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星[1]2004年在《天津泰荣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认为天津泰荣经过几年的发展，依托专业服务涂料行业，已经逐渐成长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含氧溶剂供应商之一。在目前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天津泰荣要紧跟市场变化的节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新形势下发展和壮大自己。本文在对天津泰荣发展战略的研究中，首先分析了天津泰荣的历史和现状。以核心竞争力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天津泰荣内外部战略环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总结归纳出外部环境为集团带来的机会和威胁以及企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IFE矩阵、EFE矩阵、CPM矩阵、SWOT矩阵和QPSM矩阵等系统方法对天津泰荣的战略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为制订备选方案提供了理论基础。最后结合天津泰荣的战略目标，选择实施客户资源管理作为天津泰荣主导发展战略，并且给出相应的战略措施。论文利用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分析框架，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研究天津泰荣的未来发展规划，为公司的战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方案。
成梦溪[2]2013年在《寻觅记忆：抗战时期的奉化孤儿院（1941-1945）》文中研究指明茕茕孑立的孤儿一直都是社会救济的重点对象之一,孤儿院这一机构却是近代出现的产物,目前学界研究并不深入。本文通过整理与分析奉化地方士绅张泰荣先生的日记以及相关档案史料,从时人的记忆出发,初步探究了民国时期地方孤儿院的个案——奉化孤儿院的运行情况。本文主体分为四章,穿插张泰荣日记及奉化孤儿院档案资料,从中梳理出抗日战争时期孤儿院的困境及渡过危机的方式,并列安排了地域空间、人际关系、危机生存等叁个方面的内容,揭示国家失序状况下,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合作。首先介绍奉化孤儿院建立过程及机构设置,展现从抗战前到战时的过渡。在地方乡绅及政府的支持之下,奉化孤儿院成长为宁波地区杰出的慈善事业。民国时期的奉化孤儿院在性质上与传统善会善堂有内在的继承发展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愈发盘根错节,难以区分,孤儿院的公立背景与私人执行使得其在运作过程中更为自如。随着抗日战争来临,慈善机构的责任愈发重大,处境却也更加艰难。其次描述了孤儿院募捐地域的变迁,孤儿院主要依靠募捐而存,其中旅沪宁波商人贡献极大。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家秩序陷入混乱,募捐范围被迫发生改变。战争给孤儿院生存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不仅募捐地域变化,募捐方式及数量均有改变。第叁分别阐述社会各阶层对待孤儿院的战时态度,包括地方精英、普通民众及政府叁个层面。地方精英占主导地位,并且态度相当积极,其中不可忽视张泰荣这样的下层精英的参与；普通民众同样也是支持孤儿院,但由于能力有限因此相对减少了捐助,捐助中或许还会存在徭役化现象；政府的作用在战时比战前更为突出,并且给予了孤儿院必不可少的各种援助,态度同样是支持的。第四从粮食筹集、资金筹措及孤儿教养这叁方面,具体勾勒出以张泰荣为首的孤儿院人士五年中不顾艰难、四处奔走筹措物资,并且不放弃孤儿教养义务。同样,其中也体现出孤儿院这样的慈善机构的生存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最后文章归结于“民族性”这一动因,正是在强烈的民族性激励之下,各阶层人士默契协作,才能够使孤儿院安然渡过危机。
刘卓[3]2006年在《新疆的内地商人研究》文中提出商人，最通俗的解释是指贩卖货物的人。当然这主要是指旧式商人而言的。新式商人就不仅仅是贩卖货物了，但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地商人主要还是旧式商人，指的是活跃于新疆各地，而其籍贯非新疆的各省商人们。清朝统一新疆后，内地商人大量进入新疆，开创出了乾嘉时期新疆民间商贸活动的繁盛局面，为固边兴邦做出了贡献。清朝收复新疆时，内地商人随军贸易——“赶大营”，为“故土新归”做出了贡献。再度统一使得内地商人获得了安定的环境，其活动使新疆与全国市场的联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自身也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籍贯划分的“商帮”，从晚清到民国在新疆的经济领域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对新疆人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晚清、民国为中心，对新疆的内地商人作一番全面系统的研究。