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周恩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周恩来论文,先驱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A8
“五四”前后的周恩来不但和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一样，组织了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民学会、利群书社等先进组织并世的觉悟社，从事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学习、研究与宣传，倡导新文艺革命，而且和鲁迅、郭沫若等“五四”文学新军的勇士和旗手们一样，用具有革命性、人民性的作品来开创文学革命的新天地；同时又和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现代话剧奠基者一样以创作与演出的实践谱写了现代话剧的新篇章。因此，周恩来同志是“五四”时期开创我国新文学艺术史的当之无愧的伟大先驱之一。然而由于研究史料的局限和某些观念的偏颇，以致形成了两个空白：一是周恩来在现代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应有地位的空白；另一个是有关周恩来传记及周恩来研究中的“五四”时期新文艺理论与实践的空白。
历史学家周谷诚先生曾经说过，“历史或斗争过程不是幻想出来的，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从史料里窥见的，是从史料里体会出来的；因此它是客观存在的。”〔1 〕周恩来同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是他和一大批觉悟了的知识青年，尤其是同“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2〕一道， 从进步的天津南开学校校园和当时的军阀混战、外强入侵、灾难深重的中国实际出发，按照“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方向活动而形成的。“五四”前后创作的四十多篇诗歌、小说、散文、小品、剧评和《敬业》、《校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报刊以及南开的“周恩来纪念馆”、天津河北“觉悟社”旧址等文献、文物所佐证的“客观存在”，足以证明周思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现在就让我们按照历史的轨迹进行探寻。大体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3年8月至1917年9月，周恩来进入南开，是立足校园，面向社会，勇于改革旧文艺、创作新文艺的探索先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中周恩来是最年轻的一位。他从小学起就一直抱定“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因此，他也把这一志向作为个人追求的“自觉期望的目的”去进行旧文艺的改革与探索。他的探索，正处于中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年代，他本人正处于由少年学生向青年知识分子过渡的年代，而他所在的南开学校又为他求知与探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的天津是华北的最大商埠和海上门户，近代工商业已经兴起，学习西方的新式教育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当时的南开学校是一所闻名国内、依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除了改革以儒学为主的旧式教育以外，还鼓励学生成立社团和学术研究会，倡导资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周恩来考入南开的第二年，即1914年，虽然是16岁的少年，但却在进步师长的启发之下，和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一起，在社团里开始改革旧文艺的探索。他和同班同学张瑞峰、常策欧发起组织了“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为宗旨的“敬业乐群会”，设有俱乐部、诗团、演剧团、音乐团等，从事学习与研究改革旧文艺的种种活动。这一时期的主要业绩有以下三点：
一是创作仿古体，表现新内容的律诗，同时评述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古诗。
