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决定从伊朗北部撤军的原因——杜鲁门给斯大林的“最后通牒”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杜鲁门论文,斯大林论文,苏联论文,伊朗论文,最后通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6年4月5日凌晨，伊朗首相卡瓦姆和苏联驻伊朗大使萨德契柯夫签署了伊苏两国政府协定。（注：协定上的日期是4月4日。协定的详细内容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年第7卷，第405-407、413-415页。）卡瓦姆-萨德契柯夫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苏军在1946年3月24日后一个半月内全部撤出伊朗，在3月24日后7个月内由伊朗议会批准成立伊苏联合公司开采伊朗北部石油，根据伊朗宪法和对阿塞拜疆人民友善的精神和平解决阿塞拜疆危机。（注：本文中的“阿塞拜疆”专指伊朗阿塞拜疆。）根据这项协定，苏军于同年5月9日全部撤离伊朗。1946年上半年苏军从国外驻地撤回国是不同寻常的。苏联当时为什么决定从伊朗撤军呢？这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国际关系学者中引起了广泛和浓厚的兴趣。
关于这个问题，影响最大也是最有争议的说法是所谓杜鲁门给斯大林的“最后通牒”。
这件事的起因可以追溯到美国总统杜鲁门1952年4月24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杜鲁门告诉记者，他1945年不得不向“苏联首脑发出撤出波斯的最后通牒”，苏联人撤走了，因为美国“能够对付那种局势”。然而，当天晚些时候，白宫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澄清：“总统是在一般意义而非专门术语的意义使用最后通牒这个词的”，“总统指的是1946年春美国在联合国，特别是在安理会和外交方面的领导作用，这是导致苏联从伊朗撤军的主要因素”。（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48页。）
尽管如此，杜鲁门后来仍多次坚持他向斯大林发出的威胁性信息迫使苏军撤出伊朗。在1957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杜鲁门说：“苏联坚持它（对伊朗）的占领，直到我亲自指示通知斯大林，我已向我国军事首脑下令，准备调动陆海空三军。于是斯大林采取我预料的行动，将部队撤走。”（注：K·A·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三个信息的故事》(Truman Against Stalin in Iran:A Tale of ThreeMessages)，《中东研究》(Middle East Studies)第23期(1987年1月)，第95页。）1959年，杜鲁门在回答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问题时说：“当斯大林拒绝按协议如期从伊朗撤军时，我捎话给他，我将把舰队开往波斯湾。他就把军队撤走了。”（注：F·S·法蒂米：《苏联在伊朗》(The U.S.S.R.in Iran)，伦敦1980年版，第121页。）
1980年1月，《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披露，据美国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回忆，杜鲁门声称，他在白宫召见苏联大使葛罗米柯，并告诉苏联大使，如果红军不马上撤出伊朗，美国将使用原子弹。（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95页。）
亲自参加了卡瓦姆-萨德契柯夫协定谈判的伊朗亲苏政治家穆扎法·菲鲁兹（卡瓦姆政府的副首相）对苏联决定从伊朗撤军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他后来回忆道：
鉴于这样的局势，我召见苏联大使，告诉他我们希望与苏联保持睦邻关系，但是我们不能继续执行这种政策，除非苏联也表明它的善意：第一，立即从伊朗撤军；第二，结束对阿塞拜疆共产主义运动令人不能容忍的支持。我告诉萨德契柯夫，如果没有马上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们将向伊朗人民和世界舆论宣布，苏联正在与英帝国主义勾结，目的是在1907年《英俄协定》的基础上对伊朗进行事实上的瓜分。我提醒他注意：我们将武装人民，然后辞职，伊朗将陷入无政府状态，苏军将面对伊朗人民的武装抵抗。世界将会清楚地了解到，列宁的继任者正在推行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苏联大使要求我等几天，以便和他的政府商量。几天后有了回音，并发表了正式的伊苏公报，宣布苏军在一个半月内全部撤出伊朗，签订了石油协定和保证和平解决阿塞拜疆争端。（注：法蒂米：《苏联在伊朗》，第121页。）
换句话说，菲鲁兹认为苏联决定从伊朗撤军的原因是伊朗政府的“最后通牒”：诉诸国内和国际舆论、武装伊朗人民和卡瓦姆政府辞职。
