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理论研究述评
张文康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91）
摘 要： 不同时期的学者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对人口与生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诸多理论。生育研究从解释逆马尔萨斯现象，到探寻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再到直面女性生育意愿，从理论探索走向具体实证研究。基于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文章对生育经济学理论、理性行动理论及计划行为理论、偏好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评述，期望学者从新的视角开展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 逆马尔萨斯现象；生育经济学理论；生育意愿；偏好理论
人口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生育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世纪末，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经历了生育率的下降，如果持续下去，人口将急剧下降。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生育模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妇女生育期结束时，由平均每名妇女生育5个或更多孩子转向了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个孩子［1］。1960年以来，超越了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种族和宗教等界限，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地理区域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南亚平均每名妇女由1970年平均生育6个孩子下降到2000年平均4.2个孩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每名妇女则由1970年平均生育5.2个孩子下降到1990年平均3.1个孩子［2］。生育率持续下降不仅对人们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现代经济持续增长产生深刻的变化［3］，更对未来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生育率下降的逆马尔萨斯（Malthus）现象出现之后引起了学者们的大量关注和政策辩论，开启了生育问题的科学研究。
对生育问题的系统研究至少可以追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4］。马尔萨斯人口论以讨论人具有食欲和性欲这两个“本性”开始。他认为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两性情欲是人类必然的动物属性。根据马尔萨斯理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若不考虑其他因素，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与资源会保持相对固定的比例，并且这种比例会自动实现，当人口增长超过资源增长时，就会减少生育，当资源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时，就会激励生育，马尔萨斯由此得出结论，人口与资源会保持均衡，经济增长必将导致人口增长，然而，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出现人均收入快速增长而生育率不升反降的逆马尔萨斯现象。为解释生育的逆马尔萨斯现象，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Becker 基于全新的理论视角，致力于把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方法引入到生育研究领域，创建了生育经济学理论［5］，企望对收入-生育悖论给予合理的解释。此后，经过Becker、Willis 等对生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较好地解释了生育的逆马尔萨斯现象［6-7］。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变迁，生育率持续下降的程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部分地区生育率甚至低于人口替代率，若持续下去必将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20世纪80～90年代，生育研究由解释生育现象逐步走向探讨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实现了由被动解释向主动研究的转变。