全文由绪论、结束语和叁章正文构成：绪论主要阐述研究现状、该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概念的界定与范围的确定，对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时限及范围的选择作了说明。第一章主要考察内地商人“赶大营”的活动与新疆商业的复苏之间的关系。对乾嘉时期形成之“赶大营”的传统基础作出了说明，阐述了该时期内地商人深入新疆的过程，说明当时随着内地商人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新疆的民间商贸活动逐渐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内地商人开展各种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经营活动，活跃了新疆经济的同时，亦加强了内地与新疆之间的联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自身的经营方式也在不断地进步。虽说清中叶以后，新疆地区变乱迭起打断了商贸活动正常发展的历程，陕甘地区爆发的回民起义又切断了内地商人赴新疆贸易的通道，使得内地商人无法开展其业务。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内地商人面对的也是乾嘉时期之繁华尽化焦土的状况。但在承平再现，清政府又采取措施设法尽力恢复新疆地区经济的情况下，内地商人得到机会展现其善舞长袖。迪化和奇台两城作为商业城市的振兴，以及天山南北一批城镇的勃兴都与其积极活动密切相关。第二章探讨了内地商人对新疆商业的活跃作出的贡献。茶叶贸易在西北所处地位自古就非常重要，到了清代似乎更为凸显，清政府的课税收入，“东南则盐为巨擘，西北则茶为大宗”。而内地商人在茶务上的作用堪称举足轻重。清朝统一新疆时，晋商开辟了万里之遥的茶叶商路。并在咸丰年间，随着政治环境和贸易形势的变化，变更采办茶叶的地点，苦心经营新的茶叶商路，保证茶叶贸易的开展。对于满足新疆人民食茶需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西北，运输方面直到近代也是向恃骆驼为惟一之利器。经营驼运业的内地商民们在西征军粮饷物资后勤供给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末，在驼路畅通之后，驼运商业就更见发达，并于民初盛极一时。但后来新疆因政局动荡引发战乱，直接打击了驼运业，加之整体社会环境的影响，驼运商业衰落了。驼运业的命运可说也是新疆商贸之命运的缩影。新疆在成功收复后，较大的城市里都有内地商民，并形成了以籍贯划分的“商帮”。其中有一定影响的为八大商帮，即：燕帮、晋帮、湘帮、秦帮、蜀帮、鄂帮、豫帮、陇帮。燕帮中的津商是其中实力最强的，经营范围广，分布地区广，对新疆城镇民生有着相当的影响。其余各商帮虽说经营实力上有强弱，活动范围上有大小，但也都在其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当然由于所处历史时期的限制，从晚清到民国，他们历经磨难重重，兴衰荣辱饱尝滋味，许多人仍免不了悲剧性的命运。虽然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新疆的内地商人发展水平并非尽如人意，但其对新疆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第叁章具体阐述了内地商人在新疆经营的社会环境。晚清，新疆地区事多不靖，混乱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民初杨增新治新时。但杨很有手段，在新疆保持了一种虽落后封闭，但相对稳定的局面。金树仁时期(1928——1933年)，新疆由相对稳定走向全疆大乱。政局的纷乱状态在盛世才时期也没什么改善，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末。内部环境欠佳，同时也排除不了外部因素的强烈干扰。俄、英的侵夺是难以抵制的。俄国、英国在新疆既相互角逐又相互勾结。英国的影响不及俄国，但贯穿近代始终。十月革命前，新疆一直在面对俄、英二者，沙俄崩溃后，英国方面的影响自然还是摆脱不了，又要面对苏联的竞销。金树仁时期诱签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本身具有较强的不平等性，盛世才政治上的投机又使其影响延续了相当长一个阶段，加之苏联的实力又十分强大，新疆方面对于苏方对新疆商品市场的倾轧可说是无可奈何。结语部分对新疆的内地商人活动的脉络做了梳理，点明了其对于新疆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所作的贡献，以及在加强内地与新疆多方面联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指出其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魏楠杭[4]2008年在《朝鲜半岛“中立化论”研究》文中指出朝鲜半岛地处东北亚核心部位,介于中、日、俄叁大国之间。历史上,朝鲜半岛正是由于具有这种独特的战略地位而屡次陷入大国争夺的漩涡之中。从19世纪末的朝鲜王朝到20世纪中期的朝鲜战争,每当朝鲜半岛陷入大国争夺的危机状态时,朝鲜半岛“中立化论”就被推上政治前台,但每次都未能真正得以实施。冷战以后,东北亚的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为了避免朝鲜半岛重蹈历史覆辙,很多韩国学者以前人的朝鲜半岛“中立化论”为基础,提出了以“中立化”的方式实现朝鲜半岛统一的“中立化统一论”。