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文慧[1]2004年在《《世说新语》与心物自然境界》文中认为本文以玄学自然观为切入点，对《世说新语》体现出的心物合一境界分别从自然之德、自然之美和言语方式叁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在魏晋之前，“自然”观大致经过了老子、庄子和王充几个阐释阶段，其基本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都有“自成”、“自己如此”之意，但是观念的表述还比较笼统。魏晋玄学充分继承道家的自然精神而对“自然”观念进行了再度阐释。虽然玄学在本体论问题上思理分异，分成“贵无”和“崇有”两派，但当落实到现实时，观点实无二致，即都肯定“自然”、自然之性理。它们都认为宇宙万物都有内在的存在理由，支配着事物的发展，不可违背。在现实人事中，玄学则致力于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寻求自然与名教合一的社会理想状态。在理想人格的探讨上，自王弼的“圣人有情”论开始，则以“有情应物而无累”的人格为完美典范。 在玄学自然精神导引下，魏晋士人对传统德行问题的思索突破了汉代儒学固守教条的旧有模式，以汉末名士心性内蕴与意态风范自然融合的德行境界为标识，以“自然亲爱”为基点，躬行出于自然之情的“孝”、“仁”、“忠”与“德政”，形成了儒、道会通的“自然”德行精神。而这种德行精神之所以能够形成，正是因为老庄的道家自然精神本有与儒家仁德相通之处。针对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任诞之风，本文将其分为“有意义的任诞”和“无意义的任诞”两种。前者实际上倡导自然的名教主义，与“德行”貌异神同；后者以此逞私纵欲，与“德行”背道而驰。 在与外在自然的关系上，魏晋士人也突破了传统的“比德”说，以玄学赋予人的逍遥无为的自由气质和虚明朗静的清澄心灵发现了自然之美，实现了山水美的审美自觉。同时，玄学自然精神也被审美物化了，以被山水化而得到了审美的实现，玄学自然精神和审美的精神贯通为一体。赏好自然之美，在魏晋成为风尚，对时人的风神气质、审美情趣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自然意象被引入当时流行的人物品鉴，使人物品鉴变成了一种自然诗意化的审美活动。本文从人物品藻中几个常用意象(光亮意象、清逸萧肃的松下风意象、自由神峻的云中鸣鹤意象)和意境(雪夜访戴)的分析入手，对魏晋人的审美心态进行了具体探讨。 最后一个方面探讨了玄风影响下的《世说新语》言语方式。在清谈繁富与简选两种风格的启示下，《世说》形成了简远而精美、简省中有繁富华丽的整体语言表述风格和自然生鲜的整体语言风貌。《世说》的语言不仅运用了各种高超的艺术表现方式，而且显示出老庄两行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内在思辩智慧。
黄沁茗[2]2012年在《论《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的生态审美意蕴》文中指出本文以《世说新语》为素材,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哲学思想指导,对魏晋人物品藻中所包含的生态审美意蕴进行了解读和分析。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考察魏晋士人的自然生态意趣。中国古人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历来具有一种独特的东方生态智慧,那就是追求“天人合一”。这种智慧在魏晋士人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魏晋士人发现了自然界的美,并把自己的一往深情投入其中,与自然品题会通、相亲相融。他们在品藻人物的时候,常常用自然山水和某种景物来形象地比喻人物。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月山川,风云雷电、林木禽鸟、珠宝玉石等自然界中的各种景观物象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美好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被魏晋士人广泛用来品题人物、描摹人格。如：“飘如游云,矫若惊龙”、“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谡谡如劲松下风”等等,这些即是对人的品赏,也是对自然的礼赞,人与自然交相辉映,浑然合一。魏晋士人不仅注重人物美品评与自然美品赏话语上的会通,更追求在日常生活中与自然直接融为一体,相亲相乐。他们争相以与自然山水相处为乐,以与鸟畜禽鱼厮守为欢,或栖居于田园美墅,或雅聚于竹林幽谷,或畅游于名山大川,他们对大自然的依恋,已真正达到了“何可一日无此君”的境地。魏晋士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把自然当作自己的朋友和“自来亲人”,暗合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现代生态美学精神,对于我们重新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倡导生态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培育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亲近自然的生态人格,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其次,从人与人的关系维度考察魏晋士人的社会生态理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儒家的“叁纲五常”经由历代统治阶级的不断强化逐渐成为整个封建时代几乎无法撼动的道德律。