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以贵州省为例
李安峰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 水是人类持续健康发展的命脉所在。贵州省少数民族众多，喀斯特地貌较为典型，历史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严重制约着当地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贵州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实现了农田水利建设的大发展、大跨越，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走出了一条适合本省实际的水利建设模式，为全省工农业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水源基础。
关键词： 新中国；民族地区；农田水利；成就与经验
历史上贵州省农田水利建设起步较晚，呈现了一定的差异性、封闭性、落后性、地域性和小型性等特征，尤其是民族地区的水利工程，大多简单粗糙，技术水平低，蓄水量少，没有形成合理的灌溉利用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省各族人民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艰苦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乡村水利灌溉体系，为工农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水源基础，同时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本文拟以新中国成立70年为时间段，详细梳理贵州省农田水利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并总结经验。
一、辉煌变迁：农田水利建设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贵州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长期的经济技术落后，水利基础设施处于十分薄弱的境地，农田的受益面积才200多万亩，防旱抗涝能力较差，粮食增产受到限制，随着全省解放，落后的水利设施已不适应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州各级政府不断介入到乡村水利工程的整修和兴建中来，并根据国家的水利方针政策，按照自身实际制定了发展规划，在各族群众的支持参与下，水利事业取得了较快发展。
（一）恢复整修阶段：1950年-1956年
首先，整修和新建了一批农田水利工程，田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建政初期，政府通过权力延伸到乡村而逐渐形成了迅速有效的动员机制，这在物质生产条件较为落后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能集中有限的物力、财力、人力办大事。从1950年到1956年1月，贵州“共兴修了各种小型工程12万处，整修工程15万余处，扩大灌溉面积503万多亩，改善面积209万多亩，并举办基建单位工程8处，扩灌86000亩，兴建机械提水58站，扩灌43800多亩。以上共计扩灌515万亩，为解放前兴修的1.8倍”。[1]全省农田水利在较为落后的条件下取得了好成绩，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央的高度重视，而且广大农民感受到了土改及互助合作所带来的好处，这就成为水利建设迅速开展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合作化组织相对容易解决水利建设所需的劳动力、物资筹集、占地、移民等问题，再加上各级政府比较重视水利工程的管理养护，因此，农田的灌溉受益面积增加较快。
其次，提高了农业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州针对较为薄弱的农田水利基础，为防范频繁发生的水旱灾害，提高耕田的抗旱能力，“大力的动员农民在旧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上掀起群众整修运动，为1951年及今后防旱增产打下良好的基础。”[2]“各级政府必须大力发动群众抓紧可能利用一切时机，积极兴修小型农田水利，以预防天旱。”[3]经过连续几年的整修和恢复旧有的塘堰、渠道、渡槽，相比解放前灌溉面积增加了许多，增强了耕田的防旱抗灾能力，粮食产量随之增加。据统计1951年-1954年，“4年来共计为国家增产稻谷1亿6千3百多万斤”。[4]而根据1949年-1956年粮食产量的统计，“1949年产量为59.31亿斤，农业人口平均为451斤，而到1956年产量为97.3亿斤，农业人口平均为653斤。”[5](P13)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固然与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推进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关，但这期间党和政府率领广大群众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耕田的抗旱防灾能力，也为农业发展和粮食的增产提供了水源保障。
（二）曲折前行阶段：1957-1965年
这一阶段可分为“大跃进”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期，前者农田水利建设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存在着诸多失误但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后者经过国民经济调整，农田水利建设步入正轨，并逐步解决了“大跃进”时期遗留下的移民、“一平二调”、工程管理等问题，期间全省水轮泵建设有所发展。
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多因素共同影响下产业集聚与环境效应相互作用机制。借助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管理学等多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范式，多学科交叉研究产业集聚与环境效应相互作用机制，制定产业集聚政策、区域发展战略等，推动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协调发展。