本文即以朝鲜半岛“中立化论”为探讨对象,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国际法学、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试图对该理论作一次纵向层面的研究。笔者旨在通过对具体史实的梳理和分析,力求清晰客观地展现朝鲜半岛“中立化论”产生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并对该理论实现的可能性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本文由引言和正文两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该部分基于国际法学的知识和定义,首先界定了“中立”、“中立化”及相关概念,并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对朝鲜半岛特殊的战略地位以及朝鲜半岛与有关大国的历史纠葛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和分析。第二部分:朝鲜王朝末期的朝鲜“中立化论”。该部分以大国在朝鲜半岛力量的消长为分期依据,介绍中日角逐朝鲜时期的朝鲜“中立化论”、日俄争夺朝鲜时期的朝鲜“中立化论”以及朝鲜王室为争取国家“中立化”的努力,并探讨了这两个时期各大国和朝鲜王朝提出“中立化论”的目的、内容及“中立化”未能实现的原因。第叁部分:冷战时期的朝鲜半岛“中立化论”。冷战之初,朝鲜半岛走向了国家分裂,朝鲜战争促使美国提出了朝鲜半岛“中立化论”,旨住韩国的主导下实行“中立化统一”。该部分以美国官方推出朝鲜半岛“中立化论”的过程为主要线索,剖忻了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中立化论”再次未能实现的原因,并指出该理论开始逐渐退出美国官方的视野。第四部分:冷战之后的朝鲜半岛“中立化论”。该部分结合冷战之后的东北亚国际发展趋势,以新时期朝鲜半岛“中立化论”的内容(主要由韩国学者提出)为依据,对影响该理论实现的诸多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该理论实现的可能性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第五部分:结语。该部分对全文做了总结,进一步阐明了作者对朝鲜半岛“中立化论”实现前景所持有的观点。历史上,有关大国首先提出朝鲜半岛“中立化论”,尔后又都未能实行,这其中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未来朝鲜半岛何去何从,能否以“中立化统一”的方式成为“永久中立国”,更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笔者相信,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一定能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与邻为伴,以邻为善”,与朝韩两国共筑和平共赢的睦邻友好关系。
张文瀚[5]2016年在《从契约看近代清徐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表明契约作为我国民间广泛使用的私文书,忠实地反映了民间社会生活,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珍贵文献。现有从山西省清徐县D村收集到的契约,共93件。时间上跨越了从清嘉庆十年(1805)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共132年的时间。内容上涉及到土地房产交易,家族和经济流动等诸多方面。这批契约地域性强,种类齐全,数量较多,能够真实、详细地反映近代山西清徐乡村社会的地方特色和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以清代至民国时期山西省清徐县D村契约为例进行分析,从田房契约和家族契约两方面展开,以此为突破口对清代民国时期D村社会进行探析,从而展现近代清徐乡村社会。导论部分,叙述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介绍国内外关于契约文书的收集整理状况和研究状况,阐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并提出要达到的研究目标。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清徐D村区域环境的介绍及契约的概况。先对清徐及D村的自然和人文状况进行叙述,而后对已收集的契约情况做一个大致的介绍。第二部分是对D村田房契的研究。首先是田房契约形式的研究。对清代和民国时期D村田房交易契约的文书格式、形制以及类型进行分析。接着对从王氏家族的家谱着手,对田房契约中涉及到王氏家族交易对象进行梳理,收集整理契约中D村王氏家族的内外交易记录,对比清代和民国两个时期王氏家族田房交易对象的不同。同时对田房契中货币单位变化状况进行整理,以研究清代到民国间田房交易媒介,即货币使用的变化,并探讨变化原因。第叁部分是对D村分家文书的研究。分家析产是近代清徐社会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而分家单是分家行为的一种重要凭证。本文通过研究分家单揭示近代清徐的分家流程、原因及带来的社会影响。
