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对六国战争中的函谷关和豫西通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六国论文,通道论文,豫西论文,战争中论文,函谷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战国时期，在秦与六国近百年的战争中，函谷关所在地区成为争夺的焦点，双方出兵作战主要穿越豫西山区的通道，自范雎拜相，献远交近攻之策后，秦国改变了兵力部署和战略进攻方向，主攻路线改走晋南豫北通道，结果获得成功，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完成。
【关键词】 函谷关 豫西通道 晋南豫北通道 商洛南阳通道
函谷关故址在豫西灵宝县旧城西南，因“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1]由该地西至潼关，东抵崤山，古称桃林或崤函，战国初年属魏。商鞅变法后秦国势力强盛，于公元前329年到公元前314年逐步攻占了这里的曲沃、焦和陕城。函谷关就是秦在此期间建立起来的，它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18年。[2]此后在秦与六国近百年的战争里，函谷关所在的崤函地区由于军事意义的重要，成为双方争夺的热点。诸侯联军伐秦的进军路线，主要是自荥阳、成皋西行，经巩、洛，穿过崤山后攻打函谷关，以求进入秦国腹地关中平原。如《史记·楚世家》怀王11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
《史记·韩世家》襄王14年，“与齐、魏王共击秦，至函谷而军焉。”
《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
《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乃相与合从（纵），西伐秦，而楚王为从（纵）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
因为合纵攻秦多走此途，秦王才会对楚王这样威胁说：“寡人积甲宛，东下随，智者不及谋，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3]
另一方面，秦与山东六国作战，也多次兵出函谷，穿越豫西山区来进军中原，所以纵横家有言：“六国从（纵）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4]“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于函谷关十五年以攻诸侯者，阴谋有吞天下之心也。”[5]
众所周知，地理环境是人类进行战争的客观物质基础，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地理条件，是交战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秦与六国的军队统帅在策划、指挥战争时，也充分地考虑了山川、道路、城市、人口、资源等各种地理因素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从而选择了函谷关所在的豫西通道做为主要的行军路线和作战方向，本文对其原因试做一初步探讨。
从战国中叶的历史背景来看，由于黄淮海平原和泾渭平原生产、贸易的飞跃发展，形成了山东和关中两大基本经济区。山东地域宽广，自燕山以南到长江以北，东达海滨，西抵晋陕边界的黄河与崤函山区。春秋以来铁器牛耕的普遍推广以及水利灌溉事业的开发，使黄河下游两岸的农耕区域迅速向北、东、南三面推进，除了雁北、冀北和渤海沿岸的部分地段，华北大地到处是良田沃野，各地的盐、铁、纺织等手工业与物资交流、交通干线和城市建设也随之发展起来。黄淮海平原的开发与繁荣，促使韩、赵、魏三国纷纷将都城迁出了河山环阻、土地偏狭的晋南，移到了辽阔的中原。
关中地区虽然面积要小得多，自然条件却很优越，“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6]秦在当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关中经济出现了空前的高涨，可以与山东分庭抗礼。凭借这一雄厚的物质基础，“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7]山东六国迫于危亡也屡次合纵联盟，来反击秦国的兼并。这样，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军事斗争在地域上就呈现出东西对立的基本特点，由战国初期群雄的割据混战演变为山东、关中两大集团相互争雄的局面。
