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究竟在向何方倾斜——驳抗美援朝战争“失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平论文,战争论文,何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03)03-0022-06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的思想解放，史学界、舆论界对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精神的见解，促进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然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怀疑这场战争是一场胜利的战争，对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行动，或否定，或诋毁，提出了不少奇怪的说法。笔者不揣冒昧地把它称作为“失败论”。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50周年，笔者作为一名志愿军老兵，感到有责任予以澄清。现就以下说法作一探讨。
“两胜两败一平”说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以后，采取运动战形式，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并都取得了胜利：迫使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败退到三八线以南，同中、朝进行停战谈判。但胜利并不圆满，主要是各次战役歼敌数量不多，没有干净利落的成建制地歼灭美军师以上部队。这是官方的完全符合当时实际的结论。有的人则不以为然，认为五次战役是“两胜两负一平”：第一、第二次战役是胜利的，第四、第五次战役是失败的，第三次战役只是打了一个平手。虽然也承认第一、第二次战役是胜利的，但否定我军的作战能力和指挥能力，认为之所以取胜仅仅是靠“实现了两个突然性”，即第一次战役利用了敌人未发现志愿军入朝参战，第二次战役利用了敌人轻视中国军队的心理，两次都是出敌意料，给了敌人以突然性打击。“以后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了，天平便开始向敌人方面倾斜了”，志愿军开始走下坡路，以至才有了第三次战役的“平手”，以及第四、第五次战役的“失败”。当然，这不是事实。
第三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举行的一次进攻战役，目的是为了粉碎敌人先停战后谈判、争取喘息准备再犯的阴谋。战役结果，突破了三八线敌既设阵地，解放了汉城，向前推进了80～110公里，将敌驱逐至37度线附近，极大的震憾了敌人，使敌人在退（退出朝鲜）守问题上争论不休。中朝方面取得了军事、政治双双胜利。这怎能说是“打了一个平手”呢？
第四次战役，是中朝军队在敌人力图挽回败局、全力进行反扑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防御战役。当时，志愿军未得休整补充，兵力不占优势，是以争取时间，集聚力量，再给敌以有力打击为目的。战役第一阶段，志愿军在横城地区反击作战中歼灭了南朝鲜军队第8师3个团、第3、第5师各一部、美军第2师1个营、另敌炮兵4个营，共1.2万余人，只是砥平里之敌未克。之后，敌军又重新组织反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遂转入运动防御，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主动撤离汉城，有计划地让敌深入。最后，将敌阻止在中朝方面选定的进攻出发线上（三八线附近），达成了预定目的，并且还大量地歼灭了敌人（5.6万人）。这又怎能说是失败呢？
第五次战役就是在敌军刚刚进至中朝方面选定的进攻出发线上开始的，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击作战。目的是为了打破敌人企图以登陆作战相配合，将战线推进到朝鲜蜂腰部、占据有利地位后再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的阴谋。通过两个进攻作战阶段，在西线，志愿军逼近汉城，推进到汉江、昭阳江；在东线，则再次进抵37度线附近，将伪第3、第4师和美第2师4个营及法国营大部分歼灭。共歼敌5万余人。胜利后，志愿军又在运动防御中大量歼灭了敌人，将战线仍然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迫使敌人不得不承认中朝人民的力量，而再次祈求进行停战谈判。这次战役不足之处是：转移初期，由于部署欠周密，使敌机械化部队乘隙突进，使志愿军一时处于被动，第180师受到严重损失。
上述基本事实说明，第四、第五次战役虽有失误，但都基本上达成了预定目的。那么，为什么有人竟认定是败仗呢？其根据无非三条：一是第四次战役进攻砥平里之敌受挫，第五次战役第180师受损失；二是打出三八线又回到三八线；三是没有干脆利落地歼灭成建制的美军师以上部队。这三条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两次战役中的某一战斗失利是属于局部问题，对战役全局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如果不加分析地把某一战斗失利，一概视为整个战役的失败，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第一。第二，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的是运动战。大踏步进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其最重要的特征。进是为了歼敌，或为了达成某一意图；退也是为了歼敌（创造条件）或为了达成某一意思。其基本精神都是进取的，是为了实现其进攻性（在第三次战役之前），志愿军就确定在37度线和38度线中间地域同敌周旋）。不能一概而论地把志愿军在运动战中有计划的退却视为败退，更不能同敌人的败退行动相提并论。