生育意愿是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是探讨生育行为的关键近似变量，是预测生育率的有力指标，在解释当代生育率趋势及生育率水平等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20世纪80～90年代，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生育意愿研究的学者，他们希望寻找影响生育意愿、缩小生育差距的因素，并创建了不同的理论体系，提供针对性更强的政策措施，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Ajzen 等开创的理性行动及计划行为理论［8-10］。此后学者们对生育意愿的相关理论进行了不断完善。20世纪末至今，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收集及处理数据能力的显著增强，普适性的理论研究逐渐由具针对性的实证研究所取代。本文基于理论演进的历史视角，系统阐述不同阶段生育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为学者系统了解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相关理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The church square of Qingdao Zhongshan Road as an example
1 解释生育逆马尔萨斯现象：生育经济学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前，马尔萨斯理论占据着生育理论的主流地位，较好地解释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19世纪末以来人口的逆马尔萨斯现象逐渐漫延并呈愈演愈烈之势，马尔萨斯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中的收入-生育率悖论，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学界呼唤新理论，Becker 生育经济学理论便应运而生。
1.1 Becker 生育经济学理论逻辑起点
Becker 开创性地把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引入到家庭经济学中，系统探讨了家庭、婚姻、生育等问题［5］。效用是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为了利用经济学方法来解释生育现象，Becker 首先把孩子理解成耐用消费品，并认为父母消费孩子可获得精神慰籍或者满足感即获得效用。但孩子与一般商品不一样，一般的消费品仅能靠别人生产，孩子不能在市场买卖，只能由家庭自己生产，并且，孩子生产具有不确定性，家庭无法控制孩子的性别、智力、身高等，因此，生育不确定性会引起消费的不确定性。在消费决策中，消费者行为选择就是既定价格、偏好及收入约束下，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消费数量。Becker 认为，孩子作为耐用消费品，消费决策不仅需要确定生育多少数量而且需要确定孩子的质量。随着家庭变得越来越富裕，他们不是买数量更多的汽车或房子，而是去购买质量更高的商品，孩子质量收入弹性应该很高，而数量收入弹性较低，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会花费更多时间、更多金钱来重视提升孩子质量。就一般商品而言，消费者只能选择商品数量，并且商品成本完全由市场决定，与社会压力无关。但孩子的消费不同，孩子的消费不仅涉及到数量选择更涉及到质量选择，孩子质量选择会受到社会压力的影响，因此，在解释富人的收入与生育之间的逆马尔萨斯现象时，Becker 引入了社会压力，并认为社会压力“迫使”富裕家庭在孩子身上花费更多，无形中提高了孩子的养育成本。换句话说，社会压力影响孩子质量的收入弹性，随着收入增加，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大收入来提高孩子质量，导致对孩子质量投入的更大幅度的增长。Becker 利用数据对家庭收入与孩子数量及质量需求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到：提高收入会引致孩子数量及质量增加，并且质量以更大幅度提高。至此，Becker 构建了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引入了收入的数量弹性与收入的质量弹性，但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无法对收入与生育率之间的逆马尔萨斯现象给予较合理的解释。Becker 创建的生育经济学理论，为生育经济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Becker及其同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理论框架，开拓性地提出了孩子需求的数量-质量模型。
1.2 孩子的数量-质量模型及有禀赋的数量-质量模型
Willis 认为观察到的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的负相关源于家庭生活水平与孩子消费之间的低替代弹性引起的［11］，受此启发，Becker 等不再把缺乏节育知识作为解释因素，而把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放置更重要的位置［12］，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数量-质量数理模型，拓展了Becker 生育经济理论。
在家庭效用函数中孩子数量和质量均单独进入，但在预算约束中引入影子价格就能很好地把数量-质量联系在一起，赋予了模型新的经济含义，该模型的家庭效用函数如下：
Malle 等认为生育意愿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渴望取得某种结果，相信采取某种行动将导致这种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执行这一行动［17］。在预测和解释人类生育行为过程中，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共同影响生育行为，它不仅包括时间和数量维度，同时还包括个人及家庭的生物因素和经验因素，等等。20世纪80～90年代，生育影响因素日趋复杂，生育率的逆马尔萨斯现象更为突出，生育差距持续扩大，诸多家庭不愿或无法实现其生育意愿。为提高生育率，促进生育意愿变成生育行为，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生育差距的研究，并构建了多种理论，就已有文献来看，学界认可度较高的理论主要包括理性行动理论及计划行为理论。
