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与陈立夫关于曹禺留学的通信——新发现的关于曹禺留学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部论文,国民政府论文,新发现论文,通信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承担国家重大项目“民国时期留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期间，笔者于去年上半年极其意外地发现了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与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关于著名剧作家曹禺留学的通信。①下面，特介绍并略加分析，从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益、重要的启示。 一、关于此次通讯的人物及时代背景 关于曹禺留学的通信发生于张伯苓与陈立夫之间。当时，张伯苓为南京政府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西南联大常委。卢沟桥事变以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不设校长，由三校的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即为西南联大三位常委之一，常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重庆。陈立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是国民党内主要派系CC系的代表人物，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 通信的时间是1943年8—9月间，即暑假期间。通信的时代背景与抗战爆发后留学政策的调整有关。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需要，南京政府对留学政策作了较大调整。总的趋势是加强留学管理，严格限制出国留学，以节省财源，利于抗战。为此，1938年6月17日，教育部与财政部会商颁布了《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规定：凡选派公费留学生及志愿自费留学生，研究科目一律以军、工、理、医等有关军事、国防急切需要者为限。②1939年4月，教育部又公布了《修正限制留学暂行办法》，对出国留学的限制更为严格。如第一条强调：“在抗战期内公费留学生，非经特准派遣者，一律暂缓派遣；自费留学生，除得有国外奖学金或其他外汇补助费，足供留学期间全部费用无须请购外汇者外，一律暂缓出国。”又如第三条：“特准派遣之公费生，以研习军、工、理、医有关军事国防为目前急切需要者为限。”③据此《办法》，无论公费留学还是自费留学，都殊为不易。除了学习军、工、理、医等与军事、国防相关科目的青年学生外，其他专业的人员几乎不再有留学的可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在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早已打破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的抗日战争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此，国民政府认为抗战胜利在望，开始着眼于战后的国家建设，决定突破以往限制，使出国留学正常化，以培养建国人才。1942年8月，教育部在《关于国民党历届会议对于教育决议案及其实施情形之检讨总述》中，对限制留学政策执行以来的情况进行了反思：“留学教育，年来因外汇及交通关系，几陷于停顿，影响专门人才及大学师资者甚大。际此同盟国家战争生产猛进之时，应由政府从速规划改善留学办法，作有计划之大量遣派，以为国家储备技术与管理人才。”④1943年前后，美、英等西方国家相继与中国签订新约，宣布取消在华特权，中国成为与美、英、苏并列的四强之一。 深受国际形势好转、中国国际地位提升鼓舞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信心满怀，开始追求实现战后强国的梦想。1943年3月10日，他出版了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其中对抗战建国和战后建设亟需的人才作了规划，预计战后中国十年内需要高级干部人才五十万⑤，如全部由国内大学培养训练，限于设备与师资缺乏的原因，难以完成，故仍需继续实行留学政策，并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4月28日下达机密(甲)第7628号手示： 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呈报为要。