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约剑解》与传奇文体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传奇论文,丁约剑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5）05—0092—06
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传奇”作为古代文言小说文体之一种，一直为学界所公认。但是，牛津大学汉学家杜德桥（Glen Dudbridge）的《〈丁约剑解〉：唐代叙事作品分类的一个难题》[1] 一文，却对这一分类提出了质疑。杜氏在文章中首先谈到中国古代文献学传统，他援引郑樵《通志·校雠略》中“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的说法，认为中国学者是通过书籍的分类来接触文献的。就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主要指文言小说）而言，在分类上却极其淆乱。杜氏认为，在最近一千年中，对这类作品共有三次大规模的整理，而采用了三种不同的分类方式，即宋初“百科全书式”的分类、晚明士子的分类、“五四”的分类。五四时代，中国学者在西方文学影响下，貌似沿用实则“发明”了“小说”（fiction）这一文类，据此对古代作品进行整理，从那时起，文学史家即将目光专注于“小说”之上，舍此勿论，“本能地”表现出从分类上授受作品的治学传统。杜德桥于是谈到了鲁迅提出而为学者所接受的“传奇”。对于这一分类，杜文认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首先，“究竟什么才是一篇传奇？”杜氏认为迄今为止仍然不能明确界说。其次，“传奇”的分类在阅读和批评中实际效果并不好。他举《唐阙史·丁约剑解》为例，论断其艺术水平并不亚于人们熟知的传奇名篇，而学者们并不以为是传奇。依中国“书守其类”的传统，读者是先看分类后看作品的，《丁约剑解》未被学者归入“传奇”之中，故人们对这篇作品也就未加留意。由这个例子，杜氏说明，“传奇”这一分类误导了读者，使人们忽略了被摒于其外的大量叙事作品的文学价值。那么，按照杜氏的意见，究竟该让《丁约剑解》如何归属、古代叙事作品又当如何分类呢？他的回答是：《丁约剑解》自可“独立自由”，其他作品也不必分类，“勉强塞入鸽笼”，只有这样，一部作品的优点才能清楚，其自身的艺术价值才可彰显。
笔者觉得，比起一般中国学者，杜德桥这篇文章学理很独到，令人颇有新颖之感。文章运笔老到，看似轻描淡写，而其中所含的问题却重大而尖锐。围绕杜氏所提出的一些观点，结合《丁约剑解》这篇作品，笔者拟就传奇小说文体作一些讨论，以就正于杜德桥先生和海内外方家。
一
鲁迅对“传奇”的界说是否清楚呢？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鲁迅是在前人基础上确定“传奇”的，所以这又涉及到古代文献学对所谓“小说”包括其中“传奇”的界划。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说：
郑氏（郑樵——笔者）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有九（应为“五”，即传记、杂家、小说、杂史、故事——笔者），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必备见简编，穷究底里，庶几得之，而冗碎迂诞，读者往往涉猎，优伶遇之，故不能精[2](P283)。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古代的小说既通于子，又入于史，有的像注疏，有的像志传，众体杂陈，互相出入，实在很难区分。唐刘知几别小说为十流：“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主要从内容分断而不考虑文体，既嫌琐细又显杂乱。到胡应麟析小说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六种，眉目廓清了些，而且把传奇列入进去，居一醒目的位置，就把握小说的发展变化而言，堪称后来居上。但胡氏感到这样的分类仍然有很多问题，因为“谈丛、杂录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2](P282—283)。