1914年春天，周恩来和张瑞峰、常策欧组织“敬业诗团”的几十名同学出郊外春游，在一处花木争荣、春色烂漫的风景优美之处，倡导大家有感而发，呤诵五言，一共20首，发表在周恩来主编的1914年出版的《敬业》杂志上。其中周恩来吟诵的两首诗作别具一格，他以壮阔的气势、深远的思谋、豪放的风格、巧妙的用典和婉约的手法，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家的未来前途表达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一首为：“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另一首为：“樱花红陌上，树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诗中的“烟霾布正浓”句，是暗指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后，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迷漫硝烟和黑暗政治；“中原方逐鹿”，是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与袁世凯的反动势力的斗争；“博浪踵相踪”是借用张良在博浪沙派遣力士刺杀秦始皇的典故，比喻革命人民对袁世凯反动复辟势力进行前赴后继的斗争。第二首与前一首相呼应，最后一句的“相思又一年”表明自己热心向往祖国美好的春天，对祖国的未来前途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难怪乎南开的校董和校长看到周恩来的诗作，都惊异地赞叹：“一个娃娃忧国忧民，对当今时局有如此超群的看法，太可贵了！”
周恩来的这两首诗同“五四”前最早尝试所谓新诗的胡适所作的“刷洗过的旧诗”相比，周诗充满了时代的激情，胡诗则多数是抒写旧式文人的闲适情调。同鲁迅的《自题小像》相比，尽管写作时间较晚，两诗中的“烟霾布正浓”、“博浪踵相踪”同“风雨如磐闇故园”、“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所表达的关注祖国政治前途和投身救国斗争的赤诚之心却是相通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16年10月《敬业》第5 期上发表的《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观点鲜明、义正词严地抨击了反动军阀张勋等人的复辟行径。这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是首屈一指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南开国文教员张皞如先生与周恩来志同道合，交往甚密，应邀参加敬业乐群会的“诗团”，相互之间时有诗词唱和。这年9月，任安徽省督军的军阀张勋，趁袁世凯之死的时机， 在徐州成立了北洋七省同盟，不久扩至13省同盟，妄图复辟帝制。张皞如先生获此消息，异常愤慨地写了《伤时事》一诗。诗前的小序和诗文为：“9月28日阅报，见徐州会盟，祸以近在眉睫，政府犹用敷衍主义 。国家生命已断送于数人之手矣，不禁掷书流涕，遂成口号：“太平希望付烟云，误国人才何足云。孤客天涯空涕泪，伤心最怕读新闻。”周恩来读到此诗，感到皞如先生的忧愤之情溢于言表，却又难以自抑和排解，对时局流露出无可奈何的低沉情绪，并以孤独的形象出现于诗中，看不到广大民众的力量。于是他就当即和了这首诗：“茫茫大地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已到，虫声唧唧不堪闻。”在这首诗里，周恩来一反皞如先生诗中的““付云烟”、“空涕泪”和“孤客”等悲观情绪，前两句诗说明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到处弥漫着军阀割据、称雄角逐而掀起的战争风云。但是，军阀们造成的“举国昏沉”的黑暗局面是不“足云”的，而应该蔑视反动势力，立志变革现实。接着，后两句诗借用草木凋零的秋天和凄切哀婉的虫鸣，隐喻张勋之流的倒行逆施，就像秋虫临死的绝望哀鸣一样，只能猖獗一时。
对这首诗的思想内涵，周恩来在同一期《敬业》发表的《我之人格观》的文章和这个月的4 日发表的《中国现时之危机》的演说（后公开发表在11月8日《校风》第45期上）， 更加明确地指出当时的中国虽已“辛亥光复，于今五载”只是“拥共和之名”，仍“行专制之实”，其祸根在于反动军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暮四朝三，愚教黔首，忽而帝制，忽而共和，腾笑万邦，贻羞后世”，愤慨地责问：“督军何人？徐州何地？乃竟有13省联盟之事？”以满腔的爱国热情疾呼：“吾党青年，有兴邦者耶，时乎时乎，不再来矣！”要有“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而不欲有弱冠请缨之举，于国事无大补也，幸甚幸甚。”
周恩来之所以能如此运用律诗表达新的革命内容，是因为他对这一传统的文化瑰宝，在学习的基础上作过认真的研究。仅在1919年中，他就在《敬业》上发表《评咏淮阴钓鱼台诗》和《评咏岳少保祠七律》两篇评介文章，同时又写了一篇《读杜牧之〈阿房宫赋〉感言》的文章，除了肯定其进步思想以外，又指出其“一气呵成”，具有“出群之概”，“其辞则凄凉欲泪，意则新颖出群，不落窠臼”等艺术特色。由此可见，他的文学革命主张是在继承的基础上革新。这年9月上旬， 东渡日本留学写的《大江歌罢掉头东》，代表了周恩来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
二是试作散文、小说和杂感一类的小品，以其创作实践，参与早期的向封建文学和文言文发起的进攻。
“五四”之前的“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的讨论，是在1917年初由《新青年》倡导而展开的。周恩来在此之前三年，即1914年，写作并发表的散文《射阳忆旧》和历史小说《巾帼英雄》就是他对文学的革新，“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在创作实践中的尝试与探索。
