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服务是经济学的大本大源——读《经济思想史———种批判性的视角》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判性论文,大本论文,札记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3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犹他州大学经济学教授E.K.亨特的著作《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二版）。它的英文版是2002年在西方推出的。该书展示了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一种有趣的现象：
在古典经济学等一些流派的文献中，虽然不乏偏见，但作者及作品对于重大论题的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取向一般都能让读者一目了然。这一类公开自身价值取向的经济学可视为西方经济学中的“显教”。
在19世纪新古典经济学的先行者中，其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取向，以及政策主张明明白白的极右翼经济学人，如英国人纳骚·西尼尔（1790—1864），却率先大声地宣告建立了非价值、非道德、非意识形态取向的“经济学”，并将其确立为经济学的重要方法和规范，在西方经济学中影响广泛。持同样主张的法国人巴斯夏（1801—1850），还进一步用宗教权威来表明经济学的普世性质。这两人在学术和政策主张上的缺陷，在非社会主义的西方经济学范围内，也受到了一些著名人物（如马歇尔）的批判、挖苦和抵制。
在20世纪中、后期，那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重新提出极右翼理论和政策主张的人(新自由主义者)，再一次大声地宣告了自己经济学的非价值、非道德、非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在宣布自己保持“中性”时，也毫不含糊地提出了非“中性”的极右翼政策。
这些横跨百多年历史而联为一体，试图掩盖自身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取向的经济学流派，我们姑且戏称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密教”。“密教”实质上是无密可言，因为他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昭然于世，并且通过种种渠道影响各国的政府和精英们，甚至和阴谋、暴力势力联姻。
经济学果真“无德”、“无性”吗？温故而知新。以下，通过《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这本书，看看历史是如何记录和解释这种伪善现象的，背后是否存在大本大源的问题，以及它对于今天的学术、政策交流有何启迪。
一、西尼尔和巴斯夏：虚伪的“中立论”
19世纪上半叶，一些经济学家否定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这是那个时期劳资冲突尖锐化、社会主义思想迅速蔓延导致的富人社会和政府的一种迫切需求。
但是，仅仅否认劳动价值论是不够的。“富人经济学”还需要整体包装，以普济世间、超越各阶级之上的高贵身份降临，以彻底麻痹劳动者阶级和社会精英中富于正义感的群体。英国人纳骚·西尼尔最大化地满足了这种伪善的意识形态要求。
我们先来看主张“非价值取向”的“纯科学”的西尼尔是如何普度众生的，然后，再返照他的方法和理论的虚伪本性。
——他主张“富人经济学”，十分肤浅而可笑地认为资本家的富裕来自他们的“痛苦的个人节欲”。
——他肯定工人阶级长期生活在极端“对贫困的恐惧”中绝对是有必要的，反对当时的济贫法和政府对于穷人和失业者的救济。
——他不遗余力地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十分痛恨社会主义者主张平等的观点，认为消除不平等是错误的，“公平只会带来极度的痛苦”，是“穷人政治经济学”。
——他的改革建议使占社会多数人口的劳动者变得贫困。
就是这么一个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取向鲜明、提出的政策主张针对穷人刀刀溅血的“富人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说明了经济学方法的“中立性”。他的这种立论与他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形成了一道互为讽刺的风景线。可能，正是他的“方法”要求经济学层面的分析要撇开福利和伦理因素，所以，他的政策主张才会对于社会最大多数人——劳动者或穷人，是如此的危险和缺乏伦理。
1836年，西尼尔在《政治经济学大纲》第一章中充分表达了他标榜中立的经济分析方法。在那个时期，由于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发展，经济学家被卷入了反映社会冲突的许多争论中，社会主义思想也在蔓延。面对这种争论不止的现象，西尼尔开始反对在经济学中应用伦理学和讨论福利问题，提倡“纯科学”。亨特教授将西尼尔的观点概括如下：“如果政治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那么首要任务便是消除掉一切蕴涵其中的不科学、伦理学的命题。当这些命题被消灭以后，就只剩下几条经济生活的经验主义原则。而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经济学家就能够找出这些经验主义原则蕴涵的理论和实践观点。这些结论的运用和实施并不是作为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而是伦理学家和立法者所关注的。政治经济学也将成为一门非价值取向的、中立的‘纯科学’”。