⑥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教育部拟定了《留学教育计划方案》，以五年为期，分年实施，以便与高等教育计划相配合。其派遣方针有十一项，其中前七项对派出专业、原则、科目、时间、资格和方法作了具体规定： 一、留学生之派遣，除纯粹军事学科外，无论公费或自费，均有教育部统筹办理。 二、留学生之派遣，以适应实业计划实施之需要，培植高级技术专精人才及业务管理人才为主要方针，同时顾及国家各项建设之需要，并造就高等教育师资。 三、留学生所习学科以《中国之命运》所指示最近十年内急切需要之科目为主。 四、留学年限定为二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 五、留学资格，以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具有优良成绩或服务研究经验者为合格。 六、公费留学生之选派，以公开考选为原则，但亦得采用遴派及保送方法。 七、专科以上学校教授之进修，及事业或研究机关派赴国外研究人员，必须与派遣公费留学生计划相配合，俾资联系。 其“实施要项”规定：“第一年(民国三十二年)”“由教育部选派公费留学生一千名，分赴英美留学，期间暂定为二年，必要时延长一年。”⑦ 据此《方案》，《三十二年度教育部遣派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对1943年的派出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划，其中与张、陈通信有关的内容为： 一、原则：(略) 二、名额：定为一千名，留美七百名，留英三百名。 三、派遣方式： (一)(略) (二)由教育部遴派服务成绩优良之教授、副教授、讲师，及助教，与各大学研究院所研究期满得有硕士学位而才堪深造者，暨研究机关研究有成绩之人员共二百名(详见第五条)。 五、第三条第二项选派人员需根据左列各项原则办理： (一)(略) (二)请求遴派之人员，以未留学而拥有留学资格及学力者为限。 (三)遴派之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及研究人员以在学校及研究机关继续服务或研究满三年而成绩优良者为限。 (四)遴派人员学科之比例，工科占百分之三十五，医药占百分之二十，理科占百分之十五，农科占百分之十，文法师范商科各占百分之五。 (五)遴派人员定为美国一百四十名，英国六十名。⑧ 也就是说，从1943年开始，国民政府从战后国家恢复重建需要出发，放宽了留学的限制，目的是为战后培养各方面的建设人才。 张伯苓为推荐曹禺留学而致信陈立夫，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 二、通信的内容 张、陈两位为曹禺留学的通信只有两封，下面即是他们往返的信件内容。 其一，张伯苓致陈立夫： 立夫部长先生勋鉴： 敬启者：苓学生万家宝(笔名曹禺)对于戏剧颇知努力研究，年来所写剧本，均属精心之作，想为先生所深知。近闻教部将选拔各项专门人材派遣国外，藉求深造。若万君者倘能予以出国之机会，将来返国后对于我国剧坛，定必大有贡献也。特函介绍，敢乞留意，予以存记，无任拜祷。专此，顺颂 张伯苓谨启 八月十一日⑨ 从此函中可以看出作为一校之长的张伯苓对于得意门生曹禺的了解和厚望。他希望曹禺能有出国学习的机会，将来对中国的戏剧界做出很大的贡献。而且，对照上述《方案》和《大纲》，曹禺是符合条件的。张伯苓之所以推荐他，是有根据的。那么陈立夫是如何作答的呢？ 其二，陈立夫的复函： 便函 高字第44772号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发 伯苓先生台鉴： 八月十一日惠示敬悉。查本部本年考选派留学生计划，经呈奉核定，并无文法商等科名额，万君所学，系为戏剧一科，无法予以派遣深造，至希察宥是荷。此复。并颂 陈○○谨启⑩ 从信件字面上看，陈立夫是公事公办，并没有给张伯苓面子。国民党以党治国，陈立夫在当时的国民党内是个炙手可热的实权派，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而且在国民党内自成体系，而张伯苓虽然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名家，且为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但其实力、权限无法与陈立夫相比。但是，这样的推论难免使人生疑，因为：一、陈立夫回信中所言并不符合上面的《方案》和《大纲》；二、陈立夫就不担心张伯苓这个位居清要的名流在参政会上让他下不了台吗？ 考诸史实，要首先说明，在民国官场复杂的派系倾轧中，陈、张之间并无矛盾，否则，张伯苓也不会致信陈立夫。其次，笔者发现，1943年教育部派遣留学生的会议记录中确实没有涉及文法商等学科名额的内容。因此，陈立夫的拒绝，并不是托词，而是事出有据。 简要地说，原来教育部拟定的《方案》和《大纲》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被打了折扣，并没有按原计划派出文法商等专业人才出国。这样说的根据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选派出国留学生会议纪录(1943年8月18、10月23日)》。