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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2)05-0085-07
性别是社会分化的基本形式，人们因此而形成最为普遍且根深蒂固的个人属性[1]。女性主义亦持有相同的观点，即“性别是跨文化、跨历史的社会生活的中心组织原则，性别与性别差异的建构是文化生活的普遍原则”。[2]
在性别的区分中，社会性别(Gender)与自然的生理性别(Sex)不同，是一种性别角色规范和行为模式的社会差异，其源于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分与社会关系的建构[3]，并占据了性别差异的主导性地位。与性别规范和社会属性内化相联系，性别社会化(gender socialization)便是“社会通过各种手段教化个体有关性别规范和相关的象征意义，并促使个人学习和使用性别规范及其象征特征的过程。”[4]性别社会化的核心在于性别差异的塑造，并于其中蕴含着性别不平等的传递。
性别规范与属性的建立，植根于广泛的社会结构之中。社会结构不但把性别规范作为性别社会化的目标；同时也通过家庭、同伴群体、媒体等各种社会因素来塑造性别社会化。社会结构的核心是决定社会得以生存的经济生产结构。这一生产结构对于两性分工的影响，也是性别规范和属性内容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女权主义和性别平等研究都认为性别社会化是社会制度和文化建构的结果，因而性别社会化的过程则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个研究核心。国外对于性别社会化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研究，对此进行简要的梳理，不但可以为我国的性别社会化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价值，而且也为推动性别平等的实践发挥有益的参考作用。
一、社会结构影响下的性别社会化
受19世纪工业革命的影响，家庭与婚姻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在此之前的传统社会中，家庭不但是一个生活单位，更是一个生产单位，男女共同生活并共同参与生产；而此之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换，带来了家庭与工厂之间的空间隔离与功能分离，并造成了工厂中的货币支付劳动与家庭的无货币支付劳动之间的区别。这种分离给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婚姻家庭的功能与社会信仰，带来了深远的影响。Goldner认为工业革命把传统家庭的两性整合转变为两性分离的两个领域，一个是女性占主导的私人领域，另一个是男性统治的公共领域。到了19世纪中期，文化结构支持并推进了这种性别分化[5]。随着家庭男女性别在整个经济系统的劳动分工，关于男女性别内在特征的文化认识也开始发生转变，于是文化就在不同领域分别界定了性别角色的成功。O'Neil & Egan认为男性被界定为独立、侵略性、理性的、富有力量和逻辑的，好的经济提供者是好丈夫、好父亲的同义语；女性则被归属于养育和情感领域，相应的女性特征便是关系导向的、依赖的、直觉的、消极的、顺从的，并聚焦于家庭生活[6]。
之后，帕森斯将这种男女性别差异引入到学术领域，并将男女性别特征分别理论化为工具性角色与表达性角色。按照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家庭在社会系统中具有模式维持的功能，男女性别服务于家庭的这种补充性功能，没有工资收入并具有情感性的女性养育人员必须支持投入经济生产并获得工资的男性工人[7]。于是在这种理论诠释下，男女的性别差异便有了等级高低的内容，男性则被定义为家庭的领导，后来便有了男高女低的性别地位特征理论(Gender status characters theory)。性别地位特征理论作为性别社会化的一种描述，其强调的核心就是性别特征的社会差异，并于这种差异中蕴含了性别的不平等。
以经济生产结构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建立了与性别经济分工相对应的性别社会规范，并以此作为性别社会社会化的目标，继而还通过家庭、同伴群体、媒体等社会因素来影响性别社会化。
二、家庭中的性别社会化
