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传播的文字形态与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诗论文,形态论文,文字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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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曾说：“说传播学是从原始单细胞生物开始的，也许太夸张了，但是这些生物也能处理某种信息，这就是传播学的实质。”〔1〕这说明，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传播活动，具有深远的渊源和悠久的历史进程。传播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可以说是与人类社会同时存在的。唐诗的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表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范和文化特质，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品质与民族性格。
传播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表现形式，正如威尔伯·施拉姆等言：“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因此，“要了解人类的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关系的”〔2〕。这种关系， 体现在个人自身、团体之间与大众行为的传播之中。反映在唐代诗歌传播上，也具有传播活动的这种特点。作为个人传播来说，是一种内向的，而同时又是外张的。诗人作诗，言志咏怀，写物记事，是个人行为，但这本身也是一种传播行为，因为诗歌通过文字符号或语言符号（媒介），将他的内在情感表达出来，通过传播渠道而流布，就会形成团体传播和大众传播，在两人及两人以上的人们中产生分享信息的活动，诗及诗中传出的信息（情感、内容等等），就会被“受众”或“受传者”所接受。唐代诗歌的广为流传，正是这种传播过程的运作表现。
唐代诗歌的文化传播的媒体与方式，从总体上看，特别是就其社会性方面而言，是多种多样、异彩纷呈的。本文仅就与文字传播形态相关的问题略作论述。
文字，是诗歌的重要表达符号与传播符号。文学作品能够得到广泛的、永久的流传，主要也依靠于文字传播。文字是适应远古先民们交流思想、传播信息的需要而产生的，它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生活的演进，不断丰富，不断完备，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一种传播媒介和交际工具。从汉字的特点看，其形体多姿多彩，创造了世界上最富艺术价值与魅力的中国书法，这使文字作为传播媒介具有更大的效能。由于汉字是一种音、形、意结合的独特文字，故有声与形的双重特性，能超越时空，进行广泛而长久的传播。这样，汉字就产生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使全民族的民众构成了共同的、通行的文字传播基础。同时，汉字作为一种符号所具有的语音特点和形体特点，使之能表现独特的音律美、对称美、含蕴美，这种自身的特质，可以发挥更为优异的传播功能。此外，汉字的多义性、多音性又造成了人们思维活动中的模糊性和朦胧性，这就使其表述往往形成一种含蓄、婉转的特征，人们也就在阅读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接受层面。汉字的这些特殊的功能，提高了文学作品的传播力度与传播密度。
文字作为传播的符号与媒体，在唐诗传播中占有突出地位。唐诗的题写、传抄等文字形态，也就成为了唐诗文化传播中最常见的、最普遍的方式与渠道。人们在传播活动中，“可以在符号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即作为符号的制造者和接受者”〔3〕，构成了迭合型的传播关系。 我们所说的以文字为符号的传播方式，与其它传播方式相比较，更具有直接性、恒常性，它可以在特定的空间与自由的时间中，给人们（受传者）以更为强烈的审美感受、艺术直觉和心理效应。相对而言，其传播主体及其传播信号（信息）与传播客体、受众对象之间的距离要短些，因此，这种传播媒体与方式也最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传播的效果也更为明显。这使它更具有群众性和社会性。