期间，全省掀起了一场水轮泵“歼灭战”，在较短时间内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全州已有32站（装机33台）兴建成功，另有115台（装机131台）正在兴建，这些水轮泵站全部建成后，可以抽水灌溉10200多亩”[11]。遵义专区1965年1月28日为止，“全区共有339站471台动工，占计划的92.3%，其中已有48站建成，装机53台，可灌农田7800多亩”。[12]1965年5月底，“全省共建成水轮泵站2305站，装机2824台，灌溉面积达24万多亩，其中新增灌溉面积172000多亩”[13]。而移民、退赔等也是该时期全省着力解决的问题。各地在自身经费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把“大跃进”以来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存在的“一平二调”和移民等遗留问题解决好，重新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维护了社会稳定。总体上看，这段时期贵州的农田水利工作坚持了实事求是和有错必改的指导思想，在整顿中取得了良好成绩，为下一步水利事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第四，由于灌溉面积不断增加，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农田的抗旱防涝的能力，粮食产量得以稳产和增产，且产生了长远效益。铜仁地区松桃苗族自治县永红大队，“于1967年开始治山治水，开荒造田，1968年5月建立红江水轮泵站，安装了5台水轮泵，灌溉农田430亩，造田240亩，开荒214亩，粮食从1967年总产18万斤，到1971年增加到51.4万斤，粮食产量将近增长3倍，社员口粮从100多斤升到500斤。”[22]沿河县上坝公社大抓水利建设，“1971年粮食产量由1970年45万6 千斤，增加到53万2千斤，1972年尽管遭受空前未有的70天大旱，粮食总产量仍然获得好收成，其中水稻产量还在1970年11万6千斤的基础上，上升到11万8千3百斤。”[23]又如黔西县林泉区到1976年夏季，“全区已兴建和续修水库18个，去年虽遇上了长达34天的干旱，全区粮食产量仍获得2300多万斤的好收成，比1974年增长20%。”[24]这些水利工程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效益，而且也为改革开放之后全省的工农业生产提供了水源保证，该时期动工修建的贵阳松柏山水库、遵义团结水库、铜仁官舟水库等都兼有灌溉、防洪、发电的功能，如今已成为当地农业灌溉用水和居民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地。
在政府的主导下，贵州的农田水利建设，在水利方针政策上，既能很好地贯彻国家的水利方针政策又能根据自身实际来制定适应本地的方针政策，这彻底改变了旧社会农田水利建设较为分散而没有统一的方针政策引领的局面。在物资经费供应问题上，一方面既能统筹整合各区域及部门之间的有效资源；另一方面，又能动员群众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采取自筹的办法解决，这些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水利管理方面，打破了传统的依靠宗族、乡约等方式维护水利工程的做法，通过成立专管机构、制定章程和组建专管人员队伍等把现代管理理念引入到水利管理中，并逐渐建立起一套专管与群管相结合的农田水利管理体系。在组织群众方面，很好地协调了群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制定和执行了合理负担政策，并关心施工民工的生活和尽可能地改善施工条件等，赢得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在解决水利纠纷中，通过政府主导对防止过去因水利纠纷发生的械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解决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移民、民工伤亡、“一平二调”等诸多问题上，政府在中间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说，贵州70年农田水利建设的事实充分说明，政府应在水利建设中起到关键性的主导地位。
第三，增强了全省农田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有助于粮食产量的提高，也产生了长远效益。农田水利设施的大量修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如1958年全省发生了100余天的大旱，1959年有的地区也发生了两三个月的旱灾且在程度上比1958年还要厉害，时任副省长的戴晓东认为：“一方面是水利，如果不是解放以来特别是去年以来大搞水利，到现在有了46亿多方水，还有些机械提水，水土保持，假设没有这46亿多方水，那么这样的大旱灾带来的损失是不可想象的，过去有过甲子乙丑年大旱灾，荒了很多田饿死很多人，去年今年都是大旱灾，还是保证了丰收”[7]。因此，这些已经完工的水利设施，很多在当时就发挥了效益，对减轻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起到了作用。
几十年后的今天，贵州在所修的志书上评价该时期农田水利建设时指出：“这段时期在设计施工技术上也有较大突破，对贵州水利建设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兴建的水库工程动工项目多，规模大，为贵州发展蓄水工程建设打下了重要基础，一大批建成的工程至今仍是省内水利设施的重要骨干，成绩是巨大的”。[8](P8、111)
2.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贵州省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并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的实际暂停或者下马了一批水利工程，对“大跃进”以来的诸多工程进行续建配套和巩固，并着重扭转干部群众重建设轻管理的思想，始终把水利工程的管理养护作为该时期水利建设的中心环节来抓，以发挥已建工程的最大效益。如遵义专区，1962年7月止，“全区大小工程，基本上都有专人管理和放水，根据省分级管理精神，对县以上32处工程也相应加强了管理，现配备行干35人，技干22人，工人146人”[9]。毕节专区1963年10月止，“目前已建立健全管理的8361处，占现有水利设施37.4%，其中常年性管理4166处（专级1处，县级8处，群众管理4157处）；临时性管理的4195处。现有管理人员19400人，其中常年性管理3413人（专级12 人，县级30人，群众工程3371人），季节性管水员（包括放水员）15897人”[10]。短短几年时间，省、专两级水利机构基本设置了专管水利的职能部门，再加上群众管理组织的成立和相关章程制度的建立，全省水利管理业务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1.“大跃进”时期