这时的中国文坛上，继“鸳鸯蝴蝶派”的表现缠绵悱恻庸俗卑琐的趣味文学之后，又出现了艺术手法低下、内容反动的黑幕小说。周恩来却以《敬业》杂志为阵地，独树一帜地创作源于生活的弘扬正义的散文和小说。《射阳忆旧》讲述了少年家乡见闻的两个民间故事。一则是讲述在腐败的晚清王朝统治下的淮阴，一名盗贼误杀捕快，临刑前悔悟自责，大呼“公子宥我”的故事，指出两家的悲剧皆为官府逼迫所致，说明“同为人者，皆有不可移之正义”；另一则讲的是一个不贪钱财、坚守信义的仆人的故事，意在“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也”，“以风天下之公仆”。历史题材的小说《巾帼英雄》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满腔热情地讴歌了慷慨好义、不留姓名、暗中救人的“青儿”洪飞影；鞭挞了见利忘义、贪财害人之徒。特别可贵的是以一腔忧愤，深刻揭露了官场和社会的黑暗，感叹“世俗浇漓，江河日下”，斥责“钻营狗苟之徒，贪赃枉法之官，肆其所为，恬不知耻，……相沿成风。”这篇小说背景虽为清末，实质上是针砭时弊，讽刺当时的现实。还应指出的是，周恩来的散文与小说，已经注意运用“红日正中，车轮之声，震地而来，”“幼而家贫”、“年十余岁”、“十年辛苦”、“此处四无人烟”、“没有意外”、“忍气吞声”等白话文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等俗语成语，为革新晦涩的旧文学语言开了先河。
这一时期的周恩来的视野和兴趣都很广泛，在1916年的11月22日和12月6 日的南开《校风》报上发表了《破天荒大发明天地新学说》的科普散文。在1917年6月出版的《敬业》上， 周恩来又以笔名“飞飞”开辟了《飞飞漫墨》专栏，专门发表叙事杂谈、小品等类似杂文的作品。例如《科举之毒》一文，从清代的科举之害胜于明代说起，批判了当时“莘莘学子终日埋首斗室”的倾向，提醒人们对于“幸者而取致公侯，失意者因之捐身命”的两种后果，要保持清醒的认识。这篇小品同两年后鲁迅发表的小说《孔乙己》，有异曲同工之效。
三是以筹办剧团以及演、编、导、评戏的实践来倡导话剧，为“五四”前的戏剧革新推波助澜。
辛亥革命兴起的新剧运动，在袁世凯复辟称帝、军阀混战的历史条件下走向衰落，周恩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投身话剧活动的。邓颖超同志在南开讲话中就说过：“周恩来同志是话剧的提倡者。”〔6 〕一部《南开话剧运动史料》，就是周恩来早期倡导和振兴中国话剧的重要佐证。1914年南开新剧社正式成立，周恩来被选为布景部部长，先后参加过多次演出，扮演过《恩怨缘》中烧香妇、《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一元钱》中的孙慧娟、《老千金全德》中的男童、《醒》中的冯君之妹、《华娥传》中的华娥。〔7〕每一个角色的塑造， 每一场演出周恩来都十分出色，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一元钱》中扮演孙慧娟。
这是一出根据明代杂剧改编的清代时装话剧，全剧七场，劝人不可忘恩负义、背信弃义。当时演出此戏，正是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复辟称帝、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的时候，所以就有指桑骂槐、令人捧腹、人心大快的社会反响。此剧多次演出，都获得成功，因而成为南开的保留节目，连演不衰，除在天津多次公演，众多市民踊跃观看以外，还到北京米市大街青年会演出，深受北京市民的赏识。著名的京剧男旦梅兰芳先生看了演出后，还专门邀请周恩来等人座谈切磋。〔8 〕天津报刊评论周恩来演出“凡津人士观南开新剧者，无不耳君之名。”〔9〕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称周恩来“于新剧尤其特长”，“粉墨登场，倾倒全座。”
参加演出，做剧务仅是周恩来从事新剧活动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还有编剧、评剧、研究新剧和宣传新剧的工作。他和教师时子周、学生李福景等11人，是校长张伯苓直接领导的新剧编纂组，曾于1916 年9月集中到天津高家庄李氏小学参与集体创作新剧剧本。〔10〕从他写作的《本校十一周年纪念新剧〈一元钱〉记》和《本校十二周年纪念新剧〈一念差〉内容详记》来看，所谓“记”就是演出的新剧的故事梗概，并附有主题评述；所谓“详论”分幕、分节，有布景提示、人物像貌、身份、个性特征、言行举止、内心世界和念白等，十分详细，可以说是新剧文学本，只有作者或作者之一才能写得出来。正如他自己所说：“详为叙明演作及布景之内容”，“至于新剧体裁，有未合之处，临时有改纂之点。”这就是说，“详论”就是集中讨论，由他执笔记录的剧本，导演在排演中有所修改。
特别可贵的是年轻的周恩来在西方的话剧理论尚未传入我国，中国又无系统话剧理论的情况下，开创性地进行了话剧理论的研究，不但写出了很有见解的《观本校新剧〈一念差〉感言》之类的短论，而且写出了由实践上升为理性高度的长篇话剧论文《吾校新剧观》，于1916 年9月被《校风》作为社论分别在38期和39期刊出。他首先肯定话剧是通俗教育的最好形式，他认为中国民众沦为“贫极矣，智随陋矣”，要“重整河山，复兴祖国”，则必须对民众进行通俗教育，“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含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事实。若是者，其惟新剧乎”！他明确指出新剧具有“感昏聩”、“化愚顽”、“开民智”、“进民德”的社会功效，也就是说话剧具有运用舞台艺术形象感化人、教育人、鼓舞人的社会效益。
其次是明确指出了话剧艺术的本质特征是“言语通常，意含深远；悲欢离合，情节昭然；事既不外大道，副以背景而情益肖；词多出乎雅俗，辅以音韵而调益幽”。与此同时，又指出了我国旧戏“不近人情”、“唱工太多”、“词多鄙俚”、“淫邪不堪入目”等必须改革的弊病。
再次是周恩来纵述了中外的戏剧简史，科学界定了话剧种类，把世界戏剧的发展潮流区分为古典主义时代、浪漫主义时代、写实主义时代，联系南开新剧“于种类上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强调指出，“现AI写作实剧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戏曲，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潮流，乃是大势所趋，不得不资为观鉴。
