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欣[1]2015年在《渐进开放下的中国境内外资本流动：动因、影响及风险识别》文中认为中国处于转型和渐进开放时期,伴随着金融市场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不断深化,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和作用越发重要。作为经济大国,中国经济成长的历史、制度和开放路径不同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中小型发展中国家。这种差异意味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仍存在很多需要探索和研究的问题,例如,中国渐进开放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特征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中国的市场开放所要面对的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是什么,更开放环境下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渠道有哪些等等。本文以中国渐进开放的市场为背景,研究与国际资本流动相关的包括动因、风险及影响等现实问题。以中国市场环境为背景,围绕国际资本流动,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研究。中国渐进开放环境中存在经济增长率下降、金融深化和开放程度扩大等市场特征,这一部分将Metzler Diagram和Mundell-Fleming模型结合从理论角度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的内在动因,并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联系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市场特征,讨论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等因素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的影响。第二,开放过程中的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渐进开放的市场环境会因为“叁元悖论”中“角点”的转换,因此会更多地面临汇率政策和国际收支政策的选择权衡,这其中估值效应带来的风险会伴随开放的深入不断增加。这一部分通过货币市场均衡、估值效应的理论模型对资本市场开放存在的风险根源进行梳理。结果发现,国际收支不平衡是货币危机的基础,而估值效应的影响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增大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因而在维持国际资本账户基本平衡的基础上稳定汇率是资本账户开放后更可行的政策目标。第叁,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影响渠道。这一部分通过货币市场均衡和产品市场均衡的联立,从理论上得出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市场价格影响的叁个可能的渠道:流动性渠道、货币政策渠道及财富效应渠道。此后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实证分析发现渐进开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持续升值和货币政策束缚在开放初期抑制了货币政策渠道并促使流动性渠道发挥作用。这一结论与中国渐进开放过程中的货币主要基于外汇储备的发行特点是一致的。第四,从跨市场投资组合角度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识别问题。这一部分借鉴Sharpe ratio的思路,通过将跨国投资过程看作是一个对金融市场和对货币市场这两大块资产的投资组合,建立一般性国际资本流动条件,在比较单位风险净收益的基础上来判断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中国期货铜市场的信用证投机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条件的稳健性。第五,从国际资本流动的外部特征---周期性和冲击影响出发讨论风险识别。国际资本流动存在周期性,这一周期性源于不同市场间宏观环境差异,同时国际资本往往在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会出现波动增加的情况。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性拐点以及突然的外部冲击影响会对本国经济带来风险。这一部分基于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方面提出利用AR(1)-GARCH(1,1)-时变Copula模型和NARMAX(Nonlinear Auto 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 with eXogenous inputs)模型作为风险识别的方法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汇改后数据能够显着反映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性特征;而逐利效应(return chasing effects)和资产组合再平衡效应(portfolio rebalancing effects)能够很好地解释国际资本流动周期性来源。另一方面,对于外部冲击的风险识别以次贷危机后美国QE政策冲击及中国4万亿刺激政策为背景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NARMAX模型能够较好预测流动冲击对市场的影响。本文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点:(1)将Metzler Diagram的均衡分析方法引入分析中国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加入市场利率均衡方程,得到中国渐进开放环境中开放程度扩大、经济增长率下降、金融深化这些特征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逻辑。(2)从市场非均衡的角度讨论由估值效应带来的市场开放风险,这种讨论风险的角度不仅可以囊括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投机风险模型,还能对不同政策抉择提供理论支持。(3)利用货币市场均衡和投资市场均衡模型提出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国内市场的叁个渠道:货币政策渠道、流动性渠道和财富效应渠道,并通过实证论证了渐进开放过程中流动性渠道发挥主要作用,这一结论与渐进开放下中国的货币发行特点是一致的。(4)提出以国际资产组合理论为基础判别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动力和方向的方法。