家庭中的性别社会化主要有父母给孩子创造的条件，以及父母与孩子互动的方式。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直接就是孩子们性别社会化的来源，从父母的家庭与职业分工中，孩子可以学到有关男女性别的差异；同时，父母也会积极使用奖励、惩罚、养育等方式来影响孩子的性别社会化。这种家庭中性别社会化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儿童时期，一个是生理开始发育成熟的青春期。
在儿童时期，父母本身的性别差异会导致其与孩子互动方式的不同；同时，父母也会针对孩子的性别进行性别教育，比如把男孩子的房间打扮成蓝色，把女孩子的房间打扮成粉红色，给男孩买汽车、机器人等玩具，给女孩子买芭比娃娃和泰迪熊等玩具。在与孩子的互动中，Leaper and Colleagues的研究显示，就父母与儿童的语言互动来说，母亲比父亲：与孩子谈得更多；更多使用支持性的语言；更倾向于使用负面语言；少的指示和较少的提供信息，这种谈话的方式就展示了一种性别语言环境，孩子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进行着性别社会化的。针对孩子的性别，父母也表现出不同的语言方式。母亲对于女孩的谈话相对于男孩来说具有三个方面的差异，一是谈话内容更多；二是表现出更多的支持性语言；三是更多地使用边缘性指导与语言限制；而父亲则对于男孩相比对于女孩更多使用了认知挑战性的语言[8]。Tomasello等人对家庭性别语言互动的研究总结出，在家庭中男孩较多地被鼓励展示自我论断，女孩则较多地被鼓励展示社会诺言[9]。此外，孩子在家庭语言交流的风格中，女孩更多地使用情感性语言和合作性语言，而男孩更多地使用控制性语言[10]。
Edwards认为家务劳动对于青春期的性别社会化比儿童期的性别社会化更重要，青春期的性别社会化是个人性别社会化的顶峰状态[11]。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阶段，孩子参加家务劳动的内容和时间也在不断增长，这种家务劳动的内容分配则日益显示出性别社会化的内容。早期的研究显示女孩更多地从事洗碗碟、洗衣服等家务劳动，而男孩子则更多从事洗汽车、草坪维护等家务劳动。Peters John F对美国家庭中青少年性别社会化的研究表明，女孩更多地做家内的家务，平时的晚上和周末更多地被禁止外出，会收到更多的礼物，更少地使用汽车；男孩则更多从事家外的家务，平时的晚上和周末则较少被禁止外出，收到的礼物较少，更多地使用汽车。在父母对孩子的性别态度上，父亲比母亲更严格也更传统[12]。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家庭作为个人社会化的主要场所，突出地塑造了性别差异，并包括了男性独立、挑战、家庭外的活动空间与角色训练，女性依附、服从、家庭内的活动空间与角色适应等广泛的内容，其中的性别不平等也不言自明。家庭虽然是一个私人领域，但是孩子在其中的性别社会化过程却与社会的性别规范保持了高度一致，家内、家外家务与活动空间的性别分配，已经为孩子提供了和成人一致的社会性别行为导向。性别社会化是个人性别特征不断适应和获得社会性别规范的过程，作为个人社会化重要机构的家庭很早便进行着性别社会化的塑造。
三、同伴群体中的性别社会化
传统的性别研究表明，家庭是孩子性别社会化的主要来源，如父亲与母亲分别给予男孩和女孩的不同性别文化传递。但是挑战家庭对于孩子具有重要影响的群体社会化理论延伸到性别社会化领域之后，也否定家庭对于性别社会化的重要影响，如Ruble & Martin认为家庭的社会化实践与孩子的性别行为之间只有微弱且不持续的联系[13]。因此，群体社会化认为群体对于青少年的性别社会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Eleanor E.Maccoby甚至认为性别角色模式的获得来源是同伴群体而非家庭[14]。
社会化理论将人一生的社会化划分为不同的阶段，而针对个人早期阶段的社会化研究认为，孩子从三岁就开始对建立不受父母控制的同性群体感兴趣，接近入学时，孩子的同伴群体中基本已经是同性伙伴。入学后，孩子尽管还交往异性伙伴，但是其与同性伙伴互动交往的内容日益增多，时间不断延长。之后的青春期，青少年的生理性别特征急剧成熟，学生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也达到顶峰状态；此时的青少年，其与异性群体的交往基本结束并被完全致力于与同性群体交往的建构与维系，因此，人们青少年时期的亲密朋友基本上都可归属同性之列。很多的研究都证实青少年执著于同性群体交往，Maccoby据此认为青少年阶段形成的同性群体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15]。
