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名著汇评本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学名著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评点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样式。其渊源可上溯到秦汉的经史之学。如《易》之有系辞、说卦，《诗》之有《毛传》、《郑笺》，乃至司马迁的“太史公曰”，《楚辞章句》每篇前的小序等等，均可视之为评点的滥觞。以后再加上看书时根据自己的体悟而略作“钩识”、“朱墨别异”、“丹铅点勘”等，就形成了一套有圈点、有批语的评点模式，并逐步完善化。宋中叶以后，始有刻本。①至明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板刻事业的进步，作者、读者、出版商从各自的立场上分别认识到评点的价值，于是刊刻评点文学作品之风大盛。正是在文学评点繁盛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有别于一个个评家单独批点的“集评”、“评林”、“合评”类作品。这类将两人以上多位评家的批点汇集在一个原著正文上面的新的整体，今统称为汇评本。这类汇评本的产生，也是在多种契机影响下逐步形成的。首先如一些解经之作早就采取了“集解”、“集说”、“义海”、“纂言”、“辑说”、“义丛”、“会说”以及“纂注”之类的形式，显然对文史研究者有巨大的启发。与此同时，在犹如雨后春笋般的宋代诗话中，如方道醇、方道深兄弟的《集诸家老杜诗评》、《续集诸家老杜诗评》及蔡梦弼的《杜工部草堂诗话》等是专门汇集评介杜诗的文字，则从另一个角度为杜诗汇评本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到明代，正式打出“评林”的旗号且对文学名著的汇评影响较大的是凌稚隆刊于万历二年(1574)与万历九年(1581)的《史记评林》与《汉书评林》。此两书尽管是史书，但它们与文学的关系比较密切。由于作者采用了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汇集的批评文字又多，出版的质量亦高，再加上一时的名家王世贞、茅坤、徐中行等作序推介，于是声名大震。此后的明清两代，从《诗经》这类具有文学性的经典，到《楚辞》、《文选》，再到各种文集乃至小说戏曲的汇评本层出不穷，诸如余碧泉刊《文选纂注》、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杨慎选《合诸名家合评三苏文选》、周珽辑《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佚名编《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沈云翔《楚辞评林》、李廷机选《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钓璜轩刊通俗小说《女仙外史》、于光华编《文选集评》与《古文分类集评》、徐与乔等辑《增订诗经辑评》、温汝能纂《陶诗汇评》等等。在历史上，对于如此众多的汇评本及汇评工作，曾经也有一些人认为“评林是蛇足”②，“其言繁杂无次”③，“其所采辑以多为贵，不免瑕多于瑜”④。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类，对各种评点与汇评本少有善言，多作贬语，在学界产生了影响。应该说，这些负面意见也有它们的道理在，有的甚至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从总体看来，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这些汇评本“洵文章之矩矱，学者之津梁也”。⑤几年来，以我们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为核心的一些同仁，在广泛收集文学经典与名著的所有评点本的基础上，对相关批语进行了汇辑与研究。通过多年的工作，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文学名著的汇评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理论价值与传播价值。
一、文献价值
汇评本的文献价值是表现在多方面的。好的汇评本，首先表现在其底本是善本。《史记评林》之所以一炮走红，是与承传家学、“精治”《史记》的凌稚隆所刊《史记》底本大有关系的。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周中孚评《史记评林》的底本说：
其书之可取者转在正文及注，其《凡例》有云，“《史记》刻本，惟金台汪本、莆田柯氏所校，颇少差谬。兹刻以宋本与汪本字字详对，间有不合者，又以他善本参之，反复雠校，庶免亥豕鲁鱼之弊”云。余因取柯校本互相核对，却无刊落之处，而柯本之脱文误字，此本俱添入改正。然则就正文及注而论，较之柯本殊为胜之。⑥
之后，如俞樾、叶德辉等版本学大家，都对《史记评林》的底本赞不绝口，称凌氏的评林本为《史记》《汉书》中“单行本之佳者”⑦、“《史、汉评林》竟成史书善本”⑧，可见其底本见重于学界。
我们在这次整理汇评的过程中，也发现不少汇评本都是经过认真校勘的善本。汇评者出于对原作者的仰慕与对作品的热爱，极想将自己的汇辑本流传久远，因此能兢兢业业，将整个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来完成，这样刊刻出来的文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质量较高的善本。如蒋之翘校刊《七十二家评楚辞》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蒋之翘酷爱屈赋，其自序云：“予酷嗜《骚》，未尝一日肯释手。每值明月下，必扫地焚香，坐石上，痛饮酒，熟读之。”⑨正因为蒋之翘抱着如此之感情，故校刻此书，极为精审：“主朱考亭《集注》，参以诸家之评。上自汉魏，以及国朝，凡百名流，苟其一言一字之似荒谬若予者，无不搜罗而备辑之。甚至注与评而载之未详者，君必考诸他书，裁之独见，为并详之。”⑩今人姜亮夫先生就认为“蒋氏校理盖极精审，当亦有明一代佳椠也”。(11)再如陆时雍《楚辞疏》，在文字校正方面也很用心。他在《楚辞条例》中说：“古今典籍，多所未窥。亥豕鲁鱼，纷焉淆乱。搦管甫毕，纠谬未全。凡其近似之端，存而待正。斯固燕王爱骏，朽骨千金，岂曰宋客求珍，碔砆十袭。仍陈疑义，诱进新闻。”(12)核其正文，于所据底本与他本之间的异文，多所注明，以“存而待正”。如《离骚》“何桀纣之昌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句下，有云：“‘被’，一作‘披’。”(13)还有不少对异文直接作了判断：如《惜诵》“孰无实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句下注云：“‘实’当作‘殖’。”诸如此类，足见陆时雍的《楚辞疏》对后世的《楚辞》校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4)