郭乃嘉[6]2017年在《天津外代服务质量评价及改进研究》文中提出复杂多变的环境造成船舶代理市场竞争激烈,获利空间萎缩。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天津外代如何实现资源配置,掌握市场命脉,优化公司的服务质量,提高收益,减少风险,是非常值得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依据服务质量相关概念,结合天津外代的情况,对天津外代的员工、技术和设施、服务产品、客户结构以及服务模式进行了分析。在结合天津外代企业特点的情况下,首先,研究天津外代在船舶代理、相关业务拓展以及电商平台市场进一步进行深层次多维度的市场细分,并推行“STAR服务模式”,即规范、及时、准确、经济,以高品质、高可靠性的服务满足顾客期望,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其次,遵循层次性原则、全面性和简洁性相结合的原则、顾客导向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科学性与合理性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天津外代推行的“STAR服务模式”,构建了天津外代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天津外代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天津外代服务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及时性指标得分低于总得分,二级指标中的工作态度得分、收费放货得分、问题处理得分、提单箱发放得分以及滞箱费用收取得分均低于总得分。低于总得分的指标是服务质量改进的重点。最后,天津外代服务质量改进的措施能够促进天津外代持续健康的发展,并且也为其他公司服务质量的提高提供借鉴。
王才友[7]2011年在《“赤”、“白”之间：赣西地区的中共革命、“围剿”与地方因应》文中认为1926年北伐开始以后,国共两党在高层政治中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然而,双方在地方社会的势力争夺却很不平衡。分共以前,大多数国民党基层党部均由中共控制,故其在地方社会之权势远愈国民党。不过,这点并不能保证中共在分共后成功地进行革命动员。社会失范情势下的地方力量成为国共两党均需共同面对的的问题。在此情形下,中共如何开展“革命”?国民党又如何对其进行“围剿”?处在其间的地方势力又是如何因应?本文聚焦于中共在以吉安为中心的赣西地区的革命,打通“赤”、“白”界限,通过探讨基本史实来分析1925-1935年间国共两党在此区域的军事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本文将以暴动和分田来探讨中共革命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并围绕“围剿”和“善后”来论述国民党一方与地方势力的互动关系。以中共而论,在其政治动员中,面对地方干部的阻力,外来干部虽然以肃反的方式暂时压制了内部的反抗,却导致了江西苏维埃革命探索的失败。1933年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改变了此前忽略地方乡绅的做法,在吉安地区,承认萧家璧等地方社会力量的存在,并对其作出政治妥协。这种不同的政治选择,对国、共两党在江西,甚至其他地区的军事成败产生了重要影响。
冯剑[8]2012年在《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学界较少关注的近代天津城市民间借贷为研究对象，利用天津地方档案以及报纸、文献资料等第一手资料，对近代天津民间借贷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在研究中利用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有关信任、博弈、交易成本等理论工具，力图对近代天津民间借贷在近代的发展脉络以及其与近代天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进行描述。通过研究表明，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的借贷者和借贷资金广泛地分布于天津各个阶级和阶层，民间借贷对民生和工商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近代天津，民间借贷风险加大，社会信任度不高，欠债、避债以及因为民间债务导致的暴力和欺诈现象严重。近代天津高利贷现象盛行，而且社会危害逐渐加大，除了风险高和民间资金供求不平衡以及物价和市场变化的因素外，政府行为对此也有影响。近代天津的民间借贷个人日见信用缺失，保证信用应用广泛，抵押信用也日益流行。传统的民间消费和商业借贷组织和机构如合会、典当、银钱业依然在民间借贷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都出现了变迁、危机和衰落，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信任危机。典权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融资习俗，为民国法律所认可，也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新式银行、合作社等成为民间借贷的新机构，民国时期的天津银行不仅对民间工商业借贷，一些银行也对民间消费借贷较为关注。但是，银行借贷手续繁琐，许多做法与民间习俗不相适应，银行对民间借贷也采取谨慎态度，对民间借贷的作用有限。近代天津政府对民间借贷非常关注，除了采取禁止高利贷、限制当息、立法规范民间借贷等干预措施外，政府也成立银行号规范并直接介入民间借贷。在天津出现自然灾害和市场危机的情况之下，政府还以借贷形式对民间民生和商业进行救助。但是,民间社会与政府并没有建立互相信任关系。近代天津民间借贷依然处在较为困难的形势之下。
