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的转型与转型中的国际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国际关系稳定时期相比，转型中的国际格局尤其给人们提供机会，使得有关国际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袒露无遗地展现出来，人们得以对之悉心观察与全面研究。由于这样的国际格局转型并不是经常性地发生的，因而，当下的这种转型机遇，对研究者来说是极为难得、相当宝贵的。尤其重要的是，自冷战结束以后，可以认为国际格局的转型实际上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市场经济，对于政治民主化，对于各国的相互依存状态的浪漫主义观点与过于渲染迷恋的时代已经过去。冷战后的国际格局转型实际上已进入了一个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加剧，并且这种竞争以各自传统文明为背景，带有旧格局中的地缘政治痕迹、而且是伴体制变迁所带来的外部张力的崭新阶段。这一新阶段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宽广视野。
当然，问题的另一面在于，由于国际格局转型的动因、过程、方面、后果等非常复杂，而且各个领域的变化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这又使得对转型期的观察与研究，需要从一个综合的、全新的知识结构出发方能进行。本文拟从几个方面来谈谈形成这一知识结构的必备条件。
（一）
历史，从来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点。世界历史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国际关系的研究大家不可能不是一个研究精深的历史学家。我认为，历史于国际关系的重要功能，主要地并不在于：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历史的可重复性概率几乎是零。马克思说过的，历史的第一次出现是悲剧，第二次出现是喜剧也就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历史主要是通过其演进过程的内在逻辑，去把握、去引导当代进程发展的。说得极端一点，重要的甚至不是曾经有过的事实，而是事实与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事物发展的逻辑轨迹。
转型期的国际社会呈千姿万态，每一个进程，每一种局部都不可能是历史的重复，但都是以往过程的积淀与发展，都是历史惯性的推动和吸附拒斥所致。波黑冲突发展至今，战事绵延第四年，死伤已是几十万，未见有了结之日，究其原因，还是复杂的历史背景在起作用。这里既有文明结合部地带民族、宗教、文化相互冲突的结果；也有前南斯拉夫时期，不当的民族政策所留下的遗患；当然也包括列强在巴尔干地区的战略图谋，两次大战，巴尔干不是发难首选之地，便是兵家必争之处，这都不是偶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并不是历史简单的堆积。常见对当前事件的历史分析是作一、二、三、四的简单罗列，这恐怕很难是真正的历史分析的功能所在。与其作这种粗陋的归纳，还不如从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历史进程中各主体相互关系的演化。就以大宏观的全球国际格局而论，于古代社会是不存在的。古代文明的几个发祥地，如果从外星人的角度看来，只不过是一片沙漠孤零零的几叶小舟。到古代社会的晚期，各古文明帝国才跃跃欲试地表现出向外扩张的势头。但这种扩张不是昙花一现，便是有气无力。一直要到中世纪，被称为“蛮族”的蒙古人、阿拉伯人征战驰骋才真正实现了跨越大陆域阀的大进军。当然，这时各区域内国际力量的相互联系依然是原始而间断的，要等到工业革命、航路开通、资本主义问世，才真正将整个世界打成一片，成其为一统一体。20世纪之后地区主义抬头，可视为全球一体化进程受到挑战。〔1 〕这是一体化过了头、或者是一体化的方式不当，引起了地区的反叛与离异。从结构变迁角度来作历史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今国际格局中的地区化抬头，远不止是一个经济集团化的问题，而是经过这么长的历史蕴积而形成的一种国际社会的组织方式，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心理等诸种因素凝集而成的一个大过程。
用历史方法观察现实的国际格局转型，着眼点还是分析未来国际格局的走向。若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国际态势颇有些象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一段国际格局的特征。第一，是帝国崩溃。欧洲大陆之上，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帝国在一战之前已呈崩溃之势。大战只不过是为这些帝国的灭亡送葬。冷战的结束，也是以苏联这个一度欲称霸的超级大国的消失为标志的。第二，是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关系并不是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来划分的；当今世界，按邓小平同志的说法，“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和各国相互的利益考虑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出发点。第三是民族国家纷纷涌现，国际关系的主体大量增加。这种帝国崩溃之后，新兴国家迅速增加的现象成为一战之前和当前国际关系的突出共同点。第四，是国际社会的冲突热点地区甚至也一样。