在这里，孩子质量从孩子的价格中被分离出来，使得质量成为了内生变量而不再是外生变量。孩子质量的影子价格是孩子数量的函数，孩子数量的影子价格是孩子质量的函数，这意味着，如果孩子质量提升（每个孩子支出提高），增加数量就变得更昂贵。反之，如果数量增加，提高孩子质量变得更加昂贵，因为每一个孩子的质量支出都在增加。
2.2吸烟组与不吸烟组(对照组)血脂异常检出率的比较 吸烟组工人血脂成分中TG、CHO、LDL-C异常检出率与不吸烟(对照组)比较偏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HDL-L异常检出率较对照组偏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Becker 等认为孩子数量和质量比任何两种商品关系更密切，孩子数量增加会提高孩子质量的成本或影子价格，孩子质量提高也会增加孩子数量的影子价格。数量-质量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观察到的孩子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很高，观察到的数量弹性很低，甚至是负数。
Becker 等拓展了数量-质量模型，允许孩子质量不仅取决于父母投入，而且依赖于如继承、对孩子公共投资等形式的“禀赋”，并创建了有禀赋的数量-质量模型［13］。该模型假定家庭有如下形式的效用函数：
小米急了，打算拨打报警电话。“滴滴滴……”这时，监控系统突然提示已经定位到阿姆的位置，就在离家不远的小树林里。小米顾不上多想，飞快地向小树林赶去。
人员操作习惯和人员专业素质决定了环境监测数据的精准性，所以，定期对环境监测人员进行培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同时确保环境监测数据的精准性。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环保事业的发展进程，很多创新性科学技术被广泛使用。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全面使用这类新型技术，提高监测人员的技术职能，紧跟时代发展脚步，努力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
其中，e 表示对孩子总质量w 的禀赋贡献，q 表示对孩子总质量w 的家庭贡献。此时，家庭的预算约束可表示为：
其中，I 表示家庭自己的收入，Py 表示y 的价格，Pq 表示提高一单位q 的平均成本，Pqnq 表示对孩子的总支出。
根据有禀赋的数量-质量模型，如果禀赋一定，家庭收入增加将导致对孩子质量支出大幅增加，支出的增加将减少对孩子数量需求。若考虑财产继承、公共补贴和孩子天赋等“禀赋”对孩子质量的影响，观察到的质量收入弹性就会大于实际质量收入弹性，并且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另外，观察到的质量收入弹性也依赖于财产的代际流动程度和收入随时间的增长率，代际流动性的增加将减少观察到的数量收入弹性而提高观察到的质量收入弹性，而持续的收入增长又会提高观察到的数量收入弹性，从而降低质量收入弹性。他们的研究表明，父母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本投资于天赋更好的孩子，而将更多的非人力资本投资于天赋较差的孩子，也就是说，父母会用人力资本来强化孩子质量，用非人力资本来补偿孩子数量。Becker 等利用有禀赋的数量质量模型还研究了经济增长对生育率的影响，同时，利用该模型进行了理论预测，均获得了较大成功。
其中，n 表示孩子的数量，w 表示每一个孩子的质量，y 表示其他商品的总量。假定家庭中每一个孩子质量及孩子禀赋都一样（即孩子是同质的），孩子质量既受到家庭支出的影响也受到禀赋、公共投资等的影响。在上述假定下，孩子质量的禀赋投入对家庭影响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1.3 Becker 生育经济理论对生育逆马尔萨斯现象的解释
为更好解释生育的逆马尔萨斯现象即收入-生育率悖论，Becker 等分别就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群体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在解释高收入者的收入与生育率之间负相关关系时，他们利用基本的数量-质量模型，由于孩子质量是正常商品，即质量的收入效应为正，提高收入将增加对孩子高质量的需求，孩子质量的上升反过来提高孩子数量的影子价格，从而减少孩子数量需求，即负的替代效应。因此，孩子数量的净效应就是正的收入效应和负的替代效应的混合效应。同时，由于高收入者源于社会压力的存在，孩子数量的净效用为负，即收入-生育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在解释低收入者的收入与生育率之间负相关关系时，他们利用有禀赋的数量质量模型，由于孩子质量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依赖于孩子天赋和对孩子公共投入等外部因素而形成的禀赋，另一方面则来自家庭对孩子包括时间、金钱等投入。因此，在低收入水平下，由于孩子质量提高所需投入主要来源于禀赋，所以他们更加愿意增加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即收入与生育率之间的呈现负相关关系。至此，Becker 等的生育经济学理论框架基本形成，较好地解释了收入-生育率悖论，但该框架是在古典经济学比较静态构建中建立起来的，并没有把收入的代际传递纳入到模型当中，后来学者把数量质量权衡模型扩展到了代际生育选择的动态当中，进一步完善生育经济学理论。
1.4 生育的经济学理论的评述