华北平原的经济繁荣与三晋国都的东迁，使山东六国的经济、政治重心区域转移和分布在我国地貌第三阶梯的范围之内，包括黄淮海平原、胶莱平原和江汉平原；它们和秦国的基本统治区域——关中平原之间，被海拔较高、地形复杂的一道中间地带相隔开，这便是山西高原、豫西丘陵山地和商洛山区、南阳盆地。和两大基本经济区相比，中间地带人口较少，物产不够丰饶，自然地形也不利于大部队的运动和展开。秦或六国发动进攻时，都想迅速通过这一地带，将其优势兵力开进对方的平原来作战，威胁和打击敌人的心腹要地。防御时为了确保己方基本经济区的安全，也都要把军队部署在中间地带与敌交界之处，尽量利用当地的复杂地形来阻挡、迟滞敌军，不让对手进入并蹂躏自己的平原区域。这一中间地带虽然纵贯南北、绵延千里，但是因为地形、水文条件的限制，横贯东西的陆路干线只有三条：
1. 晋南豫北通道。由陕晋边界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北麓东行，从轵（今河南济源）穿过太行山麓南端与黄河北岸之间的狭长走廊，即可进入河内，来到赵都邯郸所在的冀南平原。走廊的西端为太行第一径，古称轵道，山险路狭；东端是宁邑（今河南修武），战国时属魏。《修武县志》称当地“西扼秦韩，北达燕赵，兵车冲为之区也”。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2. 豫西通道。自咸阳渡过渭水东行，在潼关进入豫西丘陵山地，沿黄河南岸经函谷、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抵达崤山，分为南北二途，南路沿雁翎关河、永昌河谷隘路东南行，再沿洛河北岸达宜阳，东行至洛阳盆地；北路沿涧河河谷而行，经硖石、渑池、新安抵达洛阳。东过巩、成皋、荥阳的低山丘陵，便进入豫东平原。韩都新郑、魏都大梁俱在邻近。这条通道还可以由洛阳北渡孟津，过黄河经温、轵，入河内，武王伐纣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而他灭商后即由朝歌南下至管（今河南郑州），再穿过豫西通道回到关中。这条道路是我国先秦时代东、西方联系的主要交通干线。
3. 商洛、南阳通道。由咸阳沿灞水、丹水东南行，穿过秦岭、商洛山区，经蓝田、商县、丹凤，在今陕、豫、鄂交界处出武关，进入楚国的南阳盆地，东行至宛（今河南南阳）后，南下穰、邓，可达楚都郢城所在的江汉平原。自宛东行夏路，出方城，又能进入华北平原的南端，即汝水、颍水流域，北上到达韩都新郑，东进便是楚国名都上蔡、陈。江汉平原后来被秦占领，楚国便迁都于陈，做为新的统治中心。
公元前330年，秦国全部收复河西失地，随即开始了东进扩张，它与六国军队的往来交战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三条通道进行的。秦为了守卫关中，凭借黄河、崤函、少习山的险要地势，在这三条通道的西端修建了临晋关、函谷关和武关，来阻挡敌军的入侵。如《新书·一通》所言：“所谓建武关、函谷关、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函谷关之所以受人重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因为它扼守的豫西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当时秦与六国都认为经过豫西通道进攻对方是最为有利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 豫西通道的距离最短。华北、江汉平原与关中平原之间距离最短的便是豫西通道，其路线几乎是笔直的。《通典·州郡典七》载函谷关东至洛阳640里，洛阳至荥阳270里。秦国由这条路线东进中原乃一捷径，对企图攻入关中的诸侯联军来说也是如此。《史记·韩世家》记载公元前273年赵、魏攻韩，秦自关中出兵相救，仅用8日便穿过豫西通道，来到华阳（今河南密县）。而晋南豫北通道和商洛、南阳通道距离要远得多，路线曲折，行军费时费力。
2. 距离韩、魏的国都最近。从六国的地域分布来看，燕、齐和秦没有领土相邻，无法直接交战。赵国与秦在陕北的上郡接壤，离关中平原较远。楚国以往长期与秦结盟通婚，进入战国后百余年内双方未发生战争，两国交界的汉中、商於等地与关中有秦岭巨防相隔，所以楚对秦亦威胁不大。与秦利害相关的是韩、魏两国，它们在晋南、豫西的土地与关中平原相邻，在秦卧榻之侧，边境冲突持续不断，如商鞅和范雎所言：“秦之与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8]“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9]秦面临着两国最现实、最直接的威胁。要想对东方扩张，首当其冲的就是韩、魏的领土。
