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荐康”说质疑——从“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才论文,康有为论文,龢荐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戊戌维新中翁同龢向光绪帝“举荐”过康有为的说法在近代以来颇为盛行，得到了世人广泛认同。然而，这种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实情，似应予以更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一
1898年12月4 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月二十一日）清廷颁布明发上谕，宣布将开缺在籍的翁同龢“即行革职”。该谕云：
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从未将经史大义剀切敷陈，但以怡情适性之书画古玩等物不时陈说。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中东一役，主将主和，甚至议及迁避，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至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朕以时局艰难，亟图自强，于变法一事，不惮屈己以从。乃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悖逆之谋，是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其余陈奏重大事件，朕间有驳诘，翁同龢辄怫然不悦，恫喝要挟，无所不至，词气甚为狂悖，其任性跋扈情形，事后追忆，殊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注：《清德宗实录》，卷432。）
这是最早提到翁同龢曾“举荐”康有为的官方文书，同时也首次披露翁氏“荐康”时说过“其才胜臣百倍”一语。此谕对近百年来“翁同龢荐康”说的盛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然而，对于清廷做出的上述结论，当时即有异议。两江总督刘坤一在致友人函中称：“康有为案中诖误，内则有翁中堂（同龢），外则陈右帅（定箴），是皆四海九州所共尊为山斗，倚为柱石者，何以贤愚杂糅至此？若为保康有为以至波及，闻翁中堂造膝陈词，亦是抑扬之语。”（注：《戊戌变法》丛刊，（二），633页。）看得出， 刘氏对翁“荐康”是表示怀疑的。据张謇当时所闻，翁氏之案系“刚毅、许应骙承太后之意旨，周内翁尚书于康、梁狱，故重有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县官编管之谕旨。”（注：《戊戌变法》丛刊，（四），201页。）就连军机大臣王文韶亦为翁鸣冤， 认为“翁某罪在‘莫须有’之间”（注：《戊戌变法》丛刊，（四），252页。）。 这些迹象表明，翁氏革职别有隐情。
事实上，这道谕旨系由军机大臣刚毅拟稿，并体现了刚毅等人的意愿。1914年翁同龢侄孙翁斌孙撰《翁同龢列传》记云：“戊戌十月旨出大学士刚毅手，先一日，刚毅独对，褫职编管皆其所请。尚书王文韶于述旨时争之曰：‘朝廷进退大臣以礼，编管奚为？’刚毅谬其说，曰：‘慈圣意也’。文韶叹曰：‘吾曹他日免官可以此为例矣’。”（注：转引自谢俊美《有关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278页。）荣禄门人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亦记云：“迨八月政变，康、梁获罪，刚相时在枢府，首先奏言：翁同龢曾经面保康有为，谓其才胜臣百倍，此而不获严惩，何以服牵连获咎诸臣？”（注：见该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63页。）以情理推之，刚毅奏此言当在十月革黜翁氏之前，而非八月政变发生时，此处应为陈氏忆误。从这些记述看，翁同龢革职似与刚毅的蓄意倾陷有很大关系。不过，刚毅是怎样以“滥保匪人”的罪名将翁罗织在康、梁案中，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和考证，特别是谕旨中“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这句话是否可视为“荐康”的铁证，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
