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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1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3-0134-04
21世纪伊始，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引发的争论方兴未艾之际，一股媒介融合的潮流已汹涌而至。而在我国，同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变革，传统的传媒产业格局开始瓦解，媒介融合的大潮势不可挡。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种典型表征，媒介融合显然摆脱不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力量的渗透和影响。进而言之，我国的媒介融合现象既为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同时也遭遇了重重壁垒以及各种压力。那么，这场由新老媒体的冲撞和协商所引发的变革能否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国语境下的媒介融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及挑战？其最终能否牵动中国文化形态、社会制度与结构层面的深度变革？这些问题显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视野下的媒介融合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社会变迁的步伐从未停滞，而现代化变迁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革命性跨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到其引发的文化形态、社会制度等诸多领域的变化，现代化的进程可谓一波三折，任重道远。而自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开始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实现社会转型的加速，并开始日益嵌入到世界现代化体系之中。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语境下，当下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媒介融合现象已然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标志性景观。
毋庸置疑，社会变迁的根本前提在于技术的进步。回首人类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对于推动具体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往往起着主导作用，而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更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将人们的社会生活改头换面。显然，作为现代化变迁的一个重要部分，媒介融合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要素。进入21世纪，在互联网的传播特质不断得以彰显后，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场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的革命。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形态，数字技术能够“借助专门的设备将各种信息片断，包括视频、文字以及声音等转化为电子计算机所能够识别的二进制数字，通过在网上处理、传送和压缩，打破了以往不同传媒之间的技术阻碍而被整合成为单一媒介”[1](P485)。与此同时，“当宽带业务日渐普及，人们使用互联网的频率也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宽带用户可以迅速下载各类感兴趣的内容，例如音乐、影视节目以及许多其他几乎能堵塞传统的通过拨号入网线路的大量多媒体信息。而随着融合程度的发展，宽带将趋向于提供更丰富多样的内容。”[2](P33)正因为此，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开启了我国现代化之门，而数字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诞生，以及数字化数据生产、传递、存储、使用技术的日益成熟又为我国媒介融合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要素作为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往往会带来比西方国家更为强大也更为快速的后发优势。于是，在技术条件基本成熟的基础上，网络、媒体、通信三者开始从昔日的割裂、分离状态，逐渐走向互动、整合、甚至是融合[3]。
媒介融合是社会变迁中的一种趋势，是技术逻辑下的一种必然，但就其本质而言，媒介融合也同样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因为媒介融合虽然是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初现雏形，却是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发展完善。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特早在1997年就曾指出，面对媒介融合带来的各种挑战和机遇，无论是媒介形态的变化还是新闻业务的变革，这些新闻传播活动方面的转型，归根结底都是传媒产业经营模式的改写。进而言之，商业导向逐渐消解了传统的传媒产业模式，而媒介融合不仅是内容、网络、终端等产业链上的横向、纵向以及交叉融合，还包括媒介产业、电信产业、互联网产业、电子产业等不同产业区隔的消除[4](P21)。由此观之，一方面，媒介融合通过产业层面的深层变革为信息的流动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这不仅迅速改变了我国以往的信息匮乏状态，甚至出现了某些学者宣称的“数据迷雾”现象[5](P12)。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步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并且，这股市场化潮流如今正大张旗鼓地朝文化产业的方向蔓延。就此而言，商业导向在加速媒介融合进程的同时，也在逐步侵蚀媒体构建的公共领域。
所谓公共领域，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公民可以就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一个有益于大家的共识，而此共识可以监督国家权力并影响国际的公共政策。哈贝马斯所勾勒的这一理想公共领域是指17世纪末、18世纪初出现在巴黎和伦敦的沙龙和咖啡馆，而现代大众传媒则被其视为导致公共领域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6](P225)。但正如前文所述，日新月异的技术为媒介融合铺平了前行的道路，而相对于传统媒体之单向传播、缺乏互动等特点，新媒体的开放性、多元化、交互性使得各种观点与意见得以相互碰撞、修正与整合，从而成为一定意义上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同时，这也意味着受众开始拥有自身的话语权，作为“能动”的个体，他们不再被动地受制于媒体单向传送信息的权力，而是能够及时地、自下而上地参与信息传播。显然，这不仅为现代社会民主话语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也为我国公共领域的复兴带来了新的曙光。