鲁迅是怎么讲“传奇”的呢？《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上）》开篇说：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3](P44)。
从这段为说部学者尽人皆知的话中，我们可以析出三项，作为唐代传奇的标志特征：一个是“叙述宛转”，同于同篇下文的“篇幅曼长，记叙委曲”，即有情节，有布局，求构思之精妙；一个是“文辞华艳”，同于下文的“施之藻绘”，即重语言，重修辞，求文采之优美；还有一个，从作者之动机而言，就是“有意”，即作者进行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此三项之中，第三项意义最为重大，它是第一、第二项之前提，舍“有意”一项，唐传奇“叙述”与“文辞”的特性都将不能发生。所以鲁迅后来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进一步申述说，唐时人有意识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4](P44)。
实事求是地说，鲁迅从未有给“传奇”下过定义，上面所引也只是对唐代传奇文的描述而已。但笔者认为，这段描述不仅说明了唐代传奇文的体制，也说明了整个传奇文体的规定性。传奇要同时满足“叙述”、“文辞”和“有意”三项，同时满足此三项的，固然可称之为传奇，而其中“文辞”表达不甚好的，仍然可以以传奇例之①。后世学者就是参照这样的标准来认定和遴选传奇的。
今天看来，“传奇”在中国古代文言文献中最近于西方“短篇小说”（short story）的形式。鲁迅对“传奇”的制断，有没有受到西方小说概念的影响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琢磨。鲁迅是中国最早致力于向国人介绍西方短篇小说的翻译家，他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早在1909年就已出版；他也是中国最早执笔创作西方形式短篇小说的作家，远在《狂人日记》（1917年）之前的文言短篇小说《怀旧》（1911年），就已活脱是西方小说的面目。论理说，鲁迅治传奇，应该会想到西方短篇小说，但笔者检寻《鲁迅全集》中的有关论述，并未发现他将二者牵扯起来。倒是郑振铎的《〈中国短篇小说集〉序》（1925年）透漏了其中的消息。在这篇序中，郑振铎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对所谓“短篇小说”从文体上进行了仔细辨析，而后断言说：“中国之有短篇小说，中国人之著意于作短篇小说，乃始自唐之时”[5](P705)。所以《中国短篇小说集》的第一集，专收唐人传奇，其中的主要篇目，就是《中国小说史略》中胪列的“唐代传奇文”。郑振铎明确将西方短篇小说概念与“传奇”作品挂钩，这与鲁迅有什么关系吗？有，这篇序里唯一感谢的人就是鲁迅，因为作者编辑这本书“受鲁迅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不少”[5](P706)。
笔者认为，恰恰因为引入了西方小说概念，从文类学上讲，“传奇”之为“传奇”才真正清楚，“传奇”与其他文体才真正划开。较之“传记”、“志怪”、“杂录”、“轶事”、“谈丛”等概念，“传奇”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之一目，其含义既具体又明白，这是显然的。也正因为如此，自鲁迅以来，传奇一体已从纠缠错结、堆积如山的古小说文献中特然耸出，呈卓异的面貌，这从鲁迅《唐宋传奇集》、郑振铎《中国短篇小说集》、汪辟疆《唐人小说》、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等著作，可以得到直观的印象。在笔者所见到的专门讨论传奇文体的文章里，大概因为民族意识的关系，学者们往往利用中国固有的史料阐发“传奇”名目，而将这个文体在20世纪受西方文学影响产生的特有的规定性搁置一边。这样来讲“传奇”，就退回到鲁迅以前的状况去了，反而是不大能讲清楚的。
杜德桥本西人而治汉学，照理说，他对援西方小说概念梳理出来的传奇小说，应该更容易辨清才是，怎么反而会对“传奇”拒不接受呢？这个问题留待本文第三部分再作讨论。
二
杜氏否定传奇的分类，举的例子是《丁约剑解》，这里先谈谈《丁约剑解》。
《丁约剑解》讲的是，唐大历初年，韦行式任西川采访使，他的侄子韦子威手下的一个步卒丁约，一天忽然来子威处辞行。他送给子威一粒仙药，并称五十年后二人将在京师相见。元和十三年，子威将还京师，在骊山恰好遇见了被押解入京的李师道叛党俘虏，而丁约就在其中。丁约用仙术脱离了囚所，来和子威叙谈契阔；他向子威要了一支毛笔。数日后在京师行刑，子威从旁观看，当刽子手挥刀斩之之时，砍断的只是这支笔，丁约却一跃而出。他和子威来到酒肆对饮，饮过之后，说未来将在昆仑石室等后者，尔后，“下旗亭，冉冉西去，数步而灭”②。这就是《丁约剑解》的概要内容。