Becker 等的生育经济理论模型假设偏好是既定的，在解释生育率变化趋势时，将重点放在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变化上，从微观层面较好地解释了收入-生育率悖论，但从宏观层面来看，他们的理论仍然无法解释人均收入增长与总体生育率下降的现象。同时，Becker 等创建的生育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仅仅解释了收入-生育悖论，在对孩子的处理上，他们的逻辑起点是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消费会带来满足感或者效用，但没有对孩子价值与成本进行深入研究。为进一步完善生育经济理论，Hoffman 等系统地探讨孩子的价值，他们认为既然家庭愿意购买孩子这一“消费品”［14］，那么就意味着孩子应当具有价值，孩子的价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经济价值、心理价值与社会价值。其中，经济价值是指通过童工或孩子提供的老年保障对家庭的货币贡献；心理价值包括孩子提供积极情感的能力；社会价值包括孩子提供社会地位的能力和行为确认，对孩子社会地位层次的期望越高，其投入就越大。Walker 则详细地探讨了孩子的成本［15］，他认为孩子成本也包括三部分：一是父母为照顾孩子而放弃的有偿工作收入，即机会成本；二是抚养孩子而需要提供的如食物、衣服、住房及保育等直接成本；三是因生育而中断劳动力市场参与所丧失人力资本积累成本。尽管孩子价值及成本难以量化，家庭把孩子价值与成本纳入到决策范围是必要的。Becker 和他的同事们在数量-质量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孩子质量与人力资本的联系，致力于探讨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并取得一定成功，Galor 则着眼于人类发展历史长河，构建了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稳态均衡关系的统一增长模型［16］，从而拓展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此后，学者在Becker 等生育理论的基础上，给予不同角度的拓展，部分学者把人力资本、时间分配及非市场家庭行为纳入到模型当中，部分学者把传统的人口论因素及诸如婚姻、离婚、节育、育儿、上学、健康等社会心理因素纳入到决策范围，还有学者把收入、消费、储蓄和劳动力行为等传统经济变量纳入生育行为的研究，逐步完善了生育理论。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一方面，人类社会行为既不反复无常，也不轻浮，多数人的行为都是事先设计的，以目标为导向的［24-25］，它的执行是在计划中展开的。另一方面，行动是由意愿控制的，但并非所有的意愿都能实施，有的完全被放弃，而另一些则被修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即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行为实际控制的机会和资源等因素，只有当个人拥有所需的机会和资源，并打算表现出这种行为才可能地做到这一点。Ajzen 在理性行动理论个人态度及社会规范基础上，增加了个人感知行为控制因素而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26］，该理论作为理性行动理论的继承，被设计为人类社会行为的开放模型［27］，计划行为理论在解释和预测人类生育行为时，能够更好地洞察生育意愿本身及背后的过程。
2 探寻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理性行动理论及计划行为理论
其中n 表示孩子的数量，q 表示孩子的质量，y 是所有其他商品的消费。在此基础上，他们给出了一个简单而非常重要的预算约束条件：
2.1 理性行动理论
Preston 认为，生育决策不仅涉及到生育结果，还涉及到复杂的养育过程，它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人类行为［18］。1960年后，避孕技术快速发展及广泛传播削弱了传统规范的效力，极大地拓展人们生育决策范围，更大、更广泛的因素被纳入到生育决策当中，使得生育决策更趋理性。Ajzent 和他的同事认为，意愿是行为的直接前兆，是执行特定行为导致特定结果可能性信念的函数。意愿的先验信念受到个人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个人因素被称为态度，是个人对行为的积极或消极评价［11］，关注的重点是对行为的态度。态度表现出情感、行为及认知等三个概念上截然不同的特征。态度的情感部分特别是对生孩子、提供孩子照顾等想法的情绪反应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而且其强度因人而异，对孩子的影响、感觉和愿望越积极，生育孩子的可能性就越大。态度的行为部分描绘了与生孩子决定密切相关的行为和选择。态度的认知部分是决定生或不生孩子时产生特定结果的信念。
Ajzen 等认为感知行为控制反映个人过去经验和预期阻碍，阐明了人们对行为的易用性或难得性的看法。当个人认为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与机会愈多、所预期的阻碍愈少，则对行为的感知行为控制就愈强，实现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27］。理解感知行为控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收入，由于社会压力的存在，富人可能认为他们在经济上负担不起生育孩子的成本，而不那么富有的人则认为他们足够独立来养活孩子。在生育意愿的研究中，感知行为控制是个人感觉自己生育行为的控制程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对如健康状况、就业机会、夫妻经济地位以及是否照顾孩子等实施生育行为的能力、资源和机会的评价；二是个人对实施生育行为的能力、资源和机会等重要性的评价，认为自己拥有的资源和机会越多，就会有越强烈的感知行为控制和实施生育行为的意愿。与态度和主观规范一样，感知行为控制来自于对资源和障碍的信念，这些资源和障碍可能会促进或干扰生育能力，如收入、财富、或劳动力［28］，并且对行为促进或抑制的每个因素与个人对之主观概率成正比。