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质量研究的定向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口论文,历程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口质量研究主要始于近代。在此之前，人口质量的有关论述散见于历代思想家的言论篇章之中。作为一种思想，中国人口质量的有关观点发轫甚早，最远可追溯至先秦时代。其中，老聃（老子）有关人口质量的论述在时间上较之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还要早100多年①。先秦以迄，人口质量的有关论述在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中时有所见。其内容涉及人口质量的诸多方面，如遗传观点、胎教观点、教化观点、体质观点等。②可以说，中国人口质量思想是丰富的，并不乏真知灼识，是一座有待进一步深入发掘的智慧宝库。在历史文献中关于人口质量的见解时隐时现，若断若连，没有明显的传承脉络，更重要的是，没能形成人口质量的概念。因此，不妨将这些思想看作人口质量研究的基础或始发状态。
始于近代的中国人口质量研究经历了三个不连续的历史时期：一、本世纪初至30年代末，为人口质量研究的开端时期；二、50年代中后期，为人口质量研究的传承时期；三、70年代末至今，为人口质量研究的发展时期。其间，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和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两次中断，分别由战争和政治原因所使然。人口质量研究这种间断波动特征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口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事实上，人口质量研究正是随人口学的兴起而崛起，也随人口学的中断而间断。与人口质量研究三个不连续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正是中国人口学发展的三次热潮，第一次以“人满之患”论争为特征，第二次以“人口”与“人手”之争为特征，第三次则以人口爆炸和人口控制的讨论为特征。可以说，人口质量研究的时代特征是中国人口学发展历程的写照，而人口质量研究的崛起和发展正是中国人口学研究的产物。所以，考察中国人口质量研究的定向历程，必须和中国人口学发展演变联系起来。兹将三个时期的人口质量研究分别考察如次。
一 近代中国人口质量研究的开端
中国人口学是在近代开始的，一般以1918年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一书面世为始点标志③。由此而始，中国人口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集中发表了一批有关人口问题的论著和调查报告；涌现了一批以人口问题为研究方向的人口学者；形成了独立于学术界的人口学界；引发了近代以来第一次人口问题讨论热潮；……初步形成了具有现代社会科学特征的中国人口学。人口质量研究正是在这一全新的人口研究阶段中开始的。
近代中国人口学缘起于“人满之患”论争，而“人满之患”论争又与近代西方人口学说的东渐相联系。近代东渐的西方人口学说的主要代表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产生于18世纪末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东渐到中国，最初见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中国人汪凤藻移译的福塞特(H.Fawcett)所著《富国策》一书④。该书作为中国第一部西方经济学著作的中译本，1880年面世，即引起轰动，接连再版，并于1890年重译，连载于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上，流播甚广。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传播，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引发了一场以“人满之患”为焦点的人口问题大论争。
值得玩味的是，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类似的观点中国早已有之，却长期湮没于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中，无人问津，直至人口问题论争开始后始被重提，并被冠以“东方的马尔萨斯”称号。这位“东方的马尔萨斯”就是清人洪亮吉⑤。洪亮吉的“治平说”类似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洪亮吉的“民数论”类似于马尔萨斯的“级数论”；洪亮吉的“天地调剂之法”和“君相调剂之法”类似于马尔萨斯的“自然抑制”和“积极抑制”；而洪亮吉的《治平篇》和《生计篇》却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早5年问世⑥。然而，洪亮吉的学说被湮没了，马尔萨斯的学说却引起了轰动。究其原因，除了马尔萨斯的学说更具有“科学性”之外，主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洪亮吉的学说问世时，中国人口已突破3亿大关，人口形势渐趋严峻，但时为乾隆盛世，人口问题危机尚未完全显露出来，因而其学说未能引起足够注意。而马尔萨斯人口论东渐时的中国，一方面，人口增长已突破4亿大关，由人口增长引起的问题不断显露和深化；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外扰内患之下，中国国力已趋衰弱，人民生活水平日降。有识之士由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而转向对其成因的探究，马尔萨斯学说的移译，适时地成为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最好诠释。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马尔萨斯学说引起了思想界的轰动，并围绕人口问题展开了“人满之患”的论争。