汇评本的文献价值不仅仅反映在正文文本的精审，或许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所辑录的批文往往保存了不少罕见、珍贵的材料。那些兴致所至、随阅随批、零零碎碎的评点，不少并未能单独刊行，极易散佚，而经汇评者广搜博引，汇聚一编，刊行于世，就为后人保存着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可供今人辑录、校勘、辨伪等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旧题王霆震编《古文集成》云：
所录自春秋以逮南宋计文五百二十二首，其中宋文居十之八，虽多习见之作，而当日名流，其集不传于今者，如马存、程大昌、陈谦、方恬、郑景望诸人，亦颇赖以存。所引诸评，如槐城、松斋、斆斋、郞学士、《戴溪笔议》、《东塾燕谈》之类，今亦罕见。其书且有未知其名者宋人选本，传世者稀，录而存之，亦足以资循览也。(15)
这种现象在《楚辞》汇评本中也有不少。如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所录冯觐、陈深等人的批语，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所录孙鑛批语，陆时雍《楚辞疏》所录周拱辰等人批语，来钦之《楚辞述注》收录来氏族人及友朋批语等，皆属此类。其中又以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最具代表性。在明代《楚辞》评点诸本中，此本可谓是收录评家最全、所收内容最可靠的一种。就所收评家而言，诸如李贽、钟惺、陈仁锡、陈继儒、蒋之华、陆钿、宋瑛、焦竑、黄道周等人的《楚辞》批语，均借此流传于世。特别珍贵的是，蒋之翘还将家传未刻的李贺、桑悦两人的《楚辞》评语，也一并收录了进去。(16)两人中，传为李贺的评语尤多价值，如《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句眉上，蒋本引李贺曰：“《诗》曰：‘云谁之思，西方美人。’意甚悠婉。《离骚》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意甚激烈，可见《风》与《骚》仅在一间耳。”《离骚》篇末，蒋本引李贺曰：“感慨沉痛，读之有不欷歔欲涕者，其为人臣可知矣。”短短两语，皆中綮肯。(17)再如嘉靖癸卯二十二年(1543)碧筠斋刊《古本北西厢》，是《西厢记》流变过程中的一部较为重要的本子，对以后多种评本产生了影响，而且是今知最早的《西厢记》评点本，但此刊本今佚，而在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还保存着二十余条碧筠斋本批注，这对于了解碧筠斋本的原貌与校勘今存同治年间的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就十分有用。(18)再就《西厢记》而言，史传王季重曾有评本，傅惜华先生《元代杂剧全目》等重要书目都将它列出，但目前无法提供文献证据。蒋星煜先生因而认为它“并不存在，王思任尝为《三先生合评本北西厢》作过一篇短序，因此书流传不广，后人以讹传讹，王思任‘作序’本竟成为王思任‘评本’了”。(19)但是，作为王氏身后不远的同乡，朱璐却在《西厢记》批本中录有几条并不见于王氏所作序言中的独立批语。如云：
此篇胡珠乱撒，但闻清贵错落之声。(《琴心》尾批)
填词至此，鬼神欲泣。真宰必售。一日一唱，一唱一叹。谁得而猒射之。(《伤离》尾批)
情理所极，几与圣经贤传同一，不可思议。(《伤离》尾批)(20)
这些批语与今存王氏所作《西厢记序》的精神相合拍，似乎可以证明王季重批本确实曾经存在于世。
汇评本的文献价值不仅表现在保存了前人的材料，更重要的是评点本身常关注文献的真伪，注重学术的考辨。这在《西厢记》的一些评本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从明代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开始，就有将《西厢》视为一部典籍的意识，认为“几与吾姬、孔之籍并传不朽”，决心要一洗被“优人俗子妄加窜易”，“村学究谬施句解”而造成的“千古烦冤”。(21)继而凌濛初亦云：“自赝本盛行，览之每为发指，恨不起九原而问之。”(22)其后，封岳的《详校元本西厢记》与王、凌一脉相承，亦采用校勘的方式予以评点，“俾具真鉴者不为时本所乱”。(23)特别是到了清初毛甡的《论定西厢记》更具文献意识，甚至亦指责王骥德用“伪本”来解书而“义多拘葸，解饶傅会”，从而导致“反乖旧文”。他为当时“家为改窜，户起删抹，拗曲成伸，强就狂臆。不知作者为何意，词曲为何物，宫调为何等，换形吠声，一唱百和”而痛心疾首，花了极大的精力来校勘文字，考证体例，辨析调法。他在评本开篇未入正文之前，就明确指出“元曲有院本有杂剧。杂剧限四折，院本则合杂剧为之，或四剧，或五剧，无所不可，故四折称一剧，亦称一本”，“每本之正末必作络丝娘煞尾二语缴前启后，以为关锁”。这是在论说杂剧最基本的单元组织，对作品进行宏观的体例批评。而在进入正文评点以后，但逢有非常规的体例要素出现时，他也会一一阐述，如第一本第一折开篇即遭逢“楔子”，他立刻论道：“楔子，楔隙儿也。元剧限四折，倘情事未尽，则从隙中下一楔子。此在套数之外者，故名楔。他本列此在第一折内，固非。若王伯良以楔为引曲尤非也。一曲不引四折，况元剧有楔在二三折后者，亦引曲耶！”言说体例之外，毛本更注重对作品进行调法批评。以第一本第一折开场楔子为例，这段文本的篇幅并不长，只由老夫人的一大段上场白及一小段下场白和两只分别由老夫人和莺莺演唱的曲子组成。毛氏首先指出：“楔子必用[仙吕·赏花时][正宫·端正好]二调，间有[仙吕·忆王孙][越调·金蕉叶]，偶然耳。”这是阐述宫调问题。接着便论老夫人所唱的[仙吕·赏花时]曲云：“‘因此上’、‘盼不到’，衬字也。”这是阐述衬字问题。然后又论莺莺所唱的[赏花时]之[么]云：“《中原音韵》以值字分隶平韵，人值句务头，所谓第二字拗句也，今借音滞。”这是论述音韵问题。(24)诸如此类，充分显示了毛氏《论定西厢记》的学术性及其文献价值。
在中国古代的评点本中，像毛甡这样突出学术考辨的并不太多，但在欣赏性、理论性的文学批评中，也有不少本子时时夹杂了一些考辨，有的涉及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关于屈原是否沉江问题，自贾谊、司马迁、朱熹以来，占主流的都认为屈原“自沉汨罗”(25)，但也有学者认为并未沉江。这在评点本中也反映了出来，如明万历间朱一龙、朱爕元刻《楚辞》附张符升批，万历刻本《楚辞集注》佚名手批，京师国群铸一社本《古文辞类纂》附吴汝纶批等都倾向于“盖《怀沙》乃投汨罗时绝笔，以后不复有作”。(26)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屈原未沉，如陈深批《怀沙》“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句曰：
抗志欲沉者其文也，而卒未沉者，文以后之事也，问之秭归，验之词外，则然。(27)
又批《悲回风》“惮涌湍之磕磕兮，听波声之汹汹”句曰：
此篇矻矻似沉，实未沉也，既沉矣，焉作沉辞。
永嘉林应辰推议以为，屈子之死于汨罗，比诸浮海居夷之意。今者诸秭归传记、稗官、里人皆云。