据翁同龢门生称，翁从未说过“其才胜臣十（百）倍”之类的话，谕旨中此语实乃“刚毅辈不惬于公，设词以倾公，且以倾德宗也”（注：孙雄：《故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文恭公别传》，见《旧京文存》，卷一。）。此论明显是为翁氏辩解。一般说来，刚毅拟旨，对翁氏上奏之言恐怕不敢凭空捏造，多少必有所据。从实际情况看，翁氏确实佩服康氏的才华，1895年7月1日（乙未闰五月初九）首次与康晤谈后，即视其为“策士”（注：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133—134页。），并称康为“天下奇才”（注：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见《戊戌变法》丛刊，（一）， 492页。），照此看来，说句“其才胜臣百倍”的话也不奇怪；况且，据一些比较可靠的材料，翁同龢并未否认自己说过“其才胜臣百倍”之类的话。
近人丁国钧《荷香馆琐言》记云：“世皆谓翁相国保荐康某，相国得罪后，上谕中亦及之。赵次丈侯，相国老友也，曾面质以此事。相国谓皇上一日问及康某，我对以才胜臣十倍，然其心叵测，恐皇上不解叵字，又申言叵测者，不可测也，余未及康某一字云。”（注：《戊戌变法》丛刊，（四），253页。）。 从赵次侯转述翁同龢的话中可知，翁氏否认“荐康”，但并不否认自己说过赞誉康氏之才的话，只是有“十倍”与“百倍”之别而已。王崇烈《〈翁文恭公传〉书后》亦记云：
康有为成进士后，感愤时事，急于致用，每作危言论天下事，康实具有世界知识者，造次上书常熟不报后，以所著《日本变政考》乞为奏进御览。夫此岂常熟肯为者乎？康固不知也。忽一日，德宗于常熟独对后，示以《日本变政考》，意甚愠常熟不为奏进，并谕以试论康有为之才如何，常熟见天颜不霁，惶悚对曰：‘康有为才具胜臣十倍，其他非臣愚所能知也。’当刚、翁同值时，自亲王外，满臣以刚居首，圣眷亦隆，自刚衔怨之后，其于常熟早蓄排挤之计，至是得其间矣。（注：转引自谢俊美《有关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278页。）
王崇烈（字汉甫）系清季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之子，民国初年开设清史馆，王氏受聘为协修。《翁文恭公传》即是王崇烈在翁斌孙所拟《翁同龢列传》基础上，又参阅清廷档案资料后写成的。据王称，一些情况因“事属琐屑，例不应引入正传”，故“用述颠末，作为书后，以存纪实”，以便“后人窥知当时政局之真迹”（注：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279页。）。由于撰拟翁同龢传时，王崇烈曾向翁斌孙征求过意见，故上述说法有可能得之于翁氏后人之口，或者至少经过了他们的证实。因此，在原始材料缺乏的情况下，这段经过演绎、流传下来的口碑材料与《荷香馆锁言》所记情况均是有源史料，它同样证实了翁同龢说过“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这句话。
不过，将丁国钧、王崇烈的记述比较后会发现，翁同龢虽说过“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之言，但这只是半句话，“其才胜臣十倍，然其心叵测（其他非臣愚所能知也）”才是语意完整的一句话，这句话与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当时对康的评价极为相似。1898年7月17 日（五月二十九日）孙在《议陈宝箴〈厘正学术造就人才说帖〉》中称：“康有为之为人不端，而才华尚富……愿皇上采择其言，而徐察其人品心术”（注：苏舆：《翼教丛编》，卷2，19页。）。看来， 肯定康氏才识同时贬斥其人品心术并非翁一人的看法，这种褒贬各半的评价，恐无一般意义上的“举荐”之意。
三
进一步而言，翁氏奏言的具体时间亦可考证出来。王崇烈言“其才胜臣十（百）倍”之语是在奏进《日本变政考》时所说，其时间当在戊戌年三、四月间，这与刚毅所拟谕旨“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有其才胜伊百倍之语”相吻合。以此为线索查证戊戌年春季的翁氏日记，可以发现，四月初七、初八（5月26日、27 日）两日的日记非常值得分析。