另一方面，韩、魏国都所在的豫东平原位处东亚大陆的核心，军事上的地位价值很高。顿弱曾说：“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10]秦国若要统一海内，必须先征服或控制韩、魏在河南、山西的领土，才能进一步对齐、赵、燕等偏远国家用兵。秦军出函谷，穿过豫西通道，韩都新郑即在近旁，“从郑至梁，不过百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11]走这条路线东征，可以直捣韩、魏心喉，迫使其俯首就范。
此外，秦国这时实力强盛，山东各国大多不敢单独向秦主动进攻，往往是组成联军，合纵伐秦。韩、魏都城所在的豫东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12]燕、赵、齐、楚等国军队奔赴集结较为方便，此地又离豫西通道甚近，所以诸侯联军多选择这条路线伐秦，函谷关一线也就自然成为秦国的主要防御方向了。
3. 可以利用周王室统治的洛阳地段。豫西通道中途的洛阳盆地是周王室的领土，战国时分裂为西周、东周两个小国。对秦和六国来说，采用豫西通道做大军的运动路线还能从中获得以下好处：
首先，周室力量微弱，只能保持中立，任凭各国军队假道通过，进军一方出入巩、洛不用攻城夺邑，既节省了时间，又保存了兵力。其次，军队过境时还可以向周索取给养，减少后方长途运输的负担，周通常不敢拒绝。如“楚攻雍氏，周
秦、韩。”[13]“（薛公）又与韩、魏攻秦，而藉兵乞食于西周。”[14]再次，周王虽然实力弱小，但名义上仍为天下共主，还有诸侯去朝见，三晋、田齐称侯还要请周王册封，说明他在政治上还有一定影响。秦若想征服六国，成就帝业，操纵和接替周王室是必不可少的两步举措。兵出函谷，走豫西通道东进，能够顺势控制周室，加以胁迫利用，如张仪所言：“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15]时机一旦成熟则取而代之，名正言顺地易鼎登极。秦国国君对此方案朝思暮想，视为终生奋斗的目标。言者曾对赵王讲：“秦之欲伐韩、梁，东窥于周室甚，惟寐亡（忘）之。”[16]秦武王也说：“寡人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17]
4. 不用涉渡江河。商洛、南阳通道和晋南豫北通道除了路线曲折、距离较远之外，后者还有晋陕边界的黄河天险阻拦。在古代低劣的技术条件下，大军渡过无法徒涉的河流是相当困难的，架桥、舟济都很繁苦，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后续部队和给养的运输也是个难题，渡河的先头部队还会陷入背水而战、被敌军半渡而击的危险境地。秦如选择晋南豫北通道为主攻路线，自然地理条件不很有利，山东六国也不愿走此道伐秦。事实上，自公元前330年秦收复河西失地后，三晋或诸侯联军没有一次敢于从蒲津、夏阳或龙门强渡黄河来向秦讨战的。所以，这条路线也不是秦的主要防御方向。穿过豫西通道则不必涉渡江河，这对军队运动是较为有利的。张仪即认为：“秦之攻韩魏也，则不然。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蚕食之，傅之国都而止矣。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18]
5. 受到的抵抗较为薄弱。在秦国东进的三条路线当中，豫西的敌人实力稍弱。秦攻占崤函以后，魏在豫西几乎没有城邑，黄河以南的通道沿途都是韩国和两周的领土。周室微不足道，“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19]兵员本来有限，还要分散防守周边，因此难以抵抗秦的强攻。若求诸侯相助，则没有把握，或因路远未能及时赴救，或应以虚言而兵不至。来助阵者也多是心怀鬼胎，为了保存实力不肯死战，如《尉缭子·制谈》所言：“今国被患者，以重宝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待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其将曰：‘无为天下先战’，其实不可得而战也。”所以秦国兵出函谷，进攻豫西通道，沿路遇到的抵抗相对较弱。如走晋南豫北通道，河东乃三晋旧都所在，韩、赵、魏列城参差其间，唇齿相依，赴救解围朝发夕至。历史上三晋曾是兄弟之国，长期与秦交战，积怨甚深。当时人称：“三晋百欺秦，百背秦，不为不信，不为无行”，[20]容易结盟抗秦。而秦军渡河攻城作战则相当艰苦，往往夺取了城池也很难守住，像武遂、蔺、离石等城市曾数次易手。
如经过商洛、南阳通道进攻，当时楚国尚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21]俗称“天下莫强于秦、楚”。[22]秦军若进攻南阳盆地，将面临恶战，胜负难料。从后来的情况看，公元前312年，楚军攻秦曾长驱直入，破武关，抵蓝田，秦国靠韩、魏相助才勉强获胜。此后南阳盆地成了秦、楚、韩、魏四国触角争战之地，反复争夺了数十年，直到韩国灭亡前夕，秦国才完全征服了该地。