年仅18岁的周恩来提出“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的同时，又强调防止两个极端：“其一表现极端之理想主义，其一偏于极端之现实主义。”这在当时尚无先例。据史料查证，陈独秀在1917年2 月《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革命论》的文章中才提出“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的口号。所以，周恩来是在中国提出“写实主义的第一人。
第二阶段，1917年10月至1919年4月，周恩来留学日本，深受“十月革命”影响，是把思想革命与文艺革命结合起来的杰出代表。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与运用，是他到了日本留学，人生有过迷惘之后才开始的。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买来看时，亦不过是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他从天津动身的时候有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在途中看看，觉得很喜欢。到东京后他又向同学借了《新青年》第三卷全份，看了之后受到很大启发，把“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许多”。但未能坚持追寻，又放下了。当他再次感到思想困惑和极端苦闷时才又把《新青年》第三卷重新读了一遍，深受启发，十分高兴地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新认识：“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后来他又经历了报考东京高等师范落榜、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爱国运动、日本的米骚动和报考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又未被录取等事件的冲撞，使其思想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他在1918年4月23日晚， 到东京堂去买书，随便看看新出的杂志，从《露西亚研究》的杂志上偶然看到一篇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记中追忆写下了800多字的详细摘录，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 “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接着，他又阅读了约翰·里德写的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震动环球的十月》和日本宣传社会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丰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这些著作虽然尚不成熟，但却使周恩来从中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河上肇又创办了《社会问题研究》的刊物，连载河上肇写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周恩来便成了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不久，他又应同学之邀，到了京都，除了对《社会问题研究》每天必读外，又从同学处借到了《资本论》，认真学习之后，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空想论”、“感情论”，而是科学，具有科学的基础。
政治思想的转变必然引起文艺思想的转变。同时，政治热情也诱发了他的创作热情。马克思主义真理拨亮了周恩来心中的火焰，诗兴如火山爆发，仅在1919年4月5日的一天中就写了三首新诗。9 日又写了一首。其中的《雨中岚山——日本京都》写道：“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这首言志诗，明为写景，实写心境。联系他在日本时期探索救国真理的艰难历程，就能理解他的复杂心情：就在那“潇潇雨，雾蒙浓”的艰难时刻，“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如同“一线阳光穿云出”，尽管当时他还不能深刻地理解它，但在他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真愈觉姣妍”。这首诗之后的《雨后岚山》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更深了一层，把自然美景与人间丑恶作了强烈的对比，抨击了用以维护反动统治的“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揭露他们宣扬的“信仰、情感、美观……”都不过是巩固其统治的“制人学说”。其可贵之处在于诗的最后，透过“渺茫黑暗的城市”的表象，看到了“岛民”的日益觉醒和反动统治者即将来临的末日。要论这几首诗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郭沫若的《女神》诗与诗集。两者的诗都写在“五四”前的日本，而公开发表的时间，周恩来的四首诗发表在1920年1月20日的《觉悟》创刊号上， 《女神》稍晚些，出版于1921年8月。从两首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来看， 确是相互媲美的姐妹篇，都闪烁着真理光辉的艺术精品。