西尼尔写道，这种“纯科学”所讨论的主题“不是福利，而是财富”。而有关的几个命题“简直不需要证明，甚至不需要详细表述，差不多每个人一听到就会觉得在他的思想上久已存在……具有普遍意义”。当然，争论也就消除了。
但是，不争论的限制是徒劳的。因为，仅就理论本身而言，西尼尔就争论性地提出了几个缺乏水平的非常“需要证明”的命题。他的“具有普遍意义”命题还在方法上自相矛盾，居然采用他反对在经济学中使用的伦理学观点来解释资本家利润的来源，并且进而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差别。
亨特教授指出，西尼尔提出的经济学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学家认为自己的理论命题十分重要，那是他已经剔出了他相信不重要的内容。“但是，什么才构成重要问题或重要事实，这完全是建立在理论家自己的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西尼尔的“基本命题”剔出了道德和伦理上让人无法接受的结论，而他的后继者进一步发挥，在经济学中假定，道德和伦理价值已经被抽离出去了。这些行为本身不是价值判断和取向吗？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法国迅速蔓延的背景下，法国人费雷德里克·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中和西尼尔一样，首先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反对工人运动。同时，标榜自己的客观性和中立，“主张科学的权威性，并以此为其理论辩护”。他写道，“社会主义学派跟星象学和炼丹术一样依靠想象，政治经济学跟化学和天文学一样依靠观察……两者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至此，他言犹未尽，进而用普世宗教的权威性为其理论辩护。他的理论同时拥有了科学和上帝的双重权威，并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西尼尔。另外，他的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也受到严重的质疑和批评。例如：他把自私看成实现社会和谐的机制。“如果人们的行为都以个人利益为动机，那么整个社会将达到和谐状态”。但在当时，资本家和政府的自私，是用刀枪大规模镇压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工人。
经济思想史上，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和前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著名的先行者们，在西尼尔和巴斯夏之外，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是以直接的经济分析和专业语言来维护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其专业理论也往往透出主观成见或蛮不讲理的冷酷态度。
而西尼尔和巴斯夏则为资本的经济学实行了全方位的整体包装，在方法上就开始伪造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超凡脱俗。但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时，西尼尔完全是和实行铁血镇压的政府穿连裆裤，在政策层面主张“把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依靠军事力量”防范穷人，“制止”劳动者提高工资的要求和反抗，让劳动者长期生活在极端“对贫困的恐惧”中是必要的。不愧是“魔鬼藏在细节中”。
由此也看到，剔出各种非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不谈，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包括各流派）确实是一门具有“三讲一不讲”和好争论特点的学科：在资本家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讲价值取向、讲道德取向，讲意识形态取向；在涉及劳动者利益时，往往是蛮不讲理（阶级调和理论还人道一些）；而与各社会主义流派展开不间断的争论更是其国际惯例。另外，面对劳资冲突，有的经济学家干脆赤膊上阵，参与制订严刑峻法，成为暴力论的实践者。
在西尼尔和巴斯夏100多年后的1983年，著名的保守主义发展经济学家W.阿瑟·罗斯托坦承，他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攻击曾经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财力上的支持。他认为，“若要阻止和牵制不断膨胀的共产主义力量的推进，这样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并且需要新的观念来巩固美国的外交政策”。罗斯托是个案，可能不足为训。但是，E.K.亨特教授描述的在国际经济学界发生过的一种普遍现象却令人警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年里，新古典主义的两个分支（指内部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流派——引者注）在鼓吹某种政策方面表现出了同样的热情。这种政策致力于摧毁任何地方存在的共产主义，阻止第三世界的经济体进行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试验。因此，即使是拥护自由放任政策的最保守的人，都支持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