伍伟[9]2011年在《中国城市公共消防设施投资效益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类火灾隐患已日益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为适应城市规模的扩大化,大型商贸中心、娱乐场所、高层建筑等公用设施的新建与竣工,必然导致城市人流、物流量急剧增加,城市火灾发生的机率、造成的财产损失及人员伤亡都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因此,随着城市建筑的功能和类型日益复杂,火灾救援工作的难度和危险也不断增加,公共消防设施的状况直接影响到火灾扑救的成败,因此公安消防部门一直把城市作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与完善的重点。城市公共消防设施是城市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石,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载体,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共事业。目前,我国城市公共消防设施落后和火灾事故频发,这都给城市消防安全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调整城市公共消防设施投资规模和结构,实现财政资金和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达到城市公共消防投资效益最大化的目标,这已成为我国城市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针对中国城市公共消防设施投资效益这一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仅从理论上就影响城市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的某些角度来分析公共消防事业的投融资模式及管理体制,尚未形成系统的城市公共消防设施投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深入剖析制约城市公共消防投资发展的障碍性因素,逐步实现城市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达到国家消防规范要求,进行科学的城市公共消防设施投资管理,有利于促进城市消防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开展了如下研究工作：1、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文将中国城市公共消防设施投资效益的内涵划分为城市消防站投资效益、城市消防给水投资效益、城市消防车通道投资效益、城市消防通信投资效益以及城市消防装备投资效益,为合理调整城市公共消防设施投资结构及优化资源配置奠定基础。2、通过借鉴国外典型城市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的融资及管理模式,并对我国城市公共消防设施投资规模与结构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究,据此剖析中国城市公共消防设施投资效益的构成要素。3、采用组合评价方法,构建G1-GRA综合评价模型。首先,选取2006-2010年武汉市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的相关数据,对其“十一五”期间的公共消防建设投资效益的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对国内东、中、西部大型省会城市公共消防设施投资效益进行比较分析。基于提高中国城市公共消防设施投资效益的基本原则,探讨我国城市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的战略及对策。
参考文献：
[1]. 天津泰荣发展战略研究[D]. 邢星. 天津大学. 2004
[2]. 寻觅记忆：抗战时期的奉化孤儿院（1941-1945）[D]. 成梦溪.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3]. 新疆的内地商人研究[D]. 刘卓. 复旦大学. 2006
[4]. 朝鲜半岛“中立化论”研究[D]. 魏楠杭. 西南大学. 2008
[5]. 从契约看近代清徐乡村社会[D]. 张文瀚. 山西大学. 2016
[6]. 天津外代服务质量评价及改进研究[D]. 郭乃嘉. 大连海事大学. 2017
[7]. “赤”、“白”之间：赣西地区的中共革命、“围剿”与地方因应[D]. 王才友. 复旦大学. 2011
[8]. 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D]. 冯剑. 南开大学. 2012
[9]. 中国城市公共消防设施投资效益评价研究[D]. 伍伟. 武汉理工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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