这些都属学术考辨性质的。再如方回《瀛奎律髓》评点苏诗时，喜欢对诗歌系年，并交待写作地点，有时甚至将反映同一事件的有关作品放在一起评点，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印象。如苏轼贬黄州期间与陈慥的交游经过，在《岐亭五首》中有这样的交待：“元丰三年正月，余始谪黄州。其后数往见之，往必作诗，诗必以前韵。”对此，方回在《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中作了较为完整的梳理考辨，指出了苏轼于元丰三年正月贬黄州途中，二十日至岐亭见到陈慥，被陈留五日，作《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苏至黄州后，元丰四年正月二十日初访陈慥，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元丰五年正月二十日与潘邠老等再访陈慥，作《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元丰六年正月二十日苏轼三访陈氏，作《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28)苏轼在与陈慥的交游过程中所作诗歌的情况一经方回的考论，眉目就十分清楚。
汇评工作将各本的评点汇辑在一起，也有利于鉴别各本的先后、优劣与真伪。特别是在明代，通俗小说与戏曲的评点盛行，书商见有利可图，往往用抄袭、托名的办法纷纷炮制，结果使得同一种曲本而不断冒出不同的版本，各本间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这种现象，在《西厢记》出版过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或许是由于《西厢记》故事特别能打动人心，篇幅又比《三国》、《水浒》之类较小，刊刻的成本不大，出版的周期又短，因此，其不同的版本，包括评本恐怕比之任何一部小说戏曲更多。据目前所知，《西厢记》的评点本尚存二十余种。在这里，显然有一些是抄袭前人、临时拼凑的急就章。我们且看“楔子”中老夫人说“因此俺就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句后的评语就可略见一二：
容与堂本李卓吾眉批：老夫人原大胆，和尚房里可是住的？
孙鑛本眉批：老夫人原大胆，和尚房里可是住的？
三先生合评本眉批：和尚房岂可内家住？老夫人甚欠明白。
魏仲雪本眉批：老夫人原大胆，和尚房里可是住的？
徐笔峒本眉批：老夫人原大胆，和尚房里可是住的？
从中可见，这句批语自容本之后，孙鑛本、魏仲雪本、徐笔峒本都是一字不差在照抄的。三先生本的文字虽然不同，但语意也是一样的。再看“楔子”中张生叹曰“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之后，容与堂本旁批：“不独你一个。”后三先生合评本、魏仲雪本眉批、徐笔峒本眉批也都照样批曰：“不独你一个。”诸如此类相同的批语极多。在当时，孙、魏、徐等都颇有名气，似不会这样张狂剿袭。合理的推测，当为书商借用他们的声名来炮制赝品。而三先生中的李评，又与容本的李评不同，不能不令人生疑。今就“李卓吾”评点而言，我们在容与堂本、起凤馆本、天章阁本、三槐堂本、游敬泉本、三先生合评本等各本中都可以看到，若放在一起比较，也会发现各本李卓吾批语虽然有时也有相同的情况，但更多的是不同的李评各批各的。相同的如上引“不独你一个”，容本与三先生本同，但其他各李评本于此均无一字之批。再如第一本第一折张生唱“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云云处，容眉批曰：“如今姓张姓李的都如此。”三先生本与此相同，而起凤馆本、天章阁本均无批语，但于后一句“空雕虫篆刻，缀断简残编”处，起凤馆本则有一句独特的批语：“开笔处便不许俗人问津。”其他李评本于此均无批语。稍后“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处，天章阁本有一字批曰：“好。”他本则并未置喙。如此等等，这些李卓吾评本无一完全相同，不能不使人怀疑它们恐怕都是托名的假货。我们再看署名徐文长的三种评本，在楔子中，有一段“夫主京师禄命终，子母孤孀途路穷；因此上旅榇在梵王宫。盼不到博陵旧冢，血泪洒杜鹃红”唱词，画意本于此有一段精彩的眉批曰：
崔家富贵，文王以天子之贵敌之而不可得，但此际亦似寥落矣。况曰“母子孤孀途路穷”，而中间有“软玉屏、珠帘、玉钩”等句，亦当避忌者。
然此处新订本、参订本均无。后于“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处，画意本有眉批云“开卷便见情语”。然此评与早出的徐士范本同。新订本没有批语，参订本则另批曰：“满腔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后第一折“空雕虫篆刻，缀断简残编”处，画意本批曰：“叹己好学未成，志则有待。”新订本则另批曰：“今古同叹。”再于“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处，三本各有批语，却各不相同：
画意本眉批：此专状河之险，“这河”，当作句豆。
新订本眉批：“这河”一读，咏河处正大有气势。
参订本眉批：数段曲机，悬河而泻，真是傲世出世。君瑞果如是，莺莺当一见留情。
这里，万历三十九年刊刻的画意本虽然问世于前，但借用了徐士范本的评语，看来，三种批本是否出于徐渭之手，都值得怀疑。
二、文论价值
文学名著的评点主要还是关注名著的文学性。汇评的优势之一就是能汇集各家之说于一处，充分显示了百家争鸣的特点。特别是有的批语是直接下在前人的批语处，给人以一种短兵相接、针锋相对、一针见血、痛快淋漓的冲击。例如刘浚的《杜诗集评》在汇评《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处共引录了朱鹤龄、李因笃、吴农祥、王士禛等人批语多条。在这些人的众多批评中，一般多作赞扬语，而王士禛则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说：
王云：《八哀诗》本非集中高作，世多称之，不敢议者，皆揣骨听声者耳。其中累句须痛刊之方善。石林叶氏之言，其识胜崔德符多矣。余《居易录》中详之。○《八哀诗》最冗杂，不成章，亦
呓语，而古今称之，不可解也。
后来吴广霈对《杜诗集评》作手批时，就称“王批允为笃论”，并进一步批评《八哀诗》“拉拉杂杂，纷乘庞集”的缺陷：
(墨尾)《八哀》篇自是煌煌巨制，惟每篇必详载其人一生事实并才能等等，自不免拉拉杂杂，纷乘庞集。且每篇一韵到底，又不换韵，虽广以通叶，仍难免凑趁之病，大家名作，固不必吹瑕索班[斑]也。
这类批评十分尖锐而实事求是，读后足能增进人的见识。吴广霈的这类批点常常是直截了当，白刃见血，多用“此批亦谬”、“李批大谬”、“盲称瞎赞，那得知诗”之语。有时他还进一步剖析其谬在何处。如关于《早朝大明宫奉和贾至舍人》一诗，李因笃曾批“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一联不甚妥当，并将“朝罢”两字批抹掉，称“摩诘诗用‘朝罢’于第七句则可，公作竟是前半早朝，后半朝罢矣”。于此，吴广霈提出了不同意见，并指出李因笃之所以“谬妄”的原因，说：“早朝诗岂竟不能预计其退朝时事耶？李批谬妄，是以八股之戒犯下律诗歌也。”当然，有些后人的批点也不仅仅在于发表不同的批评意见，也有补充、完善、发展性的。如对杜甫《发同谷县》一诗，吴农祥称该诗“一气读，一笔写，相见寻常事却说得骇异不同，此人人胸臆所有，人不道耳。”对此，吴广霈补充说：“非人不道，实人人道不出耳。”从“人不道”，到“人道不出”，就进一步突出了杜诗的超妙和难以企及，是一种发展。这种自由评说、各抒己见的现象，在汇评中触处可见。如有关苏轼诗《秦穆公墓》的评点，袁宏道曾评曰：“似论矣，此理学之始也。”指出了他的诗涉议论的特点。谭元春曾接着说：“袁此语甚有益。”后查慎行发挥道：“议论自开辟，但事出六经，恐难翻案。”对此，纪昀却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批曰：“纯寓与上官不合之感，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垒块。查氏谓‘事出六经’，恐难翻案，未详立言之意耳。”(29)诸如此类，与一般隔山开炮、迂回曲折的批评相比，显然能使读者更有阅读的快感，更容易引起进一步的思考。