熊跃生[2]2003年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及在我国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52年，马柯维茨发表的《投资组合选择》这篇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拉开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序幕，使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从理论提出前的“谚语式”的朴素决策阶段飞跃到有严密的理论作指导的科学决策阶段。以后经过他的学生夏普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这一理论得到了飞速发展。我国自90年代初引入这一理论来，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越来越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同。但不可否认，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成立的时间不长，证券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这方面的研究谈不上取得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不以理解这一理论的精髓，运用时不考虑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不能通过模型的运用来深刻剖析中国的证券市场。本文对中国的证券市场进行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系统地研究了投资决策的原则及投资组合中收益与风险的关系；CAPM和APT这两个资本市场均衡模型对于实际的证券市场的不足及改进办法，我国的证券市场运用模型的局限以及由运用模型而导出的我国资本市场的局限，绩效评估模型在运用中存在的误区。
高文涛[3]2002年在《组合投资理论与资本市场均衡模型研究》文中指出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代投资学奠基人Harry M．Markowitz于1952年利用数学工具建立了证券投资组合的新的概念、理论和可以在计算机上操作的方法；1964年，William Sharpe在Markowitz证券投资组合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简称CAPM)，这一模型已经成为现代金融财务学中研究风险投资的一个重要方法；1976年，Stephen A．Ross改进了CAPM模型，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 Theory，简称APT)。 Markowitz指出，一个合意的资产组合决不仅仅是一系列优秀的股票债券的罗列，而是能够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为投资者提供保护和机遇的平衡的整体。同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风险投资已经成为各种风险投资主体的重要工作内容，这些投资活动需要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指导。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及CAPM模型、APT模型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的前提下，这些前提假设与现实的经济情况有一定的差异。 论文介绍了组合投资均值一方差模型有效边界和CAPM的数学推导，简要介绍了非标准状态下(即标准CAPM的假设条件减弱的条件下)的CAPM和APT模型，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各模型的实际意义。应用统计分析工具和数值计算工具对我国股市的股价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均值一方差模型和单指数模型进行了分析，指明了结果对实际投资的指导作用并对误差原因进行了分析。在论文结尾部分介绍了组合投资理论在投资基金中的实际作用和应用前景。
李贺[4]2004年在《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证券投资组合理论是在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上进行投资和承保活动的重要理论，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两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为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繁荣和稳定，研究投资组合理论和方法十分必要。本文针对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方法的不足，并在系统梳理叁大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上，融进现代经济学理论，结合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步骤，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方法分解为：先构建高层次类别的投资组合，然后建立低层次类别的投资组合，最后复合成二重投资组合，通过在资本市场上的理论应用，旨在说明二重投资组合理论方法具有的优势所在。同时，本文还结合目前我国目前保险公司上市情况，从组合理论的角度，定量分析上市是分散风险的有效途径，并通过创建投资组合数学模型把投融资和承保联系在一起，将投资、融资和承保叁者之间的活动路径构建成叁位一体的可量化控制风险的渠道，从而实现风险的可控性转移及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良性互动。总之，本文所改进的二重投资组合理论方法及所创建的保险公司资产组合的数学模型可为投资和承保活动所参考。