初七日记云：“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初八日记云：“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园寓也。”（注：《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台北中文研究资料中心，1970，2175页。）
这里所言“康书”，正是《日本变政考》。康氏首次递进的《日本变政考》于4月13日（三月二十三）已由翁代呈御前， 但很快被转呈慈禧，故光绪帝令翁传旨让康再抄一份进呈。翁因抗奉旨，遭到皇帝训斥。笔者以为，“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然其心叵测”一语应该是君臣二人论辩时所讲。当时是枢臣见起，刚毅得以亲闻翁氏此言。戊戌十月在向慈禧进言并草拟谕旨时，刚毅断章取义，将“其才胜臣十倍”改为“百倍”，作为翁氏“荐康”的证据，同时将“其心叵测”一句隐去不言，此举不可不谓阴巧。翁氏自知是遭受诬陷却无法申辩，只好将日记中“其才胜臣十倍”半句删去，仅留下“其心叵测”半句。这正是我们今天在翁氏日记中看不到“其才胜臣十（百）倍”之语的原因。以前曾有人怀疑“其心叵测”一句是翁氏后来删改日记时添加用以饰人耳目者，现在看来，这种推论似乎并不准确。
戊戌年四月初七日（5月26 日）翁氏向光绪帝奏言“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然其心叵测”一事，从翁氏日记的另一处记载中也能得到映证。1899年12月20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清廷再下谕旨，重申悬赏缉拿康、梁，其中再次提及“翁同龢极荐康有为，并有‘其才胜臣百倍’之语”（注：《清德宗实录》，卷455。）。12月23 日（十一月二十一）翁氏日记云：
《新闻报》纪十八日谕旨，严拿康、梁二逆，并及康逆为翁同龢极荐，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在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不敢与往来。上索其书至再至三，卒传旨由张荫桓转索，送至军机处同僚公封递上，不知书中所言如何也。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因此获罪，唯有自艾而已。”（注：《翁同龢日记》（排印本），2253页。）
此记充满了申辩的意味，这里提到戊戌年四月初七、初八之事恐非偶然，恰恰证实“其才胜臣十（百）倍”一语确在皇帝索取《日本变政考》时所说，否则翁同龢在读谕旨时不会再无端涉及此事。而且可以肯定，最迟此时他已将四月初七日记删改过。“因此获罪，惟有自艾而已”，流露出翁氏遭刚毅陷害而有口难辩的无奈。
四
戊戌年春翁同龢与刚毅同值枢垣，在处理政务时意见屡有不和，二人关系未洽确为实情，翁氏四月之开缺即与刚毅排挤有关（注：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戊戌四月二十九日云：“佩鹤来云，虞山（翁）之去，木讷令兄（刚毅）实挤之。七月十二日又记：“至别墅，适弢甫（翁斌孙）在允之座，谈极久，瓶师（翁）之归，木讷令兄有力焉。”见《戊戌变法》丛刊，（一），528—529页。）。作为慈禧在军机处的耳目，刚毅对翁同龢与康有为及其变法活动的关系再清楚不过了，翁如果“荐康”，无论如何是瞒不过刚毅的。然而，从革黜翁氏的谕旨看，除了“其才胜臣百（十）倍”这句话外，刚毅并未拿出更为有力的“荐康”证据，因此，王文韶对刚毅强加给翁氏“莫须有”的罪名持有异议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翁曾有“荐康”行为，为何政变发生时没有立即受到朝廷的惩处而要迟至十月才有此谕？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思考。戊戌八月礼部尚书李端棻、内阁学士张百熙均因公开举荐康有为而遭到“革职流放新疆”（注：《戊戌变法》丛刊，（二），105页。 ）和“革职留任”（注：《戊戌变法》丛刊，（二），108—109页。）的处分。就连大学士荣禄也因保荐维新人士陈宝箴而被予以“降二级留任”（注：《戊戌变法》丛刊，（二），108页。）的薄惩。试想，这种氛围下， 慈禧如何会对曾经“荐康”的翁同龢网开一面？
