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晚年思想与邓小平晚年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思想论文,列宁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至今已80年了。这期间，社会主义事业既有辉煌的胜利，也有惨痛的教训。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都为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收到了异曲同工之效。两位伟人都是务实的领袖，又都是分别在苏联和中国提倡迂回道路，他们晚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考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学说。
一、列宁理论与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定位
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无产阶级为什么要进行革命和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共产党宣言》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必然性，指明了革命的力量、领导者以及革命道路。《法兰西内战》指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用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政府代替被打碎了的国家机器。20世纪以来，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由列宁理论到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由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到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相比较，无产阶级巩固政权和建设新社会的斗争，更加困难、更加复杂、更加艰巨、更加伟大。列宁在著作中曾经把夺取政权的斗争视为“轻骑兵”行动，把建设新制度的斗争视为“重炮兵”行动，形象地说明了后者超越于前者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有关讲话中把中国革命的胜利视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认为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更艰难，也在于说明建设新社会的斗争意义更为重要。
1.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在于说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问题。
1918年春，俄国的新政权基本得以巩固时，俄国党和政府把工作重心由政治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列宁研究了俄国的国情，明确地指出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并探索和基本指明了适合俄国实际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新经济政策的道路。列宁在《论粮食税》、《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等文章中，进一步论述了生产力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与途径，以及有关的各种问题。
2.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要在于说明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含义，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途径，建设同中国的国情相适合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进行经济建设，邓小平的许多文章和讲话，阐述了我国如何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促进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问题，如《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等等。这一理论指明，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这一特定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解决人民的温饱，下个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的小康生活更为富裕。
3.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理论。
20世纪是东方社会主义的世纪，是东方许多国家人民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纪。在认识这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成果时，不应该仅仅看建成了多少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地域有多大，拥有的人口有多少，或者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程度如何，优越性体现得怎样。正确的认识应该是，看人民有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道路，看有没有形成正确的理论。由列宁理论到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说明东方人民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已经形成了科学的东方社会主义的理论。它伴随着人民的实践，经历了一次次社会主义低潮的考验。列宁的理论纠正了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导致的曲折。邓小平理论纠正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中“左”的路线和政策导致的曲折。只有真正科学的理论，才能指导人民制定正确的战略与策略，正确地展开斗争，成功地走出低潮。只有这样的理论，才可以说是经得起检验的理论。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先后指导人民成功地经受了低潮的考验并走出了低潮，是经得起低潮检验的真正科学的理论，是本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最伟大成果。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认识与发展
（一）列宁晚年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较之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初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列宁在经济不发达的俄国探索如何建设与巩固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果。
1.对世界革命战略思想的转变。
列宁关于世界革命战略思想的转变，概括起来说就是：从“加速革命”转向“战略退却”；革命的突破点从西方转向东方；从依靠世界革命支持苏俄生存转变为不依靠世界革命苏俄也能独立存在。由于1919年欧洲德、匈、捷等国革命相继失败，欧洲革命已转入低潮；苏维埃俄国处于14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困难境地，列宁相应地调整了外交方针，将过去直接支援世界革命的方针，改为开展经济外交，力争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
2.对社会主义阶段历史的估计从时间短暂转向相对长远。
将共产主义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是马克思，将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明确称作社会主义社会的是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提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级阶段和低级阶段。所以，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至少分两个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如何过渡的问题，1921年以前列宁曾经认为可以直接过渡，然后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就可以达到共产主义。列宁晚年的认识有所变化，承认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估计期限方面有许多错误。实际期限比当时估计的要长”。（注：《列宁全集》，第41卷，第206页。）列宁晚年这一思想变化， 是因为他察觉到俄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决定了“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注：《列宁全集》，第36卷，第293页。 ）要对落后生产力进行技术改造，要发展社会化大生产，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要用逐步的、示范的办法改造千百万小农经济，要完善党和国家机关自身建设，这些任务的完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邓小平晚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1.正确判断时代主题。
“现在世界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邓小平突破了“革命与战争”的传统，超越了“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和“纸老虎”的观念，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又科学明晰的分析，形成其完整的“国际战略思想”，有力地指导了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对外战略方针政策的制定。70年代末，邓小平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反复审慎的思考，充分估计了和平力量的增长，得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结论。20年的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2.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
邓小平晚年在对我国国情的分析上，科学地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并强调了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使人们明确了：一方面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而社会的矛盾性质已是非对抗性的，发展生产力是最根本的任务与要求。这就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使人们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注：《邓小平文选》， 第3卷，第252页。 ）从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正确处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改革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奠定了理论依据，使我们在对待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问题上，要自觉克服过去那种超越历史阶段的“左”的想法和做法。
3.“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多年来，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我们往往片面强调国家专政职能，错误地坚持“以阶段斗争为纲”，而忽视了国家还起着调和阶级矛盾和缓和阶段冲突的作用。因而在传统观念上，一个国家只能是一制，要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是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专政。而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58页。）这种大胆的构想，以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作为国家的主体，这个主体规定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允许台湾、香港、澳门小块地区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决不会、也不可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一国两制”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传统观念，又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特殊贡献。
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列宁晚年和邓小平晚年都是从批判错误观念中去确立正确的东西的。都是对那些离开客观发展规律的形形色色的非社会主义观念的批判中去阐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的。
三、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新探索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我们指明现成的答案，这是摆在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历史课题。
（一）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后，形象而确切地把探索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比喻为“攀登一座还没探测过的非常险竣的高山”。“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预先试用过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94页。）“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61页。）列宁的这一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恩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而且还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蓝图。
1.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从单一模式转向多样化。