而魏晋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儒教相对衰敝、伦常关系相对松解的时期。魏晋士人将“自然”的观念引入社会领域,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对世俗名教纲常,高扬人的自然本性和个体价值,不仅重新发现了自我,而且重新发现了他人,特别是重新发现了妇女和儿童,开启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境界。正如《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所反映的,君王可以为臣子“驴鸣送葬”,儿子可以直呼父亲的名字,妻子可以公然狎昵自己的丈夫……这种变化,如果用辩证法的眼光去看,就会知道,是对汉朝独尊儒术的一种否定和反动,是向前的变化,是进步。它强烈地昭示了魏晋士人对虚伪名教的批判和对真实人性的追求,表现出他们渴求建立一种相互欣赏、平等对话之人伦关系的社会生态理想和历史愿望,对于我们建设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从人与自身的关系维度考察魏晋士人的精神生态旨归。人的生存,就其活生生的状态而言都只能是具体的、个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最终都要落实到人与自身的关系即人的个体生存上。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具有鲜明的生存论特色,追求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高度一致,力主通过审美(艺术)达到个体生存的自由与超越,实现人诗意地栖居。“魏晋风度”即为中国古代诗性人格的典型代表。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支道林养马重其神骏、放鹤归林；阮籍见邻家妇有美色,常与之共饮,醉后便眠其侧,终无他意；王子猷深夜访友,乘兴而去,兴尽而返,至门前而不入……魏晋士人以一种超物质实用和超社会常规的审美态度待人接物,平淡的生活由此脱俗而大放异彩,个体的生存于是自由而充满诗意。这种依凭人的主体创造性而开创审美化、艺术化人生境界的生存智慧,对于我们克服人为物役和人的异化,培育具有诗性智慧和审美精神的生态人格是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总之,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魏晋士人品评人物并不持狭隘单一的标准,而是立足于人的本真存在即人是一种多维关系存在,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品题会通、相亲相融,推崇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欣赏、平等对话,高扬个体生存的自我超越,表现出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生态智慧和审美情怀,与当今生态美学家大力提倡的生态审美理念有诸多相通之处,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人格培育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张雨薇[3]2016年在《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的艺术观及其表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以《世说新语》为研究文本,挖掘语料中涉及艺术的相关信息,结合魏晋时期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背景及相关的文献记载、考古实物、艺术图像等资料,通过综合运用艺术学、文献学等方法,研究《世说新语》所折射出的魏晋时期的艺术观念,及其艺术表现。魏晋南北朝刘义庆所撰写的《世说新语》,记录着东汉末直到刘宋初(公元120-420年)的人文轶事,从文本可见魏晋士人深受玄谈与人物品藻的影响,产生了自我精神的自觉,形成了“清浊观”、“雅俗观”、“形神观”,致使魏晋艺术观念取向于“清、雅、神”,以此为线索,本文从书法、陶瓷、绘画艺术叁个方向出发,结合魏晋的审美观及艺术论着探析到,在魏晋的书法上立以“清心”、“清新”、“清爽”的尚“清”艺术观念,以致于魏晋书法创作的用笔遒劲、字体简省,呈现出书法艺术形态的“清简”;在魏晋陶瓷上追求“高洁、静逸”的尚“雅”艺术观念,使得魏晋陶瓷色泽尚青,好瘦长挺拔之器形及简洁的纹样,以此呈现出“高洁”的艺术形态;在魏晋绘画上倡导“形神兼顾”艺术观念,通过“迁想”,技巧性的利用艺术造型、构图语言以突出人物特征,展现了魏晋绘画中的“形神兼顾”的艺术表现。然而,《世说新语》中不仅包含书法、陶瓷、绘画艺术,从语料整理中已知,文本中还记载着与乐、琴、建筑艺术相关的信息,可见《世说新语》是对魏晋艺术的综合放映。再者从《世说新语》中折射出尚“清、雅、神”的艺术观念,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意义,如宋代书画之“逸品”观念,追求展现“平淡、清远”的艺术形态;延续至元代的山水画,亦崇尚展现“远逸恬静”的气韵之美;并对清代的人物画、以至于现当代的音乐、影视重神韵艺术观念的影响;因而,《世说新语》不仅是探究魏晋名士的风流宝鉴,更是探寻魏晋艺术观念及其表现的大门。
