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彝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被誉为“清朝三百年之冠”的词人、诗人朱彝尊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学者，文章根据朱氏坎坷的生平及思想的脉络介绍了他独具风韵的爱情词及“博学诗风”的产物吟物词，力纠传统偏见，揭示了朱词的风格和特点，并进一步评述了他清空醇雅的词论体系以及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形成的政治、经济、地域人文背景诸因素。
关键词： 浙西词派 吟物词 清空 醇雅 性情
有清一代，浙西、常州两大词派笼罩了海内词坛。清初朱彝尊选辑的《词综》行世，遂开浙西词派；中叶，张惠言兄弟推出了《词选》，向浙派提出了挑战，常州词派异峰突起。考察这两大词派的萌芽、发展、撞击乃至融合不能不下大力气研究其代表人物，因此本文拟先对朱彝尊这一曾被文学史以及《辞海》〔（1）〕所歪曲了的人物作一评述，以还其本来面目。
一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康熙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儒试，授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后入直南书房，充日讲官，知起居注。《江湖载酒集》、《静志居琴趣》、《茶烟阁体物集》、《蕃锦集》是他的四种词集。朱氏不仅仅是一个词人、诗人，而且还是一位著作如林的大学问家。他编著过《明史》以及一部记叙北京建都历史的《日下旧闻》。《经义考》是我国第一部统考历代经学的专科目录，为两千年来的经书总汇。由于这本书的编著，他又成了一位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朱彝尊的著作除《曝书亭集》、《日下旧闻》、《经义考》外尚有《五代史注》、《瀛州道古录》、《鹾志》、《韵粹》。另外，他还编有《词综》、《明诗综》等规模较大的诗词选集。《清史稿·朱彝尊》指出：“当时王士祯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众长。”〔（2）〕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时至今日说朱彝尊利用词这种形式来“宣扬封建伦理”的文章已不多见，翻阅了近十年来入选了朱词的几册书，如《清词菁华》、《历代词分类鉴赏辞典》、《词林观止》等，发现朱氏倒是一位写爱情诗词的行家，与“封建主义的卫道者”的“身份”不相符合。如很多选家喜爱的朱词《桂殿秋》：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据说，朱彝尊在明亡之初曾与他心爱的姑娘在富春江上浮游避难，这首词就是这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的追述之作。词写得蕴藉含蓄，“青蛾”一词似指人也喻山，直到词尾二句描述秋雨中男女双方共卧一船却不同衾以致寒冷难忍时，读者方才恍然大悟。一个“听”字点出了这对恋人夜不成寐的缕缕情思。诚如陈廷焯在评《静志居琴趣》时所云，朱的情词“尽扫陈言，独出机杼，艳词有此，匪独晏、欧所不能，即李后主、牛松卿亦未尝梦见，真古今绝构也。”〔（3）〕
除收入《江湖载酒集》的这首词外，朱彝尊还写了长达两千言的五言排律《风怀二百韵》以及作为《风怀》注脚的《静志居琴趣》。据《小三吾亭词话》卷三载：比朱彝尊小七岁的妻妹冯寿常（字静居）和这位姐夫相恋，朱氏的这些词都是为她而作的。《静志居琴趣》等恋情词之所以能够在艳词充斥的清初引起强烈的反响，有的学者分析是基于以下二个原因：1.“在朱彝尊笔下，出现了端庄娴静的窈窕淑女，心心相印的妙龄情侣。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是至诚的柔情蜜意，而非放荡的爱情游戏。”2.“明至清初之艳词，设色虽浓，造境却浅。《静志居琴趣》一卷却独具风韵，给当时词坛吹进一股清新淡雅的幽香，沁人心脾。”〔（4）〕
