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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世界经济处于动荡与调整之中，增速下降，全球经济1／4陷入衰退，10%濒临衰退，60%以上基本良好。综合分析，全球性衰退似可避免，近两年为低增长期，2000年后可望回复适度增长。
一
1998年是国际金融经济动荡年和理论政策反思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世界经济体系中淤积的诸多弊端，引发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变化。
（一）经济增长骤降，发展态势由“东高西低”突变成“东衰西盛”。金融危机的爆发彻底改变了持续数十年的亚洲经济增长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高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格局，三方经济增长首次趋近于2%上下，呈现：（1）全球经贸增幅减半，发展滑入新谷底。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1998年世界经贸增长分别由上年的4.1%和9.7%降至2.2%和4%左右，为90年代以来第二个低增长年。 （2）美欧经济成“绿洲”，日本经济变“黑洞”。1998 年美欧经济“风景独好”，在全球经济濒临衰退边缘时，GDP增长分别达3.5%和2.8 %，为90年代第二个高增长年。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已陷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1998年GDP下降2.2%，拖累了国际经济，加剧了亚洲危机。 （3）东亚经济空前衰退，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除中国和中国的台湾省外，东亚经济出现空前衰退。1998年东盟经济下滑8%， “四小龙”衰退2%左右。当东亚经济全面衰退、 国际金融面临战后最严峻挑战的时刻，中国在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情况下，经济增长了7.8%， 被国际社会誉为“奇迹”。
（二）理论反思深刻，“第三条道路”受亲睐，政策趋向由“自由放任”转向“适度管制”。如果说1989年因原苏东计划经济崩溃而引发对社会主义的反思，那么1998年是因国际金融动荡而引发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在理论上，对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提出质疑，开始重新审视“无形之手”。一些专家认为，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危机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金融家绍罗什著书预言，“全球资本主义注定要走向崩溃”。英国首相布莱尔明确提出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第三条道路”。法国总理诺斯潘乃至美国总统克林顿均赞成布莱尔的主张，即强调政府作用、社会公正和国际合作。在全球化问题上，由一味强调自由化、私有化转向“谨慎有序”。较一致观点：一是新兴金融市场应“有管制”地开放，包括谨慎开放资本项目、监管短期资本流入、实行“一揽子货币”汇率制；二是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经济秩序。不少专家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是“21世纪危机”，根源在于全球金融体系本身内在的痼疾及体制滞后症，改变国际金融经济制度势在必行。在发展战略上，由一味强调经济发展转向发展中的安全，经济安全上升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在经济模式上，由60年代崇尚“日本模式”、70—80年代崇尚“四小龙模式”，转向目前的崇尚“中国模式”。
（三）国际关系重点由政治关系调整为主转为经济实力重组。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新一轮跨世纪国际经济关系大调整，其结果：
一是美国经济实力持续增强，欧盟崛起，在国际金融经济中的地位提高。金融危机使美经济得益匪浅。美从一开始就通过IMF 掌握了处理危机的主导权，并以“美国价值观”改造“亚洲模式”，乘虚而入廉价并购亚洲企业，达到控制亚洲之目的。此外，因金融危机引发全球需求萎缩价格下跌，降低了美的生产价格，保持了低通胀率，与此同时，大量资金从亚洲逃逸聚流美国，使华尔街股市走强，促进了个人消费，结果美经济非但不因金融动荡而减速，1998年反以3.5 %的年增率居七国集团之首，GDP占全球产出由1990年的24.4%上升到27%，在美、欧、 日三大经济板块中所占比重由90年代初的36%增至40%，科技实力更遥遥领先于欧日。欧盟依托单一货币及统一大市场，作为一极经济实力已与美不相上下，并借欧元启动促金融经济稳定发展，大大提高其在国际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并对美霸主地位形成重大挑战。
二是中国脱颖而出，日本每况愈下。金融危机在亚洲引起的结果莫过于中日间“力量大转移”。金融市场“一稳一乱”，经济发展“一盛一衰”，形成鲜明对照。1972年中国以重返联合国为标志成为世界性政治大国，1998年中国则以人民币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提供援款为契机，以负责任的形象开始向世界性经济大国迈进，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影响日益凸显，与美欧并肩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免遭衰退的三股中坚力量，深受国际社会赞誉。日本因金融经济陷入危机、市场封闭、日元贬值、措施不力等，遭到美欧乃至亚洲国家的指责，经济的持续衰退又使日本不得不从全球收缩，影响力严重下降。