唐诗传播的文字形态，主要是指运用文字符号而进行的多种文化传播方式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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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写式的传播方式，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它适用于众多的场合、不同的条件，如题屏、题幛、题柱、题楹、题扉、题壁、题石、题树等，也就是说，它可以相对稳定的自然存在物作为媒体，展开传播活动。特伦斯·霍克斯说：“当我们探讨符号学可以对文学研究贡献什么这个问题时，书写的‘特有的结构性质’显然变得极端重要了，因为它们在符号方面形成任何书写作品所要交流的东西的主要部分。书写毕竟兼有两种类型的符号。通常以听觉方式出现的语言，当它被记录下来或印刷成文字时，就成了视觉性的了……这样，书写就赋予了语言以言语所不具备的直线性、系列性和空间的物理存在。”〔4〕可见， 以文字作为符号与主要媒体的题写传播方式，具有自身的特征、功能和表现形态。如果把这种题写式扩展到宽泛的文学范畴，甚或社会领域，那么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古老的“族系”。同时，这种题写式也是中国文人表现自我、显示自身价值、吟玩情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艺术趣味，并逐渐形成为为大众认可的社会文化形态。
这种题写形式，在唐诗的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了显著的效能。而且，这种传播方式常常与一些美丽动人的故事与文人学士的雅趣逸情相联系，使题写、传播、故事（逸闻）成为一个完整而丰富的艺术构型，提高了文化传播的社会效应。下面对唐诗传播的题写方式作一些典型分析。
孟
《本事诗·情感》记载，崔护考进士落第后独游城南，求饮于农户家，与农女“皆有情意”。次年复往，门锁人去，他怅然题诗一首于左门上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几日又至，知女子因思他而病，绝食而死，悲痛哭之，“女复活，遂成婚”〔5〕。 这一传说带有浓厚的小说意味，虽结局纯为虚构，但题诗于扉的行为，无疑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多重传播效应。崔护题书其扉，女子亲睹其诗，这种直接的传播方式，是一种单向传播行为，即崔护将自己的“信息”通过题诗传导给女子，此其一；而女子读诗后的情感活动及行为，又把题诗给她带来的“信息”反馈给了重来此地的崔护，形成了二人之间的双向传播形态，此其二；从广泛的传播范围和传播对象看，崔护所题之诗，凭借故事这一文化载体，又传播到全社会和更多的“受传者”，此其三。这样，传播媒介由题扉演化为故事，传播对象由个体扩展到众人，传播形式由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传播（人际传播），最后成为大众传播。这一过程，符合“大众传播媒介的受传者”的特征〔6〕。 这既显示了唐诗文化传播形式的多样性、总和性和变通性，又充分表现了题写方式的传播功能。
白居易与元稹诗歌的流传，可以说是唐诗文化传播的最丰富、最显明的范例。他们的诗，通过多种渠道传至国外和少数民族地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而其诗在唐朝境内的传播，题写也是其主要表现形态。元、白二人在自己的著述中对其诗的传播作了较详细而生动的描述。从题写来看，元稹说白居易的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白氏长庆集序》）。到通州日，见白诗被人题于馆柱，非常高兴，作诗曰：“忽向破檐残漏处，见君诗在柱心题。”（《见乐天诗》）白居易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与元九书》）可见，当时白居易的诗已在社会广为传播，壁、柱成为了其诗的传播媒体。而且，这种传播还产生了一定的传播效应。白居易有一诗，题曰：《微之到通州日，授馆未安，见尘壁间有数行字，读之，题仆旧诗……然不知题者何人也……》，此“旧诗”，乃白氏“十五年前初及第时，赠长安妓人阿软绝句”，白因此而“缅思往事，杳若梦中。怀旧感今，因酬长句”。诗中既表示了他对阿软的怀念及其感伤心情，又透露出了其诗传播的一些情况：“偶助笑歌嘲阿软，可知传诵到通州……惆怅又闻题处所，雨淋江馆破墙头。”元稹赴通州途中经宿褒城驿，见其已故旧友窦群的题诗，引发其内心的忧伤：“今日重看满衫泪，可怜名字已前生。”诗歌的这种传播过程，构成了多向、往复的传播形态。诗的文字本身作为一个符号，既有其“能指”，又能其“所指”，二者构成了“联想式的整体”，“我们可以用它来表示激情”〔7〕。这从传播角度而言， “受传者”接受白诗之“信息”，引起感受而题于壁；而白居易见到别人所题自己的诗，他又成了一个“受传者”，因而，他的这一“信息”又通过题写的媒体与方式自己重新接受，引起他的“激情”。这充分体现了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效应与社会效应。