汇评将前后不同时代、具有不同思想品格与艺术趣味的批评家的观点汇集在一起，往往会显出不同观点相互交锋的现象，但也会出现惊人的一致，会将一个问题沿着同一个大方向论述得越来越深入。这在关于论定《西厢记》之类歌颂青年男女爱情的作品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当时抒写的青年男女违反封建礼教而自主恋爱，就容易在社会上引起争议。尽管有一批文人力挺“《西厢记》天下夺魁”(30)，但掩不住社会上往往将它视之为“淫书”的声浪。如永乐年间李祯所作的小说《贾云华还魂记》，就称崔莺莺是“淫奔之女，以辱祖宗”。稍后所出的小说《三奇合传》，更明确地说：“《西厢》，邪曲耳”，“能坏人心术”。以后在明清两代戏曲小说的禁毁书目中，《西厢记》总是名列其中，一直到清末《蜃楼志》小说在罗列一批“淫词艳曲”时，还将《西厢记》列为第一。(31)因此，在明清两代，围绕着《西厢记》究竟是一部“情词”还是一部淫曲，是充满着争议的。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如王世贞称《西厢》为“北词”之“压卷”，李卓吾赞其为“化工”“至文”等，对端正人们对《西厢记》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漫长的争议过程中，纷繁的评点在这里也起了作用。为方便起见，略引几家评本的序言来看它们对《西厢》的总体评价：
谢世吉《刻出像释义西厢记引》：“坊间词曲，不啻百家，而出奇拔萃，惟《西厢传》绝唱。……作者未必无劳于心，述者亦未必无补于世也。”(少山堂刻《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象释义北西厢》卷首)
程巨源《崔氏春秋序》：(《西厢》)“词曲之《关雎》，梨园之虞夏。”(徐士范刊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卷首)
王骥德《评语》：“《西厢》，风之遗也；《琵琶》，雅之遗也。《西厢》似李；《琵琶》似杜。二家无大轩轾。”(王骥德校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附录)
陈继儒《西厢序》：“其描写神情不露斧斤笔墨痕，莫如《西厢记》。……即所称千古第一神物，亶其然乎！”(《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会真记》卷首)
如此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呼应王世贞、李卓吾等人的观点，肯定《西厢记》的价值。在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往往拉着《国风》《关雎》等大旗来包装《西厢记》。这是当时文人为戏曲小说辩护的常用手法。他们在评点本中肯定《西厢记》时，也注意到社会上认为此书“事涉不经”(32)、“即涉淫靡”(33)的问题，并作了一定的辩解，但往往显得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到金圣叹出，作《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则对“淫书”问题直面对待，其《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一上来就连写六条论“《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以势不可挡之笔，欲将“淫书”论打入“拔舌地狱”。他首先强调《西厢记》本身就是“天地妙文”，接受者之所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就在于“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人说《西厢记》是淫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他接着论“此一事”说：“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自何而来，便废却此身耶！”因此，读者看《西厢记》，当着眼于“一部书有如许纚纚洋洋无数文字”，而不是专注于“此一事”，应将“此一事直须阁起不复道”。假如有人只认《西厢记》是淫书，那肯定是深深地中了“冬烘先生”之毒，或者本身就是“冬烘先生”了。他在《酬简》总评等处，又反复从不同角度论述“淫书”论的荒谬性。随着《第六才子书》在清代的广泛流传，金圣叹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虽然还不能使“淫书”论销声匿迹，且他的评点本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但他毕竟用文学的观点，对《西厢记》作了许多精彩的解读，对确立《西厢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
同样是写情写欲，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牡丹亭》的命运与《西厢记》相比，情况似稍好，尽管有人视汤显祖写《牡丹亭》为“轻薄”(34)，也有人编造了汤氏因此而遭“冥罚”的故事，(35)甚至在《红楼梦》第52回中借李纨之口也说《牡丹亭》为“邪书”，但总体上看，在文人学士圈里还是较少有人给它戴上“邪曲”“淫书”的帽子，而较多的是承认汤显祖自己说的杜丽娘是天下真正的“有情人”，此剧所写青年男女之间为了爱情而“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是“情之至”的表现。(36)这与众多评点家的赞扬也是分不开的，如王思任说：“《牡丹亭》，情也。”“情深一叙，读未三行，人已魂销肌栗。”(37)茅暎说“其间情之所在，自有而无，自无而有”，表现得“磈奇愕眙”。(38)因此，尽管《牡丹亭》在音律、文辞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瑕疵，但它却一直被认为是一部将情写得既真又深、既奇又正的反映明代“主情”潮流的代表作。这不能不说与评点本犹如众星捧月地追捧大有关系。总之，在洗清《西厢记》、《牡丹亭》等“写淫”的罪名，并确立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过程中，评点本起了重要的作用，将这些评点汇集起来，更能显示它们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的力量与价值。