三是新兴市场的经济地位由强劲上升突变为全面滑坡。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事实上已演变成新兴市场的危机，6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危机使东亚经济实力倒退10年，一些国家已陷入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东盟作为一极的影响已大大削弱，摆脱危机整顿内务尚需时日。俄罗斯金融经济濒临崩溃，经济实力与其政治军事大国脱节，成为“跛足巨人”。危机正在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除个别大国外，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中短期内很难复原。
二
1999年的世界经济特点既非大危机，亦非大发展，而是高风险中的大调整与低增长，全面衰退不致发生，增幅可望与上年持平。具体说，美欧增幅会有所下调，日本与东亚可望止跌或小幅回升，俄罗斯、印尼、巴西等难免衰退。未来世界经济走势主要取决以下因素：
一看国际社会是否具备处理危机的能力。所幸的是，国际社会当前已有强烈的强烈的危机意识，并具备较强的处理危机的能力。在国际合作与协调方面，IMF、世行、七国集团、22国集团、APEC 等国际和地区组织先后聚会，商讨危机对策，出台一系列措施，并谋划改革国际金融经济秩序。在政策措施方面，国际社会已由防止通货膨胀转向制止通货紧缩，以货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美国率先破例在七周内三次降息，西欧亦全面下调利率，日本下巨资100万亿日元，增加公共开支， 处理不良债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放弃先前的紧缩政策，以降息和增加投入等制止衰退。在解决金融危机方面，IMF 等国际组织和集团分别给巴西、俄罗斯415亿美元和226亿美元援款以制止危机恶化与蔓延。与此同时日美联手增援亚洲，帮助危机国家筹资，重振金融经济。上述措施的出台大大减缓了全球经济滑向衰退的危险，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开始转好。
二看国际金融市场能否回稳。当前世界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主要是由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毛病出在虚拟经济上，即“金融病”，而非实体经济出大问题。故此，全球金融走稳是恢复经济增长的关键。各种迹象表明，爆发更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已经减弱。首先，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恶化进程已被遏制，最困难时期似已过去。国际救援行动使最可能出问题的巴西股市免遭更大震荡，整个拉美股市亦随之趋稳。持续18个月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内部诱因暴露殆尽，只要外部环境改善，发生大动荡的可能性趋小，反弹回稳的概率增大。第二，国际社会正在加强对游资的监管力度。一方面，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已着手采取行动，加强对对冲基金、银行、经纪人等的监督，由此“暗箱”操作可望得到一定限制，透明度会相应增加，股市投机亦会相对减弱。另一方面，对冲基金等国际游资遭8月惨败后，短期内很难重整旗鼓， 而借贷机构亦会更谨慎小心。此外，国际金融机构和体制的改革将使全球金融市场运行便于监督，更有序。第三，欧元的启动将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制衡效应。欧元的诞生将打破战后50年来美元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国际金融中将起避险与制衡作用。从经济实力、经济业绩和国际需求分析，欧元可望以强势货币进入国际结算、储备及汇、股市，从而减少因美国任意操纵美元而引发的全球金融波动。
三看美欧等主体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世界经济能否避免衰退，很大程度上要看占全球经济54.5%的美欧经济能否持续增长。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曾发生过三次衰退，均是发达国家经济危机所致，尤与美国经济衰退同步。美国：从各种统计数字分析，除股市尚存泡沫外，目前美国经济尚未出现衰退“病灶”，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有可能降至2 %左右，但2000年前不致出现衰退。依据是：首先，宏观经济环境宽松。通胀率、失业率持续走低，财政盈余，利率尚有下调空间。其次“新经济”效应凸显。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信息为主导、以全球为市场、以网络为纽带的“新经济”使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连续五年雄居全球竞争力榜首。而面向21世纪的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高科技教育、全新管理手段等为核心的“新经济战略”正在淡化商业周期，很可能使本次扩张成为美国战后经济史上最长的扩张期（美最长的扩张期在60年代越战期间，为106个月）。再则，美监控、调节能力强。美联储的严密监控， 政策的适度调整，管理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可保证美国经济持续发展。当前美国经济确存隐患，如股市泡沫、制造业萎缩，等等。但是只要美经济能持续增长，外资不大批撤走，股市别“失去理性”地疯涨，华尔街股市不致崩盘，美国经济亦不会即刻衰退。欧盟：欧盟是全球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最小的地区。目前它具有诸多有利因素，例如，统一市场的建立、欧元顺利启动、宏观经济宽松、企业投资强劲、内需旺盛等，加之从商业周期看又处在上升阶段，因此，在今后2—3年内欧盟经济可望保持2.5%上下的适度增长。日本：近期经济难有大起色， 但形势会逐年好转。治理措施的相继出台，政府解决危机的决心，加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日本完全有能力和实力自我解决危机。1999年是日本的危机“治理年”，21世纪初日本将进入“再生期”。