“人满”典出于《管子·霸言篇》：“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所谓“人满之患”，就是人口众多的忧患，由人口众多而患无可立锥之地。近代中国是否已经到了人满为患的地步呢？立论者无疑是确信的，并以马尔萨斯的学说为理论依据，力陈其弊害，其极致者，甚至连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也被归之于人口之寡与众⑦。用廖仲恺的话来形容，就是，“对于国家社会里悲惨的状况，不认为自家的责任，却想归咎于天然不可抗力。所以开口就说什么‘人满之患’，闭口就说什么‘中国不得了，为的是这人满的缘故’。”⑧与立论者相反，如廖仲恺、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并不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人满”，而在于社会制度、科学技术落后……至于“人满之患”，按照廖仲恺的说法，“‘人满之患’终归是一句傻话罢了。人满的患，在中国是不成问题的”⑨。
不论是否承认“人满之患”，都无法避开中国人口增长迅速、人口庞大这一事实。因此，论争双方的分歧不过在于对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落脚点有不同看法而已，而对于人口众多的弊害，多数思想家还是认同的。正是在此基础上，由陈长蘅导先河的近代人口学研究，不再着眼于“人满之患”的是非论争，而着眼于现实中国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和寻求对策上。尽管对于中国现实的人口问题的看法仍因对“人满之患”的不同认识而有悲观和乐观两种观点。
着眼于中国现实人口问题研究，近代人口学者提出了节制生育以控制人口增长的观点。其代表人物陈长蘅因此而极力鼓吹“生育革命”。他所谓的“生育革命”，包含两项内容，一是节育，即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是优生，即提高人口质量，亦即他所说的“生育革命和淑种运动”。他说：“一面要限制（天公）随意移民到我们乌托邦里来，以减轻我们人口的压迫，一面也要要求‘天公’多送一些健全优秀的孩子，少送一些劣弱低能小孩子到我们乌托邦来，以增进我们种族的健康。所以我们还望大家一致欢迎‘节孕’与‘优生’两个‘并蒂连理’的大运动。”⑩可以说，陈长蘅的“节孕”和“优生”并举已经包含了被列为当今中国基本国策的“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的雏形。只是，陈长蘅没有明确提出“人口质量”概念。
明确提出“人口质量”概念是近代另一位著名人口学者陈达。在他那里，“人口质量”就是“人口品质”。他说：“人口数量是与人口品质处于反对地位的。”(11)这一观点比诸陈长蘅又进了一步。在陈达那里，“人口品质”不只是优生，更重要的是教育。以优生和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人口质量观与后来的人口质量区分为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更为值得注意的是，陈达所提出的“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口号，与今天的基本国策内容几乎毫无二致。因此，可以说，由陈长蘅提出的提高人口质量的观点，到陈达那里，已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人口质量的概念。
由上，可以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人口质量研究是从陈达的《人口问题》开始的，而其前身是陈长蘅的“淑种运动”，即调强通过优生来提高人口质量。通过优生来提高人口质量的观点又可追溯至唐才常那里。唐才常主张用“通种”的方法来提高人口质量，即“进种”、“强种”(12)。而“通种”之说又源自薛福成的人种贵贱之说，所不同的是，唐才常不同意薛福成关于“大抵中国之民，皆神明之胄，最为贵种”(13)的观点，而认为，“夫通种者，进权之权舆也；进种者，孔、孟大同之微者也”(14)。可见，人口质量概念形成的脉络大致是：人种贵贱——通种——淑种——改善人口品质。在这一脉络中，人口质量被逐步加深认识，并最终形成了人口质量概念。在薛福成那里，人口质量的差异已被认识，只是，不正确地理解为人种贵贱的差异。唐才常进了一步，不仅认识到人口质量差异，还试图用“通种”的方法来改善人口质量，尽管这种“通种”设想是不切实际的。到陈长蘅那里，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优生是改善人口质量的一条重要途径，并认识到提高人口质量和控制人口增长（优生和节孕）是必须同时并举的关系，只是，他的认识仍不全面，其优生之说也带有前人“择种留良”的痕迹。而在陈达那里，不仅形成了比较全面的人口质量观念，而且试图从理论上来说明改善“人口品质”与限制人口增长的关系。应用到现实上，还提出了改善“人口品质”的途径与方法。可以说，到陈达那里，人口质量概念已经正式提出，并有了人口质量问题的初步研究，是为人口质量研究的开端。
可惜的是，人口质量研究刚刚开端，就被抗日战争的烽火所阻断。和人口学研究一起，人口质量研究直至新中国建立后的50年代始被重续、传承，而进入现代人口质量研究时期。
二 现代中国人口质量研究的传承