陈永武[5]2002年在《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及其应用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在马克威茨的均值-方差分析体系下，本文以投资人的风险分散和风险控制为主线探索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在我国股票市场的应用。在单指数模型中，股票收益的风险被分解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而单指数模型的R~2可以作为股票风险中系统风险所占比例的量度，统计结果指出我国市场股票价格风险中系统风险所占比例比市场发展的初期明显下降，股票价格风险中公司个别风险已占较大比重，应用资产组合理论构造投资组合可以有效地分散风险。在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的有效边界实证分析中，我们比较了上海、深圳股票市场以及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有效边界。指出深圳市场有效边界高收益、高风险的特色；而基金市场的有效边界在低收益区间明显优于股票市场，表明目前阶段对保险公司的投资限制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我国保险业投资的特殊重要意义。本文的第四部分，引用托宾的“分离定理”，通过加入交易成本，区分了名义有效边界和实际有效边界，指出了交易成本调整对我国股票市场均衡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引入了效用函数，实证研究了交易成本适度对我国股票市场均衡和个人资产风险水平控制的重要意义。
李延军[6]2007年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理研究》文中认为论文围绕“金融与经济增长”这一主题,针对理论研究倾向于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分析上偏向于一方的不足,立足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互动发展的新视角,旨在研究不同金融结构——以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与以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结构,履行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理。具体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和文献评述,包括第1、2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等,并从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结构理论等视角介绍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机理相关理论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当前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对本研究的启示。第二部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包括第3、4、5、6章。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金融交易的特征,说明金融交易是一种“关系性交易”并具有不完全的特性;接着在分析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从节约成本、金融功能等方面分析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比较优势和局限性,彼此的替代与互补关系决定了金融体系的均衡结构;然后,结合内生增长模型,从金融功能角度探讨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发展中国家应基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融资方式作合理选择;最后,通过对金融创新的功能及动因的分析,说明金融创新是实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第叁部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包括第7、8章。这部分论文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简要回顾和评价了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环境下,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演进与互动发展推动金融深化的历史逻辑;第二,转轨时期我国金融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第叁,金融中介、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第四,金融中介、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第叁和第四点内容研究过程中,论文利用1993年1季度至2007年1季度有关数据,对叁者关系做了详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金融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中介与市场相比较而言,金融中介的作用更大一些,我国目前仍属于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着多个单向和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整体上,经济增长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较大。第四部分:结论与展望,包括第9章。这一部分对本文的研究作了总结,并基于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探讨了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途径及政策建议。最后本文还对后续研究作了展望。
