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康社会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潘盛洲认为，农村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意味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再上一个新台阶，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再上一个新水平，广大农民的生活将再上一个新档次。（注：潘盛洲：《关于农村小康社会的初步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3.1。）
一、农村小康建设的重点、难点与战略思路
（一）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
王景新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西部、难点在西部农村。西部地区离初步实现工业化尚有很大的差距，仍然是典型的低收入落后农业社区，西部与东部地区整整差了两个发展阶段。总体上，西部农户还处于“生存收入”阶段，农民的积累和投资能力十分有限。没有西部农民的富足，绝不会有西部区域的快速、持续、稳定的发展，也就没有“全面小康”可言。（注：王景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西部、难点在西部农村》，中改院网，2002年12月。）
刘振伟指出，我国城乡差距较大，农村还有3000万人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生产力仍比较落后，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生活环境仍然较差。近些年来，东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中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恩格尔系数、衣着消费支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安全卫生普及率和已通电话的行政村比重等指标，是全面实现小康的薄弱环节。（注：刘振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村是关键》，《农民日报》2002年11月25日。）
张耀光、王佩认为，我国农村人口多，生产力不发达，还有脱贫任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农村文化教育落后，人口的文化素质、民主法制和思想道德观念亟待提高；人口、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还很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注：张耀光 王佩：《充分认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渐进性》，《光明日报》2003年5月15日。）
（二）推进农村小康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
胡春力认为，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将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中国要在二十年间实现小康目标，关键在于真正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而且一定要超越农业的范围、超越农村的范围、超越农民的范围加以思考，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重视这些产业如何能够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就业，切切实实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注：胡春力：《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于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国新闻社，2002年11月11日。）
樊纲认为，要想真正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一定要超越农业的范围、超越农村的范围、超越农民的范围加以思考，反倒应该更加关注、更加重视如何发展工业。发展非农产业的问题，更加重视这些产业如何能够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就业，使这些行业所能提供的就业迅速增加。（注：樊纲：《农业问题思考应眼光辽阔》，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网，2002年11月1日。）
张晓山认为，当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症结已不在农业和农村本身，而在于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体制和大的政策导向。“三农”问题源于我们自身体制上的障碍。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背景下，只有深化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格局，改变城市和国有工业导向的政策选择，构建具有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的国家政策框架，使农村已经和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地区和群体分享到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所产生的收益，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张晓山：《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中国农村经济》2003.1。）
顾焕章、马晓河认为，要实施两重工业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就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利用产业政策诱导，首先让城市工业和乡村工业根据资源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原则，发展各自有比较优势又能互补的产业。其次，利用城乡市场需求关联和产业关联，让城乡工业冲破体制樊篱，相互渗透和融合。城乡两种工业通过市场分工，同时又经过渗透融合以后，将不再是相互分离、独立运行并互相竞争的两个工业体系，而是一种互补性和渗透性都较强的一重工业体系。（注：顾焕章、马晓河：《新世纪农业发展的战略思路与农业政策调整》，《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2。）
林毅夫认为，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二是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发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缩小地区差距；三是加速科技和体制创新，增强竞争力，迎接入世的挑战，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四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加速农民就业结构的调整。（注：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农业经济问题》2003.1。）
潘盛洲认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繁荣发展农村经济。一是加强农村的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的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二是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三是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注：潘盛洲：《关于农村小康社会的初步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3.1。）
李昌平认为，破解“三农”难题的思路：就是进一步解放农民。破解“三农”难题的前提：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破解“三农”难题的新战略：农村应以社会发展为中心，而不是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破解“三农”难题的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注：李昌平：《我国现行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的困境与出路》，《农村经济》（石家庄）2003.2.03。）
杜青林认为，加快农村小康建设，必须以建设现代农业为突破口。建设现代农业，要抓住一条主线，推进两大创新，建设三个体系。一条主线，就是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两大创新，就是农业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三个体系，就是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注：杜青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三农”问题是关键》，《农民日报》2002年11月25日。）。
刘谟炎认为，发展现代农业，一要用国际化的眼光审视农业，积极参与国际农业分工与竞争；二要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配置资源，优化农业区域结构；三要用标准化的生产方式组织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四要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五要用产业化的经营方式带动农村经济，促进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六要用合作方式把农民联合起来，使千家万户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注：刘谟炎：《论中国第三次农业革命方略》，《农业经济问题》2003.1。）。
二、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和深化农村改革
