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研讨会综述_历史学论文

“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研讨会综述_历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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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86年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召开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随着相关讨论的开展, 领域不断拓宽,研究不断深入。2003年11月24日、25日,作为新时期社会史研究主要倡 导者之一的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邀集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领域的老中青年学者 40余人,齐聚南开,就“多元学科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题展开了热烈、深入 而富有成效的讨论。

在致会议的开幕词中,刘泽华教授(南开大学)结合自己所倡导的“思想与社会互动过 程研究”实践指出,开展社会史的理论研究是必要的,当前的研究中“问题多了点,需 要补充点主义”。这次向会议提交的24篇论文以及会议期间学者的讨论,尽管各有侧重 ,大体也正是围绕着“问题与主义”而展开的,兹就其主要论点综述如下。

已经成为一门学科的历史人类学正不断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来自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的 学者也正在为本学科被“殖民”化的担忧而展开论争,郑振满(厦门大学)《从民俗研究 历史——我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针对当前尚未形成共识的历史人类学概念问题,认为 作为历史学者,应该认清并坚守历史学的本位,而历史学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就是从 民俗去研究历史,在做民俗研究时,必须借助于人类学的方法。郭玉峰(天津师范大学) 《生育与生育权的争夺:男性生育权的确认与父系制的确立——以中国的生育记忆为中 心》在论述没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上古社会中生育权从女性转移到为男性所专有的过程时 ,就大量借鉴了人类学的方法和成果,被认为颇具“历史人类学”特色。

法律社会史也是典型的交叉学科。苏亦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习惯收养制度及港 英时代的实践》一文将剖析的笔端触及到港英时代延续着清代惯习的中国习惯收养制度 的具体表现。吴欣(聊城大学)《清代民事诉讼的法律与社会分析》对清代民事诉讼的具 体过程进行了“白描式”的法律分析和还原其“血肉充实”的社会分析。张佩国(上海 大学)《社会是如何组织的——财产关系发生的法律人类学》从地方性制度与民间习惯 法解释财产关系发生的实践形态,由此透视具有“整体性”特征的特定社会是如何具体 组织起来的。

国家与社会问题仍然成为不少学者研究的关怀所在。在提交会议的三篇涉及民间信仰 研究的论文中,代洪亮(济南大学)《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互动:明清山东士绅视野中 的泰山碧霞元君信仰》就明清时期生活在民间文化中的山东儒家知识分子对碧霞元君信 仰的三种不同态度进行分析,王爱英(武警广州指挥学院)《文化传承、信仰流变与社会 变迁——湘西白帝天王信仰的传承与流变》对宋以来主要流行于湘西苗民中的白帝天王 信仰,随着国家力量的逐渐深入发生的社会变迁而经历的形成、传承与流变的过程进行 了梳理,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正统的消解:明清江南周孝子信仰初考——以常熟为 中心》主要利用留传至今的十九通碑记以及其他相关记载,对明清时期江南的周孝子神 信仰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特点进行了考察,虽然所论述的对象各不相同,但都不约而同 地归结到国家与社会的思路中来。

与国家社会理论相关的还有关于地方自治以及国家对地方控制力的讨论。李浩(山东大 学)《唐代的村落与村级行政》通过唐代村落基本状况的分析和村正的设置及其职责的 考察,认为唐代的村落已具备了自然聚落和乡村行政单位的双重意义。杨念群(中国人 民大学)《宋以后中华帝国的统治风格为什么会趋于内向——一个多元视角的阐释框架 》对分别从强调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两个极点解释中国传统帝国统治策略的研究现状进 行反思,从空间想象、士大夫阶层的身份转变和帝国制度成本的投入与基层社会之关系 等几个角度论证了儒学作为“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合法化的,以期为宋以后帝国气质向 内在化的方向转变提供了一个比较另类的解释框架。汪兵、汪丹(天津师范大学)《皇权 ·绅权·族权——兼论划清中西文化传统的界限》从比较分析中西国家文化传统的差异 入手,对不同于西方自治的中国乡治中族权、绅权、皇权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进行了论 述。