综上所述，豫西通道对秦与合纵诸侯进攻兵力的运动是利多弊少，所以被当做了主攻方向的行军路线；而函谷关又是这条通道西段的咽喉要地，故而成为秦与六国诸侯殊死相争的战略枢纽。桃林地段的大路，“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23]函谷关设在这条谷道的中途，背依稠桑原，面临弘农涧，群山雄峙，涧水横流，“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24]敌军无论从崤山南北哪条道路而来，都要经过这座关隘，而险要的地势加上重兵防守足以使其却步。
秦如控制函谷，退可以守住关中门户，保八百里秦川不失；进可以出兵豫东，争雄天下。如果该地被敌国占领，秦国军队则被封闭在潼关以西，难以东进，而且随时面临着敌军入侵驰踏关中平原的危险。春秋之时，晋献公假途灭虢，先据桃林，秦兵屡争不得，以穆公国势之强亦无法东进中原，与华夏诸侯争霸。“二百年来秦人屏息而不敢出兵者，以此故也。”[25]顾栋高读《过秦论》曾感叹道：“贾生有言：‘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呜呼！此周、秦兴废之一大机也。考春秋之世，秦晋七十年之战伐，以争崤函。而秦之所以终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26]正因该地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秦国在收复河西的第二年便对那里全力进攻，志在必得。函谷关设立后，由于地势险要，防卫坚固，抵御诸侯联军进攻时多有胜绩；仅在公元前296年被齐、韩、魏合兵攻破，引起秦国朝野恐慌，被迫退地求和。
在秦对六国近百年的征服战争中，受形势变化的影响，函谷关及豫西通道的战略地位曾有过重大变化，前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公元前314年秦完全占领函谷地区到公元前270年范雎拜相、献远交近攻之策是第一阶段。在此期间，秦对六国的进攻和防御皆以函谷关、豫西通道为主要作战方向，分别采取了下列步骤：
1. 逐步蚕食，占领通道西段。秦国得到函谷地区后，花费很大力量来打通崤山南北二途，进占豫西通道的西段。崤山一带地形险峻，通行不便；当年秦国千里袭郑，就是回师至此遭到晋国伏击而全军覆没的。如不夺取，东进仍会受阻。公元前308年，秦动用倾国之师，围攻“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27]的韩国重镇宜阳，历时五月才将其攻克，从此控制了崤山南路。北路也将边境推进到渑池，并在新安谷口“筑壘当大在道”，[28]屯兵驻守，遗址名为“白起壘”。
2. 与韩国结盟，暂不进占通道东段。秦在当时对六国阵营并不具有优势，苏秦曾说：“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29]六国当中，齐在威王、宣王时期国家强盛，马陵之战打败魏国后成为中原霸主，实力与秦相侔。齐湣王曾南灭“五千乘之劲宋”，声震天下，与秦昭王同时称帝，并两度主持合纵伐秦，迫使秦国割地求和。秦国君臣审时度势，看清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单独打败齐国，更不用说与六国合纵对抗，因此采取了“连横”的策略，一方面蚕食进攻韩、魏的领土，迫使它们屈服；另一方面通过部分退地、结盟修好等外交手段来换取它们的支持，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使韩、魏在政治、军事上成为自己的附庸，促成以齐为首的合纵联盟分化瓦解。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苏秦考》中曾说：“秦之外交，常主折齐之羽翼，散齐之朋从，使转而投于我。”在“连横”思想的指导下，这一阶段秦国不急于灭掉两周、进占豫西通道东段。由于韩、魏倒向秦国阵营，“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30]特别是韩国对秦“出则为捍蔽，入则为席荐”，[31]秦国以向周、韩假道的方式获得了豫西通道东段的通行权。此后，秦多次越韩、魏而攻齐，夺城占地。齐欲伐秦却屡被韩、魏阻拦，无法兵进函谷。
在此期间，韩、魏与秦的关系虽有反复变化，但秦联合诸侯以孤立、削弱齐国的战略方针始终未变，终于在公元前284年促成五国联军伐齐，大获全胜。齐被燕军灭亡后虽然复国，实力明显衰落，不再是秦的劲敌了。而秦通过对齐作战，夺取了中原许多城邑，包括东方最富庶的商业都市——陶，还占领了韩国迫近豫西通道东段出口的重镇管邑，形势非常有利。
3. 大举攻魏。齐国破败之后，秦便开始全面出击，先后攻取赵国的蔺、祁、离石和包括楚都郢城在内的江汉平原，但是主攻方向仍放在豫东。公元前283年至公元前273年间，秦军多次伐魏，三围大梁，企图一举灭掉魏国，把自己在齐地的城邑和豫西通道相接，隔断燕、赵与韩、楚的联系。“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意绝，荆、赵之意绝则赵危，赵危则荆狐疑，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32]然而这几次进攻都没有达到灭魏的战略目的，领兵的秦相穰侯魏冉“引军而退，复与魏氏为和。”[33]