苏联时期档案的解密使人们可能了解当时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在1946年5月8日给“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领导人皮沙瓦里的信中，斯大林这样解释苏军撤出伊朗的原因：
伊朗现在没有深刻的革命危机……如果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伊朗，你们可以设想在争取实现阿塞拜疆人民革命要求的斗争中取得成功。但我们不可能把军队更久地留在伊朗，主要因为在伊朗存在苏联军队动摇了我们在欧洲和亚洲解放政策的基础。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我们说，如果苏联军队可以留在伊朗，那么为什么英国军队不可以留在埃及、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希腊；同样，美国军队为什么不可以留在中国、冰岛、丹麦。所以我们决定从伊朗和中国撤军，是为了从英国人和美国人手中夺去这种武器，发动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使自己的解放政策更站得住脚，更有效。你们是革命者，当然可以理解我们不可能采取相反的行动。（注：斯大林给皮沙瓦里的信，见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号06，目录号7，案卷号544，第8、9页。转引自Н·И·叶戈罗娃：《根据解密的档案看1945-1946年伊朗危机》(Иранскиǔ кризис1945-1946 ГГ.П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 Архивньшдокументам)，《近现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ǔ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年第3期，第41页。）
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苏军撤出伊朗是基于苏联对外政策的大局，是为了更有效地在欧洲和亚洲推行解放政策，根本与任何“最后通牒”无关。
要弄清苏联决定从伊朗撤军的真正原因，有必要进行具体考证和分析。
杜鲁门向斯大林发出最后通牒的说法没有得到外交档案和有关美国官员的证实。《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里有这样一条编者注：“在国务院及国防部的档案中，没有发现向苏联递交最后通牒的文件；几位1946年在任的国务院高级官员也不能证实递交了最后通牒”。（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48-349页。）杜鲁门晚年记忆力明显衰退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回忆的可靠性。由于上述原因，不少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杜鲁门的“最后通牒”纯属子虚。（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96、106页。）
美国学者萨米耶根据杜鲁门的约会日志和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将军的回忆录认为，杜鲁门确实向斯大林发出过威胁性的“口信”。（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94-107页。）1946年3月23日，即苏联首次宣布从伊朗撤军的前一天，杜鲁门接见了即将赴任的史密斯。在这一天的约会日志上记载了这件事，并有以下一段话：“我要他（史密斯）告诉斯大林，我一直把他看作说话算数的人。3月2日后仍驻军伊朗动摇了这个信念。”这一天的日志同时记载了杜鲁门要史密斯邀请斯大林访美作为一个和解姿态。（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101-102页。）根据史密斯的回忆录《我在莫斯科的三年》，史密斯到达莫斯科后就通知苏联当局，他带有杜鲁门的口信，因此获准于4月4日晚与斯大林会晤。关于口信的内容，史密斯写道：
总统要我转达，他和国务卿贝尔纳斯一直相信，（斯大林）大元帅发表一项声明或作出一项承诺后，决不食言，美国人民希望事态发展将证实这个信念。但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热爱和平并对世界安全深为关切，就推测我们不是分裂、软弱，就是不愿承担我们的责任，这是对美国民族特性的误解。如果美国人民确信，我们面临任何强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侵略浪潮或渐进的侵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作出反应。（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102-103页。）
