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时代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经党的十五大修改的党章已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为党的行动指南。这是十五大的重大战略决策，反映了5800万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新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所面对的两个最大的实际，一是国内的实际，一是世界的实际，而两者又是紧密联系着的。中国离不开世界，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事情凡与世界相关的必须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准则。世界不能没有中国，没有中国的世界是不完全的。中国又施加重大影响于世界，并且由于它政治大国和正在发展为经济大国的地位，中国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起着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这两大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笔者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特征，就不仅仅体现在对发展了的世界实际的认识和判断上，也体现在对发展了的中国国内实际的认识和判断上。
本世纪以来，关于世界所处时代有过两个重要的论断。第一个关于时代的论断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其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这是由列宁提出的。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发展到垄断阶段，概括了这个阶段的几大特征，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的作用，由于世界殖民地已经瓜分完毕，帝国主义之间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争不可避免；战争必将削弱一些国家的统治，形成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世界革命开始成熟，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和战争引起的革命便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列宁关于时代的论断，已被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引起了俄国十月革命，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又出现了中国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证明列宁关于时代的论断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
二战以后，世界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判断上。一方面，是这些变化在开始阶段还表现得不那么充分，还不容易看清楚；另一方面，也是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跟不上时代的变换，拘泥于过去的判断，打不开思路，仍然把“革命与战争”当作时代的主题。经常讲的是如果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便是在整个世界上埋葬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全球一片红”那美好时刻的到来。直到60年代，我们的指导思想不仅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一度认为战争迫在眉睫，“战争与革命”的因素都在增长，曾提出世界形势的发展将是战争引起革命或是革命制止战争的问题，积极准备大打早打甚至提出引进来打。我们曾为此建设“大三线”、“小三线”；为此“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为此勒紧裤带，竭尽所能支援一切国家的革命斗争，无偿提供军事援助，不取分文，“不做军火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则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可是，实现“世界革命，全球一片红”的口号虽然豪气十足，激动人心，但它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直到80年代，邓小平才作出关于时代主题的新概括，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正确分析世界的历史性变化作出的新判断。
（二）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构成了时代主题的变换呢？
第一，是新技术革命引起的新产业革命的来临。二战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科学技术革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正在引起西方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变革，即新的产业革命。新产业革命将使劳动资料的信息属性超过劳动资料的机械属性在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标志着现代社会生产已由工业化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如果说工业化经济是以物质生产为主的话，那么信息化经济则是把物质生产同知识生产结合起来，产品最主要的价值来源是知识。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社会将转变为以信息为基础的社会，这是一次生产力的质变。
信息技术和信息传输技术的大发展，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的结合，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从微观产业体制到宏观调控体制、从个别国家到国际生产关系的现状。微观生产过程中的智力投资、科技开发、组织运筹的重要性提高了，物耗和能源消耗降低，管理层次大大减少，管理费用降低。由于生产方式从福特式的流水线、大批量生产向灵活多变的小批量、个量化、分散化生产转变，对宏观调控的要求越来越高。信息技术使国际经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生产的社会化进程在国际领域进入了新阶段。信息经济创造物质财富的空间得以跨越农业经济的地域界限、工业经济的区域界限、国家界限，扩大到整个世界甚至宇宙空间，这就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了。通信网、信息网像毛细血管一样铺天盖地，各种功用的卫星覆盖整个地球，向整个世界最迅速地提供最新信息，偌大的地球一下就变小了，成了“地球村”。在这种新知识、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全球传播的时代，任何国家要想赶上时代的步伐，妄想获得自身的发展，必须同这种世界经济联系，必须实行开放政策，扩大对外交流，加强合作，取消对贸易和服务流动的不必要的限制，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别人的知识、技术、科学、经验来发展自己。继续实行封闭政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治式经济，势必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第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了。二战后，跨国公司大发展，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金融资本以超常速度跨国流动，都与新技术革命分不开。这一切，使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了。跨国公司是通过生产过程把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深层次的联系，比之仅仅通过商品交换，在流通领域的经济联系大大地深化了。跨国公司把社会化生产扩大到整个世界，使国际分工深化，国际间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程度越来越高。跨国公司正在创造出无边界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跨国公司如今已成为主导全球的经济力量。早在1978年，跨国公司的产值已相当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总值的1/3，销售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90%以上。联合国贸发会议1993年的报告称，跨国公司已控制了世界私人资本的1/3，其对外投资总额达2万亿。1992年，这些资产所创造的商品销售额为5.5万亿美元，比世界商品出口总额4万亿还多。 跨国公司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日益集中，这类公司数量占1%， 却拥有全部跨国公司资产的50%，跨国公司拥有研究、发展的雄厚力量，是科技进步的先头兵。