社会学家米德非常重视群体游戏对于孩子的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并认为孩子遵守规则进行游戏，实则是日后内化社会互动乃至是制度规则的前奏。这一研究思路和同伴群体的研究结合起来，就可以展示出群体活动的内容、特征对于性别社会化的影响。在群体互动的内容方面，男性群体偏好和交流的故事，往往以个人英雄、身体力量、危险、冲突与破坏的倾向和场景为主，女孩群体流行的故事则主要是涉及家庭场景与浪漫的情感，并隐含着维护、恢复秩序和安全的取向；同时，女孩子对同伴的关注集中于生活细节，而男孩对此则毫无兴趣，更热衷于给予同伴独立性的支持，使其免于成人的审察与责难[16]。在互动特征方面，Carli的研究发现，男生群体更多展示目的性行为，热衷于竞争性活动，成员彼此之间竞争较多而赞同较少；而女生群体则更多地展现出微笑、支持等情感性行为，注重合作而贬低竞争；更进一步，同伴群体还将这种互动特征上升为潜在的群体规范，让群体成员接受或模仿[17]。在群体的影响方面，Martin and Fabes进行的群体性别对比研究发现，男孩越是与男孩玩，其行为越活跃且越强硬、粗暴，其选择男孩游戏玩具的频率越高，且与成人的交往也越少，并展现出更多的男性特征；女孩与女孩玩的愈多，其行为愈不活跃且攻击性不断减弱，其选择女孩玩具和游戏的频率愈高，其与成人交流的时间会随着群体交往时间的延长而延长[18]，其女性特征也不断强化。
同伴群体对于性别社会化影响的各种研究也继续展示出性别差异的塑造，男性具有体验冒险、显示力量与英雄色彩的事业性特征，女性则是追求安稳、表现温柔与浪漫的生活性特征，其中也自然具有一种男性创造世界而女性维护生活的性别不平等。从这种群体中的性别社会化来看，男孩依然具有家庭外的事业导向，而女孩依然是家庭内的生活导向。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化意味着个体摆脱家庭融入并独立适应社会的过程，同伴群体在此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因此，同伴群体对于性别社会化的重要影响，也在社会结构所设定的性别规范的引导之下。
四、媒体文化中的性别社会化
当代社会，媒体对于人们的影响不断扩展也日益深刻。Gamson等人曾经说：“多样化的媒体信息能够做文化价值、意识形态和社会信仰方面的老师，它能提供给人们很多关于世界的想象，尽管这不一定是作者的意图所在。”[19]媒体对于性别社会化具有强烈的影响，其不但反映并创造着人们关于性别文化的信仰与价值，而且强调性别角色较为传统的文化意识。关于媒体中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发现，媒体在输出一种强烈的信息，把女性描述为不安全、依赖于男性，并经常被自己的外表、体重和沉静情绪所困扰的性客体；而把男性描述成统治性的、职业导向的、富有力量、机智、理性和控制性的主体。[20]这些影响性别社会化的媒体形式包括流行杂志、电视电影、广告、自助书和电玩游戏等。
Holcomb发现工作女性经常被流行杂志刻画为自私、悲惨、物质主义。McGee Bailey分析了过去几十年电视和电影中男性的代表性形象，发现这些男性往往具有侵略性、暴力和极权性特征[21]。Milkie等人通过广告的研究，发现男性具有职业、精力充沛且富有智慧的特征，男性也较多地与汽车、割草机、电动机润滑油等联系；而女性具有漂亮、性感或家庭主妇角色等特征，并频繁出现在儿童养育和家用洗涤用品的广告里[22]。总体上说，男性更多地被刻画为社会中的职业工作者，而女性则是私人领域的性客体[23]。Toni Schindler Zimmerman等人分析了自助书对于性别社会化的影响[24]。自助书对于男女性学习性别行为模式具有很多有效的建议，但是也有促使人们形成性别刻板印象的负面作用。在针对男性和女性的自助书中，虽然一些女性自助书也鼓励女性新的非刻板形象，但是没有一本书鼓励女性的经济独立，而经济独立是女性性别独立的基础；同时，也有一些书鼓励女性就自己所受的压迫和男性展开谈判，但是却没有一本书建议男性限制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因此，这些书总体上还是在描述并强化着基于劳动分工的男女性别差异模式。Tracy L Dietz对青少年玩的电视游戏进行了分析，发现电视游戏更为极端地反映了男女性别的刻板印象，女性总是扮演着牺牲者或是性的引诱者角色，而男性则是挑战者、胜利者的英雄角色；按照符号互动理论，这种电视游戏的参与，会潜移默化地使青少年内化这种游戏中男女性别的刻板印象，进而甚至会引发青少年的性别暴力行为[25]。
各种媒体对于性别社会化的影响都在于塑造男性是职业、理性、胜利、统治者的特征集合，而女性是家庭、感性、牺牲和服从者的角色集合。这些性别刻板印象的媒体展示，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塑造性别社会化乃至是传递性别不平等的手段，无疑是在向人们传达一种非语言性的信息，那就是性别应该如何在行为和外表上进行表现，而且这种性别表现，依然是以男性导向职业与女性导向家庭为核心，并带来诸多的性别差异特征。