杜氏在文章中对《丁约剑解》的艺术评价颇高，笔者检寻一过，以为似脱离实际。准之鲁迅所阐明的唐代传奇文的标准，尚有距离。从语言的角度看，《丁约剑解》通篇过于简约，干巴巴的，未脱六朝“粗陈梗概”的遗痕。用西方文学的概念来说，六朝志怪全靠“讲述法”（telling），到唐传奇则引入“呈现法”（showing），“讲述”是说明，“呈现”是描写，说明追求过程交代清楚，描写追求情状如在目前，说明用语必省，描写着墨必多，二者的风貌，也是颇不同的（以18世纪英国小说为界，此前西人多用说明做小说，此后多用描写做小说，可以说道理一般）。读《丁约剑解》所遇，多是说明文字，而且就是说明，文字也简而又简。如述子威对丁约“云欲他适”的“怒”，子威对多年后再见丁约的“奇”，这些小说家必不放过可做文章之处，都一笔带过，造成述事上既欠周致，理辞上又乏明润，读起来不动人，也少生趣。至于说子威“后擢明经第，调数邑宰。及从心之岁，毛发皆鹤”及丁约被“反接双臂，长驱而西”云云，像是文忠公史墨，简省之甚，至于干枯了。所以，用“文辞华艳”和“施之藻绘”的标准来衡量，《丁约剑解》显然是不应列入传奇文之类的。
还有叙事问题。《丁约剑解》的故事虽然历年五十，易地三处，仿佛很曲折，而其实有伏笔无悬念，一根线下来，谈不上“宛转”和“委曲”。如果将唐传奇中有关“仙道”的名篇如《红线》（袁郊）、《裴航》（裴铏）与《丁约剑解》做比，则前二者所述环境的开阔与情节的变纵，与后者环境的局促与情节的单一，差别是显然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或是作者缺乏技巧，或是单纯记录（见下文）而没有刻意布局，或二者兼而有之，但不管怎么样，从叙述的角度衡量，《丁约剑解》都不应列入传奇文。另外，杜文称道的《丁约剑解》“老练的叙事技术”的几个具体表现，笔者也不敢苟同。作品中的“群众场面”（crowd scenes），就其描写的效果而言，远比不上《李娃传》（白行简）二肆斗歌的场面，就算加上了“远距离交流”（communication across the distance），也未能达到动人的程度。关于“局外人观察视角”（the viewpoint of observer），笔者以为，作品变子威事中人为局外人，当丁约就刑之时，于其紧张的心理和复杂的感受无一楬橥，恰恰说明作者艺术感觉的木讷。至于杜文又提到的作品中的“扩展对话”（extended dialogues），不过直截了当申事述理而已，十分平板， 较《柳毅传》（李朝威）中既含性情又呈辞采的对话，不可同日而语。《丁约剑解》是《唐阙史》的首篇，《唐阙史》的作者高彦休是唐五代时人，生平事迹已经失考。据作者自序，《唐阙史》之作乃为补史之阙，“（故）自武德、贞观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补史、野史、杂录、杂记者多矣，贞元、大历已前捃拾无遗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阙史》序）。由此可知，《唐阙史》各篇是“记”下来的，不是“作”出来的，是有意补“阙史”，而无意为“小说”。同一篇序里又说，“愚乾符甲子岁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随乡荐于小宗伯，或预闻长者之论，退必草于捣网，岁月兹久，所录甚繁，辱亲朋所知，谓近强记”。这里更进一步明确说明，《阙史》是多年来对“长者之论”的记录。但是恰恰由于是记录，或者因膺服“长者”，或者因自信“强记”，结果疏于考校，犯了不少史实与知识上的错误。关于《丁约剑解》中人物活动历史年代的舛误，杜文已辨之甚详，这里不烦再辨。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唐阙史》的一篇，《丁约剑解》的作意，仍然只是一般地道听途说，载异述奇，并没有“作小说”的自觉意识。在《丁约剑解》篇末，作者“参寥子”取《史记》“太史公曰”之例，发表了一段议论：