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有力武器。在新阶段，必须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杜鹰认为，加快农村小康社会建设，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农村建设小康社会，主体是农民。农村小康建设的进程，就是农民自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推动农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所以怎样保护和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应当是加快小康建设头等重要的大事。（注：杜鹰：《千方百计加大对“三农”支持力度》，《农民日报》2002年11月25日。）
稳定基本政策，核心是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当前的关键是正确看待和处理农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韩长赋认为，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把家庭承包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注：韩长赋《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
涂维亮、黎东升认为，农村制度改革是经营体制改革完善的补充，体制的完善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在稳定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一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二要改革农村行政组织管理制度；三要改革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注：涂维亮、黎东升：《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与创新探讨》，《农业经济问题》2003.4。）
张晓山认为，进一步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应允许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确定并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的效益。对于有长期稳定收益的公益性占地（高速路、机场），允许农民用地入股；允许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以租凭形式转为工商业用地。发扬经济民主，由村民自己来管好用好农村集体的这部分来自农地转为非农用途的收益。（注：张晓山：《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中国农村经济》2003.1。）
胡鞍钢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局面。这场制度革命的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我国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发展差距，长期形成了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等。这种不公平、不公正体制严重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注：胡鞍钢：《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解放农民”》，人民网2002年8月9日。）
陆学艺认为，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进行体制性的改革，要在原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其他一些初步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农村的第二次改革，完全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继续给农民松绑，建立和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是一场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许多领域的深刻革命。（注：陆学艺：《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的束缚》，《中国农村经济》2003.1。）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新生事物。李正中认为，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农民税费负担制度的创新。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废除原来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和“五统”费，试行“民纳赋税”制度，把税费负担从有地农民身上转移到有钱居民的头上，即城乡居民买卖农产品都得照章纳税。地方财政通过新开征的农产品增值税和农产品消费税来保证国家财税总量不减。（注：李正中：《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关系创建新的农民税费负担制度》，《中国农村经济》2003.2。）李炳坤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是规范农村税费征收，大幅度地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农村义务教育和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的需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精简乡村机构与分流人员。从长远来看，应当取消农业税，改为征收产品销售税或增值税等，与世界各国通行的税收制度接轨，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更加有效地支持和保护农业。（注：李炳坤：《切实解决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三农”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03.1。）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既涉及亿万农民的利益，也同国有粮食企业和国家财政的关系紧密相连。秦中春认为，粮食流通领域要以通过改革，建立起市场调节为主，政府退出市场主渠道，国家主要运用宏观控制来配置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资源的新体制。为此，要转变观念，风险管理，价值调控；放开粮食市场，建设规范化的粮食市场体系；加强信息化建设，为全社会定期提供准确、及时、基础性的粮食产、销和价格信息及信息服务，引导粮食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加强对农民种粮收入的支持和保护，做好对城乡低收入家庭的低收入保障工作。（注：秦中春：《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宜管？宜导？宜放？》，《中国农村经济》2003.3。）
马晓河认为，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以增加农民收入、不断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为中心，增加财政补贴总量，调整补贴存量，将农业补贴的重点从农产品流通领域转向农业生产领域，从保障农产品生产供给型转向增加农民收入型（包括通过补贴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注：马晓河：《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与政策措施》，《农业经济问题》2003.2。）
翟虎渠认为，调整农业补贴政策，要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加大政府对农业的社会服务支出，如市场信息服务与预警、农村教育与培训、农业推广服务、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农业保险等。当前特别应当对重点优良品种的推广、重大疫情防治、大型农机具购置等给予补贴。我国加入WTO后，对农业的补贴与支持仍有相当大的空间。（注：翟虎渠：《新阶段农民增收与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若干建议》，《农业经济问题》2003.1。）
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已是当前推进“三农”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顾益康、邵峰认为：一是改革农村信用社。要采取股份制的办法，广泛吸纳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专业大户等参股，把信用社改造成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二是改革农业发展银行。改变农业发展银行单一功能，将农业发展银行改建成为农业产业化服务的政策性银行。三是国家应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对风险较大的农业项目进行保险。（注：顾益康、邵峰：《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中国农村经济》2003.1。）
三、调整农业结构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必须把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作为核心，把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基本目标，坚持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结构调整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然途径。朱文根认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最基本的战略，应该列为整个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注：朱文根：《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七大困惑与七项举措》，《中国农村经济》2003.2。）
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尹成杰认为，农产品质量是农产品竞争力的核心。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是改善农产品质量、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措施。一是加快制定和完善农产品质量标准；二是强化农产品质量标准的实施与示范；三是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督和管理；四是加强国际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注：尹成杰：《农业国际化竞争与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农业经济问题》2003.1。）