在朝鲜战场上，敌人在各次战役中的后退行动才是真正的败退。因为它都是在陷于被歼的危境下，被迫采取的后退行动，而且每次都动摇或影响了其决策。这同志愿军相比，完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后退。第三、未能歼灭美军成建制的师以上部队，这不仅是第四、第五次战役中的情况，其它三次战役也是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是双方武器装备对比悬殊，打大歼灭战的客观基础还不具备。然而，歼灭敌人仍然是志愿军的基本作战指导思想。因为只有歼灭了敌人才能使敌屈从于我。所以，志愿军在计划每次战役行动时，都预定有歼敌目标，既把它作为战役意图的组成部分，又把它作为达成战役意图的重要手段。我们在探讨每次战役胜负时，应以是否达成战役意图为主要标志，不能只以歼敌多少而论，因为歼敌并不是惟一的目的。第四、第五次战役，之所以说是胜利的战役，其基本的理由也就在这里。持“两胜两负一平”说者，忽视了对人民军队传统战法的研究，同时也对歼灭敌人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着片面性。
“运动战，不见成效”说
认为第二次战役后“天平”便向敌方倾斜的人，在贬低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的同时，也对志愿军实施的运动战采取了否定态度。认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运动战未能取得成效。其具体说法是，志愿军“因为打运动战打不下去了才改成打阵地战”，是“认识到无法用运动战歼敌，才实行了战略转变”，同时还给志愿军在装备劣势条件下打运动战，做出了“插不进、攻不克、追不上、后撤难、供不足”的结论。并自解说“话虽然说的直接了点，但是事实。”然而，这恰恰不是事实，它只能说是对史实不够了解的主观臆断。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进行运动战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主要是由于装备条件和地理条件的关系，在时间空间上受到很大限制，使志愿军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战效能。但是，运动战仍然是人民军队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有效战法。否则，又怎能解释志愿军经过五次战役就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38度线，并把战线稳定在38度线地区，歼灭了23万敌人呢！这个推不倒的事实足以说明一切。从运动战具体实施来讲，也不是所说的那样“插不进、攻不克、追不上、后撤难……”毫无成效作为。志愿军连续进行的五次战役都采取了穿插分割、迂回包围战术，每次都为在运动中歼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是由于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火力弱，机动不如敌人快速，影响了预期效果。如有时尚未穿插迂回到位，敌人凭借其机械化装备跑掉了；有时穿插、迂回到位，构成了对敌包围，而不能有效地粉碎敌人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兵掩护下的突围。即使这样，志愿军还是歼灭了不少被围之敌，也在追击作战中歼灭了不少敌人，决非一概“插不进、追不上”。志愿军对被围之敌“攻不克”难以歼灭的情况是有的，这主要是对驻止的美军（也不完全如此，云山和新兴里战斗就各歼美军1个团），对南朝鲜军则无这种情况。志愿军的转移或后撤，则完全是属于胜利后的主动行为，无所谓难与不难。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每次取胜收兵，敌要乘机反扑，志愿军需以运动防御掩护主力转移休整，这已成规律，而今，需要研究的是应该采取的对策，怎能依此就否定运动战、认为运动战不可行呢？
至于说志愿军实行战略转变，是由于“认识到无法以运动战歼敌”，这更属荒谬。因为它完全脱离了当时的战场形势，也忽略了从技术同战术的关系、从武器装备同战略战术的关系方面作细致考察。历史的经验告诉多们：打阵地战是不利于武器装备落后之军的。志愿军向阵地战转变，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形势使然，带有被迫性质。
当时，战争双方经过连续五次战役的较量，已势均力敌。双方都已认识到单纯凭借军事手段不能解决朝鲜问题。于是，第五次战役结束不久便开始了停战谈判，进入边打边谈阶段。这一转折性质的变化，无疑会影响到战争双方的战略决策。具体说，决策中必然会加入停战谈判的因素：既要体现停战谈判的需求，又要接受停战谈判的约束。特别是巩固或发展自己的阵线已提到重要日程。志愿军由运动战向阵地战转变，以及作战指导思想的转变，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开始的，它同运动战中出现的问题无关，而且这时敌方战略也开始转变：缩小作战规模，转为战略防御。总之，战争双方的战略转变都是为了适应停战谈判的需要，并非是由于某种战法不力而采取的抉择。那种否定运动战、认为志愿军无法以运动战歼敌才实行战略转变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停战谈判，屈从于敌”说
停战谈判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另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中、朝同样取得了胜利。当然，敌方是不会承认的。战后，美国的一些军政要员为标榜自己，掩盖失败，曾作了不少歪曲事实的文章。如说：中、朝最后同意停战，是因为美国“实施核威胁”要扩大战争的结果；是和美国一样，“对战争和毫无意义的流血感到厌烦了”。美国方面这样说不足为奇，因为有他们的需要。然而，在我们内部也竟有人相信对手的说法，对中期方面进行的谈判斗争表示怀疑。如说中、朝“在谈判中总是让步后退，这是为什么？”说白了，就是认为中、朝不敌，而不得不屈从于敌。