除了题壁、题柱外，白居易还有题屏诗。他有《题诗屏风绝句》，序中说元稹寄给他诗数百篇，他“掇律句中短小丽绝者凡一百首，题录合为一屏风……则安知此屏不为好事者所传”，并重题一绝，末二句云：“幛成定被人争写，从此南中纸价高。”由此观之：一，白居易是有意题屏；二，其题屏的目的很清楚，是希望能使诗得到流传；三，他对元诗的传播充满信心；四，白居易具有“受传者”与“传播者”的双重身份。这实是白居易的一种自觉的传播行为，同时也说明传播方式在当时已为人们所重视。这有点近似于传播学中的“两级传播”，“信息”是通过“中间人”而再流向其他的“受传者”的〔8〕。 不过白居易不是一个一般的“中间人”，他既是“受众者”，又起到了传播者的作用。白居易在屏风上题录百首后，又题七绝《答微之》，题下自注：“微之于阆州西寺，手题予诗。予又以微之百篇，题此屏上。各以绝句，相报答之。”白诗云：“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由此可见，元、白对传播的方式、行为、效应，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已经具备了参与传播活动的自觉意识，并主动以自己的传播行为在唐诗的文化传播中发挥了作用。
其实，这种现象，也不仅发生在元、白身上，在唐诗的传播过程中，当时的人们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了大众传播中的不同角色，许多笔记、史料、诗话中都载录了大量的有关此类传播活动的情事。如《全唐诗》收中唐诗人王播诗三首，均与题写有关。一为其任官前后题扬州惠照寺木兰院之二绝，二为《淮南游故居感旧酬西川李尚书德裕》，诗云：“更见桥边记名姓，始知题柱免人嗤。”〔9 〕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中说杨凝式“遇水石松竹清凉幽胜之地，必逍遥畅适，吟咏忘归。故寺观墙壁之上笔迹多满。僧道等护而宝之，院僧有少师未留题咏之处，必先粉饰其壁，洁其下俟其至……游客睹之，无不叹赏。”《宣和书谱》也称他“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记殆遍”（卷19）。洪迈《容斋三笔》载云：“吾州余干县东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刘长卿、张祜辈，皆留题。”晚唐吕岩有题壁、题屏、题石照、题亭、题额、题石、题门等二十余首，诗体有七古、五七绝、杂言等〔10〕。总之，唐代诗人墨客，几乎都有各类题写诗篇，这是唐代较为常见的文化现象，成为了唐代的一大景观，也是唐诗传播的最为流行的方式之一。这种题写式，不仅使诗歌获得了传播的媒体与渠道，而且，因其有一定的延续性、历时性，故也有相当的保存价值，其传播的范围与对象相对来说也较为广泛，因而在传播过程中也往往产生某些特殊的传播功能与效果。这反映了唐代文人题诗于壁、柱、亭等，是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与士子雅趣，也是他们文化心态与创作心理的折射。
此外，在一些特殊的地方也有题诗行为，如《太平广记》载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则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11〕。又如姚合《过杨处士幽居》诗云：“酒熟听琴酌，诗成削树题”；《和裴令公新成绿野堂即事》诗云：“携诗就竹写”。山石树竹，也都成为传播诗歌的媒体。唐人诗中题内有“题”字者，就有相当一些是属题壁、柱、亭、扉、屏等的作品（有的“题”，并非指在实在的物件上的题写，而是题记、写作之义，不属此）。台湾学者罗宗涛先生认为唐人题壁诗“在于它是公开发表，便于传播。所以题壁诗少用典故，倾向于明白易晓”，题诗人的共同点，“就是都想藉题壁达到传播的目的”；题壁人本身就是读者，另外，是一般大众与特定个人，二者界线不很清楚，最后仍是广大群众读者〔12〕。这也说明，唐诗的题写行为，主要属于大众传播方式，也是一种较为广泛、较为直接的方式。
与此同时，人们对题写诗也相应地产生了价值评判。这充分体现了唐人传播意识的成熟，显示了在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评价标准及创作价值取向。《云溪友议》卷中载：“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韵语阳秋》卷四云“张祜喜游山而多苦吟，凡历僧寺，往往题咏……信知僧房佛寺，赖其诗以标榜者多矣。”诗歌一旦以题写形式公开发表，不仅作为一种传播形式被接受，对“受众”发生一定影响。同时，“受众”也必然会对诗歌（“信息”）产生反应，进行艺术的评判与褒贬。这正是传播过程中的社会效应。据白居易云，刘禹锡在白帝时，欲作一诗于巫山神女祠，“怯而不为”。后罢职过此，“悉去千余首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而白居易也“竟而不为”〔13〕。可见，刘禹锡、白居易对题写诗有着自己的艺术评价和价值取向，且二人对题写诗也持谨慎态度，因为他们自己是传播的受传者，也是对传播信息的评论者。同时，他们的题写诗，又使他们成为传播者、信息发布者，因而，也会为其他“受传者”所评论、所取舍。这正说明他们对这种传播过程中自身的地位及其变化有一定的认识。刘禹锡对传播信息进行了评判、选择、集中、组合，使向大众传播的信息具有更高质量。这一环节，是传播链条上的重要部件，而唐诗作为一种文学产品、精神成果，会在人们的鉴赏中受到多种艺术评判，使其传播信息更为精粹、更具有社会价值。这也是唐诗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的一大特色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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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抄作为一种文字传播，比题写具有更优越的传播效能。首先，传抄表现出一种流动性，它的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其次，传抄显示出互递性，它可以通过人们的不断传写，成几何级数增加，不断扩充传播对象；再次，传抄具有长久性，传写的文本可以长期保存，更体现出在传播时间上和信息储存上的优势。因此，传抄成为了唐诗文化传播的最为便捷的大众方式之一。
