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儒教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的儒教研究，有以下几点：第一，儒教（学）是不是宗教，甚至儒教（学）是否具有宗教性，仍然处在争论之中，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第二，有关论著并不多。第三，有一些论著并未涉及儒教（学）是否宗教、但从儒学宗教性或从宗教角度研究。第四，出版了儒教专著。下面就重点问题进行介绍：
一、儒学的宗教性
1.郭齐勇认为：本世纪曾不断发生过儒学究竟是不是哲学或是不是宗教的怀疑与争论，原因盖在于人们往往以西方思辨哲学或一元宗教作为唯一参照来评释东方儒家思想。世纪初，唯科学主义盛行，“宗教”在中国近乎成了贬词，与“迷信”打上等号。我国知识精英出于救亡图存、求富求强的心结几乎全都接受了近代西方的启蒙理性，这就包括了对宗教的贬斥等。其解释学框架是单线进化论。
当代新儒家，在西方宗教意识与价值的启发下，基于与西方文化抗衡与护持中国文化精神的心结，开始以新的视域认识、发掘、诠解儒家、儒学中的宗教精神。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像西方那种的宗教教会与宗教战争和政教分离，中国民族的宗教性的超越感情及宗教精神，与它所重视的伦理道德，乃至政治，是合一而不可分的。
新儒家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深化、丰富了我们对儒家精神特质的认识，这本身已成为贡献给现代世界的、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载《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1期）
2.杜维明著《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中文版；213千字；段德智译，林同奇校；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据译者，该书可以说是当代新儒家系统论证儒学宗教性的一次重要尝试，是儒学第三期发展中的一项重大理论事件。按照作者的理解，儒学的宗教性是一个同儒学的人的主体性思想紧密相关的问题。所谓儒学的宗教性归根结底是一个成为宗教的人的儒学取向问题，是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儒家的人何以实现终极的“自我转化”问题。而儒学的宗教性的根本特征并不在于它之肯认人之具有超越道德伦理的宗教向度，而在于儒家的宗教的人不是一种孤离的个体，也不是一种完全排拒审美主体与道德伦理主体的人，而是一种“全整”的人，他集认知主体、审美主体、道德主体、伦理主体、政治主体、社会主体、历史文化主体于一身。正因为如此，儒家强调“人道”同“天道”、“入世”同“出世”、“内在性”同“超越性”的同一，强调“中”与“庸”的同一。（见该书“译后记”）
二、反对儒学泛宗教化
卢钟锋对儒教说尤其是儒学泛宗教化问题提出批评：说儒学具有宗教性质的折衷说模糊儒学与宗教的本质，混淆这两个概念的质的规定性，从而将宗教泛化成为涵盖儒学特性的泛宗教，儒学也随之泛宗教化。
儒学与宗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各有其自身的规定性。承认超验的神灵世界的存在及其对经验世界的主宰性，是宗教的本质所在。就方法论而言，非理性主义是宗教的基本特征。从儒学发展史来看，儒学是孔子在批判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思想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人文学说，它一开始就与宗教相对立。儒学从其创立之日始，就以重人伦、尚经世而见称于世，与超验的存在保持着距离。孔子的思想追求在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层面。他的社会理想在恢复“三代”之治。他的理想人格追求在“成圣成德”。儒学这一本质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即“此岸”性，它与宗教的“彼岸”性的本质形成尖锐的对比。孔子的方法论是务实反虚的实证主义，具有理性主义的性质，与宗教的崇超验、尚直觉的非理性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因此，儒学的发展方向，不是将它神化、泛宗教化，而是将它进一步人化、理性化，发扬其人文精神和经世思想。任何将儒学泛宗教化的意图，都只能意味着儒学研究的倒退。（《世纪之交的儒学泛宗教化问题》，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
三、儒教的标准问题
儒教（学）是否宗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什么标准进行衡量的问题。
段德智提出，为了使这场讨论健康有效地向前发展，我们至少必须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应当从宗教现象学或宗教多元主义立场来观照儒学而不是以任何特定的宗教来“框照”儒学。即从宗教之为宗教的理论高度、从宗教普遍本质的角度来审视儒学。这就要求我们破除任何某一特定形式的宗教的优越论，用一种“超然”的心态来观照儒学。惟其如此，才能对儒学的宗教性有一种本真的把握。
另一个与此相关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要注重从存有的层次性看儒学的宗教性。任何一种宗教总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同某种存有论有关，并以一定的存有论为其核心内容。
就儒学而言，它所涵摄的宗教性归根到底是以儒学的存有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因为所谓儒学的宗教性不是别的，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对最高本体的宗教式的肃穆态度和敬畏情感，就是儒者同最高本体结合的宗教式企盼。（《从存有的层次性看儒学的宗教性》，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7期）
此外，王庆宇等人也认为：儒学是中国式的宗教，而这首先要澄清预设的标准，不应以基督教式的宗教或其他宗教为独一模式。（《析儒学是否为宗教》，载《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11期）
四、学术史的探讨