我们知道，历时两年多的停战谈判，斗争曲折复杂，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关于军事分界线和遣返战俘的谈判。这两个问题是谈判中最关重要的实质性问题。
军事分界线问题的谈判，一开始对方便拒绝中朝方面提出的以38度线为界的合理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的强盗逻辑，要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一线阵地后方，妄图不战而夺取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对中朝军队施加军事压力。连续发动了1951年的夏秋两次局部攻势和空中“绞杀战”。结果以其自认“得不偿失”而告失败，被迫放弃其无理主张。但仍然要让中朝方面退出包括开城在内的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当然，中朝方面不能接受。但是既然敌人已有所让步，中朝方面也放弃了以38度线为界的主张，提出以现接触线划界的方案。但是，对方仍然要中朝方面退出开城。中朝方面是寸土不让。对方无法只好放弃。但又提出划定的分界线为临时分界线，30天之后如不能签字停战，再重新划定。其用心明显，是在向中朝方面挑战。他们自信30天以后，战线会变得对他有利。中朝方面看透了敌人的用心，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对方的主张。这等于说，好吧！那再较量较量。结果，到停战签字时，敌方不仅寸步未进，反而丢掉了332平方公里。
关于战俘遣返问题，这本来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有国际法（日内瓦公约）可遵。可是，却拖延了一年半之久，而且斗争还非常尖锐，几乎导致停战谈判破裂。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正如当年周恩来总理分析的那样，主要是两条原因：一是，“美帝国主义总想拖延朝鲜战争，并且企图在最后占上风来结束这场战争，也就是说美国要在有利的时候，有利的条件下停战。”二是，“因为它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是失败了，于是就企图在停战的条件下来挽回它的失败，结果它选择了一个最不讲理的条件。”
因此，战俘遣返问题谈判一开始，美方便不顾国际法的规定，以保护战俘人权为由，图谋扣留战俘。先是少报战俘数量（比其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数目少4.4万人），之后，便宣称有大量战俘拒绝遣返。在其提出的遣俘方案中将战俘区分为“选择遣送”和“不选择遣送”两类。主张“选择遣送”的“一对一交换”，“不选择遣送”的即“解除其战俘身份”（即不属遣返之列）。美方这一方案就是其图谋扣留战俘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反对中、朝按照国际法提出的全部遣返的原则。
美方提出的这一方案不仅遭到了朝中方面的坚决反对，也遭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在此情形下，美方被迫放弃了其无理主张，名义上肯定了全部遣返的原则，但在具体实施方法、步骤上，却仍在坚持“自愿遣返”的原则。敌人为了证明有大量战俘拒绝遣返，竟以威胁利诱等手段在战俘中进行甄别，并对反对甄别的中、朝战俘进行血腥镇压。在巨济岛等战俘营地导致多起惨案。
美军残害战俘的罪行，遭到朝中方面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也遭到国际舆论的极端不满。但是，美方并无任何收敛。在讨论遣反步骤方式时，继续进行讹诈，玩弄阴谋诡计。并以连续休会、中途逃会对中朝方面施加压力。与此同时，以空军对朝鲜北方一些重要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毁灭性轰炸。以求达到其所谓的“迫使共军最后同意我们（美国）的停战条件”。
针对这一情况，1952年6月9日，金日成与彭德怀致函“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严厉谴责对方。指出：“如对方意欲借此破裂谈判，就应公开宣布承担责任”。美方被迫照常参加会议，但仍故伎重演：到会即宣布休会。甚至纵容李承晚集团于6月下旬开始将朝方被俘人员3.8万人宣布为平民释放。这一行径遭到朝中方面强烈谴责和抗议之后，美方又曾两次提出所谓“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更改的方案”。但万变不离其宗，在遣返步骤、方式上仍在变相地坚持其“自愿遣返原则”，坚持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所谓拒不遣返的战俘）就地释放。当然，为朝中方面坚决拒绝。
10月8日，朝中方面提出新建议。除了重申全部遣返原则以外，在遣返方式上提议：停战后将所有战俘送到非军事区由对方接管，然后对战俘进行访问，按国籍、地区分类和遣返。美方不仅不予理睬，反而按照其预定计划宣布无限期休会。继之，于10月14日发动了以“摊牌作战”命名的金化攻势，即上甘岭战役，并将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强移到正在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企图操纵一些国家支持其无理主张，利用联合国大会压中、朝屈服。与此同时，还大肆进行战争叫嚣，扬言“不惜冒扩大战争的风险，以扩大规模的进攻，甚至使用原子武器来赢得战争”。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更公开宣称“废除台湾海峡中立化”，要放蒋出笼，进犯中国大陆。美国的这些行径，几乎使朝鲜停战谈判陷于破裂。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主席针对艾森豪威尔的战争叫嚣，给了有力的回击。在政协会议上庄严宣告：“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了中朝人民的决心意志。中朝军队对敌人可能进行的军事冒险也早有充分准备。这使敌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决策。2月22日，美军司令克拉克奉命致函金日成、彭德怀，建议谈判交换伤病战俘，想以此为转机恢复停战谈判。对美方的这一举措，中朝方面采取了“一动不如一静”的态度，静静观察了一个多月，于3月28日始作答复。于是，恢复了板门店停战谈判，并以此为起点，又经过几番斗争，在朝、中提出的方案基础上，即：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留在原拘留地交由中立国，经过询问解释后，再进行遣返安排，达成了协议，实现了停战。