（三）艰难发展阶段：1966年-1978年
这一时期贵州广大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治山治水运动，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再次开展起来。期间，全省各地在“左”的思想干扰下水利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农田水利建设仍然取得了成绩。
间接减压主要指传统颈后路手术方式，包括全椎板切除术、椎管扩大椎板成形术及选择性半椎板切除术等。一般认为，当发生广泛OPLL（累及＞3个椎体）时，可优先选择后路手术（技术简便、并发症发生率低），扩大脊髓活动空间为脊髓间接减压。
改革开放后，全省水利事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迎来了新转折、新机遇，打开了新局面，把主要精力放在工程的续建、配套、防洪、加固和维修上，同时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贵州水利进行全面的改革，逐渐从生产型转到综合经营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较快发展。“一是开展了水资源保护、城镇供水、水库及大型灌区的规划与建设。二是加强城市防洪能力建设，重点建设了贵阳市、遵义市、安顺市、六盘水市、赤水市、都匀市、铜仁市和镇远、施秉、榕江、思南、沿河、湄潭等县一批重要城镇防洪基础设施。三是加大水资源开发利用，加强水电建设。截止2008年底，全省农灌水库总库容达27.13亿立方米，为1949年总库容的127倍；有效灌溉面积达1481.11万亩，农村人均有效灌溉面积达到0.58亩，提前一年实现建成农村人均0.5亩有效灌溉面积的目标任务；建成堤防1534公里（其中达标堤防310公里），保护人口326 万人、保护耕地164万亩；解决农村饮水困难1673.02万人，解决农村饮水安全417.74万人；累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5676.14平方公里，占流失面积73179.01平方公里的35.09%。”[25]
第二，农村小水电发展较为迅速。“文革”期间，贵州农村小水电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据统计“1975年底，全省已建成农村小水电站4926处，装机容量已达131907瓦，年发电量2亿3千6 百多万度，十年中全省装机容量增加了12倍。”[18]如黎平县从1967年至1974年底，经过8年的艰苦奋战，“全县共建成小水电站246站，247台，装机容量2864瓦，与解放后前16年建设的电站和装机容量相比，分别增长30倍和11.7倍，已有41个公社，194个大队，1110个生产队用上了电。”[19]可以说，小水电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壮大社队的集体经济，也为农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方便，很多乡村由此告别了煤油灯而进入了电气化时代。
共和国成立初期，经过新生政权的巩固，土地改革以及随后进行的合作化运动，打破了传统社会的藩篱，使政府权力第一次深入触及到最基层的乡村社会，为政府力量介入农村生产活动打开了大门。同时，国家凭着政权的威慑力，在基层不断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又夯实了农村政权的基础，这不仅有助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的执行，而且也为党在农村践行其“革命”式的政治动员以组织农民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创造了前提。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建立起来。在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下，“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27](p276)由此，政府对乡村生产活动由建国初的不断介入逐渐转变为主导，且一直延续至今。
第一，扩大和改善了农田灌溉面积。据1961年的统计数据：“经过三年‘大跃进’，我省水利建设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兴修了许多费省效宏的水利灌溉工程，全省稻田灌溉面积曾经达到800万亩左右，为解放初期的2.8倍，其中，群众性小型水利灌溉面积达到632万亩，占79%；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的骨干工程1011处，灌溉面积150万亩，占18.7%（内有引蓄水量500万方以上的大中型工程27处，灌溉面积41万亩）机械提水站634台，17800 马力，灌溉面积18万亩，占2.3%，这些水利工程在抗御连续三年的旱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大减轻了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6]
在测量过程中为了杜绝学生敷衍了事、抄袭数据等情况的出现，根据不同的测量项目采取不同的监督检查手段，对于精密测量，测量器具数量少的情况，做到不同组别测量样件不同，同组学生组长负责制，教师监督；普通测量，测量样件人手一件，不同样件数据不同，这样确保学生在实训实验过程中主动操作，并且操作正确，最后根据测量结果的准确程度及实训预习情况、实训实验报告完成情况做出标准成绩评定。
（四）改革开放新阶段：1978年至今