现代工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性别分工，构建出男性导向职业而女性导向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性别差异，而家庭、同伴群体和媒体中的性别社会化，也在延续着这种性别差异。随着后工业社会服务性经济的兴起，日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获得职业，女性的职业社会化也影响到其自身的性别社会化。
五、职业社会化对性别社会化的挑战
West & Zimmerman，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出发，曾经将性别称为植根于社会互动中的即时表演，在这种表演中，表演者不但在扮演性别角色，而且也在强化自己的性别特征[26]。因此，家庭、同伴群体和媒体对于性别社会化的影响，实质也就是对于性别秩序的建构。这种性别秩序建构的核心是性别差异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性别不平等，即男性经济角色与女性情感角色的性别角色差异与男主女次的功能定位。然而，这种性别刻板印象的形成以及又此而蕴含的性别秩序，是建立在男女性别经济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不平等的经济参与造就了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工业社会对于女性参与经济系统的结构性隔离，才是性别不平等的根源。
现代社会的性别秩序，是现代工业社会进行性别经济分工的产物。此后的后工业社会，第三产业服务性行业的崛起并逐渐占据了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经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事实与趋势，这为女性对于经济的参与提供了广阔的机会。事实上，美国的大部分女性已经参与到职业之中。Barnett & Rivers年的研究统计表明[27]，只有3％～6％的美国家庭是男性从事生产而女性操持家务的传统型家庭，夫妻双方在孩子未满18岁之前都从事职业的家庭比例则高达68％。同时，Coltrane.认为那种所谓男性经济参与而女性局限于家庭的传统角色分工也只存在于西方白人中上阶层之中，底层的人们依然以两性的经济参与共同维持着婚姻与家庭生活[28]。因此，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及其相应的社会秩序并不存在跨阶层的一致性，也与后工业社会服务业不断发达的经济趋势不吻合。服务型经济所导致的新型性别经济分工，注定会造就新的性别角色特征与性别秩序；继而，性别社会化的过程和内容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转变。
在服务性经济背景中展开的职业社会化研究，已经开始对强调两性差异的性别社会化理论进行了挑战和否定[29]。职业社会化理论认为，为习得职业特征和表现职业认同，人们会在职业中弱化性别差异，尽量收缩与职业特征不一致的性别特征。由于以往的性别研究更多地将职业和男性相联系，而将女性与家庭相联系，职业特征也直接被归属为男性特征，因此职业社会化中性别特征的弱化更多地针对女性。比如，在Carrie Yang Costello对美国律师职业的研究发现，女性在展示职业特征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性别特征与职业特征的冲突；比如律师职业需要展示进攻性的论辩以获得案例审判的胜利，而且还要在日常的着装上体现冷峻、犀利的职业特征，这些职业特征明显与女性特征有冲突，从而会引发法学院女学生的困惑；但是对于法学院女学生的研究观察发现；这些女生为表现自己的职业认同，会将女性的化妆与深灰色或深蓝色的职业短裙着装结合在一起，开始展现出男、女性别混合的性别风格[30]。以往将职业特征归结为男性特征的看法，是男性参与职业较为普遍而女性参与职业较少的缘故，随着女性参与职业日益增多，这一观点也将逐步获得矫正。所以，在职业社会化中，女性会有意识的弱化与职业要求不一致的性别行为特征，突出的表现出职业行为特征；这些职业特征以实现职业成就和表现职业认同为目标，并非是男性特征的专利。性别社会化的核心在于性别特征(即性别差异)的塑造，没有性别特征也就没有了性别社会化；职业社会化中职业特征对于性别特征的取代，意味着性别社会化的淡化乃至消失；职业社会化也就是对除性别社会化的挑战和否定。如果职业社会化对于成人的性别社会化产生着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依然会在家庭中延续到下一代。Hoffman & Nye研究了职业母亲对于孩子的性别社会化影响发现，职业母亲家庭中的男孩会做更多的家务；女孩更少被监视，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具有更少的女性气质，女孩的女性概念受到职业母亲的积极影响[31]。