在唐代，不少诗人的诗作一脱稿或一问世，便被人们传抄而在社会上流行开来。据张锡厚所辑王梵志诗，仅依敦煌遗书中就有斯坦因和伯希和所收唐人写本28种之多，且大历六年，沙门法忍就曾传抄过王梵志诗110首〔14〕。由此可见传抄是人们常用的一种传播方式。 《旧唐书·吴筠传》载筠“所著歌篇，传于京师”，“每制一篇，人皆传写”。又说他的诗兼“李白之放荡，杜甫之壮丽”，此实为夸饰之评。然并不擅长诗歌或非以诗闻名的吴筠之作尚为人传写，也说明这种方式当时是十分流行的了。元稹的诗，“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15〕更可知元稹的诗，通过传写的方式，传播范围极为广泛，也反映了传抄传播方式方便、快捷的特征。赵儋《故右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云：“拾遗（陈子昂）之文，四海之内家藏一本”；王建《哭孟东野》诗曰：“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首《杏殇》诗。”家有藏本，正体现了传抄方式在传播中的广泛性、长久性与保存价值。贾岛《哭孟郊》诗称孟郊“诗随过海船”，邵谒《览孟东野集》云孟郊“圭璋遍四海”，均言孟郊诗歌传播之远、之广，而能达到这样的传播范围，传抄应说是其最主要的手段。姚合《寄国子杨巨源（一作敬之）祭酒》称杨“日日新诗出，城中写不禁”；《哭贾岛》云：“从今旧诗卷，人觅写应争。”描述了当时传抄诗歌（不管是“旧诗”，还是“新诗”）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也是一种大众传播活动。《宣和书谱》载女诗人薛涛“词翰一出则人争传以为珍”，又“每喜写己之作”。可见，传抄是传播者和受传者都乐于运用的传播手段。裴延翰为杜牧编集，其序云：“凡有撰制……虽适僻阻，不远数千里，以获写示。”这才使他能较完整地收集到杜牧诗文而纂为集。韩愈在《送湖南李正字序》中说李础“温然为君子，有诗八百篇，传咏于时”。在《登封县尉卢殷墓志》中云：“君能为诗，自少至老，诗可录传者，在纸凡千余篇。”尽管李生之诗今已不传，卢尉之诗《全唐诗》仅存13首，但当时抄写流传之况亦于此可见一斑。同时，唐代诗歌的传抄，又是与吟诵方式并行相生的一种传播行为，因而也可产生综合性的传播方式与传播效应。史书及诗歌中所说的“所著歌篇，传于京师”（《旧唐书·吴筠传》），“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新唐书·高适传》），“新诗有几首，旋被世人传”（姚合《寄贾岛》）等中之“传”、“传布”及韩愈所说的“传咏”，一般来看，应包括传写与吟诵两种方式。这就构成了一种交互迭合的传播形态。
诗笺，是人们的一种题诗的工具，也是作为传抄方式的一种较为独特的形式，同时又成为一种交流与传播的载体。诗笺在唐代已有多种，其中最闻名的当属“薛涛笺”了。钱易《南部新书》云：“薛涛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剩，乃狭小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减诸笺亦如是，特名曰薛涛笺。”据传，薛涛制笺后，寄给元稹百余幅，稹即题诗于上以赠涛，涛酬诗有云：“总向红笺写自随”，又于《十离诗》云：“红笺纸上撒花琼”。这种诗笺的流行，必然促进诗歌的传抄、酬赠、传播等多种活动。李商隐《送崔珏往西川》诗云：“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司空图《狂题》之十三云：“应到去时题不尽，不劳分寄校书笺。”韦庄《乞彩笺歌》亦云：“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薛涛昨夜梦中来，殷勤劝向君边觅。”都体现了薛涛笺对诗歌的创作、交流、传播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从广义的诗笺而言，唐代还有松花笺、十色笺等多种样式，其应用的范围更大。如贾岛《原居即事言怀赠孙员外》：“避路来华省，抄诗上彩笺。”姚合《寄主客刘郎中》：“题诗应费益州笺”。可见以笺题抄诗作已是当时文人诗客的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从唐人小说中也经常可见到题诗于笺的情节，如元稹《莺莺传》中写红娘“持彩笺以授张”，题写了著名的《明月三五夜》诗；《异梦录》记邢凤“从东庑下几上取彩笺，传《阳春曲》”；《郑德麟》中记邻舟女“睹韦氏妆奁中有红笺一幅，取而题所闻之句”；《步飞烟》中更是记叙了赵象“取薛涛笺题绝句”、“复酬一篇写于金凤笺”、门媪传“碧苔笺”题诗等，更表现出诗笺的多样化。