当年，是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而今，国际社会最为动荡不宁的冲突地点正好是在当年发生大战的巴尔干波黑地区。把当今国际格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局势作比较，并非是预言世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恰恰相反，是为了说明：即使在许多方面今昔间有许多共同点，但正因为历史的发展已使得人类悲剧难以重演。科技与信息革命的发展已使得大规模破坏性的核战争与常规战争显得不合时宜，无论是对战争发动的预警、还是对战争后果的担忧都足以使人们望而生畏；此外，人心思定，厌烦战争；各国间协调机制尚起作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等诸种原因，都使得当今世界依然是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历史比较方法为我们构画了这样一幅图景。
（二）
地理方法，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传统方法之一。尽管迁延时日，但“地缘政治”一词，多少年来听来仍然是耳熟能详。
冷战之前与冷战期间，地缘政治理论甚至曾经主导过国际关系的发展。麦金德的“大陆枢纽”说，马汉的“海洋争霸”说，荷斯豪弗因袭拉采尔的“生存空间”说、包括前苏联海军将领戈尔什科夫的海洋发展理论都成为美、英、德、苏各大国军事战略和大国争霸的理论基础。然而，冷战结束之后，地缘政治是否继续适用；在当代高科技日新月异发展的条件下，地理因素是否已不起作用。
事实已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尽管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可以不断变化，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但地缘政治区却是相对稳定的。比如西欧就是一个较完整的地缘政治区，在区内可以出现地缘政治对抗（一战、二战），也可以出现地缘政治联合（欧共体），但地缘政治活动的主要发生范围却是稳定的。亚太是更大一级尺度上的地缘政治区（从二战中的大东亚共荣圈到当前的亚太经济圈）”。〔2 〕这种地缘政治区域结构的客观实在性是恒常不变的，但地缘政治的力量对比可以不断地分化组合，这是地理因素作用于国际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有人曾经认为，早期政治地理学的许多理论随着社会经济，特别是军事技术如核武器的发展，已无济于事了。理由是，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各国疆界已不再是防止外部势力渗透的可靠屏障物；武器杀伤力的增大和远距离的投掷能力也使各国的地理位置与距离失去意义。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德伯里认为：固然，“麦金特不能预测20世纪地理战略的变化，没有估计到空中力量的发展和导弹的作用……但是麦金特关于大陆腹地具有基本的地理优势这一观点仍然是有价值的。大陆腹地广大的生产区域及其范围的不断扩大，是该地区永久的财富，因为在由技术决定的冲突中，哪怕只有几分钟的缓和也可能是至关重要的。”〔3〕一方面， 广袤的自然地理空间仍然如上所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禁止使用战略武器的国际势力也同时不由自主地加强了常规武器和其它中短程高技术武器的威慑力量，这更使自然距离成为决定竞争者胜负的关键之一。所以，冷战尽管告终，政治地理因素却将长存，甚至国际关系对地理学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例如参与竞争国家的经济区位；区域联合的自然地理结构基础；包括国际政治中已在运用的心理地图分析方法等等，都使得冷战后的地缘政治理论更为丰富复杂。
运用地缘政治理论于中国周边环境，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从客观上说，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具有高度的传统地缘政治色彩：高山大洋的地缘阻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差异、多数亚太国家尚属现代化转型期出于内部稳定及政治合法性考虑的相互政治隔离与相互竞争。从主观上说，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推动各国超越空间藩篱，使相互依存水平大大提高，尤其是由于东北亚各国乃是亚太政治经济文化的自然重心，因此，发展政治经济合作，加强亚太区域一体化的努力已有显著成效。中国外交要取得成功，关键之一就在于准确地把握亚太地缘政治的结构特点，在相互依存和相互阻隔的区间中找到最佳位置。另外，地缘政治研究中素有“海陆之争”的说法，也即海洋力量和陆上力量由其自然环境所造就的种种差异长期以来实际处于对抗状态。这样的说法虽然过于简单化，但仍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欧亚大陆国家与主要具有海洋扩张传统的国家之间矛盾的深刻性。而历来的地缘政治学者，如麦金德、斯拜克曼都把中国所处地位称之为“中间地带”，也即中国所在的地理区位有可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属冲突的非主要方面。如果这样的推理与其他参数一起，展望未来的政治发展，那么，中国应该力争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抗衡与竞争危及中国，力争成为未来国际冲突中左右斡旋、东西平衡的中间力量，维护自身安全，也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宁。
（三）