公元前270年，范雎在秦拜相，献远交近攻之策，使秦对六国的作战方略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出兵豫东的主攻方向，把晋南豫北通道做为主要进军路线，夺取和巩固沿途的三晋城市，以赵国做为首要的打击对象。表现如下：
1. 秦从公元前269年发动阏与之战开始，随后又举行了上党之战、邯郸之围等等，这一系列大规模战役主要是与赵国交锋。
2. 从《史记》中《秦本纪》、《六国年表》、诸侯《世家》的记载来看，第二阶段（公元前269—公元前221年）秦国发动的进攻多数集中在河东——河内方向，大约30次左右；而豫西——豫东方向和南阳方向仅各有数次。
3. 在《史记·秦本纪》关于秦军作战斩首级数的记载里，第二阶段河东——河内方向的战斗杀敌数目达到60余万，而其它方向不过10万，表明这个地区的交战异常激烈，秦军和六国方面的军队主力往往会集在那里对阵。
秦军主攻方向改变的原因，据笔者分析有以下几点：
1. 大梁城池坚固，魏又调集境内全部兵力拼死抵挡，使秦难以速胜。须贾就对魏冉说：“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十
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弗易攻也。”[34]再者，秦灭魏“以绝从（纵）亲之要（腰）”[35]的战略意图被六国识破，“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36]大梁三次被围，燕、赵、韩等诸侯纷纷来救，使秦未能得手。
2. 此时齐、楚新遭国破，抱残守缺，已无力与秦争雄；而赵国经过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和整顿内政，壮大了力量，北灭中山，屡挫齐、魏，如纵横家所言：“当今之世，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37]赵国成为合纵中心和策源地，是新的抗秦中坚。“夫赵氏聚士卒，养从（纵）徒，欲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38]“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39]所以范雎向秦昭王指出原来的战略部署有误，兵出豫西通道，越韩、魏而攻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40]伐魏围梁也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穰侯十攻魏而不得伤”；[41]事实上，赵国才是秦征服山东的最大障碍，“应侯谓秦王曰：王得宛、叶、蓝田、阳夏，断河内，因梁、郑，所以未王者，赵未服也。”[42]应该改变战略方针，把赵国当做进攻的主要目标。
赵国的统治中心邯郸地区在冀南平原，秦军如走豫西通道出荥阳北上攻赵，需要连续渡过济水、黄河、漳水三条河流，多有不便；而且进军的侧翼是敌对的魏国，粮草、兵员的补给线要穿过韩境，也有后顾之忧。韩非曾说：“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病之事，韩不可信也。”[43]秦王也说韩国：“不因信盟，唯便是从。韩之在我，心腹之疾。”[44]因此秦不愿走豫西通道伐赵，像张仪说过的那样，“然而秦不敢举兵甲而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45]
秦国伐赵的主攻路线是走晋南豫北通道，“秦举安邑而塞女戟，韩之太原绝；下轵道、南阳、高，伐魏绝韩，包二周，即赵自消烁矣。”[46]女戟在太行西，此处的南阳是指晋之南阳——修武地区，轵道和修武南阳皆属魏，故曰“伐魏绝韩”，然后再由河内出师北攻邯郸。河东的汾城（今山西临汾）被秦当做关中至河内用兵的中转站，伐赵的先头部队、后续部队经过汾城到前线，增援部队也在此屯集待命，前方部队后撤时亦回到这里休整。公元前257年邯郸战役时，秦“益发军汾城旁”。[47]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5曰：“汾城，即河东临汾县城也，去邯郸尚远。秦盖屯兵于此，为王龁声援。”后来秦军失利，“攻邯郸不拔，去，还奔汾军二月余”。[48]由于这条通道的人员、物资交通流量显著增大，从临晋渡河的困难更加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公元前257年，秦“初作河桥”。[49]《史记正义》载：“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这项措施大大提高了晋南豫北通道的运输能力。