以上就是军事分界线和战俘遣返问题谈判的简要经过。从中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很明确的。即中朝方面从始至终都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种种压力和阴谋诡计；从始至终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划定军事分界线中朝方面是寸土未让，战俘遣返则是坚守原则寸步未退。即使有所让步，也只是枝节性和技术性的让步，而且让步是双方互相的，经过了反复较量。较量的结果，中朝方面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赢得了政治上的声誉，美国则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面。此点美军战史亦承认，“在对待遣返和庇护战俘的问题上（不只这个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声誉受到严重的破坏。”由此可见，停战谈判屈从于敌、“总是让步”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反登陆作战准备，劳民伤财”说
1952年底至次年春，中国人民志愿军曾全力以赴地进行了一次反登陆作战准备。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以及所起的作用，可以说远胜于任何一次战役。它对战争的进程、结局都有着重大影响。可是，却有一些人对它抱否定态度。认为毛泽东这一决策是“劳民伤财”之举，是对敌战略意图的判断发生了错误。理由是：敌人没有登陆作战的计划，更没有进行登陆作战，决策本身主观和客观实际并不符合。总之，认为毛泽东这一决策，在战争指导上是一次败笔。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毛泽东这一决策是有充分根据的。它是经过对战争形势、敌之意图作了认真分析之后决定的，决非无中生有，自相惊扰。
当时，朝鲜战局如上文所述：停战谈判已陷入僵局；战场上持久的相持局面，对敌已愈来愈加不利。面对这双重僵局，战争双方都要对战局走向——是战是和作出新的判断，重新考虑自己的决策。这完全是理所当然、必须做的事情。
1952年秋末，上甘岭战役结束不久，曾在“二战”中指挥诺曼底登陆的原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敌人内部开始大肆进行战争叫嚣，扬言要“全力打赢这场战争”。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大力加强和扩编南朝鲜军队，积极地进行侦察情报活动，和登陆作战演习活动。是战是和，虽然敌人尚未作出决断，但此一情况至少说明：敌人是在做战的准备。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及志愿军的领导同志，对当时的战争形势和敌人意图的分析是：或停下来，在谈判上作某种妥协，使谈判成功；或拖延下去，继续打，在军事上采取某种行动。而种种迹象表明，较大的可能性似是后者，“因为美军在朝鲜的损失，还没有达到它非要罢手不可的程度”。如果继续打下去，“单就朝鲜战场的军事行动估计，敌人从正面向我较坚固的纵深工事施行攻击的可能性，不如向我后方两侧进行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大”。因为，“联合国军”在正面战场实施进攻已屡屡碰壁，难以突破防御，使用原子武器又恐遭到其盟国的反对，只有登陆作战一手，在志愿军参战之后尚未使用，因此，它总想冒险一试。
根据这一总的分析估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最大的决心定下了大力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的决策，确定了反登陆作战准备的重点、部署，并明确指出，“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
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手，争取最好的前途，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贯的作战指导思想。志愿军的一切作战行动都是立足于最困难、最艰巨的基点之上的，以保证自己始终处于不败之地。所以，毛泽东在接见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时，特别强调了应从肯定敌人大登陆、肯定敌人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人在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时间在明年春季）来确定我之行动方针。可是，有些人就专在这“三个肯定”上作文章，错误地把毛泽东这一有关战备重心和立脚点的提示，当作了单纯的是对敌行动意图的估计。显然，这纯属误解。