第一，全省各地兴修了数以万计的蓄、引、提等工程，农田灌溉面积不断增加。如铜仁地区1971年，“投入的劳力最高达150万余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完成增灌面积66万亩，占省计划65万亩的101.5%，完成电灌装机14000瓦，机灌15000马力，这是建国以来完成得较好的一年。”[14]全省1975年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力“最高达500多万人，截至8月底，已完成各类水利工程8千多处，新增灌溉面积57万4千亩（从1月份起）。”[15]根据1975的统计数据，“建国以来，已修建了各种水利工程13万多处，机灌站5万6千多马力，电灌站11万6千瓦，水轮泵9300多台，总蓄水量8亿8千4百万立米，灌溉面积830多万亩。”[16]1976年全省水利建设高潮仍然不减，截至8月份止，“全省已完成新增蓄水量2亿1千万方，为全年计划的105%，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亿方，新增灌溉面积73万5千亩，占全年计划110万亩的67%。”[17]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抵制“极左”思潮干扰的结果，也是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
(4)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物资集聚于外围，无法分发到灾民手中。最后一公里问题凸显。物资投送需要多元化，可以考虑配备救灾摩托车，用于运送必要的生活用品和轻型救灾装备。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水利事业发展，贵州的水利又迎来了新的契机，据统计，“五年来，贵州省水利投入达到1567.87亿元，是解放以来水利投入最大的五年，也是贵州省水利投入力度最大、改革力度最强、建设速度最快、群众受益最多的五年。五年来，贵州省累计解决了962万农村居民和学校师生饮水安全问题，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82%，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5%，基本实现了饮水安全。新增有效灌溉面积147.1万亩，新增农村水电装机71万千瓦，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22万平方公里，实施中小河流治理项目319个、综合治理河长1122公里，治理病险水库434座。五年来，贵州省建立健全了省市县乡村五级防汛抗旱指挥体系，防洪减灾效益达218亿元，因洪灾死亡人数为1950年以来最少。十八大以来，贵州省启动了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水利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等八个方面19个专题的改革，改革成效显著。”[26]总之，改革开放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水利事业跃上了新的台阶，创造了新的辉煌，为谱写“水美贵州”新篇章和全省“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同步小康”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水源保障。
二、珍贵财富：历史经验总结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水利作为农业发展的核心与王朝的兴衰和社会的昌盛息息相关，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把治水、修水利作为施政的重点来抓。新中国成立后，贵州各级政府始终把农田水利摆在重要位置，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经过建国初、“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文革”以及改革开放至今，全省农田水利建设虽然存在问题但在总体上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政府主导是农田水利建设发展的关键
第三，水利工程技术有诸多突破，尤其拱坝技术的应用取得了重大进展，而砌石拱坝因为较适应贵州的地貌特点而得到了较多的推广。如遵义地区“在以前不敢建坝的强岩溶地区修建拱坝15座，各县相继修建了一批中小型单曲、双曲、连拱等砌石拱坝，十年中建成砌石拱坝125座，砌石连拱坝15座，砌石重力坝35座，堆石坝5座，土石混合坝15座，沙壳坝12座，照谷式坝1座，累计有各种坝843座，其中土坝274座”。[20](p7)铜仁地区在“文革”十年间，“已建成拱坝110多座，其中高10 米以上的72座，最高的54.2米，成为蓄水工程的主要坝型之一。”[21](p5)尤其修文县岩鹰山水库砌石单曲拱坝的成功修建，为全省岩溶山区建设50 米以上的中型砌石拱坝提供了榜样，树立了典型。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婴幼儿配方乳粉监管改革再提速。2016年6月，《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出台，与《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监督检查规定》《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13版）》《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章制度一起，初步构成严格、统一、规范的乳制品监管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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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积累了一些农田水利建设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有：一是在经济技术较为落后的环境下，农田水利建设中存在的物资经费紧张的情况，基本上是在各级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动员各部门互相支援和发动群众进行筹集解决的，说明了政府的强力主导能够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办大事；二是坚持“以蓄为主、小型为主，民办公助”的水利方针和蓄、引、提等多种方式相结合，这在实践中证明是适合喀斯特地貌下贵州实际情况的，在以后的农田水利建设中群众性的小型蓄水工程仍然是首选；三是农民是农田水利建设的直接受益者和主体参与者，该时期通过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把群众的传统经验与实践相结合，有力推动了全省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而小型农田水利也正好符合群众力量的发挥；四是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广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以防止水土流失和保护生态环境也是一条很好的经验。