李博[7]2002年在《资产组合收益—风险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52年马科维兹在《财务学刊》发表了着名的“资产组合的选择”一文，最先采用均值-方差分析法研究了资产组合的选择问题，开创了运用数理分析方法研究金融资产收益-风险关系的先河，并为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本文以五十年来均值-方差资产组合理论的演进和发展为线索，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和探讨资产组合的收益-风险关系。 在理论分析部分，作者全面回顾和总结了资产组合理论的研究成果，在对单一时期的资产组合理论，即静态的资产组合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模型的理论基础、前提假设和模型推导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并对各种模型进行了综合评价。作者认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主要研究最优资产组合的收益-风险关系，其实质是收益极大化或风险极小化；而资产组合理论则主要研究资本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资产或资产组合的收益与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作者讨论了马科维兹的均值-方差资产组合选择模型、单指数资产组合选择模型、最优资产组合选择的简化模型，同时根据最优资产组合选择原则和其他风险度量指标，讨论了均值-绝对离差、均值-半方差和均值-风险价值资产组合选择模型；另一方面，作者讨论了资产定价模型，包括多因素资产定价模型和套利定价模型，特别是在四种因素变量的基础上，探讨多因素资产定价模型。 在理论分析时，作者尝试放松指数水平满足随机游走过程的假设，推导出指数水平呈线性趋势的资产组合选择模型；此外，作者基于资产不可交易这一假设，提出了B股、H股和非流通股等情形的资产定价模型，并基于β系数、标准差、标准半方差、平均绝对离差和风险价值等风险度量指标以及流通市值、换手率、短期历史收益率等因素变量提出了四因素资产定价模型。 在实证研究部分，作者首先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在资产组合理论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方法和结果，尤其对国外的一些经典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和评价。在此基础上，作者分别以上海股票市场的A股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资产组合的收益-风险关系。 在实证研究时，作者以上海股市417家A股股票为研究样本，以2000年2il资产组合收益一风险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月18日至2001年6月8日的周收益率为样本数据，通过分类组合的方法，构建30个股票组合，不仅研究股票组合收益率与6种风险度量指标和3个因素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且研究股票组合收益率与4个风险因素(1种风险度量指标和3个因素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建立了相应的资产定价模型。实证研究结果发现:6种风险度量指标对股票组合收益率的解释能力十分微弱，而平均流通市值的自然对数和平均短期(1年)历史收益率2个因素变量对股票组合收益率的解释能力达到76.2%。此外，作者还以公开募集并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9家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为研究样本，以2000年1月14日至9月29日基金资产组合的周收益率为样本数据，采用因素分析法研究基金资产组合的收益-险关系，归纳出基金业结评价的叁个综合因素，并建立叁因素评价模型。
尹昱乔[8]2016年在《中国A股市场资产定价模型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产定价模型是阐述均衡状态下资产价格形成机理的经济学理论(Sharpe,1964;Ross,1976;Fama,1996)。研究资产定价模型,对于各种市场主体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前者,资产定价模型可以给出资产收益率的理性期望,广泛应用于各种金融实践中;对于后者,资产定价模型描述价格在充分反映所有可得信息时的运行表现,是市场有效性检验的参照标准,而一个可以有效处理信息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健康运行的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人们对于资产价格形成机理的认识尚不完全,很难得出一个可以完全描述资产价格系统性变化形态的资产定价模型。美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早,发展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资产定价理论。经典的CAPM通过一个单因子模型,简明的描绘了市场均衡状态下资产期望收益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但是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它遗漏了收益率变化中的其他一些形态。继而,ICAPM和APT将股票风险从单一因素扩展到多个因素。在多因子定价理念的框架下,Fama-French叁因子模型、q因子模型和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成为不同时期中较好的解释了美国股票收益率中的系统性变化形态的资产定价模型,为美国的资本市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有力工具。A股市场作为我国股票市场的主体,是我国境内公司股权融资、境内投资者股权投资的主要场所,应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资产定价研究发展时间较短,还没形成有效的理论体系,使用的资产定价模型大多是直接借鉴美国已有模型。然而我国A股市场和美国股票市场在市场运行、机制和环境方面存在诸多不同,美国已有研究结论不必然适用于A股市场。因此检验美国已有较好的资产定价模型在A股市场的适用性,或者说探寻适用于A股市场的资产定价模型就成为一项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成为了本文的研究动机。