周恩来在日本的文艺活动，还值得一提的是带有文学色彩的《旅日日记》。他突破了一般的繁琐记事，而是运用文学语言，注重内心描写，把一位身处异国他乡苦苦探索祖国与个人未来之路的青年形象，既真实又艺术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他声明日记的目的之一是：“想着或者有点趣味”的提示。他采用一篇一事或多篇一事的方法，记录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例如念亲人、除懒病、留日学生爱国运动、突破思想困惑等都有具体情节。所以，我认为把这一日记称之为“五四”前的纪实性的文学短札，实不为过。
第三阶段，1919年5月以后，周恩来重返津门， 投身“五四”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先驱者。
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后不久，就应天津学生联合会领导人的邀请，筹办《学生联合会报》，以此为阵地，全身心地投入并领导了天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时的周恩来虽然还没有完全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但是已经能够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因此，他坚持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参与、倡导和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主要方面来说，有以下三点：
一是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阵地的新文化艺术活动。在《会报》上，周恩来撰写的《黑暗势力（一）》、《讨马良》、《讨安福派的办法》、《杂感一末》、《杨以德又要兴风作浪》等杂文式的时评，直指北洋军阀政府及其所雇佣的“安福派”，公开号召“国民自觉”，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和外力；公开声讨“日本忠臣卖国奸贼马良”枪杀回教会长马毓林等三位爱国人士的罪行；号召“学生要有好组织，必须人人自觉，不然就是一个空架子”；指名道姓地批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罪行；等等，全都充满了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因而深受爱国民众的喜爱。
二是以“觉悟社”和《觉悟》刊物为阵地的新文化艺术活动。以周恩来为主要发起人的“觉悟社”，是“五四”运动中诞生的、中国青年学生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周恩来所拟定的《觉悟》内容中，第三项就是“介绍名人名论、著作和讲演”。期间请过李大钊讲演马克思学说，请钱玄同讲《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并由周恩来主持对“白话文学”进行过多次讨论；还在其主办的《觉悟》第一期上发表白话新诗，其中除了四首游岚山的新诗外，还有揭示人间不平的《死人的幸福》等新诗。同一期的《觉悟》上还发表了周恩来写的小品《有什么分别？》，形象地剖析新旧婚姻的异同，倡导婚姻自主，这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三是在狱中的特殊条件下开展文化艺术活动。周恩来等人是因领导天津千余学生前往省公署请愿，抗议北洋军阀政府逮捕抗日爱国学生而被警察厅非法拘捕的。在半年多的监狱生活中，除了坚持斗争、争取自由外，还开展了特殊条件下的文化活动。如在争得狱中自由以后，负责筹划读书团、文艺晚会等活动。除了组办“五一”、“五四”晚会外，还专门举办了夏日乘凉晚会，在甬道搭戏台，演出《朱砂痣》、《除三害》和新剧《新村正》、《救国镜》、《一元钱》等。
经历狱中这个特殊环境锻炼的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创作的自觉性也提高了一大步。1920年6月8日，因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到狱中向周恩来告别去法留学，他有感而发，一口气写下了83行的新诗《别李愚如并示述弟》。在这首不事雕琢、得自然之趣的长诗中，热情地赞扬了朋友的进步，勉励她学成归国，能“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为“争女权，求平等”而斗争。全诗交织着惜别、欣慰、憧憬等复杂情愫，最后表明自己终有那奔向自由和光明的一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以狱中生活为素材，创作了两部纪实性的中篇文学作品，一部是《警厅拘留记》；一部是《检厅日录》。两部作品生动形象地记述了狱中斗争，既深刻揭露了残暴奸猾的反动军警、检察官迫害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的罪行，又塑造了一群爱国志士的英雄形像，热情地讴歌了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两部作品发表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被称之为20世纪初中国的“写实最佳的著作”。