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表明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和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程度提高了。欧洲联盟国家之间的贸易从1958年到1980年增加了49.5倍。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普遍提高，美国从80年的百分之十几提高到目前的23%。欧洲国家提高更快，以1950年～1979年的数字为例：联邦德国从8.5%提高到22.6%，英国从16.9%提高到22.8%， 意大利从9%提高到22.3%，荷兰由28.5%提高到40.8%，比利时由27.8 %提高到50.1%。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又是促进世界投资和发展的动力。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9月22日发表的报告说，1996年外国投资比1995 年增长10%，达到3490亿美元，美国吸收的资本占1/4，为850 亿美元，中国居第二位，423亿美元（流入亚洲共810 亿美元）， 流入拉丁美洲390亿美元。国际金融资本跨国流动和转移的数量与速度十分惊人， 超过国际贸易几十倍。世界金融市场日营业额达1万亿美元。 这种超常流动的资金绝大多数（约90%）与生产和贸易无关，主要是金融领域里的投机活动，易于引发货币危机。由于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一国的货币危机往往波及整个地区乃至世界。墨西哥1994年的严重货币危机使拉美许多国家受到影响。1997年在泰国发生的货币危机迅速波及到东南亚国家。以上这些，都说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程度提高了。
第三，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新技术革命和二战后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的凯恩斯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和两种制度的竞争，使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长处，这些都为资本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使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进入了成熟阶段，它同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状况已经有了很显著的差别。首先，是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由单个资本家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变成多种所有制同时存在，除资本家私有制外，还有国家所有制、社会团体所有制、以股份公司体现的社会资本所有制，完全由私人占有、私人支配财产的所有制形式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以股份公司为主要形式（我国把它定性为混合经济）。国家除直接拥有国家资本外，还通过税收等手段支配着占国民经济20%、30%、40%乃至更多的社会财富，我国有些学者据此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次，国家通过税收实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某种程度上已对按资本分配的制度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实行了变革。联邦德国在它的宪法《基本法》14条上写着：“保障财产权和继承权。其内容和限制由法律规定之。财产权含有义务。同时，财产权的使用应有利于公共福利。”财产权的“义务”和“有利于公共福利”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要义之一，《基本法》已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至于继承权，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高额遗产税将其部分甚至大部分化私为公。美国的遗产税税率为55%，联邦德国67%，日本70%，比利时80%，丹麦90%。再次，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新技术革命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产业工人已大大减少，还将进一步减少，脑力劳动者、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等构成的中间阶级越来越成为庞大的阶级，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向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分化的状况没有出现。1995年，美国蓝领工人只占劳动力的20%。据预测，未来一二十年内，美国蓝领工人将减少到10%甚至更少，非专业白领工人的比例从现在大约占40%减少到占20%～30%，其余60%～70%左右的劳动大军可能由知识型人员组成：掌握技术的制造队伍、信息系统设计人员、经理人员、教授、教育工作者、科学家。最后，由于社会财富的大大增加，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人民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绝对贫困现象日益减少，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都没有出现过革命形势，迄今也看不到这种形势。这些情况说明，经过某种变革的资本主义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还有一定的生命力。美国自90年代以来经济的突出表现：经济稳步增长并居于发达国家前列，高科技创造的就业机会使失业率不断降低，财政赤字不断缩小，通货膨胀率很低，国际竞争力又居领先地位等等足以为证。
第四，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向信息化社会过渡的时候，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巨大的技术差距以及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交易，使南北差距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根据联合国开发署1992年的报告，1960年，世界20%的富国的国民收入是20%的穷国国民收入的30倍，到1990年，这个数字达到60倍，翻了一番。人均国民收入， 富国是穷国的150 倍。 1970年，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是24个，1991年底增加到47个，也翻了一番。这种两极分化对世界的发展是不利的。由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北方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南方国家的资源、初级产品和销售市场。北方国家所需石油的75%依靠南方国家提供，西欧、日本所需的主要矿产原料也依靠南方国家。南北双方在经济上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因此，南方国家如果长期贫穷不仅会最终成为北方国家发展的一种障碍，而且，贫穷、落后、不开化的野蛮状态本身就是导致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因此，北方富国援助南方穷国实际上是与自身利益相一致的。
第五，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产生了许多超国家、超民族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从而为改善国家间关系提供了某种条件。首先是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曾广为流传的、影响巨大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学说。二战后核武器、核竞赛不断升级，70年代形成美苏两个核大国的相对均势，双方都具备能瞬间全部摧毁对方的核能力，也具备把地球全部摧毁若干次的力量。核战争是全人类的灭亡而不再有政治的继续，这就使全人类有了共同利益：制止核战争，实行核裁军和最终全部销毁核武器，保卫世界和平，保卫人类自身的生存。其次是生态环境恶化对全人类造成的威胁，直到60年代中期才开始被认识。工业化造就了新的文明，但人类无限制地向地球索取而不注意保护环境，已经造成了严重恶果：温室效应、空气污染、海洋污染、森林破坏、水资源不足和水资源污染、沙漠化、动植物种类的减少和某些物种的绝灭等等，都严重威胁到人类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必须靠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来保护人类拥有的唯一星球。再次是人口爆炸。世界人口增长过快，越来越快，越不发达的地区增长越快，使地球的承受能力面临严重的挑战。世界人口经过几千年在1830年达到10亿，之后100年到1930年增加10亿，而人口增加到30 亿仅用了30年，第4个10亿仅仅用了12年。70年代增加7.52亿，80 年代增加8.4亿。人口无限扩大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不协调， 将造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降低人口素质，造成人类全面发展的障碍，危害人类自己。除此，还有毒品问题、爱滋病传播、恐怖暗杀活动等等都已成为威胁全人类安全的共同问题。
