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话语系统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话语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化和核心价值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演进跟它所赖以可能的历史文化必然性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当客观地站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规律的时候，若不纯粹讨论中国化本身，而是把其放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的宽广视域中予以考察，由此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番境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的是时代话语系统的根本转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跟之后、中国革命胜利之前跟之后，作为文化系统之一部分的话语系统是不完全一样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的重要文化后果之一就是话语系统的转换。这种“文化学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来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表现[1]144-151，它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本文不准备讨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跟之后的话语系统转换的问题，而只就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的当代话语系统转换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话语系统转换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革命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者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后者解决建设新中国的问题。在革命加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完整实现。相应地，就会有两个话语系统的大转换：(1)由“革命”到“建设”的话语系统转换；(2)由“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话语系统转变。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都跟这两个话语系统的转换密切相关，而第二个转换将是更加长期的过程。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性话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会因历史使命的转换与时空条件的变迁而构成不同的话语系统，这些话语系统除了含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外，在内容与形式上皆有自己时代的特色。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决民族与人民的“生存”问题时，创建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观念的革命话语系统。然而，随着这一历史时期的结束，中国现代化的任务转为国家与人民的“自由和谐发展”问题，为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系统也应适新历史语境而转换。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自己理论的价值实现，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248。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与马克思主义运用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及社会发展趋势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若不能与时俱进，落后或超越于时代，就会因其“不合时宜”而被淘汰出局。
革命后的中国理应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273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的终极关怀中，每个人都应是“和而不同”的自由个性，但他们不是居于分立的孤独状态，而是唇齿相依地共处于社会整体之中。因此，在后资本主义的社会联合体中，不应再有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相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倒应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要求人们之间相互友好、彼此协作、互助共进，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构建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发展的“人类史”(马克思语)。这一终极关怀的逻辑根据在于：人的本质是自我肯定、自我发展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劳动，而自由劳动必须奠基于社会性的合作之上；历史上，由于私有财产的出现而造成人剥削人的异化劳动，从而将社会异化为阶级对立的人文存在；在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异化劳动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人类从此能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组成互补共进的新联合体。在这里，自由个性、自由发展、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自由劳动、自由人联合体等一系列新的话语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话语系统不可缺少的因素。
毋庸讳言，在新中国建国头30年，特别是文革1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受制于以阶级斗争为核心观念的革命话语系统的惯性束缚，未能实现以国家与人民自由和谐发展为主旨的话语系统转变，因而造成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严重贻误。这说明，话语系统的转换如果出现滞后，必然导致许多实践方面的失误。改革开放以来，经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数届领导人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实现这一转换，致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得长足发展。话语系统的转换本身会以特定的文化方式显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这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跟话语系统转换之间的密切关系。
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的是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转化为文化核心元素，占据核心价值系统的主阵地，这就可能会被误解为必须使用惟一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其实，并不是这样。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其民族化产物的主要理论之“源”，而那些发展了的、民族化了的、时代化了的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之“流”[2]248。二者共同汇成马克思主义的“不废江河”，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延续发展中实现了自我批判、自我改造与自我超越，凸显出不可遏止的演进趋势。在这种源与流的相互作用中，话语系统将出现“一”与“多”的关系。也就是，原生态马克思主义是惟一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多样的，相应的话语系统也是多样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跟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有不同的实践话语系统。笔者以为，话语系统的多样化，既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实践形态和民族理论形态的多样化，又反映出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同时代特征。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求的话语系统转换的内在根据。
