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与问题：思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全国马经史学会第四次年会暨第七次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年会论文,第四次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 5019 （2000）01－0118－03
1999年8月21—24日， 由安徽大学承办的全国马经史学会第四次年会暨第七次学术研讨会在合肥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和出版单位共百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和尚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此外，一些与会代表还就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马克思的关于股份制企业的论述以及当前经济社会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国企改革、通货紧缩、就业等诸多问题作了发言。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就
如果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贡献集中表现在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进步上——与经典作家们或是同改革开放前相比，今天，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认识已经大为丰富和深化了。分析和总结这些认识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研究者的重要任务。
针对有的同志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理论的观点，海南大学的王毅武教授指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实际已经经历了8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思想理论，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应当成为马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指出这一重要领域研究的基本任务要解决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是如何“在中国具体化的”？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是怎样“按中国的特点去应用的”？此外，他还介绍了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张闻天、邓子恢等人的经济思想研究工作。
西北大学的白永秀教授简要地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认为其核心是经济发展论，指出邓小平理论中的许多基本思想、基本观点、方针、措施都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初级阶段论”使我们认识了发展经济所必须了解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本质论”更给我们在发展经济时扫清了思想障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论”使我们知道在发展经济时如何处理所有制问题；“改革开放论”使我们认识到发展经济就必须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传统的经济体制，就必须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他向会议提交的论文考察了邓小平理论的萌芽、形成、发展、成熟阶段，分析了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强调邓小平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包含了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围绕着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演变和发展，广东省委党校黄灼明教授收集和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有关观点，着重回顾了我国这方面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过程，重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论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认为这种继承和发展的三个标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论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论。
上海师大的郝国喜认为改革开放20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取得了三个“革命”。首先是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的革命，认为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遵循的是从经典作家的本本出发来设计我国社会主义的思路，教条地坚持马克思所设想的依存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的全社会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全社会统一的按劳分配等方案来设计我国的社会主义。其结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我国的现实脱节，认为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思路上产生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转向了从实际出发”，即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出发来考虑我国经济体制的应有模式。其次，表现在研究主题（研究对象）上的革命，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挂帅”导致的诸多理论禁区不同，改革开放后，理论禁区减少了，研究对象大大扩展了，人们可以对以前的一些被禁止持有异议的观点如“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只能实现按劳分配”、“全民与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基础”等提出批评。第三个革命则被认为是研究群体的革命，从最初的“书斋马克思”学者群到“现实马克思”学者群，之后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群到“西方经济学”学者群，从而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今后该如何发展问题上，郝强调了三点：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生产力，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反对唯马克思的个别结论是从，也要反对唯西方经济学是从；必须围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上海市委党校的董瑞华教授介绍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各自的产生、发展过程。指出其产生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得到新发展的过程。认为这两位历史伟人的经济学方法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性质——即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又结合当时的时代特征，有其自身的创新。文章还强调学习邓小平经济学方法论对于进一步掌握邓小平经济理论，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
教育部顾海良教授认为马经史的研究重在发展，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首先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相结合、与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实际相结合，即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这一问题相结合，认为这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进而，顾教授指出，正是邓小平经济思想所具有的这种主题的整体性才内在地决定了这一思想的体系性。在谈到如何把握这种思想的体系性的时候，顾强调要搞清楚邓小平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性与思想体系的逻辑性之间的关系，他以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论断和社会主义本质论为例来说明二者之间既有统一的地方，也有不尽统一的一面。强调在对历史过程概述的同时，更要努力去揭示这一思想的内在逻辑。
虽然上述几位同志论述的角度各有侧重，但总的来看，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相同的：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工作者们对于社会主义有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认识，强调这种认识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
二、关于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如果说以上一些同志主要侧重于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的话，那么以下的评论则多是针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的。
浙江大学的许彬和罗卫东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几个有代表性的版本。按照制度分析／经济运行分析的比重的高低，他们将这些版本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如蒋学模，宋涛等人的“改良型”，吴树青、卫兴华等人的“嫁接型”，吴宣恭等人的“市场经济学型”，魏杰等人的“经济学型”等。对这些版本一一简要评述之后，作者认为目前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中存在着“比较突出的混乱”，首先表现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与作为上下册的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母本的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之间缺乏内在的一致性，即存在概念的不连续性：资本主义部分使用的是成本价格概念，社会主义部分使用的则是边际成本；还有如利润、工资等概念，两个部分的含义也不能一以贯之。第二个表现是“缺乏科学的独立性”：“既是经济学基础课，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使得这一学科几乎成了中央文件的解释本”，每开一次大会或每形成一项重大决定，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必有较大改动。在谈到导致这种不正常现象发生的原因时，许、罗强调了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建立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就超越了客观的可能性”。二是一些同志“无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将自己封闭在认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最后，许、罗强调要使政治经济学向新时代发展，应该在坚持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唯物辩证法为研究方法论的同时，又要在研究范式和基本概念上有所创新。
安徽大学的熊小奇教授在其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政治经济学的跨世纪思考》中，也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学科现状提出了很多批评，认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至今未建立起科学的体系”，“好似小孩玩的积木，可以根据需要随意拼凑”；批评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在姓“社”姓“资”上做文章；批评所谓“初级阶段是个框，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的状况。认为应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彻底改革”。
山东大学的黄少安等人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同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科学的标准，不能认为与之相符的便是正确的，与之不相符的便不是科学的。认为不能高估中国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指出19世纪以来，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实际并没有得到解决，基本方法、基本概念上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没有重大理论创新。
浙江大学的叶航也认为相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认为不应当只从客观上找原因，还应在主观上找原因；批评目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良倾向：如一些同志总认为西方经济学中很多东西马克思都讲过，总希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能解释现实中的所有问题。
此外，很多与会代表还对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良学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当前实际存在着的那种认为只有政治领导人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当作是政治领导人专利的观点与倾向；再如那种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政策制定的根据，任何一种政策都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往上套的做法；有的同志还对这一领域的缺乏批评与争鸣的学风以及教条化和庸俗化的倾向提出了批评。
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安徽大学的荣兆梓教授在比较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区分宏观制度分析与微观制度分析两个不同的分析范式，认为是有系统论与历史演进特征的马克思的宏观制度分析方法不应照搬到如企业制度、产权实现形式这样的微观制度分析中来，否则会导出一系列严重脱离现实的错误结论。荣提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内，建立起当代制度分析的新的综合框架，为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必须真心诚意地、老老实实地学习当代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成果。
西南财大的纪尽善教授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关市场经济的论述出发，认为一方面，市场经济要求商品生产者自主经营、自负赢亏；另一方面，商品的社会化大生产又要求个别资本转化为联合的社会资本，从而进一步要求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股份制则是体现这一要求的必然的制度产物。从这一认识出发，他认为股份制不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存在的必然性，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具有存在的必然性。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中的大量“过剩”现象，南京大学的杨得才利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来说明社会主义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杨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中有三点“精髓”：第一，商品经济与生俱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第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商品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第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危机的根源。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前两点自不必多说，关键是第三条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作者对此作了新的解释，认为由于“国有企业也要关心自身的利益”，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谈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条件的实质，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除了上述方面的讨论而外，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易风教授、西南财大的王永锡教授、福建社科院的严正教授还分别就国企改革、通货紧缩、东南亚金融危机等问题作了分析。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
收稿日期：199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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