如果从汤因比算起，那么，从文化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历史，至少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令人惊异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从文化角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进展甚微。似乎冷战时期的学者们忘却了除了意识形态之争，还可以从人类文明自身去反观国际关系。到冷战结束，世界愈益显示多样化的千姿万态，文化问题便愈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更是以其对国际关系独特的文化视野，在政界学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
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研究在后冷战阶段异军突起，有其显著的背景：首先是意识形态领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隐退一侧之后，需要有新的填充物；其次，是冷战后国际社会多样化发展的前提下，民族文化的个性便纷纷凸现出来，作为国际主体的精神支撑。与从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等角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相比，从文化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往往显得难以着手，无论是范畴体系及认识方法均显得不敷以用。但实际上，甚至包括冷战阶段，也有学者在这一领域默默从事耕耘。大体言之，是从三个视角把文化与国际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第一，是从文明形态角度，包括从文化人类学、从传统思想文化等方面，分析作为现代国际关系主体的思想文化与行为方式特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也可视作为这一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她的《菊花与刀》至今仍是国际关系与文化人类学的经典之作；第二，是从国家意识形态角度构画对外政策的特征。在这方面，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堪称典范，这部看似中允客观的学术著作，实际上非常深刻地反映了欧美文明中权力至上的传统特征，构成为西方强国指导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是从政治文化角度，考察国际关系。也即主要侧重于考察社会各阶层的政治信仰、理念、情感等方面对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作用。在这方面，专门的著作所见不多。前苏联科学院曾有扎莫什金主编的《社会意识和美国对外政策》一书（1987年出版）。笔者认为，此书倒是从民族自我意识、社会意识、政治传统与对外政策相互作用的角度在研究国际关系，尽管这部著作带有意识形态倾向，但还是尽可能从上述各个角度揭示政治文化与对外政策的相互关联。另有一些政治领导人物的文化心理分析，散见于专门的国际关系论著和其它国际政治著作中。
从文明类型角度分析国际关系，可以看到，当各民族国家与地区以文明形态的承担者面目出现而与其他文明国家进行交往时，国家间或者地区间关系的实质，乃是一种文明形态间的关系。这里所指文明，乃是指因时因地而异并凝固起来的文化。殖民扩张时期，不列颠帝国与印度、日本与美国、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乃是不同文明间关系。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尽管有意识形态之争，但仍然透露出各自民族传统中被扭曲夸张人为拔高的精神禀赋。迄止冷战结束以后，传统文明在意识形态壁垒打破之后，顽强地表现自己。冷战后的各国际关系主体大大加强了从民族传统本位出发处理国际事务的立场。在弘扬民族精神，发扬本国传统的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既要有立于先进民族之林的气概，又要把握分寸，不使民族精神这柄双刃利剑，损害转型国家对外开放的形象和实际政策。
从国家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首先这里已远不只是指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争，而是包括对东西方文明的取舍定位，对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原则确定。近代以来，跻身于大国地位的日、俄两国以其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为先导推行现代化的范例，可以为冷战后的转型期国家启蒙。在国际关系结构转型和国内体制进行变革的历史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保持选择性，为我所用，是关键所在；同时，对外交往保持反应灵敏和高度紧张，也是情势所逼。日、俄的局部成功可以为处身转型期的中国外交提供经验。
从政治文化层面看国际关系，对于转型社会尤其有现实意义。在多元文化和社会多层次发展的背景下，政治领导人物、精英阶层乃至普通民众的心态无疑对国际事务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在对外事务中带来损害。最近的两岸关系中，美国国会因素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对普通民众起很大作用的传媒显然也在推波助澜，对这一层面的加强研究显然已是时势所趋。