四看国际资本和贸易市场能否持续发展。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并未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减弱，且在持续走强。主要是因为，第一，主要供应和吸收国美欧的经济（占全球资本输出的81%）尚未出大问题，从而保障了国际资本大循环的顺畅。第二，跨国并购潮方兴未艾。跨国并购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约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80%。随着欧元的启动，以美欧为主的新一轮跨国并购高潮正在兴起。第三，新兴市场、尤其是东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引起的资产“大减价”，将吸引美欧资本以并购方式回流新兴市场。
1999年全球贸易前景不容乐观，增幅可能会略低于上年，特点是市场疲软、价格低迷、争夺激烈。影响国际贸易走势的主要因素：一是支撑国际贸易增长的美欧地区（占世界贸易进口总额的61%）1999年的进口增幅将下降。美国因经济增长减缓及贸易逆差扩大，可能会设障压进口。欧盟因欧元的启动将扩大区内贸易，对外需求将相应减少。二是占全球商品进口总额24%的亚洲地区近期进口尚难恢复正常。虽然东亚经济1999年下半年一旦止跌回升会带动进口相应增加，但尚不足弥补美欧进口的下降。三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但影响到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而且使以反倾销、环保等方式出现的新保护主义日益增加，影响到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
三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和贸易增幅的明显放缓，使全球经济发展中不确定因素增加，国际经济关系中摩擦增多，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骤然恶化。
首先，全球贸易形势恶化，对我出口形成巨大压力。日本和东亚经济衰退引发的全球经济增速放慢，使国际贸易只有4%左右的低增长， 几乎与1991年持平（当年为3.9%）， 又因危机发生在我主要贸易伙伴的周边地区，对我外贸出口的冲击已经显现，1998年我国出口增长已由上一年的20.9%骤减为零增长，1999年的形势将更严峻。原因是，主要支撑我贸易出口的美欧市场可能将减少对我的进口。而随着东亚经济的逐渐复苏，货币贬值后的出口竞争效应将渐渐显露，我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因此在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将面临内外需求不振这一严峻局面，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明显下降。
第二，我对外经贸关系中风险加大，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可能增大。由于周边环境恶化，我经贸关系重点将逐渐由东向西转移。1998年，我对美欧出口占我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由上一年的30.9%上升到35%左右，引资情况亦类同，美欧的比例在增加，周边地区在下降。虽然，我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贸易互补性较强，但从发展情况看，双方贸易摩擦可能升温。
在全球经济秩序大变化，力量格局大调整形势下，我国亦面临着一些有利条件和机遇。
一是我国的开放压力，尤其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压力相对减缓，使我有更多时间整顿内务。东亚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使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开放、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过早开放可能引发的危险、对短期资本加强监管等问题开始形成共识，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将使21世纪的全球金融市场相对有序。国际金融经历了大动荡后，有望得到一定治理。这不仅使我争取到2—3年时间来理顺国内关系，而且使我能在一个相对有序的国际环境中逐步开放金融市场，风险有可能相对减少。
二是有利于我扩大影响，提升国力。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既有挑战亦有机遇。国际力量对比的大调整给我提供了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地位的千载难逢之机遇。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情况下，我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保持经济较高增长，并出资援助危机国家，显现了我对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大国形象，受到东西方国家的一致好评。我国的经济影响正在超越亚洲，扩大至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