据前张、陈通信，张伯苓致陈立夫信的落款时间是8月11日，陈立夫回复张伯苓信的时间是9月15日，因此，事实究竟如何，我们只要审读在此期间教育部选派出国留学生的会议纪录有否派出文法商专业名额的内容，就可辨明真相。 经查1943年8月11—9月15日之间教育部选派出国留学生的会议有二次，其中第一次会议的基本情况为： 一、时间：三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上午八时 二、地点：重庆川师本部会议室 三、出席者： 顾毓琇、吴俊升 教育部 茅以升(王之翰代)、杨承训(袁梦鸿代) 交通部 何墨林(交通部) 赵曾钰(交通部) 王文山(交通部) 袁公扬(交通部) 主席：顾次长 记录：茆玉麐 决议如左： 一、遴派教授研究员所习学门，以占各学科分配七分之一为原则。 二、派遣留英学生中划出五十名改派加拿大留学。 三、留学及实习期限暂定二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在留学及实习期满时，留英学生可派往美国考察或实习三个月，留美学生可派往英国考察或实习三个月。(通知经济部) 四、关于学科之分配改订如下： 1.水利工程下注明包括治河、港务、灌溉； 2.测量包括大地测量及航空测量； 3.电机工程改为二十名，另加电讯工程二十名； 4.矿冶工程改为采矿工程与炼钢工程，名额各为十名。 5.军用化学一科包括在化学工程内，化学工程共为二十五名(内军用化学五名)； 6.纺织工程减为五名，研究机械工程者亦准应考。另建筑工程及市政工程共十名； 7.化学三十名，内包括应用化学十名； 8.生物改为动物、植物、矿物各十名； 9.天文及气象各为五名； 10.蚕桑一科取销，改为植物病虫害五名。 十一、九月一日上午八时，约交通部、经济部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谈。 琇、八、十八。(11) (笔者注：上述会议记录中“五”为考试地点，“六”为出国费用，“七”为出国集中地点，“八”为应考资格规定，“九”为体检要求，“十”为考试权限) 据上，可以确认：在8月18日教育部选派出国留学生第一次会上通过的学科及其名额中，确实没有文法商等科名额。那么第二次会议又如何呢？据南京政府教育部档案中会议记录： 教育部选派公费出国留学实习人员会议 时间：卅二年九月一日上午八时 地点：重庆教育部礼堂 出席者：(略) 主席：顾毓琇 纪录：左敬如 报告事项： 一、主席报告派遣国外学习人员计划审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果。 二、交通部代表报告该部选派实习人员计划。(12) 记录下面的内容即是“议决事项”，共有十项，都是有关工程技术人员赴国外实习的，与文法商科一点关系都没有。因此，与曹禺的专业没有丝毫关系。会议记录再次确认陈立夫的回复不是托词。 因此，陈立夫拒绝了张伯苓的说项，曹禺的留学愿望也就成了泡影。但是，张、陈的通信内容却可以引发我们一些对于曹禺留学、中国现代戏剧乃至民国历史的思考。 三、关于曹禺留学动机的考察 可以肯定，张伯苓向陈立夫推荐曹禺，因于作为南开校友的曹禺首先提出，请老校长张伯苓在陈立夫面前讲情，曹禺的留学动机及请张伯苓推荐留学的内在原因如何？这值得细细考察。 (一)关于曹禺的留学动机 曹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剧作家，早在抗战前即已成名，其名作《雷雨》《日出》等早已在东京、天津、重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上演，上座率很高，风靡一时，留学对他似乎没有必要。他为什么在毕业多年而且成名以后提出留学呢？联系曹禺的生活经历，他的留学动机至少有四点： 首先，曹禺毕业于清华大学，受清华人的潜在意识的影响。 对此，我们首先要从晚清开始的留学大潮说起。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从1847年容闳留学美国开始，在清末新政时期到达高潮，如费正清所云，“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出洋运动”(13)。在这个运动中诞生了一所特别的学校——清华学校。1909年，清廷设立游美学务处，开始筹建附设游美肄业馆。1911年该馆更名为清华学堂，乃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又更名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28年夏，曹禺从南开中学毕业，被保送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习。但是，他对政治系的课程毫无兴趣，什么政治学、经济学、比较议会制度等等，他都充耳不闻，即使像著名经济学家何濂教授的课，他也听不出门道。1930年暑假，他不顾南开的再三挽留，决意报考清华大学。最后，他如愿以偿以转学的方式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清华大学美式的教育体制、充满异国情调的教学内容和校园氛围，还有大量的戏剧藏书，滋润、养育着曹禺。