参寥子曰：上古以前，帝王将相得仙道者，往往有之。近代则无闻焉。盖羽化、尸解，脱略生死之事，所得何常其人。愚常思之，得非名与利善桎缚其身乎？富与贵能胶餬其心乎？噫！内胶蝴而外桎缚，是以仙灵之风、清真之气，无从而入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称六朝志怪“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不特教徒之书如此，既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故无诚妄之别矣”[3](P44)。把这些话用在《丁约剑解》这篇作品上，可以说除了朝代不合，其他都丝丝入扣。当然，许多唐传奇文每每称述来历，造发议论，但这些都只是“借故”，作者的真正寄心，还在于如何叫故事本身宛曲动人。《丁约剑解》的议论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况呢？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显然不是。《丁约剑解》意在仙道，不在小说，这里的议论是实打实的，完全可以单就字面上去理解。
总之，杜德桥认为，《丁约剑解》的艺术水平很高，但是它没有被归入传奇文，所以“传奇”这一分类的正当性就需要打个问号；而笔者认为，《丁约剑解》艺术水平既不高，也不应归入传奇文；反过来说，将《丁约剑解》排除在传奇文之外，于传奇本身也无损。《丁约剑解》实际上并不构成传奇文体操作上的难题。
三
杜氏对“传奇”的非议，一个说它不清楚，前文既已辩之；另一个，说它“误导”。杜文认为，鲁迅设定传奇小说以来，人们“机械地将此名目用于一小丛故事，间有扩大”，对不名“传奇”的作品无论其艺术表达怎样，一概漠视。他的出发点，是文学价值。《丁约剑解》虽然不足以支持杜氏的观点，但这观点本身，仍然应当重视。他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传奇”的分类是否合理？能否引导人们关注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从而有效地为文学接受服务？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头再看鲁迅对传奇的研究。鲁迅在“传奇”项下曾使用了两个不同概念，“传奇文”和“传奇集”，笔者认为，杜氏因为对这两个概念未加分别，遂造成了对“传奇”文体的很深误解。
鲁迅的方法，是把传奇分成“单篇”和“丛集”两类，单篇称之为“传奇文”③，丛集称之为“传奇集”。他的《唐宋传奇集》的体例，就是“本集所取，专在单篇，若一书中之一篇，则虽事极煊赫，或本书已亡，亦不收采。”《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是把“传奇文”与“传奇集”分开讲的。从鲁迅对“传奇文”和“传奇集”的分别论说看，他对传奇文的标准，把握较严，对传奇集的标准，则把握较宽。如果说，准之“有意为小说”、“叙述宛转”和“文辞华艳”，《唐宋传奇集》的选篇基本上是符合的（《古岳渎经》、《三梦记》等少数篇目更接近志怪，属于例外），《中国小说史略》中列入的传奇集，除《玄怪录》、《续玄怪录》、《传奇》外，就不算很符合。《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集及杂俎》在讲过《玄怪录》及其“摹拟者”之作后，有这样一段话：
他如武功人苏鹗有《杜阳杂编》，记唐世故事，而多夸远方珍异，参寥子高彦休有《唐阙史》，虽间有实录，而亦言见梦升仙，故皆传奇，但稍迁变。至于康骈《剧谈录》之渐多世务，孙棨《北里志》之专叙狭邪，范摅《云溪友议》之特重歌咏，虽若弥近人情，远于灵怪，然选事则新颖，行文则逶迤，固仍以传奇为骨者也[3](P60)。
鲁迅为什么把《杜阳杂编》和《唐阙史》这两部作品看作传奇呢？因为一个“多夸远方珍异”，另一个“亦言见梦升仙”，“故皆传奇，但稍迁变”。“传奇但稍迁变”，其实是对传奇标准作了通融。有标准的传奇，也有不标准的传奇，这无疑把传奇的范围扩大了，同时也把传奇的规定弹性化了。至于《剧谈录》、《北里志》和《云溪友议》三部作品，鲁迅认为可以称为传奇的理由是“选事则新颖，行文则逶迤”，而这样的作品，是“以传奇为骨”的。不完全合于传奇标准，而“以传奇为骨”的作品也可以列入传奇，这同样是对传奇范围的扩大。“以××为骨”是中国传统特色的表达，它说明鲁迅对传奇集的认定不是严格确定的，而是直觉的、模糊的、宽泛的。由于这个原因，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把“传奇集”和“杂俎”放在一起讨论，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也是如此：
再唐人底小说，不甚讲鬼怪，间或有之，也不过点缀点缀而已。但也有一部分短篇集，仍多讲鬼怪的事情，这还是受了六朝人底影响，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张读的《宣室志》，苏鄂的《杜阳杂编》，裴铏的《传奇》等，都是的。然而毕竟是唐人做的，所以较六朝人做的曲折美妙得多了[4](P315)。