从中国本身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过程中，话语系统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显然，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这跟革命时期的话语系统会有极大的区别。为此，我们特别用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来表示跟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区别。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化”至少应实现两大话语系统的转换：一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话语系统转换；二是由“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话语系统转变。
二、由“革命”到“建设”的话语系统转换
基于全球化的历史总趋势，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首先要实现的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话语系统转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完成了革命任务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从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展开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据此造就能最大限度满足国家与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话语系统应适时转向以“建设”为核心观念的话语系统。后者既不能违背社会主义的意义取向，又必须适应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因为当代中国是处于“世界历史”格局中的地理单位和经济政治文化实体，是有着特定时空结构的系统，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化必须适应全球化的现代性逻辑。所谓现代性逻辑，就是现代性运动的内在联系和内在演化趋向，它以规律的形式贯穿于现代性的沿革过程中。尽管现代性逻辑的形成具有诸多因素的关联互动，但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逻辑。换言之，资本的逻辑至今决定着现代性的逻辑。在这种时空条件下，中国要直接、全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体化必须植基于后资本逻辑的“自由王国”逻辑，其真正内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3]926-927由此可见，实现共产主义的文化条件既不具备，中国想脱离全球性的资本逻辑而步入后现代社会无异于空想。
据此，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通途只能是批判性地审视现代性的发展，走“内在超越”的道路。所谓内在超越，就是正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并通过矛盾的合理解决，以求现代性的正常发展，使之有利于人类与社会的进步。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化在追求民族与人民的和谐与自由发展时，要根据国情来合理吸纳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即使采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也应有针对性地重在现代性的价值方面。这主要包括：在市场经济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发展要历经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自由个性全面发展”三大阶段。其中的第二阶段即市场经济社会，它是人类演进不可逾越的必经过程。人类若不经过市场经济社会的陶冶，便不能形成进入第三阶段的主客体条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据此找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根据。在民主政治方面，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因此，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原则”：即一切政府官员均由人民直接选举并只能充当人民的“公仆”；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处于人民的直接监督之下；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撤换他们。不管这一原则的可操作性怎样，但其基本精神体现为超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无产阶级民主价值，这也应成为我国当下政治改革的指导性思想。在科学理性方面，马克思主义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它借助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剖析与批判，揭示出更合理的人类前景——旨在消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全面异化而实现三者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也应成为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的理论基础。在进步主义的历史观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道路无论如何曲折，最终总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步。这种进步在客观规律上表现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而在主体的发展方面则展示为“偶然的个人”不断向“有个性的个人”提升。因此，历史演进的价值指向是：人类由“必然王国”(人类史前史——阶级社会)向“自由王国”(属人的历史——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根据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人理应成为引领民族发展方向的“三个代表”，成为保护人权，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领头人”。
显然，上述这些时代任务的变化，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的主题也发生变革，从而相应地实现整个话语系统的转换。事实表明，这个转换能否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实践的成败。思维总是要用语言来表达的，不同的话语系统体现出不同的思维形态。当话语系统没有转换的时候，人们的思维就可能还停留在革命时期的“斗争思维”之中。用革命的思维去思考革命后的事情，那必然导致失败。可见，话语系统不简单是语词和话语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个整体思维方式和价值系统更替的问题。遗憾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过程所要求的话语系统转换的重要性，以至于到今天，我们有些话语元素仍然印着革命话语系统的烙印。
三、由“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话语系统转变
依据社会决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需要进一步实现由“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话语系统转变。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革命夺取政权表示着某种意义上的“政治解放”，但政治解放只应是接踵而至的“人类解放”的手段。其理论依据在于社会决定国家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指出，在“本原”的意义上，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在历史演进的某一阶段，社会在自身发展中分裂出国家，由国家来管理社会，这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由国家管理到多大程度，实际上取决于社会自身的发展程度。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把全部社会权力都据为己有，并不有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因为社会的生产活动有着和国家政治活动意趣迥异的运行规律。政治对经济的无限制干预只能导致经济萎缩。因此，历史的规律性运演必然导致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其实质也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这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的第二阶段。只有历经这一过程，社会才能将异化的国家权力收回自身，实现人类解放，即：“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4]413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将政治解放的“阶级”启蒙这一话语系统转换为社会解放的“人类”启蒙直至提升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理念之话语系统。这是一种话语系统的革命。