1949年建国后，中国进入了休养生息的建设时期。一方面经过长时期的战争之后，中国人口增长问题已不那么突出；另一方面，全国人民都在以极大的热情建设一个新中国。在这样的情势下，潜在的人口问题危机显然是不易被察觉的，即使察觉，也不是警告的时候。事实上，作为新中国敌人的艾奇逊，当时就指出了中国人口问题，并将中国革命的发生归之于“人多”。毛泽东为此专门撰文批驳了他的论调。他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15)他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其根本方法就在于“革命加生产”(16)。
毛泽东虽然也注意到中国“人口众多”这一事实，但他并不悲观。因为，他预期，通过“革命加生产”可以解决“人口众多”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种乐观的判断。
然而，这种乐观的判断很快被蒙上一层阴影。一方面“革命加生产”所产生的效果似乎不如预期的那么大，另一方面已经是“众多”的人口正迅速地在继续膨胀。1953年6月30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在短短的几年间，中国人口已由刚解放时所估计的“四万万五千万”增加到6亿余人，每年净增人口数之巨大大出乎意料。在这种情况下，人口问题开始引起警觉。1954年国务院召开了节育问题座谈会，1955年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的指示”，1956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1957年，毛泽东在第11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对于人口问题，毛泽东本人也从非常乐观的态度转向了谨慎的乐观态度，而正是这一转向，引发了50年代人口问题的大讨论，最终形成了“人口”与“人手”之争。
随着毛泽东和政府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一批在近代涌现出来的中国人口学者纷纷著言立说，分析中国人口问题，为国家和政府制订人口政策献计献谋，他们之中有陈长蘅、陈达、费孝通、吴景超、马寅初、邵力子等。这些人口学者大多积多年的研究而著作，力陈人口过多的弊害，一时间竟使人口问题成了新中国面临的最大棘手问题。中国人口质量问题也再度被提出。
这一期间提出并讨论人口质量问题的主要是马寅初。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始于1954年，是年，他当选为浙江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多次以政协常委和人大代表的身份去浙江各地视察。视察中，他逐渐发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对人口问题展开研究。1955年，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的调查材料，写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后因反对意见太多而未果。1957年毛泽东强调“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在3月2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度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此后他多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讲话。1957年6月，马寅初写成“新人口论”，先是作为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后于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系统阐述了他在人口问题上的见解和主张(17)。
正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再度提出了人口质量问题。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力陈人口增长过快的恶果。他认为，人口发展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并在量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不然的话，就会出现许多不相适应的“矛盾”。他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列举了人口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九大矛盾”，其中第八个矛盾就是“人口质量低于发展生产之间的矛盾”(18)。
马寅初为什么要提出人口质量问题呢？因为，在他看来，人口问题不单纯是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而中国存在的人口问题不只是人口数量多、增长快的问题，也有人口质量低的问题。他说：“我国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之两不相称，几乎无人不知。”(19)由此，他建议：“必须大力提高人口质量，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知识水平。”(20)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中，“提高人口质量”是和“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并列的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三条根本途径之一。