评点与汇评工作的文学价值，还表现在各抒己见的过程中，在理论上丰富与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的内涵。如我国古代叙事理论中的“文法论”，在《古文关键》卷首就有《总论看文字法》一篇，总结了“笔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语新而不狂”、“常中有变”、“正中有奇”、“题常而意新”、“意常则语新”、“结前生后”、“曲折斡旋”、“转换有力”、“反复操纵”等多种“作文法”。在宋代，“作文法”的提法可能已经流行，稍后周应龙的《文髓》卷首批韩愈《师说》也云“作文法度尽在是”，后文还具体总结了许多“文法”，如“抑扬之法”(卷一韩愈《争臣论》、卷二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批语)、“活法”(卷三柳宗元《桐叶封弟辩》批语)、“开合之法”(卷四欧阳修《上范司谏书》批语)等。这种“文法”批评在后来的小说批评中得到了发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提出的诸如“躲闪法”(第21回)、“捷收法”(第57回)等文法还比较零碎，而到金圣叹在批评《水浒传》时就比较系统化了。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就集中总结了“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等近20种文法。后来的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又有所发展，名目更多，如“回风舞雪、倒峡逆波法”、“远及近、由小至大法”、“横云断岭法”、“偷度金针法”等等。这些叙事“文法”，虽然有的含义比较模糊，但它们毕竟形象地总结了不少叙事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形式美，对今天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再如我国古代的写人论，开始受传统的哲学与画论的影响，标举的是“形神论”，大量的古代小说与戏曲的评点本中，都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如《水浒传》的袁无涯本、容与堂本的评点中，都贯彻了“形神兼备”的思想，如第十二回眉批杨志“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腮边微露些少赤须。把毡笠子掀在脊梁上，坦开胸脯”的相貌描写时说：“传神。”第三十八回眉批李逵“黑凛凛”的描写说：“只三字，神形俱现。”(39)容与堂本第二十四回针对潘金莲因武松警告而恼羞成怒地骂武大一段文字，眉批曰：“将一个烈汉、一个呆子、一个淫妇人描写得十分肖象，真神手也。”(40)同时，还先后在夹批中连评了三十三个“画”字，另外又在眉批处赞道：“传神，传神！当作淫妇谱看。”(41)作为形神论的补充与发展，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特别是在小说戏曲的评点中，又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理论范畴：“态”。“态”超越了描写对象的形与神，又相容了人物形象的神与形。正因为“态”具有形神兼容而又超越形神的特点，它似无形而有形，说有形而实无形，故李渔在《闲情偶寄·声容部·态度》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概括：
吾于“态”之一字，服天地生人之巧，鬼神体物之工，使以我作天地鬼神，形体吾能赋之，知识我能予之，至于是物而非物，无形似有形之态度，我实不能变之、化之，使其自无而有，复自有而无也。态之为物，不特能使美者愈美，艳者愈艳，且能使老者少而媸者妍，无情之事变为有情，使人暗受笼络而不觉者。……态自天生，非可强造，强造之态，不能饰美，止能愈增其陋。同一颦也，出于西施则可爱，出于东施则可憎者，天生、强造之别也。相面、相肌、相眉、相眼之法，皆可言传，独相态一事，则予心能知之，口实不能言之。口之所能言者，物也，非尤物也。噫！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欲言不得，其为物也何如！其为事也何如！岂非天地之间一大怪物，而从古及今，一件解说不来之事乎？(42)
在这里，李渔在指出“态”具有“是物而非物，无形似有形”的基本特点的同时，又特别指出了“态”能“使美者愈美”及“使老者少而媸者妍”。这实际上是进一步说明了“态”是超乎“形”“神”的，是一个揭示人物形象在个性鲜明生动的基础上更具愉悦功能与特殊魅力的审美范畴。对此，清代鸳湖烟水散人的小说《女才子书》在写小青临死请画师为之“写照”的一段文字，可以作为具体的诠释：
忽一日，语老妪曰：“可为我传语冤业郎，觅一良画师来。”有顷，师至，即命写照。写毕，揽镜细视曰：“得吾形似矣，犹未尽我神也，姑置之。”画师遂又凝神极巧，重写一图。小青又注目熟视曰：“神是矣，而丰态未流动也，得非见我目端手庄，故尔矜持如此。”乃令置之。复命捉笔于旁，而自与老妪指顾语笑，或扇茶铛，或检书帙，或自整衣褶，或代调丹碧诸色，纵其想会。须臾图成，果极妖纤之致。笑曰：“可矣！”(43)
这段文字虽来自稗家野语，故事本身无法考究，其中却蕴含着有关“态”的理论价值。从这段关于小青要求画师三易其稿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层次的“写照”境界至少应当包括三个方面，除了要有“形似”、“神似”外，还应当具备“流动”的，亦即活的“丰态”。在此，“形”、“神”、“态”作为三个层次，表述得非常清楚。可见，“态”就是传统写人论中超越形神的一种特殊的审美境界，具有相对独立的品格。它又与现代的所谓“体语”、“态语”、“体态语”、“态势语”、“人体语言”、“肢体语言”等方面的理论具有相通之处，故值得我们重视。(44)
除了“态”这个理论范畴之外，我们在汇评过程中，还看到了其他一些富有意味的范畴，如戴问善在《西厢引墨》中提出的“恰”，也颇有价值。在《惊艳》中有这样一则眉批：
圣叹批《西厢》数万言，才子文也。我批《西厢》止一字，曰“恰”。盖人人心头口头所恰有，而未能道出者也。
“恰”的原义是正好、刚好、适当、贴切。这里从字面上看，似乎是指评家所论正好与读者的接受期待相吻合，但从他的具体批点来看，当是指《西厢记》作者写出了一般人不能道出的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期待。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剧中人物的一言一行都最恰当地表现了当时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与身份处境等等。比如张生初见莺莺时说“颠不刺的见了万千，这般可喜娘罕曾见”，被批曰：“乍见、惊见，心头恰有此语。”这就十分符合一个广见市面、心高气傲的风流才士初见绝色美女时的情况。又如《酬简》中有曲词云：“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此处非常贴切地写出了张、崔初次偷偷性爱时的羞涩、激动与兴奋，戴氏就批曰：“‘推’字、‘惊’字，恰是小儿女初度，真写得出”。再如《哭宴》中[小梁州]曲词“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见了把头低，长吁气，推整素罗衣”。这里将一个相府千金送别情人时的难分难舍、极力克制表现得非常生动而真实。所以戴氏批道：“随笔写出，无非是恰有情事，亦何心细。”又如《借厢》中有曲词云：“我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我不教你叠被铺床。