当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开始之后，体现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的新话语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会跟马克思创立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有差别。事实上，马克思从来都承认资本主义造成市民社会从国家强控制下独立出来的历史价值。他指出：资本主义完成的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是社会走向成熟和自觉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在经济领域终于摆脱了国家的控制而获得了自己运行的权利。虽然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模式因立基于私有制而必然产生它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但这较之中世纪“国家和社会一体化”的状态却是一个巨大进步。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创造出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依靠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和政治革命而摆脱了封建的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和政治特权对它的束缚，并且进一步创造出政治民主化的社会条件，创造出向一个更高的更合理的社会形态发展的社会条件。因此，国家和社会二元化是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它对任何必须经过这个发展阶段的社会制度来说，都具有普遍的意义。马克思采用的是理论话语，而现实需要实践话语，尽管实践之指导思想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毋庸讳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现代性价值判断似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而，对该理论话语给予实践话语的启示也没有被关注。甚至在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格局中，许多人的价值思维依然滞留于前现代的“权威主义”国家观或计划经济的“一元论”国家本位观。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传统社会乃至“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高度集权并强行控制社会——任何带有与这种政治体制不和谐的社会因素，都将通过各种手段被消除。这种大一统的整体结构形成经纬参差的社会网络：经线是上下级的纵向统属关系，纬线是平行的阶层关系，每个人的身份都被定格为经纬网络中某一位置的符号，隶属于构成整体网络的各个子网络(宗法组织或“单位”)。这种“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格局，本质上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最不发达的“人的依赖关系”结构，它使得民众在没有自由自觉活动(马克思所谓的“人的本质活动”)的社会框架中成为千年故我的丧失了主体意识的庞大群体；使得他们对自然秩序和谐运转的依赖也同样表现在对社会秩序运转的被动依靠上。于是，他们虔诚地拜伏神祇赐予风调雨顺的行为也深刻地延伸到他们对明君圣主布德施政的被动渴望之中。这也是近百年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将国民的传统文化价值认同系统转换为现代性价值)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理论的根基在于实践，当旧文化系统植基的实践结构未作根本改观时，“改造国民性”的理论只能是无本之木，自然难以在异质的文化土壤中扎根结果。这些都涉及整体话语系统转换的问题。
据此，要建立一整套新的实践话语系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化应构建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领域，形成二元化的现代性实践结构。这是跟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不完全相同的实践话语问题。尽管中国式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立基于社会主义，因此它在国情上会表现出与西方不同的质。但在结构的功能方面，中国同样要塑造出一个社会脱离国家强控制的自组织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都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它们的活动和内部管理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质。从实践话语系统来说，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NGO等自然而然就要建立起来。这个实践话语系统需要用新的理论话语来说明：国家必须尊重社会的这种独立自治特征并通过法律加以保护；一般而言，国家不干预社会内部各团体、组织的具体运作和活动方式；但当社会内部发生利益冲突或纠纷而其本身又无能力解决时，就需要国家这个公共管理机关从外部介入进行干预、仲裁和协调。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又是相对的，亦即“独立但不自足”。总之，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要承载这样的历史任务：一方面，该领域将通过提供个人自主活动的广阔空间，培植现代化所需要的独立人格、主体精神与自主能力，真正落实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5]294进而为中国过渡到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与人格基础。另一方面，该领域将依据不是国家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决定国家的发展路向，陶冶出现代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道德觉悟，促使公民和社会组织遵循无产阶级国家的基本要求——全体人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家管理，制约国家的各种权力及其活动——有秩序地参政议政，真正实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力”[5]294-295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目标。这一系列新的话语必然进入到现实生活中，它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实践话语风格，也代表了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话语系统的根本转变，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所产生的必然的伟大文化后果。
总之，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性话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会因历史使命的转换与时空条件的变迁而构成不同的话语系统，这些话语系统除了含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外，在内容与形式上皆有自己时代的特色。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所实现的是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系统向符合中国实际的实践话语系统的过渡，这种过渡包含话语系统的两个转换：(1)由“革命”到“建设”的话语系统转换；(2)由“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话语系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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