（四）
经济研究，是国际关系知识结构的基础之一。
当人们普遍强调各国战略重点移向经济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过分夸大经济事务在国际关系诸多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有当把经济看作为是整个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总和，而不仅仅是归之于增加财富或增加贸易往来之时，经济对于国际关系才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不可随意地称“经济决定国际关系”，尤其不可简单地把双边经济往来加深、贸易额度增加这样的事实直接视作为双边关系的基础。国际关系领域的新兴学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尤其注重这方面的研究。英国学者琼·斯佩罗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与运行。纵观历史，生产、分配与消费都受到外交与战略因素的影响：重商主义时代，经济领域只不过是政治冲突的主要舞台；19世纪，在欧洲大陆均势和英国海外权力扩张的国际政治基础上，才建立起以英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体系；冷战时期的政治、战略与意识形态对峙左右了当时经济格局更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只有当这种对峙消失，才有可能出现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的大转换。
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转型期，尤需关注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联，这体现于两个方面。首先，从整个国际关系而言，各国间的竞争主要转入经济领域，这主要并不是取决于经济因素与政治或意识形态因素相比是否更“重要”，实际上诸种因素是互为依存，而不可分离的，发展经济参与国际竞争，是当今时世之下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一种形式。经济一体化的漂亮口号下潜隐着将对手国排斥在本国所在区域的战略图谋；密切两国经济往来往往是对付第三国的政治手段，这样的实例是举不胜举的。相反，改换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发展方向、推行民族主义政治路线也经常是出于谋求经济利益的背景；而双边经济关系的接近与拒斥也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本国经济景气的状况。
另一方面，在国际关系的转型时期，体制变迁与国际政治的相互关系是需要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国际政治注重于参与竞争的“实力”分析，但对转型中的整个国际社会变革以及国际关系主体的体制变化缺乏分析；尤其对于国际政治与上述两者深刻变革的相互关联缺乏研究。冷战的结束不光是实力竞争的结果，而且伴随着全方位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先是传统计划经济国家发生变革，现在终于认识到发达工业国家的体制也是需要改故更新的。体制的转型不仅局限于一国国内，而且牵涉到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制。关贸总协定已经为世界贸易组织所替代。1994年末始而迄今未止的国际金融动荡，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世界金融体系的混乱失控已达到一个新高度。历史已经表明，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必定是与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相联系的，19世纪如此，冷战时期如此，今后的局势发展，看来也只能如此。关于体制变迁与国际政治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大课题，即使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在这一领域也是涉猎不深的。这里需要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的，甚至有各国学者参与的共同研究。
本文对国际关系转型期研究所涉及的历史、地缘政治、文化与经济等各个方面仅仅是粗略论及。深入研究既需要更广泛专业领域的参与，譬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更需要各学科间的协同配合以逐渐形成适合于转型期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体系。从这个意义说，无论是国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型”还刚刚开始，需要我们作更多的共同努力。
注释：
〔1〕对这一问题的描述， 可见之于《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巴勒克拉夫所作序言。
〔2〕《东方》，1995 年第一期《超越疆界：——关于世界格局的地缘分析》屠启宇
〔3〕[美]，德伯里：《人文地理学》，有关地缘政治学的章节。
标签：国际关系论文; 政治论文; 地缘政治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政治学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