再就1979年版《词海·朱彝尊》条中所介绍的朱词“多写琐事，记宴游，并有不少无聊的咏物之作”发表一点意见。
如何看待朱诗词中数量较多的宴游赠答之作？
朱彝尊的青年时代，正值明清之交，社会动荡，家境贫困。为了生活，为了结交“幽忧失志之士”〔（5）〕，他离家外游，即王士祯所谓的“家苦贫依人远游”。但更重要的是他的“自放于山巅水涯之间”是出于扩大视野、求知写作的需要。为了借书抄书，他到过宛平、无锡、昆山、晋江、钱唐、宁波等地；为了注疏考证，他“南逾五岭，北出云朔，东泛沧海登之
”〔（6）〕，因此他的新朋老友遍天下，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其中之一。他俩互相唱和，以诗词会友。朱为曹的《栋亭诗钞》作了序，曹则为《曝书亭集》的刊刻提供资金。我们大可不必对朱氏诗词中的宴游唱和之作作过分的苛求！
至于收入《茶烟阁体物集》中的吟物词，我们也要作具体分析。
中年以后，朱彝尊“学问愈博，风骨愈壮，长篇险韵，出奇无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钱钟书先生一语中的地指出他的诗词是“学人之诗”（《谈艺录》）。日本谷口匡先生在《关于朱彝尊诗论的一个考察》〔（7）〕的论文中也有同感：朱氏在创作中“不厌其烦地运用着他那丰富的学问”，“其诗的第一大特色，就在于以丰富的学问为根基”。至此，我们对朱氏“博学词风”的产物咏物词应该有所理喻。吟物词中不乏优秀篇什，如《长亭怨慢·雁》就是很出名的一首：
结多少、悲秋俦侣。特地年年，北风吹度。紫塞门孤，金河月冷，恨谁诉？回汀枉渚，也只恋、江南住。随意落平沙，巧排作、参差筝柱。别浦。惯惊疑莫定，应怯败荷疏雨。一绳云杪，看字字、悬针垂露。渐欹斜、无力低飘，正目送、碧罗天暮。写不了相思，又蘸凉波飞去。朱彝尊从动态、静态二个方面来摹写雁的外观形象，又以“惯惊疑莫定，应怯败荷疏雨”这样拟人的手法来反映秋雁的心理状态，然而这只是词的表象，它通过秋雁所处的“北风”、“月冷”、“败荷”、“疏雨”、“天暮”、“凉波”的凄切悲凉的环境渲染，极写抗清失败、飘泊四方，有家归不得的词人的无限感慨！“也只恋、江南住”六个字寄托了词人多少思恋故乡的情怀啊！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三中指出这首词“感慨身世，以凄切之情，发哀婉之调，既悲凉，又忠厚，是竹垞直逼玉田（张炎）之作。”
当然我们不必讳言，有一些吟物词是朱彝尊卖弄学问、游戏文字的结果，如以身体各部位为题的十二首词即是。“论诗必以取材博者为尚”的词人有时会走向负面。但是作为权威性的辞书不宜采用含混的或以偏概全的做法。
朱彝尊一生作词，除上述七卷外，尚有未编入《曝书亭集》的《眉匠集》一卷，计600多首。其中不乏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但是称得上精品词的还要推《江湖载酒集》中那些登临吊古、抒发兴亡的词作。毛泽东生前十分喜爱朱彝尊的诗词，曾潇洒纵横地录写《解佩令·自题词集》：
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这首题集词固然标举了作者的创作主张，但重点还是抒发抗清复明活动失败、落拓江湖、壮志未酬的情感，既论词，又抒怀，不愧为“清朝三百年之冠”词人的力作。
朱彝尊壮岁曾“结客共图恢复”〔（8）〕，但“几及于难，踉跄走海上”；康熙十八年，应举仕清。他的著述颇得康熙的赏识，获得了御书“研经博物”匾额一块。因此，后期朱彝尊诗风的变化是明显的，歌咏太平的词作出现了，但是以“仕清”为唯一标准来评价人品、诗词是不可取的。中华民族是包孕满族在内的大家庭，要铭记这一点。
二
朱彝尊填词，起步较晚，他自述：“予少日不喜作词，中年始为之”。〔（9）〕确切地讲，是他于康熙六年（1649）移居梅会里（即梅里，今浙江省嘉兴市王店镇）后在梅里词人群的影响鼓励下才开始创作的。曹溶（1613-1685）才是“浙西词派之先河”者〔（10）〕，朱本人在《静惕堂词序》中对此也予以确认。朱彝尊论词宗南宋，其源盖出之于曹溶。
朱彝尊的词论大都散见于《曝书亭集》中，撮其要点，大致如下：
1.提倡清空醇雅