由此观之，唐人以笺题诗也是一种时兴的社会风尚。与此相关，还出现了题红绡、题巾、题玉叶纸等题诗抄诗方式。这种诗笺的主要功能是用来进行交际，而交际必然带来传播行为，所以，诗笺这种样式的出现，可以说是适应了唐人社会交际及唐诗文化传播活动的需要，其传播功能与传播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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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汇编纂集，对唐诗的传播而言，也是一种重要的方式，或者说，是比较通行而又便于实施的传播行为，并且具有传播的长久性与信息的存储价值。这种方式，主要表现为诗人诗作的各种编集活动。
行卷和温卷，在唐代士子中最为流行，也是唐诗传播的载体与渠道。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16〕对唐代这种社会风气作了细致而精辟的论述，于此不作复述。由于“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17〕，并直接关系到士人能否登第之大关，故唐代应举者多精心编选己之述作（“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18〕），献之权臣名流，以希见赏、延誉，而与此同时，其作也会因之而流布于世。这是一种自我表现、自我推荐方式，也属于主动的传播行为。唐代著名诗文家，几乎都以不同形式进行过行卷之举，中晚唐时尤甚，元结、白居易、元稹、韩愈、李绅、朱庆余、李贺、牛僧孺、杜牧、皮日休等，他们的不少作品即藉行卷而得以传播一时以至后世。程千帆先生对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中除第一至第四卷和第六卷中18位出于唐人诗集所录作者外的另86人统计，进士及第和应举不第者共77人，另9 人中大多不能确定是否曾应举。因而程先生认为：“他们的诗，必然有一些是专门为了行卷而写的，还有许多则是通过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才流传开来的。”已简略指出行卷与唐诗传播的关系，并肯定了其对传播发生的积极作用。这种行卷之风的兴起，唐代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虽然起了重要作用，但从诗人主观愿望与行卷可以使诗文之作流传而知名来考察，其传播效应与作为传播手段的特殊功能，也是不可忽视的。据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云，（他）“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其中，当然不乏呈送行卷者，所以他才“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19〕。此亦可知当时行卷风之盛，行卷者之众。这也说明行卷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形式必然会产生显著的社会效应。且行卷之种类与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行卷、温卷、公卷、省卷之类。投个人者，或呈名流权臣，或献考官主司；投公卷者，或送礼部，或纳贡院。甚至有的进京径直献给皇帝，如李群玉《进诗表》自云：“是以徒步负琴，远至辇下，谨奉所业歌行、古体、今体七言、今体五言四通等合三百首，谨诣光顺门，昧死上进。”这样，举子之诗文投献渠道的多样化，形成了一个多层面、多网络的立体传播结构体系。
从行卷这一传播形态看，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首先，它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个体传播行为。正如前述，应举者为了达到及第目的，他们自选自编的行卷，表现出强烈的张扬自我价值的意愿，并企求以此提高自己的声誉，扩大个人作品的影响范围，如皮日休在《文薮序》中云：“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东别墅，编次其文，复将贡于有司……希当时作者一知耳。”就明显地表现出自我传播的特征。其次，行卷投献的多元化形态，又具有传播过程中的双向性。呈送的对象，即为作者传播的信息的“受众”。他们接受并阅览行卷之后，又把自己的评价反馈给作者，构成了传播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如韩愈之称赞李贺〔20〕，李贺之斥元稹〔21〕等，均体现了这种传播的双向性。第三，行卷具有两级传播的功能。投卷人呈献给有关人士观看后，必然会产生其价值评判，或褒或贬，或抑或扬，这实际上又形成了新的传播过程。如韩愈投文后，“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22〕；张籍“索（朱）庆余新旧篇什，留二十六章，置之怀袖而推赞之”，致时人“皆缮录讽咏”，并酬其《闺意》诗，使其“诗名流于海内”〔23〕。