诚然，媒介融合为公共领域的构建描绘了一幅绚烂的图景，然而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框架中，这一切还依然遥远。究其原因，我国的媒介融合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行的，而在市场化、商业化的刺激下，其开放性已不是那么纯粹。席勒曾指出，技术不仅受经济的驱动，还受到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宰制。在此基础上，史蒂文森进一步指出：“一方面，经济势力是隐藏在像‘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等技术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另一方面，经济势力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7](P235)此外，在社会转型的特殊语境中，我国的体制问题不容忽视。因为媒介融合不但包括技术上的互动以及产业模式的改写，与此同时，它还会使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从某种程度而言，我国媒介融合的进程之所以如此艰难，也是因为体制框架约束了活力。因此，媒介融合虽然为公共领域的构建提供了可能，但这种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却有漫长的路要走。
虽然构建公共领域的愿景未能立即实现，但是，媒介融合却让我们处在相互联系更为紧密的现实世界中，并且其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曾以社会互动为基础，作了如下阐述：“面对面的互动、中介式互动和中介式准互动三类互动方式交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对其产生影响。”[1](P495)由此出发，媒介融合与当今社会正在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模式，而在这一过程中，媒介融合既带来了技术、行业和管理等方面的融合，同时，它也会给社会的其他领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变革，而这些变革我们依然可以把它们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二、中国语境下的媒介融合壁垒
现代化变迁是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并引发深刻变革的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被强制性地纳入到了世界现代化体系之中。“对于一个后来者而言，现代化总是裹挟着对外来挑战的回应。”[8](P10)因此，深陷于本国落后和西方侵略的双重困境，中国的现代化萌芽很快夭折。此后，中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再度邂逅现代化，却又因政治化强权而被延误。所以，中国真正开启现代化之门应该是在改革开放时期。而在遭遇了种种困境后，我们是如此迫切地渴望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突飞猛进的效果，以重新确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民族身份。因此，中国在这一时期迅速开创了市场经济的良好局面，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重大政策。但是，正所谓“欲速则不达”，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反而导致了各种现象的畸变。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媒介融合就诞生于这样一种特殊的现实语境。有鉴于此，其不仅面临着源源不断的机遇，同时也遭遇了不容小觑的挑战。进而视之，其壁垒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内忧，即经济解放与制度枷锁并存。市场化潮流纵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但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媒介融合却因产业模式变迁缓慢、技术标准难以突破等问题而无法实现创新。不过，这一困境背后显然还存在更为隐秘的枷锁：首先是政治层面屹立的一堵高墙。诚如学者所言：“法规是融合现象出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它为融合进程提供了一个框架。新加坡就提供了一个关于法律规制要素如何对融合发展造成影响的范例……大部分分析家都赞同一旦出现媒介所有权交易的规制突破，允许它们在同一城市同时拥有一家报业和电视台，融合将变得更加普遍。”[9](P10)而在我国，一方面，不同产业内部模式之间经营管理制度的不统一导致了诸多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对跨地区、跨媒体、跨产业融合的政策限制、准入标准的不对称，以及针对媒介融合局面新制定的规制也引发了不少矛盾[10]。再者，文化壁垒也是长久以来难以翻越的一道藩篱，它包括这样两类：一类是不同媒介组织之间的文化隔阂，“Tampa Tribune的Thelen发现了一个关键：‘文化抵制是新闻采编室在融合进程中遭遇的最大障碍。’他在行业期刊《Quill》中写到：‘要确保媒体融合工作实现更深一层的稳固，那些来自于曾经可能是竞争对手的新闻采编室的记者就必须学会协同合作——这对向来以高度追崇个人主义为专业奥秘的工作者来说是一项极高的要求。’”[11](P48)而另一类；则来自于外部社会对于融合形态的文化接受差异[12]。通常而言，“技术变革先于法律变革而产生，并趋于一种迅猛发展的形态，这是因为法规总要历经一段时间才得以实施并生效，而技术总是最先出现在变革的进程中。”[13](P10)由此可见，社会变迁中的各个层面必然存在某些差异，而且，不同领域的变迁速度也很有可能出现不均衡，从而引发某一领域与整个社会系统的不协调。对此，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提出了“文化迟滞”理论[5](P230)。虽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是从技术、产业等多方位展开的，但基于中国的特殊语境，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都未能完全淡出人们的视线，因此，我国的媒介融合也在很大程度上打上了集权和计划的烙印，从而引发其当前所遭遇的种种困境。而对此，我们的大众媒介也只能寄希望于阻碍现代化变迁的各种因素有朝一日能够得以彻底清除。
