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主义文学批评的主体观_相对主义论文

相对主义文学批评的主体观_相对主义论文

相对主义文学批评的主体观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主义论文,文学批评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葛红兵在《相对主义的可能立场——对批评现状的一个思考》一文刊发于1997年2月15日的《作家报》之后,又陆续发表了同一主题的几篇文章(包括他与其朋友之间的讨论)。在这些文章中,论者针对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现状提出了相对主义文学批评问题。为此,理论界曾展开了一段时间的争论。其实,批评中的相对主义不仅是一种批评问题,它还内在地呈现出一种基本的哲学态度。在这里,我们着重地探讨一下相对主义的批评立场所体现出来的主体观问题,并对如何合理地确立批评的主体观进行一些建设性的思

首先,我们需要从对相对主义的哲学意蕴的简要阐释中来相应地揭示葛红兵等人对批评中的相对主义的意义取向的总体理解。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在《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一书中指出:当代西方哲学家深受“笛卡尔式的焦虑”的苦恼。他们认为要么有某种东西支撑我们的存在,有一个确立的基础支撑我们的知识;要么我们无法逃脱使我们陷于疯狂、理智和道德混乱的黑暗力量。(注:Richard·J.Bemstein。Beyond ObieetivismandRelativesm.p18,BasilBlackwell,1983。)在这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显然构成了一种二难现象。哲学家们的这个选择通常被视为是在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一种选择。伯恩斯坦认为,客观主义是指“存在或必定存在某种永恒的、超历史的基质或框架;依靠它们,我们能够决定合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行或正义这些概念的性质。”而相对主义则认为上述概念的性质“是相对于一个特殊的概念结构、理论框架、范式、生活方式、社会或文化相关的事物”的。对一个相对主义者来说,“没有任何实质的中心框架或简单的元语言”,“依靠它们,我们能够合理地判定或一般地评价两个范式的竞争主张。”(注:Richard·J.Bemstein。Beyond ObieetivismandRelativesm.p8,BasilBlackwell,1983。)在伯恩斯坦看来,一些当代哲学家就是在这两个极端的立场上摇摆不定,那个根本的“笛卡尔式的焦虑”梦魇般地缠绕着他们,它一直“在客观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的论战背景之中盘旋。”(注:Richard·J.Bemstein。Beyond ObieetivismandRelativesm.p18,BasilBlackwell,1983。)很显然,这种理解之下的相对主义的实质在于其二元论或二元背反的性质。它是和一元论的客观主义直接对立的。

相对主义还有另外的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物不存在的尺度”。普罗塔哥拉的这个命题把人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地位;为人们积极地干预社会生活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注:孙鼎国、李中华主编:《人学人辞典》,第12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但它也同时体现出普罗塔哥拉的思想中存在着相对主义观念,第欧根尼就以此认为普罗塔哥拉第一个宣称对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说法,并使用这种方法进行论证。(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4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应该说,第欧根尼这样的对于普罗塔哥拉相对主义观点的理解与在上面我们所说过的伯恩斯坦对于相对主义二元论或二元背反的实质的揭示是一致的。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的相对主义批评论者却并非如此理解相对主义。葛红兵认为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说出了一个道理:“一切衡量最终都依赖于人,而人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人类、族类,只有具体地生活在一定时期和空间之下的个人,换句话说;人的尺度也就是个人的尺度,这是相对主义的根基。”(注:葛红兵:《相对主义批评的可能立场——对批评现状的一个思考》,载1997年2月15日《作家报》。)显然,这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相对主义的。我们无法探究葛红兵对普罗塔哥拉表达的包含其相对主义观点的那句话进行局部的引述是否是有意而为之:当然,弄清这个问题也许并不重要。其实,普罗塔哥拉的相对主义观点在哲学意义上可以做出两种可能性的阐释:其一,即前面所论述的植根于二元论或二元背反的基础上且与一元论绝对主义相对立的相对主义;其二,既然普罗塔哥拉把人看作“事物”的尺度,他就是表达了一种相对的、以人为中心的认识事物的观点。他承认个体认识的局限性,但他又充分肯定个体的认识本身以及个体认识的意义。明显地,在这种阐释之下的相对主义其实质在于多元论,它既针对于一元论的绝对主义,也区别于建立在二元论或二元背反基础上的相对主义,这是一种在一般意义下所理解的相对主义。葛红兵等人提出的批评中相对主义在根本的意义范围内即关乎此。范钦林说:“我们提倡的相对主义批评立场是多元主义的批评立场”。(注:范钦林、王晓华、葛红兵、韩雪临:《关于相对主义批评观的讨论》,《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