（二）农民群众是农田水利建设依靠的基础
农田水利建设作为农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的受益对象就是农民，参与的主体也是农民。早在革命根据地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在冬闲时间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水利工程的兴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不断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水利建设也成为农村工作的重要一环。每到冬季和春季的农闲时间，诸多农民被集体这一纽带组织起来，他们战斗在农田水利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创业投资的项目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调查显示，2017年中国创投的项目来源仍然以“政府部门推荐”（21.9%）、“朋友介绍”（14.0%）和“项目中介机构”（16.0%）3个渠道为主。但三者占比之和从2013年的64.5%下滑到2017年的51.9%。
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贵州由于地质地貌和气候条件以及经济技术因素的限制，这里水利基础极为薄弱，农民群众对水利的渴望十分迫切，因而更容易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水利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州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集体的纽带把农民群众动员组织起来，为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例如，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全省200多万劳力奔赴水利工地，两年内累计投入近1.8亿个劳动工日。”[8](P8)农业学大寨期间，“全省日上工劳力逾百万人，最高时达240万人。”[8]这些群众在艰苦的工地上比干劲、比工效、比质量、比技术，留下了时代特有的痕迹。在此期间，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兴修群众性的小型水利工程中他们的确发挥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不怕苦、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同时还积极地自筹资金、自带口粮、就地取材地解决物资等问题，不仅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干劲和蕴藏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而且也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经费物资，客观上又支援了工业领域的建设。总之，70年来在全省各族群众的支持参与下，小型工程遍地开花，大中型水利工程相互配合不断发展，农田水土保持、农村小水电、生态环境治理等也逐渐开展并取得了成绩，这些都是广大群众勇于施工、无私奉献的结果。
（三）结合省情，因地制宜确定不同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政策
政策是根据时代背景和自身实际形成的，它是引领事业发展及完成目标的导向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贵州水利建设结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自身的经济技术水平，其政策根据形势的发展逐步改变，如1953年全省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是，“仍以大力发展小型农田水利，防旱防涝，保障农业增产，其范围为费用不多、费力不大、费时不久，技术性较低，确有成功及时受益把握，其效益较为宏大的工程，各地应结合本地地形情况，选择适当地点重点举办。”[28]“大跃进”全面掀起后，贵州贯彻执行“以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但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制定的任务指标超越了客观实际，浪费了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全省的水利建设走向正规，并把工程管理工作作为提高效益的中心环节来抓，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文革”十年，贵州的水利建设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在制定具体政策的过程中基本还是结合实际，如1966年秋季提出要联系省情：“要集中力量抓住以发展水轮泵为中心，大搞各种提水设施，同时抓紧在一、二年内搞好续建配套骨干工程，并根据各地具体条件，积极新建一些蓄、引工程。”[29]“文革”后期，全省执行“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国家治水方针，不断抓水利工程的配套，积极发展中小型蓄、引、提等工程，并注重续建和维护工作。
在选取的34篇文章中，26篇文章属于实证研究，仅8篇属于理论研究，这说明英语词汇学习的研究者更偏向于对研究对象进行实验调查，获得客观结果。图2展现了近5年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应用状况，明显可以看出每年实证研究量均高于理论研究量，其中2014年的实证研究最多。与此同时，在对实证研究类的论文阅读后发现，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形式。