社会史研究中区域研究的取向比较为研究者所青睐,前述三篇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同 时也是区域性的研究。许檀(南开大学)《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 为中心的考察》利用田野调查收集的碑铭资料,重构了清代河南商业名镇北舞渡镇浮沉 起落的历史过程及其商业构成、商业规模和腹地范围的概貌。郑炳喆(韩国全南大学) 《明清时期华北社会与国家权力》认为,进行区域社会研究时,不但需要采用“发展” “变化”的普遍观点,而且还要考虑地区社会的“特点”。行龙(山西大学)《再论区域 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兼论明清以来山西区域社会史之研究》指出开展区域社会 史研究,必须在理论方法上重视“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理论的运用以及历史学与其他 学科的交叉、联姻与转向,在实际操作中注意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区域史的分期以及通 过田野调查收集整理地方文献资料。

在具体的区域研究中,共同体理论是一个比较实用的理论工具,张思(南开大学)《共 同体理论与中国社会研究》结合自己有关华北农村“搭套”的研究以及海外学界的相关 讨论,指出共同体理论的复杂性和危险性。钱杭(上海社会科学院)《公意距正义有多远 ?——萧山湘湖水利共同体的民间秩序》认为类似萧山湘湖水利共同体这种以公意为基 础而形成的“民间秩序”,一旦与地域社会的共荣目标相悖时,所谓的“民间精英”对 纠纷都无能为力,进而提出对中国民间社会中某些以公意为标榜的著名秩序模型应进行 重新审视。

在论述以社会史为主要内容的新史学所具有的特征时,曾有学者指出“以人为本”的 研究关怀应被考虑在内。王先明(南开大学)《人、人口与社会结构——关于社会史一个 基本理论问题之讨论》将社会史研究曾形成的社会结构基本要素的认识与马恩经典和其 他学科的论述进行了辨析,认为有必要在社会史理论建构中,避免“误置名词”所形成 的理论缺憾。程美宝、刘志伟(中山大学)《18、19世纪广州洋人家庭里的中国佣人》利 用官方档案、私人信笺、游记、语言学习教材等丰富多彩的史料,追踪隐藏在18、19世 纪大量活跃在广州洋人身后的中国佣人身影,将这些下里巴人纳入到我们熟悉的由学者 、士大夫与传教士构成的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视野中,通过这样具体入微的个案研究 ,充分诠释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史是怎样眼光向下地研究历史的。

在以往侧重于上层精英意识的思想史研究中,随着“思想与社会互动过程研究”的倡 导,也注意了引入了下层视角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张分田(南开大学)《关于 社会普遍政治意识研究的若干思考——以民本思想与秦朝统治思想的关系为研究实例》 提倡把“从上往下看”与“从下往上看”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并实际运用于对秦朝统 治思想的分析,认为其也包含着民本的思想。萧延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统“圣王 ”理念的政治符号学分析——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政治正当性”系列研究》借鉴政治符 号学的分析框架,分析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造假”的“圣王”理念兼具的神圣性和 世俗性,指出从“圣王”理念的正当性基础上又衍生出世俗王权的支配性权力。

在社会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方面,常建华(南开大学)《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史研 究历程》全面回顾了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认为坚持与社会科学的对 话与结合,应当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立场,但在开放的社会史研究中,应保持“适度” ,并提倡将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王利华(南开大学)《略论生态史与社会史的 结合:从问题到史观》认为如果生态史与社会史渗透、结合为社会生态史,就将形成社 会史研究的一个新框架,甚至是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俞强(香港中文大学)《跨学科冲 击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应》提醒注意多元学科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可能出现“多 重标准”和对话问题等危机。

正如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会议的总结中所言,本次会议“既研究了问题, 也谈了些主义”,坚持历史学的本位开展跨学科的社会史研究也为大部分学者所认可。 那么到底什么是历史学,冯尔康教授(南开大学)《“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 文化化》专题演讲中的观点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历史学是说故事的陈述之学,它讲道理 ,但表达方法是寓论于史,并非以讲求哲理、规律为特色,因此历史学不宜放弃陈述之 学的特征,而失去自身的特点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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