价值论问题与主体观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价值总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相对主义立足于个人,而个人取向就表现为主体观问题了。文学批评的主体观倘若不是在科学的哲学主体观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那么文学批评在价值取向上就必然地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是,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认识:如果批评的主体观问题不能得到科学的解决,那么批评的价值论问题似乎也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注:赖大仁:《文学批评中的主体现问题》,载1998年4月4日《人民日报》。以下行文多有参考,不一一标出。)

我们再来集中地从相对主义批评论者的言论中具体考察相对主义批评的主体观。葛红兵说:“……在批评领域相对主义立场就等于个人立场,它反对批评领域的神授和特权,肯定批评的平等和民主,是一种批评上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批评上的相对主义不否认对于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的存在和意义,不过相对主义的价值判断不是独断的也不是道德主义的,而是个体主义的,是一种个体的价值判断”。(注:葛红兵:《相对主义批评的可能立场——对批评现状的一个思考》,载1997年2月15日《作家报》。)尔后,他在同几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中又提到:相对主义的立场就是个人,是以个人本位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相对主义批评观作为一种方法是批判的个体论方法。“现在我们承认相对主义就是要抛弃那个绝对主体,要消灭那个绝对主体,充分肯定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数相对主体在真理面前的平等地位。在这个基础上,相对主义批评又等于相对主义主体批评,相对主义主体论。它是对批评家相对主体身份的一个确认。”(注:范钦林、王晓华、葛红兵、韩雪临:《关于相对主义批评观的讨论》,《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从葛红兵的反复申说中,我们认识到相对主义批评的主体观是一种以个体为本位的主体论态度和倾向。当然,相对主义批评论者也注意到应对批评中的相对主义进行限制。范钦林表示:“我们把相对主义批评限制在理性的相对主义多元批评的范畴之内”。(注:范钦林、王晓华、葛红兵、韩雪临:《关于相对主义批评观的讨论》,《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通读其言论,我们无法把握他所说的“理性”到底何指;问题是,用所谓的“理性”来限制建立在多元主义哲学基质之上的批评中的相对主义其意义和作用又究竟有多大呢?葛红兵也思索着如何限制批评的主体的问题:“文学批评的相对主义立场自然也存在着矛盾,既然是相对主义的了,那么谁也没有权力否定‘我’了,这个个体的‘我’将如何自我制约呢?”他开出的药方是批评家必须面对心灵的真实,“我得说还只有一个‘真实’能够救我们”,“我所说的真实是指批评家的主观趋向”,“是对批评家学术品位和操守的要求,是一种学术上的自我尺度,是批评家的主体法则”。也许,葛红兵在这里是在追求一种相对之中的绝对性,为此,他对心灵的真实做出了一个形而上的设定,把真实置于先验知识论的意义之中,他认为:“对于人类来说,本原的真实的心灵都是一致的,只有沉沦于世失去本原和真实的心灵才是彼此龃龉彼此对立的”。(注:葛红兵:《相对主义批评的可能立场——对批评现状的一个思考》,载1997年2月15日《作家报》。)相对主义批评观认可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反对绝对的、形而上的、先验的存在,然而在这里,为了证实心灵真实的有效性却又赋予人类心灵本原真实的形而上意义并予以先验设定。这分明是一种悖论。每个个体都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主观的存在,从相对主义立场出发,我们又如何规范、确立心灵真实的普遍性法则?相对主义意义下的心灵真实只不过是主观主义的衍生物。正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批评中的相对主义无法对主体做出有效的限制,它的主观主义倾向是显明的,其极致表现为每个个体都代表一种立场,而每种立场又都被相对主义证实是“正确”的。理查德,罗蒂指出:“相对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在某个问题上或者也许是在所有问题上的每一个信念都与每一个其他的信念一样好”。(注: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第25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看得出来,这种建立在多元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相对主义批评由于对主体无法进行有效的限制,在进行具体的文学评价时很可能会让人产生一种无所适从感。显然,这将造成文学批评在价值取向上的混乱局面的出现。