再者，翁若“荐康”，无论以何种形式，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如果是具折“保荐”，似应有奏疏存世。然而，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迄今尚未发现有翁氏“荐康”的奏疏。若是“面保”，则有两种情况：一是“造膝密荐”，即除了翁同龢与光绪帝外，没有第三者在场；二是军机大臣召见时当众“面荐”。前者只有翁同龢在毓庆宫授读时才有可能，但是，从1896年2月25 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慈禧下令撤去汉书房后，翁氏已无法在毓庆宫“造膝独对”。同时，按照清代规制，军机大臣无单独召见之例，枢臣只能在入值时一起被召见（注：清代军机大臣一同进见之例始于乾隆年间，详见梁章钜《枢垣记略》卷27。甲午年翁同龢入军机之初，因在毓庆宫行走，枢臣入值前，得以与光绪帝独对。此事与常例不符，翁同龢曾深为忧惧。据《翁同龢自订年谱》（载《近代史资料》总86号）甲午年十二月记：“自念以菲才而当枢要，外患日迫，内政未修，每中夜彷徨，憾不自毙。讲帷职事，仅有数刻。最难处者，于枢臣见起之先，往往使中官笼烛宣召，及见则闲话数语而出。由是同官侧目，臣亦无路可以释疑。”后慈禧下令撤去汉书房即与翁氏“独对”招致奕訢等枢臣不满有关。）。从汉书房被撤到戊戌四月翁氏开缺为止，光绪帝从未单独召见过担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谕折汇存》和翁氏日记均可证实此事。如果翁是入值时当众“面荐”康有为，当时必然会有传闻，而事实上在戊戌年四月翁氏被开缺前乃至是年八月政变爆发前，似未有人闻及翁同龢“荐康”之事。这一情况在史料学上的反映是，迄今我们见到的涉及翁氏“荐康”的全部文献，无论是官方档案还是私家著述，没有任何一件被证实形成于戊戌政变前。因此，翁氏“荐康”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存在过的说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五
刚毅在戊戌十月罗织“荐康”罪名对翁进行政治打击并非偶然，这与康有为政变后的第一次公开谈话直接相关。
1898年10月6 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康有为在香港接受了英文报纸《中国邮报》（《China Mail》，又称《德臣报》）记者的采访，这是康逃离北京后第一次就时局发表公开谈话。作为当事人，他把整个维新变法过程和政变原委作了简要的阐明，经过一位买办翻译，记者将康氏谈话用英文记录下来。当时离政变发生仅隔半月，世人方苦于传说纷纭，是非真相扑朔迷离之际，康氏的谈话立刻引起中外媒体的极大关注。第二天，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周刊》全文刊载了这篇采访记（注：《戊戌变法》丛刊（二）收录的《中国的危机》一文，即是根据《字林西报周刊》转载的康氏访谈记重新翻译的。），随后，上海《申报》、《新闻报》、天津《国闻报》等纷纷将康氏谈话译成中文以飨读者，其反响之大，以至于慈禧也得以目睹（注：戊戌年九年改归知县庶吉士缪润绂曾将《国闻报》转载的康氏谈话内容抄录进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487页。）。 翁同龢“举荐”过康有为的说法正是康氏在这次谈话中首次提出的。时隔两月，刚毅即以“其才胜臣百倍”为据，治翁氏“滥保匪人”之罪，恐与康氏谈话所造成的舆论氛围有直接关系。
康氏为何政变前对翁“举荐”之事守口如瓶，政变发生后却公然将此“秘密”扬之报端？这令人疑惑不解。翁同龢从报纸上看到康氏谈话内容后，于10月18日（九月初四日）日记中写到：“《新闻报》等本皆荒谬，今日所刊康逆语，谓余论荐，尤奇，想我拒绝，欲计倾我耶？！”（注：《翁同龢日记》（排印本），2201页。）这里，翁否认曾“举荐”过康氏，并断言这是康有为对自己曾“拒绝”他而进行的倾陷。由于翁氏日记在政变后曾经删改，此论或不易为人们所相信。不过，通常而言，康氏散布“荐康”说时是不会不考虑对翁氏安危影响的。既然他置自保不暇的翁同龢于不顾，公开宣扬对翁不利的言论，显然对“荐主”没有保护之意，反倒有恩将仇报之嫌。如此而言，翁氏日记所云则更近情理。何况，据张荫桓称，翁同龢确实拒绝过前去求见的康有为（注：《戊戌变法》丛刊，（一），492页。）。