在《曝书亭集》中朱彝尊常以醇雅来评价诗词，如“其辞雅以醇”、“和平醇雅”等。这一审美标准源出于南宋词人姜夔、张炎的崇雅之论。朱彝尊及其浙西词派是宗法南宋，推崇姜、张的，即所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姜尧章氏（姜夔）最为杰出”、“填词最雅无过石帚（姜夔）”〔（11）〕，他对张炎的“骚雅”论以及“词要清空，不要质实”（《词源》）等主张也是击节赞赏的。所谓“清空”指的是词境，“醇雅”讲的是词风，它原是张炎等人针对南宋末年词坛“凝涩晦昧”的“质实”以及“软媚”的“浇风”提出来的，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朱彝尊之所以承继并发展了这一词学宗旨，亦是他看清了类似南宋的明季“囿于闺帏的词风”的恶劣影响的结果，他特别反对诗词中的淫靡理俚之气，主张“崇尔雅，斥淫哇”，“以雅为尚”，这无疑是可取的。此外，醇雅说要求“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12）〕，这实际上就是反对当时词坛上的陈词滥调，无病呻吟，主张寄兴托意。对此我们也必须加以肯定。综观朱词，用字贴切、艳而不俗、就实化虚，清婉深秀；他的词论既继承了南宋以来雅词论的传统，又总结了姜、张词新的审美经验，尽管有人说“彼浙西词，不过一人唱之，三四人和之”，其“浸淫”竟“遍及大江南北”〔（13）〕，不能不令人深思。然而，醇雅说毕竟是一种很抽象的理论，没有确切的定义，使人无法把握；过分强调清空也容易写出缺乏实情的“游词”。标举比兴寄托的常州词派乘“虚”而上也是一种自然规律。
2.反对模拟 鼓吹性情
朱彝尊的词论之所以影响到有清一代的词业，这与他的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朱氏是否定宋诗的，海宁查慎行在《曝书亭集》序中说他“不屑随俗波靡，落宋人浅易蹊径。”〔（14）〕朱又是以唐为宗的，但是他的尊唐犹如高建中先生所说其实质，“即对传统的诗教肯定，并不是因为他在心中预先确定了一个（或几个）唐代诗人作为模仿的对象。”〔（15）〕在《曝书亭集·王先生言远诗序》等文章中，朱彝尊再三强调诗词要“吟咏性情”，反对模仿，反对明以来言诗者“斤斤权格律、声调之高下，使出于一。吾以其志将以唐人之志为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为心，其于吾心性何与焉？”〔（16）〕他主张写诗填词要“不傍古人，不下古手”，只有这样“发乎心性”的“自得”之作才能彻底杜绝“剽贼”的弊病。再如朱氏在另一篇诗集序中如是说：
予每怪世之称诗者，习乎唐，则谓唐以后书不必读，心乎宋，则谓唐人不足师。一心专事规摹，则发乎性情也浅。〔（17）〕由是观之，强烈鼓吹“性情”的朱彝尊坚决反对那些“专事规摹”的人，他认为诗词创作不必拘泥于唐以来的清规戒律而应该顺着感情自然喷涌，形式上自由多样，只要“情之挚者，诗未有不工者也。”〔（18）〕反之，如果“过于规仿古人”或“随声逐影趋当世之好”，“己之性情”〔（19）〕出不来，诗词也就写不好。
类似的论述在《曝书亭集》中随处可见。朱彝尊所说的“诗，性之符也”〔（20）〕，来源于刘歆，他在《七略》中说过“诗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这样几句话。二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朱氏的所谓“诗”就等于“情”。再联系到他在《钱舍人诗序》中所说的“缘情以为诗，诗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己者乎”〔（21）〕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朱彝尊所谓的“性情”就是诗人不得不一吐为快的感情、感受。
在朱氏的诗词论中，我们也常常见到“自得”一词。什么叫“自得”？即诗词真正反映了作者自己的感受的精神状态。在《陈叟诗集序》中，他称赞陈诗：“诵其辞，莫不有欣然自得之趣”〔（22）〕。这里面更包含了接受美学即读者的感情共鸣这一层意思在内。一篇好的作品，内容与形式必须有机统一，“本乎自得”、抒发性情的诗词，一定“不为风格所限”〔（23）〕。因此“自得”还涉及到诗词的艺术技巧问题。