我们需要看到,相对主义批评论者确立以批评个体为本位的主体观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出于他们对当前中国文化时代特征的判断。他们认为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在观念上深情呼唤的个体文化伴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而已经来临了。葛红兵著文说:“90年代的文化转型奠基于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市场经济的诞生意味着社会生活以阶层为单位逐渐演变为以独立个体为基本单位,落实到文化领域便形成了个体本位文化,个体本位文化使超级主体不存在,强调任何人都是平等个体,都是相对的有它的限度,因而不能成为绝对仲裁。个体本位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消灭超级主体和群体的二分法,上帝没有了,人们从‘群众’中回到自己的‘家’,成为那个独立的一个人。”“批评的绝对客观性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已经土崩瓦解了”。(注:葛红兵:《相对主义批评的可能立场——对批评现状的一个思考》,载1997年2月15日《作家报》。)既然我们已经幸运地不期然地处于个体文化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的批评策略理所当然地也就是个体主义的了。在他们看来,这至少在逻辑推论上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他们认为,相对主义批评“提高了批评的意义,它使批评上升到个体文化时代的建构体系当中,成为个体文化的建构者”,这样,相对主义批评就“成为个体文化时代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批评的领域里我们每一个主体都贡献出个体的立场”。(注:范钦林、王晓华、葛红兵、韩雪临:《关于相对主义批评观的讨论》,《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他们持论:今天的相对主义就是反对批评领域里面的一元独尊、话语霸权,呼唤批评领域里的民主、平权,相对主义应该是建构的个体主义的批评学,在这个方面,相对主义就是个体论的批评(葛红兵语);相对主义的批评立场实际上就是对霸权主义的怜悯(范钦林语)。面对如是的批评理念,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第一,相对主义批评论者对当前中国文化时代特征的判断是否正确?第二,在批评领域中,以相对主义批评主体观的个体主义来反对批评中的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究竟是否具有有效性?第三,如果通过以上这两个方面的分析、表明相对主义批评的主体观存在严重的问题,那么批评的主体观又到底应该如何确立?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从前现代到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也就是现代化进程)之中,这一观点业已为学界所认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社会演进、发展的必然性。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历史是持续发展变化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人类历史进程的宏大视角中看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进程的过渡阶段。这样,在现阶段我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只是我国经济体制变革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它的建立是对我国以前的经济体制的扬弃,而且它也必将在更高的社会阶段被超越。我们清楚,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先行发展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它自觉地区别于其它国家的经济体制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就是说,我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个人的创造性和法定的个人权利受到尊重,但是在价值观念上则明确反对个人主义而倡导集体主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因而,这样的一种经济体制的确立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变革就不可能是相对主义批评论者所称谓的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体主义的文化形态的出现,我们并没有进入个体主义的文化时代。个体主义,也称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该词法文为individual-isme,源于拉丁文individuum,意为“个体”、“不可分割的东西”。由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最早使用。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个体主义主张一切价值以个人为中心,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作为一种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行为的总的态度,它包括高度评价个人自信、个人私生活和对个人的尊重,反对权威和对个人的各种支配;作为一种伦理原则,它与集体主义相对立,一切从个人需要出发,以追求个人利益满足个人行为的价值方针,反对统一的维护集体利益的社会道德标准。”个体主义的基本诉求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要求相距甚远。当然,相对主义批评论者也很敏锐地看到了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状况中人的体性相较于宏大叙事年代远为突出这一精神现象。人的个体性的被强调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一种基本表现,它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的合理结果。我们尊重人的个体性选择,把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经验置于有意义的领域之中;但是,我们并不认可个体主义的精神态度和价值取向。

第二个问题。在批评领域,相对主义批评论者以个体主义来反抗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这委实具有足够的勇气和批评激情,而又不乏真诚与果决。批评中的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自然是需要坚决反对的,然而,从相对主义批评的主体观出发,以个体主义来反对批评中的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却是有悖于我国主导性社会意识要求的,也将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或许,人们可以凭着个体主义的努力在一定的条件下为自己争得一些有限的空间和权力,但是,这些空间和权力显明地是孤立的。试问,这种“孤立”有什么力量可以推翻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只有建立在充分自觉基础上的共同(而非孤立)抵抗和有力批判,才有可能真正打倒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这可以从社会进程的历史经验中得到证明。“五四”浪潮没有以个体主义解决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问题,之后恰恰是走向个体的联合以社会群众运动迎来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可以说,从相对主义批评的主体观出发,批评只是对个体做出一种模糊性的虚假的个体自由的允诺,因此,它必然合乎逻辑地“乞求于”个体心灵的“真实”而遁入心灵领域,从而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取向和批评态势。弗莱德·R·多尔迈认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占有性个体主义必须被超越,因为它是一种有缺陷的、不成熟的人的主体性。这样的富有深意的思想揭示难道对相对主义批评论者不是一种启示吗?而且,心灵领域实际上又是一个模糊场,在相对主义批评主体观之下,心理世界知、情、意的巨大冲突与骚动将剧烈地增添着批评个体丰沛而又无法摆脱的痛苦、一种没有临界点的心灵漂泊的痛苦。

如何确立批评的主体观?