此后，一些经济学家参与政治和经济动乱的现象并没有消停。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原苏东国家的剧变中，在拉美、非洲和中东国家的“结构改革”中，在亚洲金融危机问题上，在当今21世纪不曾停息的围绕着美国决心进一步改革、分裂和肢解的那些国家的各式各样的“颜色革命中”，又活跃着多少学以致用的经济学家或经济专家（有人称他们是“经济杀手”）？
二、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伪善的“自由”
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资本势力受到威胁或要谋取重大利益的关口，往往就会出现一些经济学家，他们一方面公然为资本势力梳妆打扮、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假装道貌岸然，为其狭隘的利益目标制造具有欺骗性的普遍的口实，在国内外实行“软战争”——在这样做时，假冒不偏不倚的公允，瞒天过海，是最好的战术选择之一。
如果说在这方面19世纪的西尼尔是经济学家中的始作俑者，而后来有些经济学家一般地继承了这种传统，那么，20世纪中叶以来，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则是其最突出的继承人。
亨特教授引用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重要人物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争取崛起时期的言论，写道：“这两个学派最耳熟能详的言论之一，是声称他们的理论是纯粹的、价值中立的、不包含任何规范性判断的科学。这和西尼尔以及巴斯夏所宣扬的如出一辙。例如，弗里德曼就曾表示，‘从原则上讲，经济学中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同样，理查德·麦肯齐和戈登·塔洛克……也曾写道：‘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方法应该是非道德性的，经济学所考虑的不是应该是什么……而是了解人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还辩解说他们的‘分析完全（尽可能）摒弃我们个人的价值判断’。”“他们宣称其理论是‘经济理论的核心，适用于所有的经济制度和国家’”。
但是，他们关于市场自发发展具有稳定性；垄断不重要，与资本家无关；基本否定政府干预；以及对于外部性的分析等一直受到不间断的批评，并且得不到经济史方面的大量事实的支持，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也没有取得稳定的主导地位。
另外，弗里德曼（1912—2006）的货币主义也一直受到来自新古典主义内、外部的尖锐批评。例如，2001年萨缪尔森等在《经济学》（第17版）中就对货币主义进行过总结性的批评，描述了“货币主义的衰落”。
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里德曼的政策建议是：废除公司税、累进所得税、免费的公共教育、社会保障、政府对于食物药品的安全管制、医生的资格认证、邮政行业的寡头垄断、政府对自然灾害的救助、最低工资法、高利贷发放者收取利息的上限、禁止贩卖海洛因的法律，以及除了实施产权法、契约法和提供国防之外的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在这些建议中，体现着自诩的“无价值取向结论”的价值取向是：“看不见的手”可以完成99.99％以上的事，并且最大地保证自由。其政策目标是，萎缩政府，放纵资本，自由贸易，降低工资，消除福利。这些政策建议和背后的极端自由市场理论，就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内部，也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只是自成一派。如代表保守主义的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就一直主张混合经济和福利制度，并批评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
这些建议的落实情况和后果如何呢？以英、美为例来看：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在英国保守党执政期间，他们部分实行了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和政策建议，最直观的结果是，英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血汗工厂遍地开花，国家竞争力没有改进，保守党下台。
在美国共和党的决策圈里，多年来弗里德曼教授一直是“政治挂帅”的活跃分子。里根和布什父子视其为重要策士，相继实行了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部分自由主义政策建议。2002年小布什尊弗里德曼为“自由英雄”。但是，美国实施部分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和英国一样，两极分化加剧（基尼系数达0.469），“中产阶级变新贫阶级”，雇员阶层的实际收入和福利下降，国内民怨沸腾，这些成为了2006年11月共和党、小布什痛失国会山的主因。