萨米耶认为，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杜鲁门刚刚在几个月前下令向广岛和长崎扔原子弹和美国舆论强烈支持杜鲁门对抗苏联，即美国当时既有威胁苏联的实力，又有使用这种实力的意志，杜鲁门的口信“如果美国人民确信我们面临……渐进的侵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作出反应”确实构成了非常强有力的威胁。他还断言，史密斯4月4日转达的这个信息使斯大林最终决定批准签订卡瓦姆-萨德契柯夫协定。（注：萨米耶：《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伊朗问题上的对抗》，《中东研究》第23期(1987年1月)，第104页。）
萨米耶的研究揭示出杜鲁门再三提到的向斯大林发出的“最后通牒”并非完全空穴来风。杜鲁门确实通过史密斯向斯大林发出多少带有威胁性的信息。但问题在于这个信息是否在斯大林的决策中起了关键作用。
让我们对苏联的实际政策进行考察和分析。在史密斯向斯大林转达杜鲁门的口信之前，美国就苏联逾期不从伊朗撤军两次照会苏联。3月6日递交的第一个照会表示美国“不能漠不关心”。3月9日的第二个照会要求核查苏联是否增兵伊朗北部，如是的话，希望作出解释。（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40-342、346-348页。）这两个照会都未软化苏联的强硬立场。伊朗3月18日向联合国指控苏联违背1942年英苏伊三国同盟条约、德黑兰会议关于伊朗的宣言和联合国宪章，在3月2日后拒不撤军，继续干涉伊朗内政。此后，苏联的态度才发生明显的变化。3月19日，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将安理会会期“从3月25日展至4月10日”。（注：联合国：《联合国安理会正式记录》，纽约1946年版，第1辑，补编第2号，第20页。）这意味着苏联已打算在4月10日以前与伊朗达成协议，在一定的条件下撤军，以避免安理会讨论伊朗的诉案。3月20日，苏联新任驻伊大使萨德契柯夫匆忙走马上任，迫不及待地于当天向伊朗首相卡瓦姆提出以全部撤军换取开发伊朗北部石油的建议，而在不久前苏伊莫斯科谈判期间苏联只同意部分撤军。（注：法蒂米：《苏联在伊朗》，第103-104页。）3月22日，斯大林在回答美联社记者艾迪·基尔摩斯的提问时发出和解信号：“我认为联合国组织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它是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一个重大工具……我深信没有一国或一国的军队希望有一次新的战争……”（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编辑：《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版，第50-51页。）3月24日，萨德契柯夫向卡瓦姆递交了三个照会，正式提出苏联在5至6周内从伊朗撤军及苏联在伊朗北部石油和阿塞拜疆问题上的解决方案。3月25日，苏联正式宣布，“如果没有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苏军可以在5至6周内全部撤出伊朗。”（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78-379、402页。）同日斯大林在致合众国际社社长修·白里的电文中称：“关于苏联军队从伊朗撤退的问题，大家知道，已经在苏联和伊朗达成的谅解中明确地解决了。”（注：斯大林所称的苏伊“谅解”根本不存在，参见拙文：《1945-1947年伊朗危机》，《外交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第93页。斯大林的电文，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编辑：《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形势》，第52-53页。）苏联的这一系列的举措明显是为了阻止安理会讨论伊朗问题。苏联宣布撤军虽然有“如果没有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的附加条件，
但实际上已难以收回公开承诺，撤军原则上已成定局，余下的问题只是讨价还价，迫使伊朗在石油和阿塞拜疆问题上作出尽可能大的让步。在苏伊德黑兰秘密谈判中，双方的分歧日益缩小，在史密斯向斯大林转达杜鲁门的口信之前，卡瓦姆与萨德契柯夫已经敲定了协议。这说明杜鲁门的口信并不是斯大林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虽然美国对苏联拒不依约如期从伊朗撤军态度强硬，频频施加各种压力，但是美国的政策一直是非常谨慎的，“最后通牒”之说未免夸大其词。美国在公开场合口口声声要苏联无条件从伊朗撤军，实际上对苏伊德黑兰秘密谈判的内幕了如指掌，在联合国并不鼓励伊朗持不妥协态度，以免不必要地增加联合国工作的难度，也不反对苏伊双边谈判。美国对卡瓦姆打算以北部石油换取苏联撤军的计划既不鼓励也不劝阻，并认为“拟议中的协议至少是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部分胜利”。（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69-371页。）杜鲁门的口信“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作出反应”语义含混，也可以解释为温和的抗议。