改革开放后，贵州的农田水利政策不断根据形势的需要和市场的发展而变化，在管理理念、建设规划、工程类型等方面与时俱进，一方面注重市场资本的融入，着力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兴建了一批骨干引水工程；另一方面，加大民生水利和生态水利的建设，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同时不断创新水利管理机制和工程建设融资机制，以优化全省水资源供给机制等等。事实证明，农田水利建设政策的制定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任务和自身的实际而确定，这样才能走出一条实事求是的水利发展道路。
（四）注重水土保持工作以保护生态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30](P394)贵州是岩溶发育较为典型的高原山区，地形地貌复杂，由于山高坡陡，暴雨较多，土层浅薄，径流大，流水急等自然因素和顺坡种植，耕作粗放加上乱伐林木，乱垦陡坡，乱割草皮放火烧山等人为因素，以致造成大量水土流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治理水土流失成为乡村水利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前主要是在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基础上进行摸索，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凤冈县农民龙显云，“解放前租种地主罗浩然的土地，由于冲刷严重，质量很低，12亩地只收苞谷1560斤，加之地主的重租，无力治理，每逢暴雨，泥沙齐下，冲压良田，致使山下部分梯田不能耕作，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龙显云于1952年就开始治理坡土梯化，控制水土流失的工作，经过5年的努力，改变了坡上冲光，坡脚遭殃的山区面貌，彻底消灭了水旱灾害，农作物产量年年增加，1957年收粮食3200斤，比治理前的1560斤多收1640斤，增产105.01%。”[31]这期间还成立了省水利局水土保持处，并且编制了《贵州省水土保持事业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水土保持的方针是“统一规划、综合开发、沟坡兼治、集中治理”。
改革开放后，贵州水土保持进入了新的时期，重建在“文革”中遭受冲击的机构，并提出了大力宣传、完善机构、轮训技术干部、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进行重点试点、退耕还林、生态移民等工作思路，有效地遏制了水土流失。期间，全省根据中央精神和经济形势发展需要，不断完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制定了《贵州省水土保持条例》《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等，为水土保持工作提供法制保障。尤其“十二五”期间，全省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共投入65.82亿元，重点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投资补助标准也由“十一五”时期的每平方公里36万元增加到现在的50万元以上，有效加快了水土流失地区群众脱贫步伐，受益群众500余万人，农民人均增收400元。因此，70年来，全省水土保持工作在不断摸索中积累了经验，走出了一条适合本省实际的水土流失治理道路。
当下，河北省农村文化消费层次还停留在大众消费或者普及性消费层次上，也就是消费水平还停留在生存基本需要的文化消费上，这距离发展文化消费还相隔较远的距离。
（五）根据实际条件发展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并重视管理工作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降水量虽然丰富但水利工程建设难度大、技术要求高，工程性缺水严重，这种山区特点决定了该地比较适合中小型水利工程的修建，且工程类型多样化，“我省地处高原山区，地势复杂，田土分散，田坝少，梯田多，河流密布，雨量充沛，到处都有办小型水利的条件。小型水利点多面广，比较费省效宏，收效快，技术比较简易，群众会办，建成后就直接受益。”[32]据统计，“截止1985年，全省还没有建成大型灌溉工程。在中型水利灌溉工程中，也仅建成中型水库14座，总库容2.56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35.73万亩；万亩以上引水工程12处，有效灌溉面积12.98万亩；万亩以上提水工程1处，有效灌溉面积1.5万亩。以上合计有效灌溉面积50.21万亩，仅占全省有效灌溉面积的6.15%，其余93.85%的有效灌溉面积均属于小型水利工程。”[38](P14)如今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手段的成熟大中型水利灌溉工程逐渐上马，如黔中水利枢纽工程，以及纳入国家规划的“滋黔”一期工程等。同时，喀斯特地貌决定了该地工程类型的多样化，包括蓄、引、提、排、窖等互相结合、互相补充，尤其蓄水工程一直是贵州农田水利建设的重点，而小型的水窖、水塘、水池等也广泛分布在各边远山区，经过70年的发展，全省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思路。
