论的多样化。由波普尔、库恩等提出的“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证明了科学理论中内在的解释学性质，受到社会理论家的欢迎。[19]这之后的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经产生，很快就在后结构主义中找到了它的哲学辩护；正因此，人们往往把二者当作同义词使用”。[20]）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有成效的，且为经验社会科学的可能性留出了余地，只不过经验社会科学的运作决不以实证主义预设为前提。[21]社会学内部促生了一批差异性很大的理论。
就美国社会学内部而言，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主要学派都以反实证主义为标志。现象学、社会学与常人方法论以其独特的方法论前提更新了对社会的看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必然被视为某种基于“互为主观性的”理解[2]；二战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移至哥伦比亚大学，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带进美国社会学，影响冲突论及世界体系理论的生成；70年代后，当社会学频繁地向经济学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的模式时，唤起了交换论的复兴；亚历山大的“后实证主义”则试图弥合实证主义与理解的社会科学间的对立。这些新研究带有社会哲学和方法论的基础。
理论的多样化更表现为在美国之外欧洲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或被重新发现。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论确立了理论的批判范式；布迪厄的理论大部分是一般理论和某一社会领域的实质理论有机结合的产物；福柯将权力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认知转向”联系在一起；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帕森斯理论各不相干。
欧洲社会学的多样化传统直接促成了当代社会学理论多样化的出现，它的多样性表现在不同国家的社会思想传统及在这些传统下产生的不同范式上。法国的社会学家既是学究，同时又是为知识兴趣、非职业的读者而写作的大众作家，英国社会学家更主要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而德国社会学家以纯粹的学究方式开展研究。[17]正是这些各自不同的特性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理论资源。更需注意的是，欧洲理论面对美国实证社会学霸权时表现了自身独立性。法国的社会理论家们能够克服和超越那些基于其它社会结构所得出的社会理论的影响，发展与自身社会的社会结构有切身关联的社会理论，从中显示了非凡的洞察力。[6]
2.理论综合
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析形式的发展以及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增多，都促进了社会学分析的概念与形式向深度和广度进军。然而，正像吉登斯告诫的，理论与方法的激增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多元主义、多中心主义和人文科学的内部关联加剧了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无序状态，模糊了社会学与相关学科的界限。[22]
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研究领域出现重新评价帕森斯理论的动向。正是在这种重新评价帕森斯、强调社会学理论本质上应具有多维性、整合性和系统性的背景下，出现了多种对现有理论、学派实行综合的方案。在理论取向上可分为以后实证主义预设和功能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综合与以后实证主义预设和非功能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综合，前者代表是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和卢曼的“一般社会系统理论”，后者的代表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2]
这些综合与帕森斯时代的综合完全不同，考虑“各种新的综合”而不是考虑“一种新的综合”。经过综合的范式不会取代现存的各种范式，而是以一种更富有整合性的视角补充它们那极端主义的视角。[23]“确切说来，当前在西方理论社会学界各个传统流派之间出现的综合活动是一种‘综而不合’的过程。”[24]
这些连接宏微观社会学的综合中明显带有美国社会学传统。柯林斯致力于把交换论、互动论等微观社会学理论思想综合到宏观的冲突理论模式中；埃默生的网络交换论力图构建社会与个人的联结；科尔曼通过研究个人行动的结合如何产生制度结构而导致社会系统行为，以实现宏微观的连接。在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综合趋势上，美国社会学传统的推动更为明显。
3.历史视角回归
社会学理论重新回到历史与日益加剧的社会变迁有关。具体原因包括当代社会经济格局剧变提出了一个新的“秩序”问题；社会理论重心移向欧洲后，必然要打上欧洲经典社会理论深厚的历史意识的烙印；年鉴学派对社会理论的重要影响也开始充分地释放出来；社会理论的争执不能仅停留或主要不在元理论层面，而必须诉诸于韦伯所曾主要倾力的实质理论层面。[13]目前已出现了微观社会学对生活轨迹的注意及宏观社会学对历史的注意，开始在研究社会生活时把时间认真考虑进去。
欧洲社会学传统在该趋势上起了主导作用。新的理论大家们回复了对历史的兴趣。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运用结构化理论考察欧洲现代性的进程；布迪厄对资本、场域、惯习的分析，如果脱离了他关于教育体制、文化品味等的研究，就很难理解了[6]；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学家试图把社会置于整个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既反对帕森斯著作中提到的那种形式的、反历史的理论，又反对局部的、经验的和特有的调查”[7]。
但上述情况主要出现在欧洲，很少在美国社会学研究中出现历史视角，这似乎与其忽视历史的传统直接相关。在论及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时，只提及了女性主义社会学、宏微观的综合和元理论领域。[14]
三、结论
社会学理论的变化更多是循环的或辩证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都可以在以往的社会学中找到回应。沃特斯将目前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分为四种类型，认为虽然它们正在被重新加以系统阐述，但仍可以向前回溯，在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人的著作中寻找到古典阶段的前驱。[10]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大陆社会学传统对当代理论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持续。
如果认为，美国社会学传统更多在社会学理论发展中体现了综合的倾向，而欧洲大陆社会学传统更多体现了分化的倾向，那么这种“分化与整合的循环并非是简单的重复。每一次新的分化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许多新的‘片面’，而每一次新的整合则使我们对社会现实各种‘片面’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分化还是整合，都是社会学发展的有效途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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