英、美这种政治现象的政策含义在于，在实行普选制的国家，极右翼“非道德性”经济政策的部分或全面实施，会遭遇利益受损和日益觉悟的多数民众的反对票——这是为大资本服务的极右翼难以逾越的一道政治高墙。
另外，英、美两国的保守党派都不全面赞成也没有胆量全面实行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政策主张。这种颇为明显的保留态度也表明，这两个自高自大的学派并非自诩那样“适用于所有的经济制度和国家”。
这里再补充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点儿案例，事情就更热闹了。1970年代，弗里德曼及学生曾经在智利给靠军事政变上台。杀人如麻，两手沾满左翼人士和大众鲜血的军政府充当智囊，出谋划策，但其“休克疗法”并不成功。智利的宏观经济和增长没有实现稳定目标，收入分配问题则加剧恶化。在1970年代，弗里德曼还带着弟子转道巴西为军政府服务。但那里的将军们很快就看出弗里德曼一派的无能，拒绝“休克”，并回到了国家指导下的工业化模式。而在1990年代，俄罗斯在付出空前惨重的代价后以普京上台为标志，给“休克疗法”画上了一个休止符。这种现象进一步向世人昭示了一条道理：自诩“没有价值判断”、“非道德性”的极右翼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绝对不是“中立”的，并且缺乏经世济民的真功夫。他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再捣乱不止，总给人家带去各种灾难的精神确实是“非道德性”的。同时，他们使大资本更富有，又是完全符合大资本的道德信条的。
在实行普选制的国家，这类理论是为右翼政党或右翼执政党提供思想依据和各种忽悠人的说法，而宣扬它的经济学家往往成为这些政党或政府的重要策士；在媒体上享尽风光，声名鹊起，俨然是一番“帝国经济学”派头，但是仍然免不了有一天黯然销魂；在民主制度不完备的发展中或转轨国家里，在与社会主义运动对垒时，这类理论和经济学家往往会天然地或与实施暴力政变的右翼政府联合作战，或与右翼的暴力镇压联姻。这已经是从西尼尔至弗里德曼之间延续了近200年的一种鲜明的历史传统。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以那些还存有善意、人道主义精神租客观态度的经济学家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三、为什么人服务是经济学的大本大源
其实，关于经济学是否“中性”的争论由来已久。马克思明确地否认了这个伪问题。他认为，不同流派的经济学都在反映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
马歇尔为资本主义辩护，并对社会主义主张进行了较为温和的批判。但他和穆勒（1806—1873）一样地表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要讲伦理，要关心财富分配，要抵制富人的不义之举，要同情穷人。这种保守主义的调和态度，是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经济学家的折衷主义价值取向，但并不否认经济学和个人维护现存制度的核心价值取向。
剑桥学派的琼·罗宾逊（1903—1983）发表的意见一针见血：社会科学中存在大量令人迷惑的有关“价值判断”的争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和政治立场。试图假装自己没有任何价值判断，并且是十分客观的行为，注定只能自欺欺人或者仅仅是蒙骗他人的伎俩。一个坦白的作者会清楚表明他的先入之见，并且允许那些无法接受这些观点的读者对之不予理睬。这种态度关系到一个科学家的职业操守。
至此，以史为镜，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对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来说，为什么人服务的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取向是大本大源问题。这个道理，古今中外，右翼、左翼，概莫能外。
西方经济学中上百年来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批判声音，其中也有可听、可参考、可吸收之处。例如，对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和公平性的批评，对当前公共服务不足、某些规制不当、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现象的批评等等，其中一些内容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但是，有一类特殊情况也是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醒的。例如，与“华盛顿共识”一脉相承的各种改头换面的私有化、自由化等建议。
总结以上，一个浅显的启迪是：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立场不同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之间，相互交流学习、取长补短是必要的，其中的交流机制也很有必要展开深入的专门研究。但是，一定要警惕冒充公允的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