女性职业社会化对于性别社会化的挑战乃至否定，预示着基于工业革命经济隔离所造成的性别差异与不平等，终究要回到生产领域才能彻底解决。社会结构中通过家庭、群体与媒体等具有明显差异的性别社会化，也因职业母亲的影响而弱化，并通过新的性别教育方式浸染至下一代。
六、国外性别社会化研究的本土化借鉴
从以上国外性别社会化的研究来看，性别社会化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核心影响因素则是经济结构中的性别分工秩序，家庭、同伴群体和文化媒介都是从多个方面围绕着职业男性与家庭女性来塑造着性别社会化。女性在服务性经济中日益增多的职业参与，促使职业特征不再是男性特征的专属，职业社会化也就开始挑战和否定了性别社会化。对于国外性别社会化研究的简要梳理，对于本土化的性别研究和性别平等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是在研究方面，性别社会化的本土化研究亟需加强。当代女权主义的理论与研究普遍认为，性别特征是制度和文化建构的结果，并具有跨文化的差异[32]。国内对于国外女权主义理论的引进与评论非常丰富，但是对于国外有关性别特征如何被建构，即性别社会化，则很少被引进和探究。同时，性别特征具有跨文化的差异，那么中国本土性别特征有怎样的表现与内容?这一研究在本土研究中还极为薄弱。国外不但具有丰富、发达的女权主义理论，而且有着丰富的性别社会化研究；国内既要引进前者，也要补充后者，并拓展和加强本土的性别社会化研究，继而为本土的性别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内容与基础。
同时，西方性别社会化研究中的不足也需要明确的反思与避免。西方性别社会化中的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的实证研究过于琐碎，缺乏系统性，这主要是因为其对丰富、系统的社会化理论缺乏继承所致。社会化理论异常丰富，从弗洛伊德、埃里克森一直到当代的家庭周期、生命历程理论，都强调了个体社会化的阶段性和延续性，但性别社会化研究既没有明确的阶段性划分与相应的特征描述，也无前一阶段性别社会化对后续发展阶段影响与关系的分析。二是性别社会化研究的核心在于存有差异的性别，而不探究性别不平等。尽管并非所有的性别差异都会导致性别不平等，但性别不平等源于性别差异也是不争的事实与逻辑，因此如何将二者进行有效地区分与联系，也是性别社会化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因此，有效借鉴丰富的社会化理论并正视性别差异与性别不平等的关系问题，也可以促使本土的性别社会化研究可以赶上并超越西方。
二是在实践方面，促进女性就业不但是实现性别平等的核心，而且为下一代塑造良好的性别平等基础。从性别社会化的内容来看，职业是性别差异的一个核心，性别特征的诸多方面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女性的参与职业社会化也引发了性别特征的淡化与否定。同时，职业母亲也促使男孩在家庭从事更多的家务，并给予女孩更多的独立性与更好的性别观念，为培养下一代的性别平等行为与观念提供了良好的影响。虽然我国党和政府在社会改革和发展中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妇女就业，但是妇女就业依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比如较男性高的失业率[33]、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被边缘化[34]、较多的职业隔离[35]等，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的性别平等实践具有极大的负面作用。因此，积极、持续的推动我国妇女就业，继而通过职业社会化来促进性别平等，依然是性别平等实践方面的一个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