为此,本文确立了两个研究目的:第一,探寻我国A股市场收益率的系统性表现形态。经典的CAPM认为不同股票之间收益率的差别只是由其市场β不同导致的,市场β较大的股票收益率较高。但是实际数据却没有很好支持这一结论,相反,美国市场中的股票收益率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与股票市值、账面市值比、盈利能力和资产增长相关联的变动形态。这些收益率形态有些在A股市场中得到了发现,有些没有,也有一些有待于研究。本文逐一研究这些形态在A股市场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否又与美国不同?第二,针对我国A股市场中表现出来的系统性收益率形态,探寻适用于这种形态的资产定价模型。换句话讲,探寻在我国A股市场解释能力较好的资产定价模型。美国学术界已提出一些解释能力较好的模型,本文经过筛选和完善,检验4种备选资产定价模型在A股市场中的具体表现,比较和分析其对于A股市场收益率的解释能力,寻找较适合我国A股市场的资产定价模型。以这两个研究目的为导向,本文借鉴美国成熟的资产定价研究理念和方法对我国A股市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主要的研究工作和创新点如下:(1)系统梳理了资产定价模型研究发展各阶段中的重要理论文献和实证文献,力求实现资产定价模型研究思想脉络的文献综述创新。本文首先通过论述市场有效性与资产定价模型存在的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联合检验问题"),阐明了资产定价模型研究对于资产定价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以Markowitz的投资组合理论为开端的现代资产定价理论发展脉络,展示了均值-方差分析框架下资产定价模型从单因子模型到多因子模型的发展历程,明确了通过Fama(1996)的"多因子有效"理念重新诠释的ICAPM作为本文实证研究的理论支撑。同时,整理了在资产定价模型研究发展历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系列实证研究文献和最新成果,总结了重要的资产定价模型实证研究方法和思路。这种文献思想的系统总结在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思想武器的同时,也为我国理论界深入研究资产定价模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2)使用1998年至2014年A股市场数据对CAPM结论重新进行检验,实现了经典方法在中国A股市场实证研究中的使用创新。本文从两种角度针对CAPM收益率和风险关系表达式中5点可用于检验的结论对CAPM进行实证检验。通过从时间序列回归和横截面回归两种角度得到了一致性的结论,即:市场β不足以解释A股市场收益率。本文研究与国内已有CAPM实证检验文献主要区别于实证思路和方法上,具体表现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构建和选择上,以及GRS检验量的使用上。在时间序列回归检验中,已有文献大多按照市场β对股票进行分组,由于市场β实际上对于收益率不具有影响,这种方法无法起到有效检测的作用。本文通过市场β和股票市值的双变量排序分组,使得收益率展现出较大的变化幅度,观察到了较多数量的不等于零的截距。同时,GRS检验在1%水平上拒绝了零截距假设,表明CAPM对于A股市场收益率解释效力的不足。在横截面回归检验中,与国内已有相关文献的主要区别在于将股票收益率的风险简单划分为市场β风险和非β风险。通过Fama-MacBeth横截面回归得到β风险对收益率影响不显著,而非β风险影响显著的结果,这一结果对本文后续实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清楚的表明A股市场中的收益率具有与非β风险相关联的变化,这种非β风险的具体化在下一步实证研究中完成。国内同时使用两种角度进行CAPM检验的文章大多两种角度得到的检验结果不一致,既不能完全拒绝CAPM,也不能完全认定它适用于我国股票市场。本文检验中得到了明确的一致性结论。这一结果同时也支持了 ICAPM的多个定价因子共同解释收益率的理念。(3)发现和明确了我国A股市场收益率所表现出的5种系统性形态(异象变量),实现了对A股市场收益率形态认识的创新。本文通过排序分组分析和Fama-MacBeth横截面回归检验,对10个基本面变量,分别检验在不考虑中期报告的较新信息和考虑中期报告的较新信息两种情况下,各自对于A股市场收益率的影响情况。在两种情况下都具有显着影响的有两个变量:股票市值和账面市值比;仅在考虑中期报告较新信息的情况下——即对其公布之后4或8个月内的收益率具有显着解释作用的变量有:盈利增长、每股总资产增长和总股本增长叁个变量;收益股价比、盈利能力、总资产增长、权益增长和负债增长五个变量在两种情况下都没有表现出独立的解释作用。从解释变量的解释周期角度看,关于中期报告信息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在国内外已有文献中非常少见,这是本文与已有文献的一大区别,本文不仅检验了常见的12个月的长解释周期,也检验了 4或8个月的短解释周期。从检验变量的范围看,本文与已有文献的主要区别在于对盈利相关变量(2个)和资产增长相关变量(5个)的检验,已有文献的检验范围主要集中于市值、账面市值比和收益股价比。本文对于盈利增长、每股总资产增长和总股本增长对A股市场收益率具有显着解释作用的发现,扩展了对A股市场收益率系统性变化形态的认知,增加了 A股市场异象变量的个数,并且对美国股票市场中存在的收益率形态提供了基于中国A股市场数据的实证比较。这种收益率系统性形态的发现可以直接转化为有效获取超额收益率的选股策略,本文进行了 124个月的回测,通过选取不同的业绩比较基准,展示了这些策略的有效性,也表明了本文异象研究的实际价值。(4)在4个备选模型中找出了较适用于我国A股市场的资产定价模型,在定价因子构建上实现了完善性的创新。通过对Fama-French叁因子模型、q因子模型和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的深入研究,本文针对所发现的A股市场收益率形态特点,设计提出了一个六因子模型,即在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的基础上添加进一个旨在更好捕捉A股市场收益率中与资产增长相关变量相关联变动的定价因子。使用基于本文通过实证检验所确定的5种异象变量构建的被解释投资组合,对4个备选模型进行时间序列回归,以GRS检验为评判标准,比较各个模型在A股市场中的表现。凭借在所有5组回归中都没能被GRS检验在1%水平上拒绝的表现,六因子模型在4个备选模型中获得了最好成绩,也因此为本文的研究初衷给出了回答。该模型在5组回归检验中的调整后判定系数平均达到96.3%。另外,本文这部分研究也提供了关于Fama-French叁因子模型、q因子模型和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在A股市场中解释能力的相关信息(能解释哪些异象,不能解释哪些异象,总体解释能力如何等)。