除了态度、主观规范及感知行为控制外，计划行为理论通过补充如年龄、夫妻均等或教育程度等背景因素来完善其理论体系［23］，但背景因素只会对生育意愿产生间接影响，而不会对其意愿本身或生育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社会因素被称为主观规范，是个人感知自己有动机去遵守重要其他人认为自己应该执行这种行为或不应该执行这种行为，个人在形成生育意愿和决定是否生育更多孩子时，往往会受到重要其他人赞成或不赞成的影响［19］，其中，社会网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网络中的互动是个人和社会因素的加速器，家庭和朋友的社会网络不仅影响生育意愿，而且影响从意愿到行为的转变，对理解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网络主要以包括社会学习、社会压力和社会支持等机制［20］。社会学习是通过与他人的非正式互动，既包括来自口头交流也包括来自实际观察等信息，朋友的生育经历可以提供关于如何面对向父母身份过渡以及处理随之而来的重大生活变化的信息［19］、养育孩子的价值观和避孕方法以及工作和家庭生活间的权衡［21］等等。社会压力是导致个人遵守公认的社会规范并获得同行认可或避免与同龄人发生冲突的力量，父母或朋友可能以各种方式施加生育的社会压力，包括通过强制性规范，即其他人认为自己应该做的重要事情和感知的描述性规范即其他人正在做什么［20］。社会支持被视为实现生育意愿的一个有利因素，通过提高实际行为控制水平来实现生育意愿。家人和朋友对生育的积极态度、父母或婆婆提供非正式托儿服务等均有利于实现生育意愿［22］。
理性行动理论借鉴了如态度、欲望和信仰等心理结构，强调意愿是有意识形成的，自1970年以来主导着心理学和人口学研究［23］，并由社会心理学向其他学科传播，在生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该理论认为所有行为都是有意的，其潜在的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并且假定意愿形成先于行为，但在处理人们对其意志控制方面，理性行动理论显示出其局限性，受到了认知科学的挑战。
2.2 计划行为理论
按《保山市烤烟综合标准》规范实施。适时灌水，及时除草，适期进行中耕，培土2次。病虫害防治采取人工防治和药物防治措施，根据大田期发病情况7 d进行一次药剂防治。生长正常的烟株待田间50%的烟株中心花开放时，打顶并涂抹抑芽剂。成熟烟叶按小区分别采收，单独编杆挂牌烘烤，烤出的烟叶按小区进行分类保管并交售。
3.3.4 合理灌溉，控制湿度，推行滴灌技术，降低湿度，减少发病。浇水应在晴天上午进行，防止过量。发病初期适当控制浇水，浇水后注意放风排湿。
计划行为理论植根于自律理论，被广泛用于研究生育愿意［29］及解释观察到的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差异［30］，在预测生育意愿时，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有很高的准确性，并得到了经验证据的很好支持。
2.3 理性行动理论及计划行为理论的评述
20世纪80～90年代，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由解释逆马尔萨斯现象到致力于研究生育意愿，希望寻找到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以期减少生育差距，从而保持人口的相对稳定。理性行动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愿是行为的最佳预测，个人通过态度、主观规范或感知控制将行为信仰、规范信念和控制信念与行为意愿联系起来，为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31］。尽管研究生育意愿较解释生育现象更具现实意义，但该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夫妻在受孕前有明确意愿，这并不现实，同时，对诸如性关系、使用避孕、堕胎、工作、伴侣、结婚等生育过程其他关键因素考虑得过少，换句话说，生育意愿不应脱离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来孤立地看待；另外，意愿在本质上应当是递归的，是随时间而演化的，而不是静态的，需要考虑路径依赖及偶然性所带来的累积优势/劣势。据此，Fishbein 等扩展了计划行为理论并构建了整合行为模型［32］。
3 直面女性生育意愿：偏好理论与实证
近30年来，随着人们收集与整理数据能力的日益增强，计算机处理数据软件的快速发展，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把注意力由普适性的理论探索转向更加具体的个案研究。
适应性女性是最大的群体，她们愿意将就业和家庭工作结合起来且不给予固定的优先排序，她们同时享受两个世界中最好的，在大多数职业中都会有大量女性，能较好地促进工作与家庭的均衡，如教学等职业对女性很有吸引力；家庭中心女性在结婚后更愿意优先考虑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更倾向于大家庭，除非婚后家庭遇到经济问题，否则就会避免从事有报酬的工作；随着大量女性涌入高等教育以及专业管理领域，如果没有性别歧视，并且所有职业都向女性开放的话，那么妇女就会与男子一样以职业为中心，即形成职业中心女性群体。家庭中心女性群体与职业中心女性群体均占比较少。适应性女性对任何形式的公共政策和一般体制因素都非常敏感，其他两个群体影响的只是其内部偏好取向，即家庭中心女性对就业政策不敏感，职业中心女性对家庭政策没有反应。
在生育决策中，妻子掌握如怀孕史等有关生育的详细信息，拥有信息优势的妻子应当在决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离开妻子作用来探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难以获得最佳的预测结果。特别地，20世纪中后期至今，现代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五个历史性变化［33］：一是避孕革命，从1965年左右开始，避孕技术的进步、漫延及普及，第一次让性行为活跃的妇女可靠地控制自己的生育能力；二是平等机会，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劳动力市场上的所有职位、职业，并且拥有职业生涯的决策权；三是白领职业扩大，对女性的吸引力远远高于多数蓝领职业者的职业广泛存在；四是灵活就业机会，为不愿意牺牲其他生活利益而优先从事有偿工作创造了机会；五是态度、价值观和个人偏好在富裕的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选择中日益重要。