马克思关于主体人的理论是他在改造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概念尤其是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人的学说的批判总结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现实前提是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种现实前提之下,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就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作为主体的人,首先无疑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把“自然人”视为把握作为主体的人的生物学前提。在实际生产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而除了作为客体的自然是一个出发点之外,从事实际活动的“作为主体的人必须是出发点。(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只有人才能做主体,而主体又离不开作为客体的自然。这就将辩证法、唯物论和实践观同时引入了主体观念。此外,马克思还把唯物史观引入主体思想,从而把主体理解为具体的历史的主体。主体是相对于一定的客体并从事自由自觉活动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现实的个人必定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脱离了这样的关系,脱离了对人的存在的现实性的考察,对主体的理解就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概念的内涵。相对主义批评论者所确立的主体是站在个体主义立场之上的批评家个人,同时他们还设想出一个没有独裁和威权的批评家“个人”的联合体,并认为在这样的联合体中,任何一个批评家部是“个人”。换句话说,在这样的联合体中,他们都拥有了个人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曾谈到过建立起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设想。他们认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这种联合体是“真实的集体”,“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这时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全面发展同真正的普遍道德的统一才能实现。但是,他们认识到,要达到这一步,首先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的消灭为前提。由此,我们认识到,相对主义批评论者对站在个体主义立场上的批评主体的吁请和认定、对批评家个人的联合体的设想就只能是一种基于当下中国现实之外的超历史的遐想。相对主义批评论者造成这样的失误以及我们前面所说的他们对当前中国文化特征的错误判断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葛红兵等人忽视了批评主体是需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来确立的必要性,他们似乎忘却了人的存在的现实根基及其根本性的制约。

坚持马克思关于主体人的理论是确立文学批评主体观的一个根本点。由此出发,批评主体观应该肯定批评主体在从事实际的社会性的文学批评时的能动性即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指批评者进行批评活动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注:贺善侃:《实践主体论》,第6页,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尊重批评的个体性,因为它能有效地保证充分自觉的个体批评意识的张扬。但是,尊重批评的个体性,并不意味着同相对主义批评论者那样采取个体主义的批评立场。肯定个体性的批评是确保批评家的主体性得以伸张的必要手段;然而,科学合理的批评主体观还必须在肯定个体性批评的基础上实现对批评个体性的超越,诉诸于对一定的在价值取向上构成相对统一的批评主体思想的寻求与认同。对这种在一定的价值取向上构成相对统一的批评主体思想的寻求主要依赖于对普遍性的批评规范的建构。因为,建构普遍性的批评规范有利于促成文学批评的有序化,而这种有序化的批评过程会适当地规约批评主体思想的价值倾向。现实的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存在着对社会价值祈求的共同扭结点,也存在着对社会进步发展的共同期望,这就为我们在这个多元的现代世界里确立普遍性的批评规范提供了可能。在这个方面,孔汉思致力于构建“世界伦理”的设想无疑是引入深思的:“只有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存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甚而互相斗争的伦理学地带,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才有一个生存的机会,这样一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基础伦理:这样一个世界共同体无疑不需要一种统一的宗教或统一的意识形态,但是,它却需要一些相互有联系的、有约束力的准则、价值、理想与目标。”(注:HangKung:《世纪伦理构想》,第5页,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版。)当文学批评有了这样的一些相互有联系的、有约束力的准则、价值、理想与目标,或者换句话说,当批评家在这样的批评规范的主导下产生了一定的在价值取向上构成相对统一的批评主体思想时,文学批评中的个体主义倾向可望得到抑制。实际上,文学批评的这种在肯定个体性批评的基础上实现对批评个体性的超越以寻求和认同相对统一的批评倾向的运思与努力,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也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可以说,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要求在批评主体观上的体现。我们相信,在肯定个体性批评的基础上实现对批评个体性的超越并致力于普遍的批评尺度的建构的文学批评,将会在保证批评家的主体性得到伸张的同时又能有效地克服批评中的相对主义。这样,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取向问题也就相应地可以得到顺利解决了。这不仅仅只是一种知性的期待,它更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注释:

(13)《列宁全集》第18卷,第137-138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5) 葛红兵:《第三种批评:个体文化时代的批评策略》,1997年8月1日《文论报》。

(19) 参阅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修订本),第43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

(20) 参阅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第1章,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992版。在其著作中,多尔迈“把现代主体性的兴起和以人为中心的个体主义看作是一种可以避免的错误,然而却是人的解放和成熟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见该书前言)。论者所说的“现代主体性”是指以自我为中心的占有性个体主义、以统治自然为目的的人类中心说和排斥交互主体性的单独主体性。

(25) 李为善、刘奔主编:《主体性和哲学基本问题》,第11、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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