总体来看,这叁种模型都较好的捕捉到了 A股市场中收益率变化的绝大部分,调整后的判定系数平均介于95.3%至96.3%之间。相比之下,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比较明显的优于Fama-French叁因子模型和q因子模型。而在五因子模型基础上添加一个与资产增长相关的定价因子,即六因子模型,可以略微更好的解释A股市场中的收益率横截面变化形态。本文借鉴美国成熟资产定价模型研究理论和方法,实证的研究了 A股市场适合何种资产定价模型的课题,研究过程中总结出的思想和方法丰富了已有文献的研究内容和范围;实证结果对我国金融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雷宗光[9]2007年在《证券交易策略博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证券市场均衡的探究是金融学理论和实践的永恒主题。从交易的角度来看，不管投资者基于何种考虑，只要资产能够达成交易，从静态的角度而言，就可以看作交易双方对资产价格达成的一次均衡。资产的交易是持续进行的，这样的均衡价格也就持续产生。这样的多个均衡价格可能相差无几，也可能差异相当大，就一定的时期而言均衡价格是波动的，也就是动态均衡。动态均衡可以分为稳定均衡和非稳定均衡。虽然投资者在交易时对所交易的资产达成了均衡价格，然而交易双方对资产的价值估计是不一致的，正因为这种不一致才导致交易的持续进行。均衡价格的出现和均衡的稳定性取决于投资者的交易策略，以及投资者间交易策略的博弈。依据我国资本市场的基本特征，本文结合金融学理论给出了投资者基本交易策略，并采用博弈理论对投资者交易策略进行了分析。本文首先提出：资产组合理论虽然给出了风险分散的思想，但其资产组合的选择并不能保证是最优投资策略，因为在投资者的策略被其他投资者洞悉后，很可能被其他投资者采用针对性的策略，从而导致投资失败，即投资者之间的博弈会导致其策略失败。其次，文章分析了新信息对投资者投资策略的影响，同时对投资者策略进行了博弈分析，发现投资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隐藏自己的交易策略，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又会特意暴露自己的交易策略，借以达到各自的投资目标。再次，通过对投资者交易策略的博弈分析，发现部分有能力把握新信息的投资者在其他投资者交易策略的干扰下仍然有可能出现投资亏损。同时也通过博弈分析了在交易过程中的反应不足和反应过度的现象。最后，文章通过博弈分析说明了任何的投资模式都具有自毁性，即任何模式由于投资者之间的博弈都不会持续的带来超额收益。投资者只能判断其他投资者采用某种策略的概率，然后决定采用相应的策略，证券市场在投资者的交易策略博弈中演绎。投资者交易策略的博弈最直接的反应在资产的均衡价格和均衡的稳定性上，均衡价格和均衡的稳定性同时又影响着投资的交易策略。
鲁进勇[10]2004年在《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证券市场已经步入由机构投资者领跑的时代”，作为机构投资者重要力量之一的证券投资基金，近两年来在中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被誉为是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法典”，主要研究投资者在权衡收益和风险的基础上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方法以及由此对整个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它是现代金融投资理论的基础。因此，研究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本文是研究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综述性论文。论文对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与传统资产组合理论分别进行了分析，并对两者进行了比较研究，对马克维茨的均值——方差理论从资产组合风险分散效应和最优资产组合选择两方面进行了重点分析，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因素模型、套利定价理论进行了一定深度的分析和研究，对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前提假设——有效市场理论及在对有效市场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形成挑战和质疑背景下提出的行为金融理论进行了论述，论文最后分析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及其应用的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1]. 渐进开放下的中国境内外资本流动：动因、影响及风险识别[D]. 李欣欣. 上海交通大学. 2015
[2].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及在我国的应用研究[D]. 熊跃生. 中南林学院. 2003
[3]. 组合投资理论与资本市场均衡模型研究[D]. 高文涛. 武汉理工大学. 2002
[4]. 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与方法研究[D]. 李贺. 河海大学. 2004
[5].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及其应用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D]. 陈永武. 暨南大学. 2002
[6].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理研究[D]. 李延军. 河北工业大学. 2007
[7]. 资产组合收益—风险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D]. 李博. 厦门大学. 2002
[8]. 中国A股市场资产定价模型实证研究[D]. 尹昱乔.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9]. 证券交易策略博弈研究[D]. 雷宗光. 武汉理工大学. 2007
[10].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研究[D]. 鲁进勇. 武汉理工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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