从思想理论史的角度考察，马寅初对于人口质量的上述看法，与30年代陈达的人口质量观是类似的，甚或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首先，马寅初关于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的看法，和陈达所说的二者处于“反对地位”并无二致。其次，马寅初关于人口质量所包含的内容的看法，与陈达的看法也是相似的，二者都包括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两个部分。最后，对于“提高人口质量”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中的作用的认识也是相似的。马寅初所指出的三条根本途径，在陈达那里，就是他所说的“三条大路”：“(1)免费教育的推广，(2)人民入款的增加，(3)生育节制”。(21)其中第1条“大路”相当于“提高人口质量”，第2条“大路”相当于“积极发展生产”，第3条“大路”相当于“控制人口数量”。所不同的是，马寅初没有使用陈达的“人口品质”术语，而采用了后来被多数人所接受的“人口质量”一词。此外，马寅初对人口质量问题的论述比陈达更为全面，也更有针对性，他是在系统阐述他的中国人口问题观点中论述人口质量的。
不过，总的来说，马寅初对于人口质量的研究在范围和深度上，和陈达的研究相去无几。由于他着眼于讨论中国人口问题，而人口问题在当时的燃眉之急首先是人口控制问题。所以，他的人口理论主要是为了说明人口控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人口质量问题不过是他考察人口问题时的发现，并未展开具体的探讨和研究，仅仅作为其总体考察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在这里，我们将马寅初的“人口质量观”称作为近代人口质量研究的传承，而不是发展。
应该说，由《新人口论》而始，人口问题的讨论有可能被引向深化，而人口问题讨论的深化势必引致人口质量研究的深化。在当时，不仅一批近代涌现的老一辈人口学者纷纷著言立说讨论人口问题，而且有一部分年轻的学者开始从事人口问题研究。1957年已经出现了人口学研究方兴未艾的势头。遗憾的是，学术讨论很快被引向政治上的是非争论。先是批评《新人口论》，后是论辩“人口”与“人手”的关系。由于政治的介入，学术讨论转变为一边倒的舆论攻击，人口问题成了政治问题。到1960年，连人口学研究也成了禁区。
正是这样，人口质量研究刚刚得以传承，还来不及展开就被扼杀了。同样地，人口质量研究的命运在这一时期也和人口学研究本身的命运休戚与共，当人口学研究成为禁区后，人口质量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终止了。这种局面直至70年代末始被再次打破。
三 当代人口质量研究的发展
中国人口学研究再度兴起时，已是70年代末，以1978年全国第一届人口科学讨论会的举行为标志。在此之前，一些人口学者已在酝酿着复兴人口学研究。1977年，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全国人口理论学习座谈会在汕头举行。再往前追溯，早在1974年，北京经济学院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口研究室，并有学者出席同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世界人口会议，尽管在该次大会上中国代表仍坚持反对西方国家关于控制人口的主张。所有这些，其实都为1978年以后人口学研究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之所以将1978年看作人口学复兴的始点，是因为该年度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理论界迎来了拨乱反正的时代，同年举行的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则标志着人口学禁区的冲破。此后，1979年，马寅初被平反，《新人口论》出版；1981年中国人口学会正式成立；……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了人口学研究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正是在这一人口学研究的大发展时期，人口质量研究也再度兴起，并迎来相应的发展时期，这一发展时期，依其研究特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为人口质量问题的再提出阶段；第二阶段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为人口质量研究的高潮阶段；第三阶段从80年代末至今，为人口质量研究的深化阶段。
复兴后的人口学首先面临的是严峻的人口增长态势。与50年代末人口学研究中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6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口增长率高达2%以上，这一态势直到70年代计划生育开展始告疲软。但是，良机已被贻误，到70年代末中国人口已逾9亿，几乎是刚解放时的一倍，比50年代末增加3亿。也正是因为如此，人口学研究刚复兴时，有人提出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毫无疑问，复兴后的人口学界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从理论上解释人口控制问题，如何为人口政策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所以，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人口学研究主要围绕着人口控制问题而展开，许多重要的研究也是为人口控制献计献策而设。譬如1979年刘铮等学者向中央提交的一份著名的研究报告，就是有关控制人口方面的建议。(22)