正是在这里，曹禺创作了举世闻名的《雷雨》，奠定了他以后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崇高地位。但对曹禺来讲，他在这里也有重要遗憾：未能留学美国。曹禺进入清华大学时，这所在国内外声名鹊起的高等学府，虽然不再具有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但是师资和毕业生几乎是百分之百地留美。因此，曹禺曾两次报考留学，其中一次是1935年报考清华大学的中德交换留学生，但是，最后名落孙山。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远东协会及国外学术交换处达成协议，双方互派交换留学生。根据此协议，清华大学每年选派五名研究生赴德国研究，学习时间为二年。交换生研究科目定为三种，其中甲组为西洋文学、西洋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选派对象为三年内本校与研究科目相近学系毕业，或在该系研究部肄业或毕业，或在该系任教员或助教者。(14)交换生的选拔极为严格，报考1935年第一批的有十八人，包括季羡林、曹禺、张骏祥、田德望、李长植、乔冠华、任华、朱庆永、杨凤岐等(15)，最终录取的仅为三人，他们是后来成为东方学家的季羡林、外交家乔冠华以及敦福堂。这种结果，对心高气傲的曹禺来讲，毕业于清华而未能留学，不能不说是个重要遗憾，因此，留学梦一直在延续。 其次，留学家庭的影响。 曹禺本来就出身于留学家庭。他生于天津，父亲万德尊，湖北潜江人，本是穷人家庭出身，少年发奋读书，十五岁中秀才后，又到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学习，在清末留学大潮中，于光绪十年(1904)考取官费留学生的资格，先后入日本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与后来赫赫有名的阎锡山等同学。1909年回国后，被委以军职并在天津立足发迹，从而改变了万家的命运。在民国时期，留学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没有一个留学生出身的父母不希望儿孙出国留学。受家庭的影响，子女们也难免跃跃欲试。因此，清华毕业而未能出国留学的曹禺，选择在抗战后公派留学恢复之际提出留学，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第三，同时代作家多有留学背景，这一点也对曹禺有所激发。 在清末—民国时期的留学大潮中，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在成名前后大都曾就读于国外，因此留学生出身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和理论家比比皆是，如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刘大白、冰心、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林徽因、朱湘、冯至、郁达夫、李叔同、丁西林、田汉、洪深、朱自清、周扬、林默涵、艾青、戴望舒、李金发、钱钟书、林语堂、梁实秋等，无不有留学背景。而曹禺，虽然早已跻身于著名作家之列，但是他却没有留学的经历。面对以前的同学和现在同为作家的同行，曹禺在和他们的接触中，难免会感到缺少一种留学的话语。而且，这种留学背景对他们成为文学大师、著名作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第四，当时出现了创作危机，希望到国外留学，补充艺术营养。 曹禺所从事的话剧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与欧美文学有特殊的血缘关系。虽然在此之前，曹禺接连创作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使他名满天下，誉满天下，但是在1940年下半年创作了《北京人》后，他即陷入了空前的创作危机。1942年初他辞去国立剧专职务，由四川江安到重庆，在复旦大学兼课，教授英语和外国戏剧，创作改编出四幕剧《家》和独幕剧《镀金》。但他用尽心血，试图创作新的剧作《三人行》和《李白与杜甫》，却未能成功。对此，后来他曾回忆： 《三人行》是写岳飞、宋高宗和秦桧的故事。在重庆只写了一幕，太难了。全部是诗，没有别的对话，吃力得不得了。大热的天，搞得累死了。是马宗融为我找到的房子。马宗融是巴金介绍给我的，一个法国留学生，是非常好的朋友。这家农民大概是个中农吧，有三四个孩子，我是自己背着米下乡，自己烧饭。 我是想试一试，用新诗写一部诗体剧，终于搞不下去了。第一幕是从金回来，我想写出点新意，但是，也没有历史可考，材料上遇到问题，不得不罢手了。我记得很清楚，就写在一个记账用的条纸上，写了无数次，只写了一幕。“文革”期间，我把它撕毁了。 那时，还想写《李白和杜甫》，写天宝之乱，写李白和杜甫的友情，也是出了预告的，幸亏没写，懂得太少。杜甫和李白的诗，他们的事迹太伟大了，我曾和冯至谈过，他写过《杜甫传》，是杜甫专家，又是个诗人，我劝他写。(16) 这些剧作的未能完成，令人遗憾更令他沮丧。以往在创作过程中，他曾废过一些稿子：《雷雨》写了不知多少遍，《日出》也烧过一稿，但最后都顺利完成了。