与醇雅说一样，朱彝尊的反对模拟的性情说是有不少可以借鉴之处的。性情也好，自得也好，它决不是寓指创作上的随心所欲、粗制滥造，相反，作为学人，朱彝尊“旁搜远绍，取经用宏”、“句酌字斟，务归典雅”，化了不少心血。浙西派到了末期，思想枯寂，形式主义泛滥，如果将此责任全部推给朱彝尊，亦是不公允的。不过，我们不能不指出，主张“不为风格所限”的朱彝尊亦有他的艺术偏见，“吾最爱姜（夔）、史（邦卿），君亦厌辛（弃疾）、刘（克庄）”〔（24）〕这两句词点出了他对辛派词散文化、议论化倾向强烈的不满，一个厌字暴露了他的门户之见。温和醇雅的艺术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词的文学职能，对苏辛豪放雄壮的风格斥之为“伉”、“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3.“诗言志”与“欢愉易工”的词论
朱彝尊在词境上追求一种清虚空灵的艺术情趣，但他所谓的就实化虚并不是不讲思想内容。言比兴，祖风骚仍是朱氏词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朱的诗词论中，对“诗言志”这一最传统的诗的定义多次引用阐述；不仅如此，他还将诗词与政治联系了起来：“且夫诗也者，缘情以为言，而可通之于政者也。”〔（25）〕请仔细品味他前期的词，无论是直接反映民生疾苦，还是感事伤时之作，均与时政有关。后期所写的一些讴歌“太平盛世”的诗词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
康、乾时期，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高压和笼络并行的政策，但是不容否认的是由于“兵戈尽偃”和轻徭薄赋攻策的实施，经济复苏，人民生活也比较安定。对于学术，康熙、乾隆颇重视，“康熙六十余年，提倡学术不遗余力。而乾隆承其遗风……且当时学者颇为社会所尊重，故皆自甘终老於编摩之业。”〔（26）〕目睹朱明王朝的腐朽昏庸且以布衣之身受到新王朝恩宠的朱彝尊当然会在诗词文章中有所表示的，这何尝不是一种真情呢！
最后我们来推敲一下令人费解的“欢愉易工”论。
在《曝书亭集·紫云词序》中曾经将“善言词者”归结为“不得志于时者”〔（27）〕的朱彝尊对词的功能作了新的界说：“……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28）〕
如何理解词论中这一前后矛盾的现象呢？
词源于乐府，早期的词基本上被达官贵人作为“娱宾遣兴”之用的，这是事实；然而从词的发展历史看，凡是传世佳作绝大多数比较贴近现实的生活层面，“言愁苦”的，这也是事实。朱彝尊的说法是很偏颇的，连同派的吴锡麒也不得不否定朱彝尊的观点：“昔欧阳公序圣俞诗，谓穷而后工，而吾谓惟词尤甚。”〔（29）〕朱彝尊之所以如是说除了他对词体源溯、发展的片面理解外，主要与他康熙十八年以后的政治思想变化有关。这种论调很容易为统治阶级所赏识，所利用。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朱彝尊的词论良莠并存，自有它的局限性，从历时的角度看，矛盾明显。康熙十八年是前后创作期的标志线，但即使在后期的诗词创作中也不乏怨愤之词，间或於时政有所讥刺。和大多数明清之交的知识分子一样，“正统”的阴影始终徘徊不去，诗序中的“不得已”、“不容己”之类的喟叹泄漏了他内心的苦闷。朱彝尊是复杂的。我们只有从更宽广的视角在动态中去认识朱彝尊这个人，才有可能把握他的词论。
三