将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许放，我自写与你从良。”对于此曲前人多有议论，如容与堂本李卓吾批曰：“穷秀才专会算未来帐。”画意本徐文长批曰：“此中未免有得陇望蜀之意。”或者认为借此以衬托小姐的更加高贵脱俗。戴氏在这里则完全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加以批评：“此时满心里俱是莺莺，乍见其家侍婢，心中恰有如此打算。”如此等等，在《西厢引墨》中用“恰”字来批评处甚多。这个“恰”与“真”、“自然”等范畴的意思有点接近，但也略有差别。“真”是侧重以作品所反映的客观世界作为标准来加以衡量，“自然”也关系到在主体表现的角度上加以考虑，而“恰”是侧重于从主体表现的角度来批评，又融入了读者接受时的感受，所谓“盖人人心头口头所恰有”者也。有人说：“从哲学渊源来看，‘恰’其实是儒家‘中庸’思想在文学批评领域内的展现。”这话也是有道理的。再如在杜诗的批点中，我们还看到方拱乾以“绪”论诗，也值得注意。“绪”字本义是丝线的端头，由此而衍生为清理头绪之意，就有思路、线索、条理的意思，再有余留、遗下之意，所谓“余绪”等等。此“绪”字自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引进论文，说“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之后，至宋明以下用“绪”论文者渐多，到清代使用者更为普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方拱乾在卷首的题识和序言中提纲挈领地申述了有关“绪”的理论，又辅以大量的批点，将“绪”这个范畴突出了出来，不但成为他论文的一大特色，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宝库。除方拱乾以“绪”批诗之外，其他如李以峙继宋代江西派之后张扬以“响”论用字，奚禄诒崇尚“婉味”，俞玚专论“法律”等等，(45)都是在批点中阐释和实践着自己的批评原则，而这些关于诗歌批评的系统性理论无疑是诗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何况在杜诗未刊评点中所谈到的关于字法、句法、诗歌本事、诗歌艺术、诗歌起源、诗歌传承等诸多方面的理论火花，都属于难得的文学批评史料。
三、传播价值
评点对于文学作品的“二次传播”无疑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作品一经评点，乃至汇评之后，往往使读者更易于接受、便于接受与乐于接受，所谓“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46)王思任在《合评北西厢序》中对汤显祖、李卓吾、徐文长的评语从三个角度肯定了他们对读者的接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合刻三先生之评语者又谓何？大抵汤评玄著超上，小摘短拈，可以立地证果；李评解悟英达，微词缓语，可以当下解颐；徐评学识渊邃，辨谬疏玄，令人雅俗共赏。合行之，则庶乎人无不挚之情，词无不豁之旨，道亦无不虞之性矣。
这段话从三个角度点明了评点可以使读者更容易领悟、欣赏与理解作品。有人甚至把李贽评点《水浒》的“通俗”意义提到了这样的高度：“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47)作品获得了读者，也就获得了市场，获得了商人的兴趣，就能更为广泛地传播。据载，“自《史记评林》成，而学士大夫好其书者麕集于际叔之门。”(48)一时即“盛行于世”，(49)致使“近时左、国、班、马等作，俱被后生指点批评，‘题评’‘评林’之属，纷纷灾木，几乎涂塞离旷矣”。(50)
读者之所以乐于接受，还不仅仅停留在低层次的易于接受的层面上，而更在于其评点具有当下的实用性。这种实用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学习作文有用，二是对于举业考试有用。
对读者有实用意义的首先是通过评点能较为明白、直接地学到读文之法与作文之法。目前存世较早的《古文关键》是“宋吕祖谦编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之文凡六十余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故谓之关键。”(51)其卷首即冠以总论《看古文之法》与《论作文之法》，然后对每位作者与每篇选文的“文法”加以点评，使读者容易窥见其作文的奥妙。之后的《崇古文诀》、《文章轨范》都遵循这一原则，致力于揭示“文法”，“抽其关键，以惠后学”。(52)“凡所标举，动中窽会，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矣。”(53)这些“文法”之“关键”，后经民间的总结与官方的认可，逐渐成为一种定式，明清两代的诗词文赋与小说戏曲的评点，无不以揭示“文法”为首要任务，为学者提供学习的门径。有人评唐顺之《文编》的选评曰：“顺之深于古文，能心知其得失，凡所别择，具有精意。……其言皆妙解文理，故是编所录，虽皆习诵之文，而标举脉络，批导窽会，使后人得以窥见开阖顺逆、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以蕲至于古。学秦汉者当于唐宋求门径，学唐宋者，固当以此为门径矣。”金圣叹在评点《水浒》时，就更是强调“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认为一部《水浒》自具“读一切书之法”，(54)自己就志在揭示这种“读一切书之法”。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就总结了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等十几种“文法”，并说：
凡人读一部书，须要把眼光放得长。如《水浒传》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若是拖长看去，却都不见。
《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识字，便当教令反复细看，看得《水浒传》出时，他书便如破竹。
《水浒传》到底只是小说，子弟极要看，及至看了时，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
从中很清楚地看到评点的价值首先就在于把“文法”之“金针”度于人，使读者在阅读时更容易把握读书作文之方法与技巧。
