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元经济演化进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进程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1)08-0035-05
一、中国二元经济的划分
作为一个术语，“二元经济”最初是由伯克(Boeke,1953)提出的。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由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伯克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但同时又仅仅是描述性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性的明确的、系统的理论则出自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Lewis,1954)。刘易斯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一种称为资本主义部门或现代部门；一种称为自给农业部门或传统部门。传统部门落后，但比重庞大；现代部门先进，但比重较小。现代部门像一座孤岛被传统部门的汪洋大海所包围。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注：参见阿瑟·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如果说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体系的共有特征，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则尤为突出。由于中国经济由城市非农业、乡村非农业和乡村农业三部分组成，因此对这三部分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对中国二元经济的不同划分。（注：关于中国二元经济的四种划分方法可参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9月23日。）本文从农业与非农业的角度形成了对中国二元经济的划分，其中一元为乡村农业，另一元为由城市非农业和乡村非农业共同组成的非农业。之所以选用这种划分方法是因为它更符合二元经济的含义。正如利特尔(Little,1982)所评述的那样：“二元性可以从多方面下定义。但是一个在分析上有用的、有关制度的定义看来应该是：一种经济是二元的，即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那种传统制度下运行，而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则是在雇佣工资制度下运行——这里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剩余劳动是存在的。”（注：参见《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0页。）利特尔对二元性的评述强调了生产率和剩余劳动是两部门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这正是发展经济学主流思想所说的二元性的意义。显然，本文采用的农业与非农业的两部门经济的划分体现了二元经济本身所蕴涵的生产率和剩余劳动差异的含义。因为中国乡村农业经济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低下的生产率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而非农业经济也正是因为采用了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而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就业率，从而更加符合现代部门的特点和定义。
二、中国二元经济演化的两个阶段
本文对中国二元经济演化阶段的划分主要依据于二元性的测度数值，因此首先要对本文采用的二元性的测度指标做出说明。本文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指标对二元经济进行综合考察。(1)比较劳动生产率。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收入比重（或产值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它反映1%的劳动力在该部门创造的收入比重。一个部门的相对收入比重越高，劳动力相对比重越低，比较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经济中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越大，二元性就越大，就越落后。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表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1；二者的变动趋势是，在二元结构加剧阶段，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步降低，非农业的逐渐升高；在二元反差达到最高点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转而逐步升高，非农业的则越来越低。(2)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对比系数是二元经济中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由于比较劳动生产率恰当地反映了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使用状况，所以将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作一对比，就能很好地反映经济的二元化程度。显然，二元对比系数越小，就表明两部门的差别越大，即二元性越大，反之则反是。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00，通常总是低于100，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在31-45，发达国家的一般在52-86，在实际生活中二元对比系数只要接近100，二元性就将消失。（注：对两个指标的定义参见陈宗盛：《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表1列示了中国1957-1999年的农业、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对比系数。从表1可看出：一方面，中国二元经济同经济发展一般情况基本吻合，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非农业的高于1；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二元性又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即以1970年为限形成了变化趋势相反的两个阶段，中国经济的二元性在1970年达到最大，因为此时的二元对比系数最低，为16%。在1970年之前，系数逐渐下降，而且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从0.576下降到0.500），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从2.829上升到3.105），这标志着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加剧；1970年之后系数逐渐上升，而且农业和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与1970年之前相反，这标志着经济二元性的缓解和改进。表中箭头表明二元对比系数在1970年前后的相反的变化趋势。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二元经济的演化大体经历了形成和改进这样两个阶段。下面分别对两个阶段的成因及状况做出分析和说明。
表1 1957-1999年中国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
年份 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二元对比系数(%)
19570.576
2.829
20.4
19600.414
2.122
19.5
19650.566
2.923
19.4
19700.500
3.105
16.1
19750.490
2.729
18.0
19800.522
2.059
25.4
19850.566
1.723
32.8
19860.565
1.684
33.6
19870.562
1.659
33.8
19880.568
1.657
34.0
19950.534
1.521
35.1
19990.538
1.524
35.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年，1989年，2000年。
（一）二元经济的形成阶段（1957-1970年）
从总体来看，中国二元经济是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和城乡分离体制的产物。下面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的成因。
1.二元经济形成的发展战略原因
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迅速实现工业化。建国初期中国面临着特定的历史条件：一方面，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十分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落后的经济结构。194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其中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工业只占30%，这使得工业很难靠自身的积累取得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当时我们所能借鉴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是原苏联的强制性工业化积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化战略开始实施。传统工业化战略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把农业中的资金强制地转移为工业化积累。从1953年开始实行并一直延续到1985年为止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分级管理制度正是为这种积累方式服务的。关于通过价格剪刀差所实现的积累有多种估计。例如，孙冶方认为利用“价格杠杆”积累来的资金要高出农业税直接贡献几倍。（注：参见《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建国以来，在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现代工业在城市迅速扩张。1952-1970年，中国工业产值增加了6倍，而农业产值只增加了2倍。