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局势，决定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是完全正确的。一、战后，美国公布的一些档案、发表的一些著述可以证明：当年美国的决策者从战场指挥官到总统，及其决策机构都有实施登陆作战的考虑和具体的实施计划。这说明志愿军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二、由于中朝军队进行了充分准备，在朝鲜东西两侧海岸建立起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的防御工事，表现出了无比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使敌产生了畏惧，不得不知难而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曾算过这笔账，如果要打起来，至少要做打两年的准备，战费亦需增加到70-77亿美元。这样，艾森豪威尔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和降低财政赤字的诺言就无法实现，于是才放弃了登陆作战的企图，确切地说，才没有敢进行登陆。这说明，中朝方面进行反登陆准备是成功的。《孙子兵法》中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说。志愿军进行的反登陆作战准备可以说是当代实例。三、中朝军民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确乎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消耗了不少资财，然而，有所得就要有所失。反登陆作战准备的成果是不容忽视的，不仅打破了敌人登陆的企图、促进了停战谈判和停战的实现，而且对战后朝鲜国防的稳定、巩固，同样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三点，足以说明所谓“劳民伤财”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
“金城战役，粉饰胜利”说
停战协议达成后，正在准备签字时，中朝军队发动了最后一战——金城战役，并取得圆满胜利。然而，就是这次胜利的战役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认为这次战役只是为了给人们一种表象：借以说明抗美援朝战争是胜利的战争，中、朝是战争的胜利者。指责决策者“为了粉饰胜利，不惜牺牲以万人计的生命。”这种说法且不论其用意如何，仅就当时形势来议一议金城战役的必要性，便知这一说法的荒谬。
为什么要举行金城战役，这是问题的根本。当时的战场形势是：1953年6月8日战争双方已就停战事项全部达成协议，停战协议即将签订。然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竭力反对停战。1953年4月下旬停战谈判恢复后，它便多次进行反对停战的活动：组织游行示威、撤出谈判代表。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后，更是千方百计地阻扰破坏停战的实现，叫嚷决“不接受停火”、“准备单干”，“继续打下去”，并向美英等国施压讨价。6月18日开始，竟采取无赖手段，先后“释放”了不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战俘2.7万人，公然破坏停战协议。
李承晚集团这一严重破坏协议的行为，无疑是在向朝中人民进行挑战。决难容忍。中朝方面立即表示了极大愤慨和予以强烈的谴责。为了应对出现的这一形势，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征得金日成同意，决定“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必须“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此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俾停战得以顺利实现。”据此，中朝方面在谈判中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态度，一再强调美方必须立即追回所有被释放的战俘，必须提出履行协议的保证。同时，决定在军事上惩罚李承晚集团，“再歼伪军1.5万人，以加深敌人内部矛盾。配合停战谈判。”毛泽东给志愿军下达指示说：“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歼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就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于7月13日至27日举行了金城战役，一举突破了南朝鲜军4个师的防御，歼敌5.3万人，迫敌做出若干保证后实现了停战。
上述情况说明，志愿军举行金城战役完全是出于形势的需要。可以说，如果没有李承晚集团破坏遣俘协议，朝鲜停战早在6月份便可实现，也就不会有金城战役。李承晚集团受到了惩罚，他才被迫同意停战，这就是举行金城战役的必要性。对于这一点，“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也认为中朝军队举行金城战役是出于对李承晚集团的惩罚。他说：“在我的心中毫无疑问，认为这次共产党攻势的主要原因，假使不是惟一原因的话，是给韩国陆军一个迎头痛击，并向他们及全世界表示‘北进’是说易行难的事。”艾森豪威尔亦如是说。可见，极尽诋毁的所谓“为了粉饰胜利、而不惜万人生命”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胜负未分，双方妥协”说
在一些人否定、诋毁抗美援朝战争的思想影响下，近来也出现了一种中介性质的说法。如说，抗美授朝战争的结局：“不是谁胜谁负，而是双方的妥协”，又如说“战争的结局，至多也只是打了一个平手”。这两种说法，都是在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胜负未见分晓的战争。
这两种说法，有可能获得不明真情的读者认同。因为，这场战争的确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通过谈判，以停战议和形式结束的，而且在结束时双方都基本上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地界。表面上看，确似双方扯平了。但表象终归是表象，并不能说明事物的实质。要弄清其实质，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两个基本情况是必须考虑的。