制定规划，搞好农产品区域布局。薛亮认为，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具有优势或潜在优势的农产品，实际上都是集中在生态适宜性最佳、生产基础最好和潜力最大的地区生产的。这些区域的生产水平要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增强竞争力主要应增强这些优势产品的优势产区的竞争力。因此，在此基础上制定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布局规划，优先选择资源条件好、生产规模大、市场区位优、产业化基础强、环境质量佳的集中产区，集中资金、技术等各项措施投入，尽快形成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带，这完全符合农业生产客观规律，将能够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因此，要制定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加快品种改良与更新，实行标准化生产管理，加强市场信息服务，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产销衔接。（注：薛亮：《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农业经济问题》2003.1。）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何伟认为，农产品加工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中占重要地位，已经引起我国的普遍重视，但还没有对整个农产品加工业提到应有的高度。所以，国家应该像重视国家计划工作那样来重视农产品加工业，每年能召开会议，部署任务，确定重点，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制定有关方针和政策，促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顺利发展。（注：何伟：《关于农业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理论视野》（京）2003.1。）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对农村经营体制的发展和创新。尹成杰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引导和带动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市场；可以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竞争能力；可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要大力加强龙头企业建设；正确选择主导产业；加强农产品基地建设和市场体系建设；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注：尹成杰：《农业国际化竞争与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农业经济问题》2003.1。）
刘志澄认为，农业产业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一种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经营方式，也是农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当前要加快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规划与引导，积极培育具有市场开拓能力和带动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龙头企业；要制定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法规，使参与各方的责权利有法可依。（注：刘志澄：《加快现代农业建设》，《农业经济问题》2003.4。）
四、增加农民收入
韩俊认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有七个因素，一是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二是农业结构不合理；三是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四是不合理负担过重；五是农业和农村投资不足；六是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七是深层次的体制问题阻碍发展。他认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受国民经济增长和宏观政策环境的影响。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现已明显失效，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须有新思路。（注：韩俊：《七个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人民论坛》2002年第四期。）
杜鹰认为，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要从拿农业转向支持农业。国家要把农业和农村的公益设施建设逐步纳入公共财政开支的范围。农业投入要调整结构。在继续加强关系国计民生的农林水利基本建设的同时，要把能够带动农民近期增收的农村中小型公益设施建设作为投入重点。要改革完善对农业的支出和补贴方式。（注：杜鹰：《千方百计加大对“三农”支持力度》，《农民日报》2002年11月25日。）
马晓河认为，推动农业发展，仅有减负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增加农业投入的政策。我国政府对农业发展不但要承担起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而且对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应不断加大各级政府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扩大农业公共品供给范围。（注：马晓河：《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与政策措施》，《农业经济问题》2003.2。）
韩长赋认为，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一要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二要加大农业公共服务投入；三要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包括生产环节补贴、运输环节补贴等，降低农民的生产流通成本；四要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五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注：韩长赋《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
尹成杰认为，加大农业投入应建立既符合国际农业规则、又有效支持农业发展的农民收入体系和农业结构调整支持措施。一是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教育、技术推广、质量标准、市场信息等服务体系的支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二是建立农业结构调整支持体系，增加农业结构调整投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的发展，解决农业结构性矛盾冲突的问题；三是加大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注：尹成杰：《农业国际化竞争与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农业经济问题》2003.1。）
马晓河认为，近几年我国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进展不快，减轻农民负担收益面小，减负的成果难以巩固。为此，需要调整减负政策。一是应迅速地将农业、农民的负担减下来，让税费改革的好处尽快普及到全国每个农民头上；二是加强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和推广工作提供资金支持；三是积极解决乡村教师工资问题，从源头上减轻农业和农民的负担；四是逐步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37）韩长赋认为，要通过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相关的配套改革，实现确保农民负担减轻的目标。（注：韩长赋《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首先要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林毅夫认为，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要通过解决城市通货紧缩的势头，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消化掉。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中国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加入WTO后，政府扶持资本密集的、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机会就降低了。如果政府不能进行干预，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发展得比较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比较多，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就会缩小。（注：林毅夫：《中国的“三农”问题出路在哪？》，《国际金融报》2002年07月02日第四版。）
朱巧玲认为，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应寻找发展乡镇企业的新契机，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充分空间和载体；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应纳入国家统一的劳动就业规划。（注：朱巧玲：《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思路与对策》，《农业经济问题》2003.1。）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多种经营。蔡访、王德文认为，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通过增加和改进信货、抵押担保等金融服务，以及合理的税收措施，促进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发展，打破经营性项目投资和经营的部门垄断，鼓励民间投资，扶持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和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注：蔡昉、王德文：《如何避免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业经济问题》2003.2。）