但是，人口控制问题的深化势必要涉及人口质量问题。和50年代末马寅初的研究相仿，人口质量问题的再提出也和人口控制问题研究相联系，即在强调“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提出“提高人口质量”的问题。这一时期的人口质量研究正是从“提高人口质量”这一问题开始，这可以从当时发表的诸多人口质量研究的论文中窥见一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人口质量研究论文中，直接冠以“提高人口质量”之名的就占90%以上，如当时发表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张纯元、杨德清、温应乾等人的论文(23)。对于“提高人口质量”问题的探讨，一般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关系方面展开，另一是从提高人口质量与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方面展开(24)。而这两个方面又都与马寅初在50年代末提出的人口质量观一脉相承，前者就是马寅初关于人口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的继续，而后者则是马寅初关于提高人口质量与积极发展生产的关系在新时代的阐发。因此，可以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口质量研究实际上是马寅初人口质量观的再提出。
从80年代初开始，随着人口学研究的深化，人口质量研究也不断扩展，逐渐成为人口学的一个专门领域，在这一领域里，伴随着人口学研究的兴盛，逐渐演化为人口质量研究的高潮。这一高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后期。
之所以说80年代是人口质量研究的高潮阶段，是基于以下事实的判断：首先，从80年代初开始，人口质量研究逐渐成为人口学的一个独立的专门领域，吸引了为数甚多的研究者，引发子前所未有的研究热潮，人口质量研究呈现方兴未艾的态势；其次，众多研究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文，其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都是从未有过的，不仅如此，还有以人口质量为研究对象的专著问世，如梁中堂等人的《人口素质论》、陈剑的《人口素质概论》等，这些论著的问世，标志着人口质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再次，以人口质量为专题的各种规模不一的学术讨论会接二连三地召开，推动了人口质量研究的广泛深入进行；第三，人口质量研究突破了人口学范围，而介入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优生学等领域，在“七五”期间人口质量研究还被列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合作研究；最后，从研究内容上看，人口质量研究已大大扩展了原先的内容。“提高人口质量”无疑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25)，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和人口质量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意义也仍然是重要的研究内容(26)。但是，除此之外，人口质量的研究内容还涉及到人口质量概念的范畴规定问题、人口质量的衡量及其指标体系问题、教育与人口质量关系问题、优生与人口质量关系问题、智力投资与人口质量关系问题、心理健康与人口质量关系问题、遗传与人口质量关系问题等(27)。由此引出了许多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如人口质量概念的定义问题、人口质量的分类问题、人口质量的衡量指标问题等。这些疑难问题又引发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同观点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口质量问题的争鸣热潮。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人口质量研究已经全面展开，并开始了广泛的讨论，这使得人口质量研究产生了一批为数可观的研究成果。
到80年代后期，人口质量研究的高潮出现疲势，部分原因在于许多研究者为人口控制上的生育率波动所吸引而转向人口控制问题研究，而更为主要的原因却在于，已有的人口质量研究由于几个关键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而陷入困境，这些关键问题主要是；人口质量在社会科学中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其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怎样？人口质量应当是“两分法”还是“三分法”？人口质量应当如何衡量，其指标体系和衡量方法究竟有哪些？……(28)由于这些问题未能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以致于一方面许多研究仍停留在上述问题的讨论上而不能引向深入，另一方面，人口质量也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亟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探讨。