可是《三人行》，他整整思考了一年，只写了一幕就写不下去了，于是考虑写《李白和杜甫》，写前为搜集资料，还曾有一次西北之行，但花去了许多时间，最终还是没有写成。 正是这种原因，功成名就而又希望继续提高创作水平的曹禺，希望到话剧的故乡欧美去留学，研究观摩西方的话剧，以作他山之石，推动中国话剧的发展。 (二)曹禺请张伯苓推荐留学的内在原因 曹禺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后来又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他既是南开的毕业生，也是清华的毕业生，那么，他为什么通过张伯苓先生推荐而不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推荐呢？ 首先，张伯苓热爱戏剧，1909年他即在南开学校亲自主持和编导了新剧《用非所学》，开创了中国北方话剧活动的先河。在曹禺和张伯苓之间，有一种共同的戏剧喜好，这使他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话语，而且互相欣赏，惺惺相惜，而曹禺与梅贻琦仅仅是学生与校长的常规关系。 其次，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是曹禺的恩师，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亲密的关系。张彭春，1892年生，天津人，中国早期话剧活动家、导演。1908年毕业于南开学校，与梅贻琦同班。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同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哲学，其课余兴趣是研究戏剧、钻研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特别喜爱挪威剧作家易卜生。1915年获文学硕士、教育学硕士学位。1916年回到天津，协助其兄主持南开中学，任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张彭春主持南开新剧团后，引入欧美话剧的演出体制，建立正规的编导制度，一方面上演中国剧目，如由他编导的《新村正》；另一方面按原本或改编演出了一些世界名剧，如果戈理的《巡按》、易卜生的《娜拉》、莫里哀的《财狂》等，对中国北方的话剧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南开话剧的影响自然不在话下，对曹禺的影响更是非同小可。 曹禺本有戏剧天才，是张彭春的发现、提携和指导使他成名成家。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说，1926年张彭春回到南开，“不但导致了南开新剧运动的再次振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曹禺未来的命运”(17)。曹禺最早接受张彭春的艺术指导，是排演丁西林的《压迫》和田汉的《获虎之夜》，由此张彭春发现了曹禺的戏剧表演才能。之后，他又让曹禺出演易卜生《国民公敌》(后因避免审查更名为《刚愎的女医生》)中的女主角，获得成功。曹禺惟妙惟肖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张彭春还赞不绝口。后来排演《娜拉》，张彭春再次让曹禺扮演女主角娜拉。观众们难以想象，台上那个风姿绰约的西方女郎竟是一名中国小伙子扮演的。为此，张彭春将自己珍藏的一套英文版《易卜生全集》送给了他。清华毕业之初，曹禺在天津河北女师任教，1934年为庆祝南开中学建校三十周年，张彭春和他携手合作，重演《新村正》，并邀请在美国学习舞美设计的林徽因担任舞台设计，使南开的校庆别开生面。第二年南开新剧团演出《财狂》，曹禺再次返回南开舞台，在张彭春执导下扮演主角老吝啬鬼，轰动了华北文艺界，天津的《大公报》为此出了特刊，《益世报》也出了专号。著名作家郑振铎、巴金、靳以等专程赶来观看。1936年，已经成名的曹禺在《雷雨》的“序”中深情写道：“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由上不难看出，曹禺为什么请张伯苓推荐留学而不请梅贻琦推荐的原因所在。可以说，在清华毕业后实现留学的梦想，曹禺久有此念，只不过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的留学政策进行大调整，他无法提出。直到抗战局势基本稳定以后，留学生的派遣才又提到议事日程上。也正是在此情况下，曹禺重萌留学的念头。于是，他想到了老校长张伯苓，而指导老师、热衷于话剧的张彭春恰恰是校长之弟。于是，请张彭春告知兄长张伯苓推荐。而张伯苓向来以培育英才为己任，十分欣赏曹禺的才华，而且自己也喜爱戏剧，于是，为昔日的弟子向时为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求情，也就在情理之中。当然，也有可能是曹禺直接向张伯苓提出。但是，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提出，最终都是通过张伯苓向陈立夫提出，而结果与初衷恰恰相反。 