1.苗润田、陈燕从学术史的角度提出问题：关于儒学是否为宗教，不是一个新话题。从现有文献资料看，最早提出儒学宗教论的是康有为。而正当康氏竭力鼓吹其儒学宗教论，大倡定孔教为国教时，其弟子梁启超却唱起了反调，最先予以驳斥。后又有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等学界名流撰文章予以批驳。在经过“五四”对孔教的批判之后，儒学的宗教化运动已被扼制，可以说是完全破产了。
但是，到了本世纪50—60年代，现代新儒家第二代中的唐君毅、牟宗三辈，着力强调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性教化功能，儒学宗教论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在国内学者中，任继愈先生于70年代末提出理学宗教论之说，随后接连发表了《论儒教的形成》等文，就儒家与儒教、儒家与宗教的关系、儒教的形成和变化、儒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儒学：宗教与非宗教之争——一个学术史的检讨》，载《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1期）
2.李申指出：康氏意见，实非新创。历史上儒佛道三教并提，无人觉得不妥。康氏之论，不过是当时儒者的一般观念而已。比如张之洞即认为圣教（儒教）是和回教、佛教、天主教、以及古希腊宗教、波斯景教、印度婆罗门教一样的教。因此，在清末不存在谁先提出儒教是教的问题。我们要弄清的只是，谁最先否定儒教是教？
最早否认儒教是教的，当是明末来华的利玛窦，但影响不大。近代接受西方思想以治中国学术的学者中，最早明确提出儒教非教说的是梁启超。然梁氏原本也是认为儒教是教的。另外，蔡元培原本也是主张儒教是教的。从其观点转变，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陈独秀则从来就不承认儒教是教，他否认儒教是教的缘由是：“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因此弄清主张儒教非教者的思想发展脉胳，弄清主张儒教非教的时势，对于讨论儒教是教非教问题将会有所帮助。总之，在梁氏发表儒教非教说之前，没有人否认儒教是教。
在中国大陆，任继愈先生于70年代末重提儒教是教说。从整个中国的历史看，儒教是教说不过是恢复了二千多年中无人否认的旧说，因而并不是一种新说；但从中国20世纪学术史看来，儒教是教说就是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面貌、带有根本性质的新说。（《儒教研究史料补》，载《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1期）
五、一部儒教史
李申著《中国儒教史》（上下卷，1474千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2000年2月）是站在儒教是宗教立场上对儒教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史学专著。作者从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用大量的史实说明：儒家之所以重人事，乃是要履行辅相上帝的义务；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三纲五常，正是天、即上帝的意志；儒者并不反对鬼神的存在，特别是不反对上帝的存在和它对世界的主宰、对人的赏善罚恶。因此，被学术界长期讨论的天人关系，在古人的心目中，它本来乃是神与人的关系，那物质的、元气浩大的苍苍之天，就是被儒者尊而君之的上帝、皇天。至于孔子，人们祭祀他，就像祭祀天地日月、山川社稷一样，就是把他当成了一尊神，是和老君、释迦一样的神。所谓圣人，就是人神的中介，是天意的传达者。
《中国儒教史》的出版，是儒教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儒教说问世二十年来的一个总结，也是儒教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其成果在专家鉴定中获得极高的评价，认为“该书是当前众多中国儒学史中最具特色和有创见的书”。
此外，李申的《二十年来的儒教研究》（载《宗教与世界》1999年第3期），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自“儒教是教”说提出后二十年来大陆学术界有关争论的情况。胡凡《儒教与明初宫廷祭祀礼制》（载《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一文，通过对明初祭祀礼制（包括对天、祖先、孔子，以及社稷、先农、岳镇海渎、风云雷雨、日明星辰、山川城隍神灵的崇拜和祭祀）的考察，说明儒教文化对明代宫廷的影响。唐文明《顺天休命：孔孟儒家的宗教性根源》（载《孔子研究》1999年第4期）和李存山《评儒家的“以神道设教”的思想》（载《光明日报》1999年12月24日），则从儒家的宗教性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这些都表明了近年来学者们对此方面问题的关注。
据了解，台湾也有学者对儒教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在《台湾的宗教与文化》（王见川，李世伟著，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11月）中即收入的三篇论文：《日据时期台湾的儒教运动》、《近代儒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振笔权、扬儒教——日据时代彰化“崇文社”的结社与活动》，主要介绍探究了台湾地区“近代以来具有明确宗教形态的儒教”及其研究情况。
总之，儒教（学）是否为宗教，是关乎如何认识与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问题。自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以来，儒教（学）非宗教说一直统治着我国的学术界。1978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先生提出“儒教是教”说，引起大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和广大学者的关注。但总的说，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目前学术界真正投入力量并不多，发表观点者多而深入研究者少，理论条框多而实证研究少。一些基本问题，如对于儒教、儒家和儒学的界定尚需进一步取得大体的一致；而无论是赞成说还是反对说，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上的深入研究尚在少数。看来，儒教研究在理论建树和资料积累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