其次是外患，即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早在二十多年前，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大胆预言地球将变成一个村庄。时至今日，全球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而且，在技术、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共同催化下，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一直如影随形。具体而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变迁塑造了全球化景观，而全球化对于不同媒体之间的融合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国外传媒巨鳄和国内同行的“内挤外压”之下，我国的媒介融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考验：一方面，跨国传媒集团凭借着全球制造和全球发行媒介产品的权利对我国的本土媒介发起了挑战，并不断侵蚀着我国本土的传媒产业市场。更为甚者，庞大的“媒介帝国主义”就此诞生，而一些由不同形式合成的“文化拼贴”产物也对我国的本土文化和价值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14](P178)。可以说，在中国语境中萌芽的媒介融合本来就先天不足，而面对跨国传媒集团各方面的强压，其进程只会变得更加的艰辛和缓慢。但是，全球化的影响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因为传播全球化还意味着信息资源的全球化流动与全球化共享，而这显然也为我国传媒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机会。从物质角度来看，跨国传媒集团建立了强大而活跃的信息交换体系，而中国在紧跟全球步伐的同时也能够凭借技术的研发以寻求在国际市场中的突破；另外，从非物质角度来看，全球化态势将中国的传媒产业纳入了一个整体的经济体系中，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打破传统媒体的单一模式，同时也为我国媒介融合摆脱现有体制的束缚提供了可能。
三、中国语境下的媒介融合渐进式进程
综上可知，媒介融合现象是现代化进程的典型表征和数字化时代下的必然趋势。新世纪以来，媒介融合的大门在我国悄然开启。在这期间，一方面，市场的需求和技术的依托足以昭示其欣欣向荣的良好态势；另一面，我国的特殊语境和全球化的冲击却使其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国的媒介融合进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环节上的脱节，从而被迫减速甚至停滞不前。
威廉·奥格本的“文化迟滞”理论阐释了这样一种观点：源自社会结构中不同部分的变化将打破原有的均衡状态，而社会变迁的进程也会因为这种不平衡陷入迟滞状态。大多数情况下，技术引领的物质变迁会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发生，而人类长期延续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等非物质文明却以一种颇为缓慢的速度进行着。由此出发，媒介融合进程中的问题大多源自社会变迁中的这种迟滞现象。而基于中国的特殊语境，我们的大众媒介无法完成从分到合、一蹴而就的状态改变，因为媒介融合不仅涉及到技术、经济等层面的变迁，更需要达到文化层面的高度融合，而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显然无法用简单的二元对立作出解释。就此而言，中国的媒介融合还存在很长一段相对的、模糊的过渡时间，它需要技术上的先行来渐进式地渗透到文化、生活以及价值观领域，而文化变迁的出现最终又将反作用于变迁的整体态势[15](P77)。
毫无疑义，中国的媒介融合必然要经历一条漫长的渐进式道路，即使现阶段已锣鼓喧天，但曲折前行方才是其主基调，任何一蹴而就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在这一曲折的进程中，媒介融合已悄然无声地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一，从受众的角度来看，媒介融合通过一个平等、开放、互动的传播平台提升了广大受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其更深层的含义则在于，它还改变了受众长期以来缺失话语权的状态。今日的受众早已从法兰克福学派描述的“易受操纵的乌合之众”发展成为文化研究学派提出的“能动的受众”。并且，约翰·费斯克指出：“文化不等同于文化产品，文化是活生生的意义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接受／消费者及其接受／消费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意义的生产。”[16](P208)在此基础上，媒介融合增强了受众在消费过程中的能动性，并进一步拓展了受众参与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途径。显然，这也为受众建构自身话语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如今，尽管意识形态的限制依然存在，但对于受众而言，媒介融合带来的变革还是赋予了他们新的手段及路径来协商和反抗这些权力。
第二，从传媒产业的角度来看，媒介融合不单纯是由技术带来的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互动与整合，它还上升到了产业层面的融合。进而言之，它不仅改变了媒介的信息传播、社会监督、文化娱乐等传统功能，而且，其生产形态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整个产业链的重组与发展。不同行业、不同产业间的融合打破了昔日的生产结构，而生产链上的各种元素通过在内容、网络等终端上的交错融合也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并进入到市场参与竞争。这不仅为我国的市场经济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也促使着我们的市场不断走向变革。
第三，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目前这仍然是媒介融合最难跨越的一个壁垒。而且，制度上的变革也将是媒介融合对整个社会、文化和传播所产生的最大影响。一直以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都是中国媒介融合进程中的两个驱动力，缺一不可。然而，在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我们迫切呼唤的制度变革这股东风却姗姗来迟。因而，顺应媒介融合潮流，破除旧有制度壁垒的呼声如今日益高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媒介融合中的两大主要产业电信产业和传媒产业都属于高度管制的产业，当融合到一定程度时，对于产业利益的更高追求必然会要求推出各个方面都更符合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而这势必会带来我国制度层面的变迁。由此，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政治制度也将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变得更加深入人心，制度的变迁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这又将为我国媒介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推波助澜。
综上所述，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不仅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为媒介融合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然而，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这一特殊语境中，来自国内的阻力和全球化的冲击却为媒介融合进程制造了重重壁垒。因此，中国语境下的媒介融合进程是一个漫长的渐进式过程，它不仅依托于市场的需求和技术的变迁，而且，政策规制的限制和放松也是其能否推进的关键性因素。但不容忽视的是，媒介融合在为我国受众话语权的建构开辟新的空间时，也为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传媒产业扬起了远航的风帆。更为甚者，在某种程度上，媒介融合还为我国文化形态、社会制度以及结构层面的历史性变革奠定了基础。正因于此，媒介融合的道路纵然艰辛，但其光明的未来仍值得我们翘首以盼。
收稿日期：201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