从康氏后来的著述看，他自己对翁“举荐”时间的说法也前后不一。在1910年（宣统二年）刊布的《怀翁常熟去国》诗序中，康氏称丁酉年十一月十九日前“常熟已力荐（康）于上”（注：《戊戌变法》丛刊，（四），342页。）；而1920 年（民国九年）所写《翁文恭书〈易林〉书后》一文中则云，“（翁）公忧中国，进呈吾所著《日本明治变法考》、《俄大彼得变法考》，因荐言：‘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遂被德宗特达知。 ”（注：康有为：《万木草堂遗稿》，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192页。）从这里看，“举荐”又在戊戌年三、四月间。 《康南海自编年谱》则没有明确提到翁“举荐”之事，只是称翁在光绪帝前对“高燮曾奏荐请召见”之议“力称之”、“再持之”而已。（注：《戊戌变法》丛刊，（四），137—138页。）如果这也算作一种“举荐”的话，其时间应在丁酉十一月十九日（高氏上折）之后。对康来说，翁氏“举荐”绝非一般小事，可他的记载却彼此矛盾，这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为记忆上的失误。更为有趣的是，1899年5 月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印行的九卷本《戊戌政变记》在叙述翁氏“荐康”一事时，竟将刚毅所拟谕旨中翁氏“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之语，意在举国以听”之句，删改为“翁同龢复面荐于上，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添作翁氏“荐康”的细节，翁奏言“康有为之才胜臣十（百）倍”一语的时间也被说成是戊戌正月初三至初八之间（注：《戊戌变法》丛刊，（一），250—251页。）。这说明，康、梁在政变前并不知道翁氏说此话的具体情况，更不知道这是被刚毅歪曲了的“荐康”证据。显然，康、梁著述中有关翁氏“荐康”的说法并不可靠。
六
50年代《光明日报》曾披露出一封所谓翁氏自认“举荐”康、梁的佚札，人们多视其为出自翁氏本人之手的“荐康”力证，不过，此札的真实性同样受到了怀疑（注：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1970年版）149—150页。）。笔者以为，政变后兴起的“翁同龢荐康”说，无论是源于康、梁的倡说，还是刚毅的指认，均缺乏确凿的事实依据。在戊戌年春康有为进用过程中，翁同龢并未“荐康”，翁、康关系也不像政变后康、梁著述中所描述的那么密切。当时于幕后积极支持康有为并直接向皇帝密荐康氏的，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号樵野）。如果说翁对康之进用也起过一定作用的话，这种作用也是间接性的。作为深受皇帝信赖的重臣，他在初期曾对张积极援引康有为的活动予以了默认和支持，这是不可否认的，尽管这种谨慎的支持与翁、张之间的私谊不无关系，而且是以履行公务（如奉旨索取康书或以总署名义代奏康氏条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翁、康关系以及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曾分析说：“当此之时，同龢所处地位最难，南北之争，英俄之争，满汉之争，以至帝后之争，同龢无不身当其冲。同龢非不知中国需改革之切，而不敢同尽废旧章之改革；非不知中国需才之殷，而不敢用驰突不羁之才；非不原有所建树，而不敢以首领禄位为孤注。故于变法之论，未尝执意力主，亦未尝昌言反对。”（注：何炳棣：《张荫桓事迹》，见《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昆明出版，206页。）此论可谓中肯。
政变后康、梁公开宣扬“翁氏荐康”说的原因，大约有两点：其一是为了借以掩盖张荫桓通过非正常途径推动康有为进用的内情（注：详见拙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收入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其二是刻意攀附翁同龢以自高身价，以便利用翁氏的清望，唤起士林对“保皇”活动的同情和支持，其用意与伪造光绪帝密诏可谓同出一辙。从实际情况看，“翁同龢荐康”说是通过康氏谈话、革黜翁氏上谕、《戊戌政变记》等文献的传播散布开来的。在此过程中，康、梁与刚毅各怀目的，存在着事实上的相互利用，这一点也是昭然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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