现在很清楚了：杜德桥心目中的“传奇”，只是鲁迅所说的“传奇文”，并不包括“传奇集”；他所谓人们机械地称作“传奇”的“一小丛故事”，实际是学者从类书等而不是从专著中辑出来的单篇合集。他认为《唐阙史》的一篇《丁约剑解》有“传奇”的水准而学者不以“传奇”待之，所以传奇的分类出了问题，却不知鲁迅早将整部《唐阙史》都归入了“传奇”。
传奇的分类有没有造成所谓“误导”的问题呢？应该说，确实有许多读者，甚至包括一小部分学者，对“传奇”概念没弄清楚，只看到“传奇文”，没看到“传奇集”，结果造成了忽视传奇以外作品的情况。但这不是鲁迅的“传奇”说对读者的误导，而是读者的自误。
在廓清了“传奇”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说传奇分类合不合理的问题。究其实，这是一个制断尺度的宽与严的问题。比较而言，对传奇文的尺度，鲁迅的掌握较严，当代学者亦如此；对传奇集的尺度，鲁迅的掌握较宽，而当代的学者则多较严。比如《杜阳杂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中述奇技宝物，类涉不经，大抵祖述王嘉之《拾遗》，郭子横之《洞冥》”，与六朝志怪书更相近，当代学者多归入笔记小说；《唐阙史》今存五十一篇，多为短制，几篇长的如《李文公夜醮》、《杨江西及第》、《韦进士见亡妓》等与《丁约剑解》风貌亦近，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将其归入“唐代轶事小说”，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将其归入“国史派笔记小说”，也不归入传奇。
笔者认为，鲁迅对传奇文体的制断，可以说是宽严结合。他对传奇文的严，是为了让传奇中最骨干、最有艺术性的作品，与其他文体如志怪等清楚划开。他对传奇集的宽，则是为了尽量照顾到对与单篇传奇题材风格相近的丛集作品的包容。所以对于传奇集，鲁迅并不关心其在多大程度上合于单篇行世的传奇文的标准，他更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是否直接间接体现了传奇文学特点，以及所包含的文学价值。正因为如此，那些与传奇文特色多少有些接近的丛集，就很容易被列入传奇集的队伍之中。
如何看待鲁迅对传奇集的宽松的尺度呢？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文学上的分类与动植物学上的分类不同，文学的分类不光要考虑作品的特征，还要考虑分类的结果是否对文学本身有利。就是说，文学的分类不应该是机械的，而应该是人性化的。当代学者李剑国讨论古代小说界划问题，提出“叙事性原则”、“传闻性或虚构性原则”、“形象性原则”和“体制原则”四点原则，但同时认为“有些情况应取变通态度，不能胶柱鼓瑟”，所以把《世说新语》、《高士力外传》、《山海经》、《汲冢琐语》、《穆天子传》等都包括在小说之例[6](P34)。李氏的做法同鲁迅当年一样，就是既有原则，又讲变通，而其宗旨，仍然是为了“学守其书，书守其类”，把具有文学价值的文献保留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内。
综此，笔者认为，传奇的分类是清楚、合理、有益于古代文学的。杜德桥在文章中说，可以让作品“独立自由”，而不必对古代文言小说分类，这只是西方学者个人主义与个性精神的表露，不必当真。分类是必需的，但如何从作品实际出发，宽严相济，有原则又有变通地给古代小说划类，确实是一个不易把握的问题。在具体传奇作品的认定上，鲁迅的看法可以商酌，但他处理传奇文体问题的严谨而灵活的方法，他的高远的学术眼光，他的丰富的人情味，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收稿日期：2004—08—17
注释：
① 《中国小说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有列“辞意皆芜劣，惟偶见一二好语，点缀其间”、“时杂俚语，文采逊矣”的作品为传奇文者，第67页。
② 杜文原文附有《唐阙史·丁约剑解》，取知不足斋丛书本，依中华书局《太平广记》、《道藏·三洞群仙录》详校。
③ 鲁迅在1920年油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中称为“传奇体传记”，在1923年出版《中国小说史略》时才改称“传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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