这种“延誉”、“推赞”活动，必然使其诗作得以再传播，最先的“受传”者成为了新的传播者，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受传”者。可见行卷对唐诗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行卷的实施，在士人应举和扬名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传播作用。《唐音癸签》载：“唐才人艺士行卷歌篇，不知何缘多得传彻禁掖，如韩翃、冯定、戎昱、钱起诸诗句之类，人主往往能举之。岂一代崇尚在此，尝私采之外庭资乙览故耶？”（卷27），这说明了三个事实，一是因行卷为才士自行编选，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故能广为流传，以至传入宫廷，为皇帝所知。二是从传播手段而言，胡氏推测为“私采”，这也证明了其传播之深广与社会对传播的需要。三是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时代之“崇尚”相关，即使禁掖之中，也仍处在整个社会风气的投射范围。此外，因行卷而受到权臣名流的推奖而知名于世甚或进士及第者，各类史传、笔记、杂录中更是多有传载，如李贺曾献行卷于韩愈，《剧谈录》卷下“元相国谒李贺”条云：“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藉甚。”《幽闲鼓吹》载白居易“以诗谒顾著作”，顾嗟赏不已，“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都是因为投卷献诗受到嘉许而播其声誉之例。而有的人，则藉行卷直接帮助自己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如牛僧孺“初为诗，务奇特之语”，第二年，“秋卷成，呈之”，“明年乃上第”〔24〕。元结在《文编序》中自言他“作《文编》纳于有司”，受到称赏，“明年，有司于部堂策问群士，叟竟在上第”。这些记载，都说明了行卷在传播中所产生的重大社会效应和在士人举子的仕途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生动地描述了作为唐诗传播媒体的行卷的运作过程。由于行卷是唐代士人们的必要的政治活动和交往形式，所以，许多诗人的诗作也通过行卷而传播于世，显示了行卷的传播功能与传播价值。
此外，唐代诗歌总集、选集及别集的编纂，也属于文字传播的表现形态之一。与“行卷”比较，它具有更大范围的传播效应，多呈现以群体为单位的传播行为，显示了其特殊的功能。限于本文篇幅，将于另文再作探讨。
注释：
〔1〕〔2〕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周立方、李启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3〕〔4〕〔7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5〕事见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本事诗》， 中华书局1983年版。
〔6〕张隆栋主编：《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参见《传播学概论》第七章《传播媒介：大众与个人的》。
〔9〕二诗见《全唐诗》卷466。关于题前二绝之本事，《唐摭言》、《唐诗纪事》、《全唐诗话》等均有记载。
〔10〕此据《全唐诗》卷856—859及中华书局《全唐诗外编》所收《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逸》。
〔11〕《太平广记》第55卷转录自《仙传拾遗》，中华书局1981年版。
〔12〕罗宗涛：《唐人题壁诗初探》，载《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 〕见范摅《云溪友议》卷上《巫咏难》条，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4〕见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8年版。
〔15〕白居易《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赐紫金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白居易集》卷70，中华书局1979年版。
〔16〕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7〕〔18〕赵彦卫：《云麓漫钞》卷8。
〔19〕《四部丛刊》本《唐柳先生文集》卷34。
〔20〕张固：《幽闲鼓吹》。
〔21〕康骈：《剧谈录》卷下“元相国谒李贺”条，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此事论者多以为不实，此处仅作为一种现象而引用。
〔22〕《旧唐书》卷160《韩愈传》。
〔23〕计有功：《唐诗纪事》卷46。
〔24〕王谠：《唐语林》卷2“文学”引刘禹锡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