在考察朱彝尊及浙西词派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域人文现象。朱的故乡梅里，即今之嘉兴市王店镇，从明末到清乾隆年间的的确确存在着一个词人群。据浙江图书馆藏薛廷文原辑冯登府重编的《梅里词缉》（1829）统计梅里一镇就有86家词423首。难怪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惊叹这是一个“词人荟萃之乡！”又据早在1679年成书浙西词派得名所自的《浙西六家词》看，梅里词人“居六家之半”，即朱彝尊、李良年、李符三家。李良年（1635-1694）字符曾、号秋锦，著有《秋锦山房》诗文各十卷、词二卷，被称为浙西词坛亚圣。李符（1639-1689），原名符远，字分虎，号耕客，著有《香草居集》、《耒边词》。李良年、李符及李绳远三兄弟被称之为“浙西三李”，在词坛上很有名气。文化的繁荣与政治、经济息息相关，当年的嘉兴为“江东一大都会”，据康熙《嘉兴县志》卷八“杂记”条载：明末清初“王店渐殷富，遂成巨镇，市多贩粜……产绸最著名，称王店绸。”明清二代，“屡经剧变，文坛豪杰之士，所有幽忧愤悱缠绵芳洁之情，不能无所寄托”〔（30）〕于是他们选择了词这一便捷的艺术载体来言志抒情。然而就梅里本地的文化背景看，我们不能不重视朱彝尊的巨大作用。在他之前固然有缪崇正、王翃等老一辈词人，但总体来看，其成就和影响与朱氏及其周围的十多个梅里词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自朱氏移居梅里后，他便与同乡好友周筼、缪泳、沈进、李绳远、李良年等作诗填词，互相切磋，使他的词很快脱颖而出，传抄大江南北。然而作为词乡吸引着“远近称诗者，咸过梅里”的主要原因乃是词人们都想听听“先生论风雅流派”，“靡不心折”〔（31）〕四字充分说明了朱氏的词论已经渗透到文人学子的心田里，影响深远。
朱彝尊其人虽已没，但他秀丽高雅的诗词以及辩证精密的学术文章连同他的故居曝书亭园林一起被保存了下来。曝书亭，这座被朱彝尊“曝”、“藏”他八万卷图书的场所以及“娱老轩”、“醧舫”等古建筑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评论家们何不实地考察一番并进而写出一批客观公允的评论文章来呢！
注释：
（1）北大中文系1955级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及1979年版《辞海》成书较早，但对国人评价朱彝尊影响很深，特别是前者对朱氏的定性，迄今有的人还在袭用。
（2）《清史稿·朱彝尊》（44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总13340页。
（3）（10）（30）：《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56-57页、11页、225页。
（4）见《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5）（6）（9）（12）（14）（16）（17）（18）（19）（20）（21）（22）（23）（24）（25）（27）（28）：均见上海商务缩印原刊本四部丛书初编集部《曝书亭集》卷37《王礼部诗序》；第3页王士祯《原序》；卷53《书东田词卷后》；卷40《陈纬云〈红盐词序〉》；第2页查慎行《序》；卷38《王先生言远诗序》；卷39《忆雪楼诗集序》；卷37《钱舍人诗序》；卷37《叶指挥诗序》；同注（16）；同注（18）；卷38《陈叟诗集序》；同注（22）；卷25《江湖载酒集·水调歌头》；同注（17）；同注（12）；卷40《紫云词序》。
（7）见《长沙水电学院学报》（社科）1995年第4期。
（8）《清诗纪事初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747页。
（11）朱彝尊《词综发凡》，见《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0页、14页。
（13）谢章铤语，转引自《历代词论新编》，北京师大出版社1984年版265页。
（15）《朱彝尊诗论摭谈》，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6）《清代通史》（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940页。
（29）《张渌卿露华词序》，转引自《中国词学批评史》1994年版2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1）杨谦编：《曝书亭集诗注》附《朱竹垞先生年谱》，木石居石印本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