工程管理包括不同类型如灌溉工程、蓄水工程、提水工程、防洪排涝工程等的管理与运行，在体制上又分为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生政府非常重视管理工作，并于1950年7月，成立了省农林厅水利局，筹建了中曹司工程管理所对续建的中曹司引水工程进行管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省第一个建立的工程管理单位。随后，根据农田水利建设的不断推进，在管理章程、管理机构上也有序完善，如改革开放前颁布了《贵州省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养护规程草案》《贵州省群众性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养护办法（草案）》《农业生产合作社水利开发和水利管理养护的办法（草案）》等；改革开放后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颁布了《贵州省河道管理条例》《贵州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贵州省水利工程设施管理条例》《贵州省水文管理办法》《贵州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章程的完善为工程的依法依规管理提供了保障，也为工程效益的最大化提供了条件。同时，水利工程管理机构也根据需要不断地建立和完善，如1956年在省水利局内设立灌溉管理科，1963年又将该科分设为工程管理、灌溉管理、水稻需水试验等三个组，1975年设立了水利管理处，1986年成立了水利管理局，如今称之为水利工程管理局。地方上，根据省级水利管理机构的建立，各地、县也陆续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管理机构。在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国家管理、地方管理、集体管理以及市场化运行的体制，在工程管理、用水调节、工程维护、资金投入等方面互相协调，确保了水利工程的有序平稳运行。
三、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全省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农田水利建设走过了艰苦、曲折、奋斗和快速发展的历史征程，从工程规模大中小结合到工程类型蓄、引、提、排等相配合；从依靠传统经验到走出一条适合省情的现代化水利建设路子；从较为单一的管理体制到多元化的市场管理模式；从较低的有效灌溉面积与紧缺的饮用水源到基本全面保障农田灌溉和工农业用水；从技术落后、人员匮乏到拥有一批高素质的人员队伍和运用先进的水利技术等等。70年在艰难发展中一脉相承，70年在不断摸索中开拓进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33](P23)贵州70年的农田水利建设史，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伟大成就，走出了一条适合本省省情的水利建设模式，这承载着一代代人的水利梦想，并铸就了辉煌的水利精神，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省尤其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水利设施落后的局面，而且为今天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水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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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in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Ethnic Area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aking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I An-feng
（School of Marxism，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25，China）
Abstract: Water is the lifeblood of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human development.Guizhou has many minorities and is typical for Karst landform.Local developments were severely constrained because of th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infrastructure was relatively backward in the past.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in Guizhou have bee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all the time since 1949.Great leaps are ma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after 70 years of hard work.Guizhou people accumulate abundant water control experience and find a suitable province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It provides a solid ba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Key words: New China；Race region；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 F3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2019）04-0147-08
DOI编号： 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9.04.033
收稿日期： 2019-02-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云贵高原农田水利建设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950—1976）”（项目编号：17BZS14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 李安峰（1984-），山东莒南人，博士，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史。
（责任编辑：卢丽娟）
（责任校对：卢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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