由于人口质量研究在基本问题上未能取得相对一致的看法，因此，从80年代末开始，一些研究者试图撇开概念本身的纷争，转而从已有的认识出发，面向现实进行实证性的研究。譬如在人口质量分类上，“两分法”和“三分法”始终相持不下，因而，一些研究者转而从已取得的共识基础上，在“两分法”范围内，对中国人口质量的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试图由此而引出中国人口质量存在的问题和对策(29)。这种实证性的统计分析，尽管仍然没有解决人口质量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但将人口质量研究深化了，即不再局限于概念争论，而是从实际出发探讨人口质量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至今仍在进行着，并构成人口质量研究的主体。
注释：
①参见拙作《先秦时期我国人口素质思想评述》，载《安徽人口》，1987年第2期。
②参见拙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人口素质理论的发展》，载《人口科学》丛刊第8辑，1987年12月。
③陈长蘅著《中国人口论》，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
④丁韪良和汪凤藻首译的《富国策》一书，由同文馆于光绪6年（即1880年）印行。该书作者福塞特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颇为推崇，书中多处提及其学说，是为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的首次亮相。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1798）在当时被译作《民数论》。
⑤洪亮吉的人口观点直到20世纪初由《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一文重申，始为世人所知。该文刊载于《东方杂志》第1卷第6号，1904年6月。
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原理》）初版于1798年问世，而洪亮吉的《治平篇》和《生计篇》则写于清乾隆58年（即1793年），比马尔萨斯早5年。
⑦其代表如谭嗣同所言，历史上治乱相仍，“治而有乱”，其间最大的原因莫过于“人满”。参见谭嗣同著《仁学》，中华书局1958年版。本世纪初还有专文讨论治乱循环与人口众寡的关系，参见前引《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一文。
⑧参见廖仲恺《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之关系》，载《廖仲恺集》（修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⑨参见廖仲恺《消费合作概论》，载《廖仲恺集》（修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⑩参见陈长蘅著《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章。
(11)参见陈达著《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08页。
(12)(14)唐才常《通种说》，载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13)参见薛福成《檀香山土人日耗说》，载《唐庵文外编》卷1。
(15)(16)引自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48-1449页。
(17)参见杨勋、徐汤莘和朱正直著《马寅初传》，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201页。
(18)(19)(20)参见马寅初著《新人口论》，北京出版社1975年版。
(21)参见陈达著《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22)参见刘铮、邬沧萍和林富德《对控制我国人口增加的五点建议》，载《人口研究》1980年第3期。
(23)参见张纯元《提高人口质量加速四化进程》，载《经济科学》1980年第4期；杨德清，刘永佶《努力提高我国人口质量》，载《人口与经济》1980年第2期；温应乾等《试论提高我国人口质量问题》，载《人口研究》1980年第1期。
(24)参见张怀宇《试论我国人口发展中的数量与质量问题》，载《学术研究辑刊》1980年第2期；魏永理《试论我国人口数量与质量》，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冯绍湘《提高人口质量与加快四化建设》，载《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25)参见熊新新《也谈提高人口质量》，载《人口学刊》1981年第4期；杜午禄《试论提高人口质量问题》，载《人口与经济》1985年第3期。
(26)参见胡蕴珠《提高人口素质与控制人口数量的关系》，载《人口动态》1983年第6期；张纯元《试论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质量提高的辩证关系》，载《贵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27)参见边燕杰《关于人口质量的范畴属性和内容》，载《人口研究》增刊1981年：罗振国《试论考核人口质量的指标》，载《人口学刊》1983年第2期；陈剑《略论人口素质》，载《人口学刊》1985年第5期；吴忠观《试论人口质量》，载《人口杂志》1985年创刊号。
(28)参见拙作《人口素质的人口学意义》，载《西北人口》，1988年第2期；刘克发《人口质量问题疑义》，载《人口研究》1988年第6期。
(29) 参见拙作《现代化与中国人口素质》，载《人口研究》1990年第5期；许金声《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载《人口研究》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