新经济政策之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只有单一的公有制，即国家所有制。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使列宁试图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设想发生了变化。列宁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五种经济成分（农庄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并指出，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去追求更高级的所有制形式，必然带来不堪收拾的后果。列宁晚年最后几篇著作《论合作社》、《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仍然强调不要一下子搞成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可以认为，列宁理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并存的基础上运行的。即使将来在社会主义发达阶段，在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少量其他经济成分的存在。
2.开放市场，充分利用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是主张消灭商品经济的。他说：“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111页。）然而，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消灭商品经济的失败，使列宁吸取了教训，使列宁晚年的思想在认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21年3 月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便恢复了商品交换和流转。以后，列宁又系统地阐述了商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认为商业可以促进工农业之间的流转，是新经济政策所要寻找的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点，“是千百万小农业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注：《列宁全集》，第42卷，第249页。）此外，列宁还主张把商业原则运用到社会主义的企业中去，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要求这些企业充分利用价格、成本、利润等范畴，努力节约开支，以收抵支，消除亏损，增加盈利。他说：“国营企业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同新经济政策有着必须的和密切的联系，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这种企业即使不会成为唯一的一种，也必定是主要的一种。在允许和发展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等于让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的即资本主义的原则。”（注：《列宁全集》，第42卷，第366页。）
3.利用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
列宁认为，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需要技术和管理，但技术和管理的本领不会因为这个阶级是先进阶级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因此，苏维埃国家除了要通过各种途径培养自己的管理人才外，还一定要用资本主义的破碎砖瓦来建设共产主义，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和资产阶级专家，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往来，否则就会给共产主义带来无穷的祸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注：《列宁文稿》，第3卷， 第94页。）
列宁晚年这些经济思想既没有完全遵循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注：《马恩选集》，第3卷，第320页。）的原则，也没有用共产主义的原则来组织商品交换和贸易，建立纯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相反，他从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冲破了现成的理论和公式，不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保持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方式。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开僻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二）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从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邓小平认为，发展生产力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而且，要解决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也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做保障。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总之，对于中国如何搞社会主义，邓小平的回答十分明确：“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2.多种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
我国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总的来说比较低。生产力水平也不平衡。还不具备建立单一公有制经济的物质基础，只能建立与多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所以，邓小平认为，我国现阶段发展生产力，不能仅仅依靠公有制经济，他说：“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与此同时，我们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资金、技术，甚至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实践证明，多种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和发展，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有利于活跃市场，有利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资金积累。这是我国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需要。
3.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的渐进改革付出的代价小，却带来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良好结果。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问题被提上了日程。要求作出理论上的有力回答。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判断姓“资”姓“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4.利用和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
邓小平认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页。）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邓小平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他说：“对外开放，不仅要大胆吸收外国资金，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73页。）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有和世界经济相联系， 才能接触到世界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跟上时代的发展，也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方向、目标、战略方针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科学体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指导12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正逐步走向富强、民主、文明。
四、结语。
本世纪20年代初，列宁面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社会危机，推行了以粮食税为起点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措施，使苏维埃俄国能够冲破资本主义的封锁、平定反革命叛乱，成功地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半个世纪后，邓小平面对十年文革的严重灾难，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起点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出低谷，逐步走向康庄大道。列宁晚年思想与邓小平晚年思想，都是在思考落后国家如何摆脱高度集中的体制，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建设道路，都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开辟了新途径。他们的思想，从理论到实践，多有共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别。
1.共同研究的课题。
20年代的俄国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相隔半个世纪，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由于两国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经济文化水平都很低，都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都曾教条地搬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设想建起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都面临着如何摆脱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集中的体制。这些共同的特点使列宁和邓小平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伟人作出了相同的选择，即必须对高度集中的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2.共同的思想基础。
列宁晚年与邓小平晚年都没有拘泥于教条，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总结本国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摸索出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道路，研究出一套在经济比较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条道路不同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的设想，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3.共同的改革思路。
列宁晚年和邓小平晚年虽然处在不同的时代，但由于俄中两国都处在和资本主义相竞争的环境中，面临着相同的任务：既要克服“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又要实行改革开放；既要学习资本主义的优点，又不能退到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他们对改革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一定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摆正改革的方向，既要警惕右，更要防止“左”，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在具体运作上，都是以农村改革作为突破口，从经济体制入手，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4.理论体系有差别。
列宁的改革思想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在实践中完全付诸实施，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由于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系统地研究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因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诸多领域。改革也不只是局部的某个要素和某个方面的变革，而是从观念形态到社会体制的全方位的变革。
5.认识程度有差别。
列宁虽然意识到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但并未明确提出，更未将改革上升到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要求的高度。邓小平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入手，深入分析了我国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情况，认为改革和革命一样，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制度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
6.实践目标有差别。
列宁虽然提出了改革的初步设想，但对改革的具体内容和如何实现改革的问题论述较少。邓小平认识到改革的全面性、深刻性，而且对每一方面改革及其要达到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及检验标准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具有较大的确定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收稿日期：1999-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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