评点有助于读者把握“文法”，这固然是为了更好地作文；而在古代社会中，读书作文又与举业考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也就使评点与科举考试的实用价值有所勾连，比如《文章轨范》一书，王阳明在为其作序时就认为谢枋得所选取的六十九篇古文本身就是“有资于场屋者”，他所标掲的“篇章句字之法”，并未笼罩“古文之奥”，是“独为举业者设耳”。(55)万青铨在《文章轨范跋》中进一步引申说，编选者“盖欲学者由举业以达于伊傅周召，不能不教之，用韩柳欧苏之笔，发周程张朱之理，以期有当于孔曾思孟之心，有当于千百世上下人之心。”事实正是如此，谢枋得在具体评点中往往作了明确的交待。如卷二“放胆文”(王字集)的批语说：“初学熟此，必雄于文，千万人场屋中，有司亦当刮目。”卷三“小心文”(将字集)又批曰：“场屋程文，论当用此样文法。”如此等等，都明白地指向了学习“文法”为场屋所用。至于与举业有直接关系或关系较大的一些作品如《诗经》等经典的评点，自然就与考试的目的更为直接了。正如明末何大抡在《诗经主意默雷凡例》中说的：“国朝经义取士，《诗》居其一。”(56)因此，有关《诗经》的评点，从旨意的探究，到文法的揭示，都与作八股时文有密切关联。凌濛初说他的《诗逆》就是专“为举业发者”，一时间类似的书几乎可以“充栋”(57)。像明代孙鼎编集的《新编诗义集说》，分别以“旨要”、“主意”、“发挥”、“断法”、“衿式”等点明各家之说，既标明文法的规范、八股的技巧，也关注经义的阐释、大旨的发明，紧紧地围绕着科举之用。其中如《七月》的“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节引录“上股言收成之后可以治屋，下股言治屋之急如此者，盖以来岁又以治田而不暇为此也”云云后，点明为“旨要”。(58)这些评点家们认为，讲《诗》不能只顾“章法、句法、字法”，而不重视“因文见义”，而当记取“欧阳氏‘六经不可以文论’一语”，懂得“六经义蕴宏深，不专在文辞之工耳”，要从“文法”入手，弄清“语脉”，深求“义蕴”，最后能“识其旨归”，“得诗人之志矣”。(59)这样才能将“政治文章”“一致”起来，培养“应务匡时”之才。(60)
评点本既然为培养与选拔人才的科举服务，也就必然与教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现存较早的元代的系统记述教学程序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就明确规定“八岁入学之后”学习“黄勉斋、何北山、王鲁斋、张导江及诸先生所点抹四书例”，(61)多处讲到“批点抹截”的问题。在理解经典批点的基础上，还以韩愈的议论文、叙事文为例，详细地讲解了如何批点文章中的纲要、事实、警句、呼应、譬喻等等。为了适应这种教学，不少文学名著及经典的普及著作，就用评点的方式来予以诠释。像茅坤选评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选录尚得烦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62)很好地说明了其评点有助于初学，以及由此带来传播作用。至于一些经典的评点，功用也十分明显。如晚明的《诗经》研究家徐奋鹏的一些著作，就多用评点的形式，开始时也就是为了“长儿春茂童年就学”而编讲，后来“馆居受徒，遐迩各郡造闻而执经门下者，每岁数十人，人咸见予儿所读之经甚简便易记，亦易解，且不诡于紫阳原旨，于是竞为抄录而去”(63)，渐渐扩大影响，成为《诗经》学的名家。而反过来，正因为他的《诗经》著作多以评点与汇评的形式问世，所以能得到学子的欢迎，人称“笔洞(奋鹏号)著述，充长安杀青之栋，宇内治举子业者，家函户帙”。(64)事实很清楚，“以为家塾中学子之助”(65)的评点本，是古代教学的实用教材，是科学考试的有力工具，因而必然得到广大家长与学子的普遍欢迎，从而使评点为文学名著与经典的二次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
正因评点与汇评自有其价值所在，所以在明清两代风行一时。至现代，尽管评点未入一些人的法眼，但也得到了不少有艺术眼光的批评家的好评与实践。钱锺书说得好：“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和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更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断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66)我们相信评点与汇评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样式的魅力将永在。
注释：
①叶德辉：“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以后”。见耿素丽点校：《书林清话》卷二“刻书有圈点之始”，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②孙鑛：《居业次编》卷三，明万历四十年(1612)吕胤筠刻本。
③茅坤：《刻汉书钞序》，《茅鹿门文集》卷十八序，明万历刻本。
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十五史部一《史记评林一百三十卷明万历甲戌刊本》，民国《吴兴丛书》本。
⑤金嘉琰：《文选集评序》，于光华编《文选集评》卷首，清乾隆年间刊本。
⑥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十五史部一，民国《吴兴丛书》本。
⑦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三，清光绪刻《春在堂全书》本。
⑧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民国郋园先生全书本。
⑨蒋之翘校刊：《七十二家评楚辞》，明天启六年(1626)刻本。
⑩黄汝亨：《楚辞序》，蒋之翘校刊：《七十二家评楚辞》，明天启六年(1626)刻本。
(11)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1页。
(12)见陆时雍：《楚辞疏》卷首附录，明天启间缉柳斋刻本。
(13)陆时雍：《楚辞疏》，明天启间缉柳斋刻本。下引该本，版本情况皆同此，不逐一注明。
(14)本段所述参见罗剑波：《明代〈楚辞〉评点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71—72页。
(15)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集部四十，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影印本。
(16)对此，蒋之翘有所说明：“余敢参古今名家评，暨家传李长吉、桑民怿未刻本，裁以臆说，谋诸剞劂氏。”见蒋之翘：《楚辞序》，《七十二家评楚辞》，明天启六年(1626)刻本。
(17)参见罗剑波：《明代〈楚辞〉评点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74—75页。
(18)杨绪容：《碧筠斋本：今知最早的〈西厢记〉批点本》稿本。
(19)详见蒋星煜：《王思任评本〈西厢记〉”疑案》，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20)韦乐：《金圣叹本〈西厢记〉评点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6—27页。
(21)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下》，明天启四年(1624)刊本。
(22)凌濛初：《西厢记凡例十则》，《即空观主人全定西厢记》卷首，明末朱墨套印本。
(23)封岳：《评校元本西厢记序》，《评校元本西厢记》卷首，清顺治间含章馆刊本。
(24)韦乐：《金圣叹本〈西厢记〉评点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50—52、68—70页。