周恩来五四时期的文艺活动除了在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以及演出、导演、舞美等方面具有开创性的业绩外，还以先进的革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理论作出了杰出的建树。大体说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对传统与革新的关系问题，坚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革新。他在文艺活动中一方面较好地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一方面能根据时代生活和个人感受进行革新。如散文《射阳忆旧》和历史小说《巾帼英雄》，就是他根据幼年家乡民间流传的故事创作而成的，但都赋予了弘扬正义的新意。还有他参与演出的新剧《一元钱》以及帮助邓颖超导演的《花木兰》等剧目，也都按照当时配合学生爱国运动的需要和话剧艺术的特点，反复进行修改，使这些旧有的民间题材溶进了鲜活的时代气息。
第二，对中外文化的关系问题，主张中外结合发展繁荣本国文化。周恩来的《吾校新剧观》就是一篇关于如何处理中外文化关系的文艺新论。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尚处在少年时代的周恩来，对莎士比亚的戏剧理论、意大利的歌剧理论、希腊古典剧以及中世纪的法、意、英等国的宗教剧都有所了解，然后结合本校所演之新剧的实际，而论述了自己的主旨：“非纯求合乎欧美之种类潮流，特大势所趋，不得不资为观鉴，取舍去留，是在吾人自择耳。”他不但坚持学习西方的话剧艺术，不断提高表现我们民族内容的新剧水平，同时又把自编的《一元钱》第四场移植用英语演出。这可谓是早期的中外艺术结合，坚持洋为中用的一种尝试。
第三，对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的关系问题，主张两者有机结合，努力追求正确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无论是从文艺实践，还是从文艺理论上说，周恩来在“五四”前后总是主张文艺的内容与艺术都要精益求精，对文艺的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要做到两者并重。他在当时论述新剧功能时，就明确主张：“今舞台优孟，数将百人，其收效愈于一二人心否？非吾之所敢知。吾但知每当演时，喜笑怒骂，悲欢离合，观者竟以演者之声色为转移。”这就是强调以艺术的感染力来取得好的“收效”。他帮助邓颖超排戏时，强调“要掌握剧情和剧中人的身份，平时说话声调自然平淡些，到了节骨眼上，才需要放开感情，说得慷慨激昂”。〔13〕这些思想，就是他后来概括的“寓教于乐”。更为可贵的是周恩来在文艺实践中始终坚持和发展正确内容与艺术形式完美统一的理论。例如他在后来的旅欧期间，确立了“我们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的世界观，立志做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后，就写了一首38行的新诗《生离死别》，作为自己的《誓词》寄给战友，然后在《新民意报》的《觉邮》副刊上发表。这篇运用新诗的艺术形式阐明共产主义理想的作品，在当时的广大读者中，特别是在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更具有创造性地是他在旅欧期间领导旅欧党团组织，把他主办的理论刊物《少年》改为实际的统一战线刊物《赤光》时，作为改刊词的《赤光的宣言》，竟是28行的一首新诗，非常艺术地宣传了改刊的政治主张，这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刊物上，可能是“独此一家”的做法。
周恩来的文艺理论建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在实践中随着时代的前进，继承发展，总结提炼，不断创新，仅就我所读到的《周恩来选集》（有关文艺的论文）、《周恩来早期文集》、《周恩来论文艺》和《回忆周恩来谈文艺》等著作，就感到周恩来是一位由“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而成为集文学艺术家、政治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杰出的领袖人物。
注释：
〔1〕马克思、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4页。
〔2〕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4页。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700页。
〔4〕周恩来：《敬业乐群会简章》，载《敬业》会刊第1期，1914年10月。
〔5〕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文集。）
〔6〕〔8〕转引自力平著：《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7〕见《南开话剧运动史料》，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9月版。
〔9〕怀恩：《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53页。
〔10〕据南开《校风》第38期“校闻”专栏所记。
〔11〕原文是“青松”，专家考证，“松”字是笔误，应是“枝”字。
〔1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3〕转引自金凤所撰的《邓颖超传》一书，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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