解密的苏联有关档案显示，理解苏联决定的原因的关键是贝利亚计划、卡夫塔拉泽的建议和斯大林给皮沙瓦里的信。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贝利亚是苏联计划在伊朗北部攫取石油租让权的关键人物。他要求参照英伊石油公司与伊朗订立的租约，在1944年3月11日以前将与伊朗谈判建立苏伊联合石油公司的方案准备就绪。（注：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号094，目录号30，案宗号347a，案卷号48，第130、133、134页。转引自叶戈罗娃：《根据解密的档案看1945-1946年伊朗危机》，《近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27页。）1944年8月16日，贝利亚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递交了关于战后苏联对伊政策的报告，建议“大力着手与伊朗就获取伊朗北部石油租让权进行谈判”。（注：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号06，目录号6，案宗号37，案卷号461，第16-18页。转引自叶戈罗娃：《根据解密的档案看1945-1946年伊朗危机》，《近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27-28页。）贝利亚计划是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南部石油租让权在伊朗北部的苏联版，是1944年伊朗石油问题演变为国际危机的主要因素。（注：关于1944年伊朗石油危机，参见莱特尔：《伊朗与美国同盟的起源：1941-1953年》(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纽约1987年版，第82-102页；法蒂米：《苏联在伊朗》，第43-74页。）在这次危机中，苏联向伊朗政府施加各种外交高压手段，试图获得伊朗北部石油租让权，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45年5月25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卡夫塔拉泽在给他的顶头上司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说：“苏联从伊朗撤军无疑会导致该国反动派力量的增强和民主组织不可避免地被摧毁……因此，我认为正确的主张是拖延从伊朗撤军的时间，以尽量保障我们从伊朗撤军后的利益（这是获取石油租让权的主要方法，万不得已时建立我们控股的股份公司）。”（注：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号06，目录号7，案宗号33，案卷号466，第11页。转引自叶戈罗娃：《根据解密的档案看1945-1946年伊朗危机》，《近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31页。）然而，强行实施贝利亚计划和卡夫塔拉泽建议不但导致与英美的矛盾激化，而且激起了伊朗民族主义者的极大愤慨和坚决反对。一贯自称被压迫民族的朋友和解放者的苏联被送上联合国的被告席，承受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斯大林意识到，苏军继续留在伊朗“动摇了”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解放政策的基础”。斯大林的信旨在向皮沙瓦里解释苏联撤军的原因，没有使用公开讲话中常见的外交辞令，但带有*
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为自己的决定辩解的成分。苏联在1946年伊朗危机期间千方百计阻止联合国讨论伊朗问题，说明斯大林对国际舆论非常敏感。但是斯大林在信中回避了苏联以撤军换取了变相的石油租让权这个事实。在斯大林的信的字里行间，英国而不是美国被视为苏联在伊朗的主要对手，对于杜鲁门的说法，这是一个不利的证据。
菲鲁兹的说法属于回忆录，不排除他向萨德契柯夫提出警告确有其事，因为有外交档案显示，卡瓦姆在与萨德契柯夫谈判时确实曾以辞职相威胁。（注：《美国外交文件集》1946年第7卷，第370页。）卡瓦姆政府诉诸国内外舆论、以武装人民和辞职相威胁，对苏联肯定有压力，但菲鲁兹的“最后通牒”是否如此立竿见影，令人怀疑。
归根到底，苏联当时决定从伊朗撤军是一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朗得道多助，巧妙而成功地利用国际压力，特别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苏联软化其立场。美英的强硬态度、伊朗适时地在石油问题上作出让步也是促使苏联撤军的重要因素。对于苏联来说，继续拖延撤军的代价，如国际舆论的压力、对苏联更广泛的对外政策利益和反帝反殖形象的损害、与美英等西方大国矛盾的激化，超过由此带来的利益。因此，以撤军和在阿塞拜疆问题上的让步来维护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解放政策”、换取变相的石油租让权、摆脱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就成为苏联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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