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工业使用的是先进的设备和管理技术，因而成为中国经济中技术较为先进、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部门；而农业则主要使用人力和畜力，并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的主要特征，因而成为中国经济中技术落后、生产率水平较低的部门。由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引起的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2.二元经济形成的经济体制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形成和实施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城乡分离的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城乡居民之间的互相往来和自由迁徙尚无限制，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无节制地迁入城市，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加剧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增加了城市生活资料、住房和基础设施供给的负担等。基于这种情况，国务院于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并严格规定，没有城市管理当局的许可，农村人口不得流入城市，农业户口不得转为非农业户口，城乡分离体制最终形成。传统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已经从根本上拉开了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率距离，相对于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农业中大量的劳动力呈现为过剩和多余的状态。按照资源配置本身的要求，过剩劳动力必然要求向城市和非农业部门转移，然而城乡分离体制却限制了这种转移，致使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和农业中，并成为农村经济的一个鲜明特征。由城乡分离经济体制造成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滞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二元性。
在传统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城乡分离经济体制的作用下，中国二元经济得以形成，而且二元反差程度逐渐加深。二元经济结构在短时期内有效地建立起了必需的工业体系，但是从长期来看却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一方面是城市自身功能发展不足，基础设施落后，技术停滞，工业生产在低级层次上徘徊；另一方面是农村局限于以粮食种植为主的低效而单一的土地经营，甚至连口粮生产都不足，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农村经济都濒于崩溃。缩小中国经济的二元性，加快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二元经济的转换阶段（1970年至今）
二元经济转换通常可用农业与非农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和纯收入相对比重来衡量。具有规律意义的趋势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重和纯收入比重都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缩小，而非农业部门的这两个指标则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相应提高，这标志着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步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从表1可以看出，二元对比系数在1970年达到最低值后便开始逐渐升高，与之相对应，农业和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逐渐缩小，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根据二元对比系数的定义，可得出中国二元经济在1970年以后进入了转换阶段的结论，或者说中国二元经济已经进入了反差程度缩小阶段。如果说中国二元经济的形成主要导源于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因素的话，那么二元经济的转换则主要导源于市场因素。具体来说，1970年以后市场或经济因素主要是从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推动中国二元经济的转换的。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由于长期实行向城市倾斜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及对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采取的限制政策，农业中劳动力过剩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虽然已经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种植业，相对于有限的耕地而言，农业劳动力的增长率仍然很高。1978-1993年，可耕地减少了4.3%，同时农业劳动力数量却增加了16.9%。中国的学术界尝试了各种方法估计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根据蔡坊(1999)等人的计算，1990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为1.7亿，占全部农村劳动力人口的31.5%。大量文献表明，劳动力流动是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现于1980年代末，1992年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更为普遍。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农村非农产业主要就是乡镇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累计吸纳了1亿左右的农业劳动力就业，年均吸纳近600万人。它作为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为推动二元经济的转换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是促进城市化，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1990年代以来，农业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跨地区流动，每年外出农业劳动力在7000万人左右，其中4000多万人进入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务工经商。通过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实现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行为直接作用于农业劳动力比重的降低，大大推动了中国二元经济转换的进程。
三、二元经济转换的障碍及对策
尽管1970年代以来中国二元经济进入了转换阶段，但是阻碍二元经济转换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主要的障碍来自于三个方面：
(1)中国相对落后的经济水平。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经济还比较落后，1980年代二元对比系数平均为29-35%，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1%-45%)，但与中下收入国家的情况大致相当。这说明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较大，即二元性还很明显。由此引出的政策建议是，进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以提高农业收益率。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就是根据市场需求，淘汰落后产品，发展优质高效农业。这对缓解目前主要农产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改善我国农业品质，提高农业竞争力等大有好处。
(2)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19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1990-1998年，年平均吸纳就业409万人，仅相当1980-1989年期间每年新增就业707万人的57.9%，尤其是近两年甚至出现就业负增长。欲改善这种状况，乡镇企业必须改变普遍存在的规模小、技术落后、产品结构雷同等弊端，同时要更好地接受城市经济技术辐射，并与城市企业进行更多地交流与协作；此外，还应在产权改革上下功夫，为打破地区壁垒、促进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适当集中创造条件。
(3)城市化滞后。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到1998年底，中国的城市人口为37924万人，城市化率为30.4%，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5%，发达国家为75%，中国的城市化率比同等人均GNP的国家要低12个百分点。（注：农业部课题组：《21世纪初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5期。）城市化滞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将受到阻滞。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发展中、小城市和发展小城镇的方针。首先是要通过发展几个大城市带的规划来引导其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其次要积极引导其中成长性强的城、镇扩大规模。因为，在未来10-20年中，制度变革会增强乡镇企业的资产和劳动的流动性，从而可能导致原先分散从事非农业的近亿劳动力利用中小城镇实现重新整合，从而加速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加速具有合理规模的大、中城市的发展。再次，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推进小城镇发展的各种相关制度的安排和规划。
收稿日期：2001-04-19
标签：二元经济论文; 劳动生产率论文;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