四、张、陈通信所透露的另外两点重要信息 见微知著，这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品味张伯苓和陈立夫的通信，我们还能读出另外两点重要信息： 1.在抗战时期派遣留学生事宜上所显现的原则性，反映了与当时腐败现状相对的另一面。 就目前已知的纸质文献来看，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期虽然开辟了正面战场，但是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都充斥着大量的贪污腐化的丑闻，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从张、陈的通信却可看出另一面，即重人才、讲原则的一面。张伯苓虽然是为曹禺个人作推荐，但是却反映了作为教育家的张伯苓爱才惜才培植人才的一贯心理和做法。虽然国民党内多有腐败，但是，在没有同意曹禺出国留学这件事上，陈立夫显示了他的原则性，而这个原则是为战后短期内国家的重建、人才的培养而制定的。他在此问题上没有因为张伯苓的推荐而为曹禺开后门，实在也无可厚非。 2.反映了抗战特殊时期对留学教育的重视。 日寇侵华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艰苦的时期，整个沿海、东北地区，华东、华北、华南的大部分地区乃至西南的部分地区，都长期沦陷，而就在此特殊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结成了抗日御敌的钢铁长城，度过了抗战初期最艰难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增强了最后胜利的信心。于是，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为战后中国的复苏和重建而培养人才，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由此可见当时对留学教育的重视。例如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等，都是这个时期所派出。这一点，对于今天的留学教育也是很好的启示。 综上所述，出国深造、研究戏剧，是曹禺从在清华大学学习时就有的夙愿，1943年张伯苓先生为他的留学而向陈立夫说项，因缘于在抗战时期留学政策放宽调整后其留学梦的再度萌发，是他在创作低潮期试图补充艺术能量，希望摆脱创作危机，写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作而进行的某方面的努力。但是，碍于学科专业的限制，他的留学梦再次成为泡影。另一方面，档案史料也反映了抗战特殊时期国民党政府对留学教育的重视、有关官员的原则性，反映了与当时腐败现状相对的另一面，这对于我们客观地辨识民国时期的历史及官场，也提供了新的参照。 ①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部分，收入见周棉等主编《民国时期留学档案资料汇编》(初稿)，待出版。 ②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5页，第296页。 ③《教育部公布之修正限制留学暂行办法》(1939年4月)，周棉等主编《民国时期留学档案资料汇编》(初稿)，待出版。 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五章，正中书局，1943年版。 ⑥⑦⑧刘真、王焕琛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2082页，第2084—2085页，第2088—2093页。 ⑨⑩《张伯苓为请予曹禺出国留学机会与陈立夫往来函》(1943年8—9月)，周棉等主编《民国时期留学档案资料汇编》(初稿)，待出版。 (11)《教育部选派出国留学生会议纪录》(1943年8月18、10月23日)之“第一次会议纪录”(8月18日)，周棉等主编《民国时期留学档案资料汇编》(初稿)，待出版。 (12)《教育部选派出国留学生会议纪录》(1943年8月18、10月23日)之“第二次会议纪录”(10月23日)，周棉等主编《民国时期留学档案资料汇编》(初稿)，待出版。 (13)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2页。 (14)(15)《国立清华大学选派赴德交换研究生简章》，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81页，第682—683页。 (16)(17)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第78页。标签：张伯苓论文; 陈立夫论文; 曹禺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南开大学论文; 学校推荐论文; 雷雨论文; 戏剧论文; 台湾清华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