现代社会多数妇女拥有了真正的职业选择权；避孕革命使得女性从男性那里夺回了生育决策权，系统研究女性生育意愿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学家Hakim 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特征在《21世纪生活方式选择：偏好理论》中，从关注女性在生育中作用出发，系统阐述了偏好理论［34］。Hakim 认为，现代社会向异质的妇女开放了职业选择权，她们可以在“适应性、家庭中心及职业中心”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中作出选择，不同生活方式偏好存在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当中。
方案指出，截至去年底，云南省天然橡胶种植面积866万亩，产量44万吨，分别占全国的49.5%和53.8%。云南省天然橡胶初加工企业67家，拥有天然橡胶初加工厂180余座，年加工能力约167万吨。其中云南农垦46座，版纳中化橡胶6座，云南海胶6座，云南广垦9座，高深橡胶4座，剩余其他民营胶约110座。
传统理论隐含地假定家庭内部和整个社会是同质的，而偏好理论则依赖于人本分析，否认人们对社会和经济影响及经验反应的同质性，把“事业与家庭”二分法的偏好异质性系统化，将态度和价值观置于因果解释的中心，重点探讨女性在生活方式偏好与生育选择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背景变量可能带来的巨大或者不同影响。
3.1 接近人口更替水平的典型案例：以美国为例
近30年来，大量学者从实际出发来研究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率之间差异，部分原因是作为良好预测指标的生育意愿被认为比生育欲望更现实［35］。在低生育率国家中，美国的生育率是最高的，2001年的总生育率达到接近人口更替水平的2.07。Quesnel 等以美国为例，重点研究生育差距的影响因素［36］。在实证研究中，考虑到有近一半婴儿出生发生在25.5岁之前的家庭中，因此，他们把25岁作为早育和晚育的分界点，由此得到结论：在25岁前未婚或者25岁以后开始生育的妇女或男子，实际生育孩子数比意愿生育孩子数要少得多；晚婚女性对生育影响比男性更大；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生育差距越大。此外，他们还发现，美国生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初生年龄普遍较低，因为它可能与机会成本和生育可能性相互作用。
3.2 夫妻间决策权力不对等的典型案例：以韩国为例
现代社会的五大变化使得妇女从男性那里夺回了生育决策权，无论出于经济需要还是职业成就考虑，当妇女在家庭中的预期角色与全职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期望相冲突时，她们会面临两难境地，生育会严重限制妇女的劳动力市场机会。韩国的总生育率从1975年的3.43降至2014年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1.19［37］，同时，韩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是家庭权力极不平等的典型代表。因此，韩国案例有助于了解家庭内两性不平等对生育率的影响。Yoon利用韩国家庭时序调查数据来研究家庭内性别不平等对家庭二胎的影响。他们发现妇女的性别角色态度、丈夫的家务劳动和妇女对孩子教育的责任等会影响二胎生育可能性［38］。首先，与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妇女相比，在二胎生育的妇女中，持平等性别角色态度的妇女更有可能实现其意愿的二胎；其次，男子参与家务和育儿活动对于实现妇女生育意愿非常重要，鼓励男子参与家庭是提高生育水平的重要途径。再次，妇女承担孩子教育责任对生育的影响与妇女在家务和照顾孩子方面的家庭责任相互作用，在家务和育儿方面负担沉重的妇女实现其预定的第二次生育的可能性最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从美国引育的早熟新品种，为皇家嘎拉芽变。2006年通过了陕西省果树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果实圆锥形，平均单果重180克；盖色浓红，着色有条纹；果皮光滑，果点大；果肉黄白色，风味酸甜适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4.6%，可滴定酸含量0.22%，果肉硬度11.3公斤/平方厘米；肉质硬脆，汁液多，有香气，为鲜食品种。果实发育期120天左右。丰产性好。红盖露树体适应性强，耐瘠薄，对早期落叶病、白粉病有一定的抗性。
3.3 夫妻间决策权力对等的典型案例：以瑞典为例
瑞典是典型的家庭内平等的代表，其居民幸福指数在所有国家中屈指可数，多数瑞典妇女喜欢自由，热爱工作，地位较高，但生育意愿相对较低。为鼓励生育，瑞典在1960年至1980年不到20年时间里采取了如带薪产假、补贴孩子保育、带薪照顾生病孩子假期和普遍孩子津贴等系列政策，并且还针对妇女劳动参与，专门设计了影响生育时间、生育间隔、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总生育率水平的特殊政策，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妇女生育的机会成本。
考察了出生于1925—1958年瑞典妇女完成生育率的情况，并且与政策没有变化的邻国妇女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一是瑞典激励政策提高了生育水平，缩短了生育间隔，诱发了生育周期的浮动。二是家庭政策降低了生育成本，孩子津贴和补贴孩子保育降低了包括抚养孩子如食物、衣服、住房和孩子保育成本的直接成本，有利于生育率的提高。三是家庭政策并没有引起人们提高生育率观念的变化，如妇女产后找工作也会碰壁，女性地位无形中被降低［39］。
4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及展望