以上种种变化，核心的问题是新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新科技革命又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和发展的，由此证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判断是时代主题变化的最主要依据。
（三）
邓小平同志正是在对世界的变化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对时代主题作出的崭新判断。第一，相对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来说，他明确提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点。他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和平力量已超过战争力量。维护和平、反对战争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事实上，二战以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两个军事集团的对峙也处于冷战状态，没有发生热战。这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联系非常密切已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同核武器的积累、核均势的存在使“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论断失效这两个因素是分不开的，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深层次的原因。
第二，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科技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阶级关系相对缓和，尚有较强生命力的状况，证明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主题已经过时。资本主义虽然最终要被更合理、更公平、更完善、更道德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但那是在遥远将来方能实现的任务，不是现时代的直接的、迫切的任务。而且，资本主义的制度变迁很可能通过渐进的、和平演变方式而不是通过爆发世界革命的方式来完成。
第三，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邓小平同志认为，在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很低、自然半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要到下世纪中叶才能说它优越于资本主义。他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这一振聋发聩之说一针见血地把问题尖锐地、 彻底地、透辟地说到了底。既然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既然要下世纪中叶才能优越于资本主义，又怎么可能发动一场世界革命去取代资本主义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只能和平共处，和平竞争，谁也不能取代谁。和平共处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国际上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而是必须实行的战略，一项基本政策。
第四，从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说明了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北方国家援助南方国家共同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
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论断也深刻地反映到国内问题的认识和方针政策上来，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
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和收回香港的伟大实践，就同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确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世界上长期和平共处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是不可能提出的。当我们在国际上强调的是世界革命，在国内政策上要让资本主义绝种的时候，怎么可能在收回香港之后允许它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呢？如果我们仍然认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已是腐朽的、垂死的、反动的制度，在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香港继续发展、进步、繁荣的最大障碍，我们还会在收回香港之后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么？
关于所有制结构上主张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其要害是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合法存在的问题。改革过程中不断发生的姓社姓资的疑惑实际上是囿于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的过度批判而形成的厌恶与恐惧。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制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国家在没有这种前提的条件下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充分的物质的、文化的基础就“事实上不够格”，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像列宁所说的少一点学究式的迂腐气，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为社会主义创造基础呢？何况，也是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当某种生产方式对发展生产的潜力尚未发挥完的时候，是不会灭亡的，这就是我国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小私有、资本主义因素禁而不绝、灭而复生、斩草不能除根，一有机会就大量生长的根本原因。更何况，如前所述，今天的资本主义是变化了的资本主义，它还在创造新的生产力，还在创造新的经验，它的物质和文化成果等等对社会主义仍然具有参考或借鉴的价值。如果仍然按照过去所奉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彻底决裂的方针，社会主义的一切方针政策措施都只能同资本主义对着干、背道而驰的话，只能走进死胡同，而过去的苦头我们已经尝够了，谁还愿意回到老路上去呢？
关于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一个百年不变的党的路线的基本点之一，当然不仅仅是针对过去实行的那一套僵化体制而言，而是根据我们所处的变动着的世界。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既要清除僵化的旧体制的影响，解放生产力；还要根据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改变那些已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是有序的、逐渐推进的，又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使社会主义在改革中不断得到完善，臻于成熟。对外开放最初是针对闭关锁国的政策而言的。随着世界科技进步的速度加快，世界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对外开放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时代的抉择。通过对外开放，引进世界先进技术，我们可以在向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发展当今最新的信息技术，大大缩短我们国家向未来信息化社会过渡的历史行程，充分利用后发展的优势赶上别国。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对内稿活，对外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政策，最少50年到70年不会变。50年、70年后，更不会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邓小平同志常常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问题，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有强烈的时代感。这是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应当把握的一个关键点。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225页，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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