张朋[4]2007年在《《世说新语》与魏晋文论》文中研究指明《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里有着不少反映魏晋文学理论批评状况的材料，内容涉及作家轶闻佚事、作家作品品评、文学审美观念等多个方面。深入研究这些材料对于考察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即是试图从《世说新语》的文本出发，结合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想、士人心态、文学理论批评情况，重在研究“世说新语时代”的文学思想倾向和文学理论批评，探讨一下这些思想、观念形成的原因、存在的状态以及发展流向，揭示《世说新语》在魏晋文论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绪论》主要是关于《世说新语》文论研究的综述。旨在通过对近百年来《世说新语》文论研究的回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其问题所在，为进一步研究《世说新语》的文论价值作必要的准备。本章也简要说明了本文研究的范围和方法。第二章“《世说新语》与魏晋文论之虚静观”，主要从《世说新语》的材料来看魏晋的审美观。本章首先介绍了魏晋文学理论批评在“虚静”问题上的研究现状，尤其是陆机“虚静”论和刘勰“虚静”论的研究成果，进而指出现今研究的一大不足之处就是对东晋文学“虚静”观关注较少。接着，本文从《世说新语》的材料出发分析了东晋文学虚静观的两个特色：一是强调虚静人格，一是强调怡山乐水的心态。前者的实质是强调作家的人格修养，后者的实质是强调超脱世俗的审美心态。这样一种审美心态更能使人们发现自然的审美意蕴，从而也更容易描绘出自然山水的意境。第叁章“《世说新语》与魏晋文论之尚才观”，主要分析了两个问题：一是魏晋的尚才特质，一是魏晋的尚才观念在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的具体表现。通过对《世说新语》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魏晋的尚才主要体现在对于人物才智、才情和个性之才的推崇上。而这种尚才观念在文学思想领域主要表现在重视创作速度的快捷、重视才藻和创作的个性。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声律也是才藻的一部分，所以本文把重声律放在了重才藻这一话题里论述。第四章“《世说新语》与魏晋文学功用观”。本章通过对《世说新语》材料的解读，揭示了魏晋人对于文学的社会功用和抒情功用的认识。魏晋人对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既继承了传统的政治教化观，也有展示魏晋时代特色的清谈品藻功用；而魏晋人对于文学抒情功用的认识也有着时代特色：一是十分重视作品陶冶性灵、治心养气的功用，往往能够从他人作品中“领悟”更深的哲理；一是展示了魏晋“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我们还能够看到魏晋人对于文学何以能产生如此功用的原因的认识——这种认识又是同文学的抒情特征、审美特征、审美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荣梅[5]2008年在《《世说新语》审美体验思想摭论》文中指出魏晋士人审美人格的确立,使主体能以独立、超然、自由的心态去把握、领悟自然美的真谛。本文把散见于《世说新语》各条的有关审美体验的零星材料梳理、整合为一个由虚静到感物再到物化的递深的审美体验过程。
张勇[6]2005年在《论《世说新语》的生态文艺思想》文中提出近年来,文艺学与生态学的交叉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为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学资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本文立足于“节律形式”说,揭橥了《世说新语》生态文艺思想产生的生态环境及生态作用。
刘强[7]2019年在《亲亲仁民,万物一体——“四书通讲”之仁爱之道(上)》文中认为孔子之学,高明广大,气象万千,而其根本核心却是一“仁”字,故儒学虽浩瀚无涯,彻上彻下,却可一言以蔽之,曰“仁学”。如果把孔子建构的“仁学”,比作一座骏极于天的巍峨大厦,那么,其赖以拔地而起、卓然挺立的基础不是别的,就是——“爱”。“孝悌”是“爱”,“忠恕”是“爱”,“仁”当然更是“爱”。“仁”之与“爱”,密不可分,水乳交融,但又有着大小、高下、深浅、厚薄、广狭、久暂之别,需要仔细体察和分辨;而“仁爱之道”,作为“夫子之道”
袁济喜[8]2017年在《中国美学的形神二分与审美物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美学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既有丰富的人生实践与艺术实践作为来源,又有着形而上之精神理念作为支持。中国美学依托丰富的哲学资源,形成了多彩多姿的范畴与术语,其中形神范畴就是重要范畴。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之中,认为精神现象与人的形质是密不可分的。它强调形与神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一点与西方文化强调灵与肉、形与神的分
参考文献：
[1]. 《世说新语》与心物自然境界[D]. 刁文慧. 北京语言大学. 2004
[2]. 论《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的生态审美意蕴[D]. 黄沁茗. 武汉大学. 2012
[3].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的艺术观及其表现[D]. 张雨薇. 重庆师范大学. 2016
[4]. 《世说新语》与魏晋文论[D]. 张朋. 中央民族大学. 2007
[5]. 《世说新语》审美体验思想摭论[J]. 荣梅. 巢湖学院学报. 2008
[6]. 论《世说新语》的生态文艺思想[J]. 张勇.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7]. 亲亲仁民,万物一体——“四书通讲”之仁爱之道(上)[J]. 刘强. 名作欣赏. 2019
[8]. 中国美学的形神二分与审美物化[J]. 袁济喜. 大西南文学论坛.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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