生育现象植根于体制模式和相关习俗、信仰或规范，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中延续了生物决定论的传统，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现代化生活之前，生活是野蛮的，手段是稀缺的，寿命是短暂的，死亡率很高。第二阶段，现代公共卫生方法、改善饮食等导致死亡率逐步降低。第三阶段：生育屈服于伴随现代化而来的诱惑，最终结果是生育率逐步下降。21世纪以前，生育理论围绕两个极端分化：一是情景决定论，经济学家及社会学家强调环境的促进或约束作用，经济理论假定家庭在预算约束下选择效用最大化的生育数量，社会学理论假设人们根据社会化的隐性信息积累对规范性要求作出反应而作出生育选择；二是心理决定论，假定孩子需求主要是家庭内部社会心理过程的结果。社会心理学家从人们的需求、动机或其他心理事件开始，致力于研究生育意愿，其背后的逻辑是，情感和认知过程决定偏好，而家庭规模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个性、驱动、信息处理或态度来描述。
测量实际温度对标准20℃的最大偏差为2℃，被测塞规与标准件之间线性膨胀差假定<10%并且服从U形分布，则因线性膨胀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4为：
人口是发展的关键因素，生育研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生育率下降趋势越来越严重，若持续下去，必将对人类的生存带来巨大的挑战。特别地，中国二千多年封建体制的家族养老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生育观。在此观念的支配下，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人口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人口研究重点则在于如何控制人口高速增长，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到最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这段时间，较少有学者研究生育问题，直到最近，放开二孩政策后生育率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结合中国的实际，致力于寻找生育的影响因素，企望找到破解低生育率难题的有效方法。可以预计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及人们收集与整理数据能力的增加，以理论为基础，更具针对性的生育研究将变得更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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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Fertility Theory Research
ZHANG Wenk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Management，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091，China）
Abstract： Scholars in different era have carried out in-depth researches and established a lot of theori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Fertility research，starting from the explanation of the anti-Malthus phenomenon to the focu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hild-bearing willingness and then to women's child-bearing willingness directly，is transforming from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o empirical study.Based on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ory evolution，this paper reviews on childbearing economics theories，rational and planned behavior theories and preference theories systematically，with the hope of 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s for scholars in child-bearing willingness and child-bearing behavior research.
Key words： the anti-Malthus phenomenon；theory of child-bearing economics；child-bearing willingness；preference theory
中图分类号： D9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138（2019）04-0035-09
DOI： 10.3969/j.issn.1672-6138.2019.04.008
收稿日期： 2019-09-12
作者简介： 张文康（1995—），男，湖南祁阳人，华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责任编辑：曹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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