林毅夫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三农”之外的非农产业的发展。这是务农农民的收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前提。我国现阶段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以民营经济居多，一般在市场竞争中产生和发展，在技术选择上比较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够创造出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出口，因此对实现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注：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农业经济问题》2003.1。）
加快农村小城镇发展。李炳坤认为，发展小城镇必须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与小城镇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注：李炳坤：《切实解决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三农”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03.1。）张晓山认为，加速中国城镇化进程，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战略是发展小城镇。（注：张晓山：《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中国农村经济》2003.1。）
姜长云、蓝海涛认为，政府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以宏观领域为重点，加快与小城镇有关的制度创新。要结合行政体制的改革，逐步消除按行政级别和有城镇户口的人口规模来设城建镇的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改为按经济功能、辐射带动能力和非农人口、就业规模来设立和管理城镇。对具备一定条件的新兴小城镇，应及时撤镇建市。结合财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消除地方政府的实体化倾向，打破资源、要素和产权流动的城乡分割、地区分割和部门分割的格局。（注：姜长云、蓝海涛：《当前小城镇发展的状况、问题与对策思路》，《中国农村经济》2003.1。）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和管理。韩长赋认为，对农民进城务工要制定正确的政策，进行科学引导和管理。我们要按照“政策引导、有序流动、加强管理、改善服务”的方针，做好有关农民工的各方面工作。一是给农民工“减负”，减少各种收费，降低农民进城打工的成本。二是搞好“服务”，建立劳动市场，提供就业信息，加强就业指导与培训，提供法律援助、劳动安全、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务，为农民进城打工创造好的环境。三是给农民工“留退路”，不要急于收回承包地，农民工失去了工作还可以回乡种田，无后顾之忧。（注：韩长赋《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
五、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张象枢认为，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农情，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要正确处理发展农业生产与保护和建设农村生态环境的关系，选择适合我国特点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二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妥善解决好涉及所有制产业化经营、交换、分配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建立与完善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三要为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还应培养与增强科技、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能力。（注：张象枢：《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与途径》，《农业经济问题》2003.2。）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农村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林毅夫认为，为了加快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也为了开拓广大的农村市场，扩大内需，从根本上缓解我国当前国民经济中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问题，走出通货紧缩困境，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正确的政策选择。（注：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农业经济问题》2003.1。）
生态建设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难题。目前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陈璐、薛维君认为，根本问题是没有形成生态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没有真正将生态增效与农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从相克到相生的转变。因此，构建我国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互动，一是要形成以生态型产业替代生态破坏型产业的产业置换机制；二是要形成引导各类资本介入生态建设的投资机制；三是要形成各种利益主体积极参与的多元经营机制；四是要形成科学、健全、公平的利益补偿机制；五是要快捷、灵敏的技术传递机制。（注：陈璐、薛维君：《构建我国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互动机制的设想》，《经济日报》2002年10月28日。）
摆脱贫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赵曦认为，农村贫困地区的稳定脱贫与发展是中国21世纪扶贫战略的主要领域，应强化农村贫困地区的社会服务，制定明确的社会计划并通过宏观政策诱导促进社会资源向贫困地区社会服务项目流动，同时制定阶段性的以基本卫生服务为主体的公共卫生计划。（注：赵曦：《21世纪中国扶贫战略研究》，《财经科学》2002.6。）
汪小勤、田振刚提出，应不断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提高农民的知识和文化素质，消除来自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所造成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供给“瓶颈”，使其日益适应现代部门就业的要求。（注：汪小勤、田振刚《正确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载于《经济日报》，2002年8月31日。）
加大投资力度，推动农村卫生事业发展。蔡仁华、石光认为，我国农村卫生投入总量过低，而且结构更不合理。在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和社会支出的比重在下降，只占10％；而农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上升，占90％。农民支付绝大部分卫生费用，负担过重，有失公平。增加农村卫生投入，发展农村卫生事业，推进农民医疗保障，应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注：蔡仁华、石光：《重视卫生健康投资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经济要参》2003.30。）
加强农业和农村法制建设，既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保障条件。刘振伟认为，当前，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农业和农村法律体系；要全面推进农业依法行政，建立健全规范化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注：刘振伟：《为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农业经济问题》2003.3。）
建设农村政治文明，基本目标是普遍提高农民的政治民主意识和法律观念，在农村建立起讲诚信，守法制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管理机制。张文宝认为，今后的任务是坚持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推进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制度；不断完善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要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乡镇政府领导直选试点工作；在农村广泛开展民主、道德、法制的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加强农村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加强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组织权的民主监督，建立对权力的约束机制。（注：张文宝：《加强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农民日报》，2002年11月25日。）
在文稿撰写中得到了李树基研究员的精心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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