通道东端的河内原属卫地，战国时入魏，是赵、魏、齐三国交界之处。秦占领河内，在黄河以北建立了一个楔入中原的桥头堡，截断赵、燕与韩、魏、楚国的联系。东边陈兵迫近齐境，使齐不敢加入合纵联盟。有识之士曾评论夺取这个地段的重要性：“秦下甲攻卫、阳晋，必大关天下之匈（胸）。”[50]《史记索隐》曰：“夫以常山为天下脊，则此卫及阳晋当天下胸，盖其地是秦、晋、齐、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占据阳晋，是大关天下胸，则他国不敢动也。”
3. 豫西通道附近多是丘陵山地，土狭民贫，物产匮乏。如张仪所言：“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即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51]大军通过时沿途的补给相当困难。晋南地区则比较富庶，“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52]此时大部分已被秦军占领，运输线亦很安全。长平之战后，“秦尽韩、魏上党，则地与国都邦属而城挈者七百里”。[53]通道东端的河内地区经济也很发达，秦国可以利用当地的人员、粮草补给前线，减轻关中后方的沉重压力。如《史记·白起列传》载长平之战中，“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史记正义》曰：“（河内）时已属秦，故发其兵。”
4. 从道路的通达性来看，要是只有一条路线能够达到进攻的目的地，敌军可以集中兵力抗击，防御比较容易，如堵塞就无法通行。要是在交通干线之外还有几条支线可以到达，那就影响不大，对攻方比较有利。晋南豫北通道在这方面具有优越性，秦军如占领山西中南部，既能够兵出河内，又能够利用横穿太行山脉的几条路径做为进军邯郸的辅助路线。轵道以北，还有羊肠、壶口、阏与、井陉等孔道可行。占有优势的秦国能采取两路分兵的办法，来分散赵国的防御力量。范雎向秦王提出的战略设想之一，就是用进占上党的军队越过太行，夺取赵都以北的东阳来威胁邯郸。“弛上党在一而已，以临东阳，则邯郸口中虱也。”[54]最后秦国灭赵，在公元前233至公元前229年三次进攻，都是用一支军队自河内北攻邯郸，另一支军队从上党等地直下井陉，对赵实行夹击。豫西通道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了，它的东段出口只有成皋、荥阳一线，因为成皋以北是黄河，以南多为纵向山岭，岗峦连绵不绝，难以逾越通行。
鉴于以上原因，秦国改变了战略，将军队主力部署在河东、河内，与赵国交战。秦国也企图占领豫西通道东段，于公元前256年至公元前249年灭两周，夺取韩国的荥阳、成皋，建立了三川郡。但随即被信陵君率诸侯联军打败，兵退函谷关内，不敢出战；沿途据点纷纷丢弃，连秦在中原黄河以南的许多城市（如陶、管等）也被魏国攻占，可以说在这个作战方向遭到惨败。而秦置豫西、豫东的挫折于不顾，坚持在黄河以北用兵的主攻战略，逐步占领了赵之晋阳、上党以及河内的漳水流域，使邯郸孤立无援。终于在公元前228年灭亡赵国，然后北上灭燕，南渡黄河攻占魏都大梁。在此期间，函谷关及豫西通道方向未见到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韩都新郑虽然在通道东端出口近旁，但秦却是由内史腾率兵从南阳郡东出方城，再北上灭韩的。
秦国对战略进攻方向和行军路线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加以调整，其结果是成功的，它保证了秦统一中国战争的顺利完成。
注释：
[1][23][24]《元和郡县志》卷6。
[2]参见《史记·楚世家》怀王11年。
[3]《战国策·燕策二》。
[4][18][29][37][45]《战国策·赵策二》。
[5][21]《战国策·楚策一》。
[6][52]《汉书·地理志》。
[7][8]《史记·商君列传》。
[9][20][39][40][41]《战国策·秦策三》。
[10][22][35]《战国策·秦策四》。
[11][12][30]《战国策·魏策一》。
[13][27]《战国策·东周策》。
[14]《战国策·西周策》。
[15][50][51]《史记·张仪列传》。
[16][44][53]《战国策·赵策一》。
[17]《战国策·秦策二》。
[19][31][38][43]《韩非子·存韩》。
[25][26]《春秋大事表》。
[28]《水经注·谷水》。
[32][33]《韩非子·初见秦》。
[34]《战国策·魏策三》。
[36]《战国策·魏策四》。
[42][54]《韩非子·内储说上》。
[46]《战国策·赵策四》。
[47][48][49]《史记·秦本纪》昭王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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