一是战争双方力量的构成：一方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美国，而且还有包括英法两个强国在内的16国作帮凶，打的是“联合国军”的旗号。另一方则是两个刚刚获得解放的弱国——中国和朝鲜。国力悬殊、军力悬殊。
二是战争的结局。战争双方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较量。中朝军队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从鸭绿江一直打回到38度线，并守住了38度线。敌方则未再前进一步。最后停战是在战局发展愈来愈对中、朝一方有利的情况下实现的。金城战役就是志愿军愈战愈强的重要标志。
当年，毛泽东主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的军队是愈战愈强。今年夏天（指金城战役），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毛主席的这一论断，完全是当时的实际。它充分说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天平”，是在向中朝方面倾斜着。美国人也承认：“在热战接近结束时，从军事上说，共产党方面的形势是很好的。”“如果一旦需要，敌军就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打……这种有限战争。”
从上面两个基本情况的对比分析看，结论应该是很明确的，即胜负已见分晓，即便是“打了一个平手”，那“平”中也足见胜负。犹如两人较力，强弱悬殊，结果较成平局。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为弱者鼓掌叫好，而对强者表示不满。此种情形，强者未输亦输。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为什么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大振，威望如日中天，而美国的声誉在世人面前却日落千丈呢！除了战争性质这个决定性因素以外，那就是人们对战争双方进行了对比分析。
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是战争的输家，这是世人公认的事实。对此，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就非常沮丧地说：“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宫，我感到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当年的美国总统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同样怀着极度沮丧的心情，称朝鲜战争“是一场苦涩的战争，”“在美国不甚愉快的经历中，朝鲜战争算是其中一个。当它结束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现在美国人，就称朝鲜战争是“被遗忘的战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共产党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平手。”
够了，他们虽然没有从正面承认失败，但仅就他们在战后发出的这些感慨就可说明问题。特别是哈里曼的一席话是颇耐人寻味的。他承认“没有凯旋”，但又以“打成平手”来遮羞。他不敢明确作强弱对比的分析，更不敢从战争性质上去分析，他只能用“出于某一原因”来蒙混视听。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内部流传的所谓“平手”一说，似乎就是来自哈里曼，遗憾的是没有对哈里曼的说法加以细致分析。
一点浅见
以上种种说法，都是结论性的。虽然不是出于一人之口，但它在舆论界、史学界所造成的影响却是一致的，都是消极的，都引起了一些思想混乱，使光辉灿烂的一段历史蒙上了阴影，受到了曲解。
我们谈论过去，是为了现在。所谓为了现在，无非是：或为传播历史知识，以育人教人；或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引以为鉴，引以为戒；或为促进某一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一旦脱离了这个轨道，便会误入歧途。
因此，我们对待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决不可为了应和某种需要而不惜歪曲历史，作违心、媚时之文；同时，也不宜作只为追求创意、创新而不作仔细考察便匆忙下结论的文章。
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谈到创新的重要意义时指出：理论上的创新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偏离了实践或不认真地从事实践，就不会有所创新。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已经过去的前人的实践活动，是今人无法涉足其中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这一实践活动时，必须全面透彻地了解当时的历史实际、当时的历史条件，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实践活动。上述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种种说法，表面看来确实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新意”，但是都完全违背了史实，难以自圆其说。究其原因，多半在于未能掌握较全面的史料，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进行研究实践活动中，犯了主观片面性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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