(25)贾谊：“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见《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缩印1916年涵芬楼影印本，1986年，第281页。
(26)吴汝纶批：“《九章》自《怀沙》以下，不似屈子之辞。子云《畔牢愁》所仿，自《惜诵》至《怀沙》而止，盖《怀、沙》乃投汨罗时绝笔，以后不复有作。”(吴汝纶先生点勘群书之《古文辞类纂》，民国三年夏六月印行)。
(27)陈深辑：《诸子品节》，明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
(28)此段有关苏轼的材料引自樊庆彦：《苏轼诗文汇评》稿本。
(29)此段有关杜诗的材料引自曾绍皇：《杜诗未刊评点汇辑》稿本。
(30)贾仲明：《凌波仙》，见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328页。
(31)上引《贾云华还魂记》、《三奇合传》、《蜃楼志》三书材料，参见陈益源：《小说与艳情》，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25、26、35页。
(32)曹以杜《刻李王二先生批评北西厢序》：“胜国时，王实夫、关汉卿簸弄天孙五彩毫，为崔张传奇。虽事涉不经，要以跳宕滑稽、牢笼月露之态，直是词曲中陈思、太白。”(起凤馆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卷首)。
(33)毛允遂《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序》：“《西厢》，桑间濮上之遗也。然几与吾姬、孔之籍并传不朽，李献吉至谓：‘当直继《离骚》。’夫非以其辞藻浓至，即涉淫靡，有不可得而屏斥者哉。”(王骥德校注本《新校注古本西厢记》)。
(34)王宏撰：《山志》卷四《传奇》，转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焚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20页。
(35)黄正元：《欲海慈航禁绝淫类》，转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焚毁小说戏曲史料》，第375页。
(36)汤显祖：《牡丹亭题辞》，《玉茗堂集·玉茗堂文》之六，清康熙间刊本。
(37)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卷首，明天启四年(1264)张氏着坛刊本。
(38)茅暎：《题牡丹亭记》，《牡丹亭》卷首，明泰昌间朱墨套印本。
(39)见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古典小说研究中心主编：《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第十七辑《忠义水浒传全书》，台北：天一出版社，1986年，第553、1404页。
(40)(41)见《古本小说集成·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3年，第742、748页。
(42)李渔：《闲情偶寄·选姿第一·态度》，见《李渔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5页。
(43)鸳湖烟水散人：《女才子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1991年，第19—20页。
(44)参见李桂奎、黄霖：《中国古AI写作人论中的“态”范畴及其现代意义》，《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45)此段参见如下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有关章节：韦乐《清代〈西厢记〉评点研究》，第145页；曾绍皇《杜诗未刊评点的整理与研究》，第194—218页。
(46)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忠义水浒全书》卷首，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本。
(47)佚名：《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东西汉通俗演义》卷首，清善成堂刻本。
(48)王世贞：《汉书评林序》，《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四十四文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9)茅坤：《刻汉书评林序》，《茅鹿门文集》卷十四序，明万历刻本。
(50)沈懋孝：《长水先生文钞》长水先生贲园草，明万历刻本。
(51)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集部四十《古文关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698页上。
(52)楼昉：《崇古文诀》卷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54册，第2页。
(53)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集部四十《文章轨范提要》，第1703页上。
(54)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三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55)王守仁：《文章轨范序》，谢枋得：《文章轨范》卷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何大抡：《诗经主意默雷》卷首《凡例》，明末刊本。
(57)凌濛初：《孔门两弟子言诗翼》，明崇祯三年(1630)乌程凌氏刻本。
(58)孙鼎：《新编诗义集说》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宛委别藏影钞明刻本，第25B页。
(59)牛运震：《诗志例言》，牛运震：《诗志》，嘉庆五年(1800)空山堂刊本卷首。
(60)陈预：《牛空山先生全集序》，牛运震：《诗志》卷首，嘉庆五年(1800)空山堂刊本。
(61)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北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卷之一第3页。
(62)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集部四十二，第1719页上。
(63)徐奋鹏：《内讼》，《徐笔峒先生十二部文集》，万历乙卯(1615)金陵光启堂王荆岑刊本。
(64)焦志洪：《毛诗捷渡叙》，徐奋鹏：《毛诗捷渡》卷四末附，天启乙丑(1625)金陵王荆岑刊本。
(65)何俊：《葩经一得序》，《葩经一得》卷首，清道光三十年何氏梦约轩藏板。
(66)钱锺书：《读〈拉奥孔〉》，见《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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